“什么？你才读高一？” 我问。
一听说，这位新来的读者，是一名刚刚读到高一的男生，我对他的欢迎，显得不咸不淡，热乎不起来
我的写作，主要是面对有阅读沉淀和社会阅历的35岁以上中年人。后台数据显示，他们占据我的读者数量的70%以上。
缺少阅历和阅读积累的年轻的高中生和大学生，阅读我的文章，很难产生共鸣。
让我惊讶的是，这位高一男生关注我的缘由。
他在东部某个大城市的一所高中就读。他说：“我们中学的校报转发了您的一篇文章。”
那一刻，我使劲地在记忆里翻箱倒柜，也实在找不出哪篇文章适合这所中学转发给中学生看。
“是您写的那一篇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文章‘没有公知这根搅屎棍，社会将陷入精神的冬眠’”，他说道。
“我的有些老师经常和我们说，从高中开始，就要掌握基本常识，培育理性爱国精神。中国人现在最缺的就是常识和理性。”
通过后台对话框，他继续和我聊着。
他坦率地说，我的某些观点，他并不赞同。但是，通过我的文章，对于在中国被严重误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有了全新的认识。
我突然想起了我教过的某位毕业生。他在西南某省的一所县城高中当老师，教高二学生。
有一次，在他的历史课上，他和学生提到美国的高等教育。他说，美国的教育，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也许，这句话，一滴不漏地溜进某位刚刚好路过的某个同事的耳朵。
当天下午，校长找他谈话，厉声批评他，不应该在课上夸赞美国和西方。
我的这个中学教师学生说，毕业几年了，自己时常陷入无边的孤独，因为周围的老师当中，太多太多的人，深陷非黑即白、敌我对立的思维，几乎不能自拔。凡事动辄上升到阴谋论的高度，而且绝对不允许其他同事说半句“美国某些方面比中国强”的话。
编制内“吃工资”的身份，让他们普遍自我陶醉于“我也姓Z”的幻觉中。旁人对社会的一丝抱怨，都会立刻被他们近乎本能般地视为对自身利益的侵犯。
对于某些政策，他们偶尔也会不满，也会抱怨，然而，只要一提起“公知”和美国，便立刻同仇敌忾，严厉声讨“敌对势力”和走狗。
他们普遍深陷认知洼地，不知道，唯有通过理性开放的公共讨论，才有望让政策走向完善。
更难让他们理解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根本就不在于提供正确的观点，而是培育对话精神，滋养国民的公共情怀。哪怕某些公知被认为“崇洋媚外”，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崇洋媚外”，也能一定程度地激发和强化爱国人士的危机意识，促使他们起而反击。只要舆论场保持开放多元，任何言论都很难走向极端，因为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在平衡极端言论的影响。
想一想都可怕，当一个地方或县城从事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师，多数常识缺失，普遍秉持非黑即白的认知时，他们所教育出来的学生，脑袋一定是灌满了毒素，非常容易走向极端。
这位东部大城市高一年级的新读者的到来，委实让我倍感欣慰。可见，在发达地区大城市的中学，还是有一部分清醒的老师，在坚守理性和良知，持续不懈地向学生普及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
更值得敬重的是这所中学的校长，校报刊发我的那篇文章，一定是得到了他的认可。这所中学的学生们应该为自己的母校和这些老师校长们感到自豪骄傲。
每到9月开学季，对中国教育严重断裂的哀叹，总是不绝于耳。这些年，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等百年名校的本科生，绝大多数都来自大城市，而县城中学生却越来越无缘名牌大学。
这难道跟大城市与小县城中学的老师校长们之间，在视野和眼界上的巨大落差，没有关系吗？
我的公众号后台数据分析，同样呈现一个惊人的数字鸿沟。我的读者，绝大多数来自广东、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还有好几千海外华人和留学生。
这几年，我的一些爱读书爱思考的学生，毕业之后，只要当上中学老师，我都会不定期地快递送书给他们，鼓励他们做一个理性、负责、有温度的中学教师，并附上我不厌其烦的如下谆谆告诫：
“中学教育远远比大学教育来得重要。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三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如果脑子不小心被弄坏，可能一辈子都修不好。”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个让我这颗冷寂的心倍感温暖的视频。北京四中前校长刘长铭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爱国教育应该走出仇恨误区。如今在社会上看到的很多所谓的‘爱国’行为，其实是无知和愚昧。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爱国，便去憎恨其他国家，那只会让我们失去起码的理性。对祖国的责任，我们当然不能放弃，但是，爱国，就应该更多地去思考，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我们的中学，应该出现更多这种倡导理性爱国的好校长。
这样的中学，这样的校长，培养不出极端分子。
这样的中学和这样的校长，不应该仅仅属于北京和东部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