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是在号称“最多元”和“最包容”的欧美国家，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也时常被公众和政府骂为“搅屎棍”，只因他们发出一声又一声的惊叫，屡屡打破观念世界的平衡与静止。
对公知的批评最为激烈的莫过于著名思想家哈耶克：“这些家伙总喜欢故作高深，实则兜售观念的高手。”
这还不够，他接着咬牙切齿地骂道：”听到一些道听途说的知识之后，这帮家伙便到处唧唧歪歪，让人烦不胜烦。”他毫不客气地警告美国社会的公知们：“你们这些家伙们不要自作聪明，轻易超出自己本专业，对公共问题随便发表见解。”没有人把身兼美国联邦法院法官的波斯纳教授貌似严厉的警告当一回事。在欧美大学，优秀的文科教授，仍然热衷于当公知，用优雅的文体，为大众媒体写作。不时出现在聚光灯下，激情飞扬地参与公共讨论，几乎是所有文科教授共同的梦想，尽管他们经常故作矜持地表示：“我最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欧美文科学者的文章大都文笔优美、逻辑严谨，叙事流畅，结构精妙。唯有接受优质文科教育的长期熏陶，才能具备这样的才能。随着学问和研究的深入，他终于意识到，公共知识分子的声音，对于一个社会健康而言，是如此的不可或缺，以至于数年之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公知队伍，并和文学家萨义德、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一道，成了公共知识分子最杰出的代表和公共写作最亮丽的风景。对于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公众普遍存在两个严重的认识误区。
一是坚持认为，指出社会存在问题的公知，必须同时提供解决问题的药方，否则就是耍嘴皮子，空谈误国。二是死活咬定，公知的观点必须正确，否则就是误国误民。在理解公知之前，我们有必要分清楚，对于公共问题的判断，大体可以分为两种。与活在大众传媒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专业知识分子活在专业期刊，除了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他们写的论文，外行几乎不会主动去阅读，很难产生大的社会影响。公共知识分子主要通过媒体写作与公众保持接触。他们对公众的影响力远超专业知识分子。与专业知识分子不一样，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就像是指出你的气色不好，可能有病，那是基于常识的判断。他们善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影响舆论，但是，他们未必能解决问题。生了病应该如何治疗，需要诉诸于专业知识分子提供的专业判断。然而，公共知识分子如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大妈、大婶、大伯、大叔。哪一天你气色不好，他们总是最早发现。正是他们基于生活常识，主动提醒你，你身体可能不大健康，你才会考虑该不该去医院看医生，寻求专业诊断。基于常识的判断为社会提供了及时的预警。其意义在于，通过制造舆论，提醒行政部门和社会大众，哪些地方可能出了问题，并把危机感传导给决策着和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分子：“请你们注意问题所在，做出专业判断，提出解决对策。”要求公共知识分子的观点一定正确，则更是蛮狠无理，尽管公知们的判断，经常貌似煞有介事，实则漏洞百出。正如大妈、大婶、大伯、大叔们基于常识的判断时常不够准确一样，你气色不好，只是因为昨晚没有睡好，你的身体其实非常健康。然而，正是因为有这些人时刻在身边关心你，哪天你的身体真的出了问题，才不至于拖到病入膏肓了，才想到要去医院看医生。真到那个时候，恐怕医学提供的专业治疗也回天无力，你只能坐以待毙了。我们应该谨记一点，公共知识分子的本体价值，不在于提供正确的答案，而是通过不断发出追问的声音，使整个社会不停止思考，并在自省中良性发展。读书人对公共问题的广泛参与与热烈讨论，是一个社会肌体和精神健康的重要表征。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面对美国院校过度深陷专业化的泥沼，导致公共精神萎靡不振的问题，社会学家让.雅阁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中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指出，对于一个急速发展的社会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更加容易让社会陷入危机的，绝非公共知识分子的论断不够正确，而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逐渐消失。每次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都会忍不住环顾我周围的教授学者。是的，是过度的专业化导致教授们普遍把关注点落在了本领域，对公共问题普遍缺乏热情和思考。专业化制造的职称等级，进一步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越来越屈从于金钱诱惑和行政逻辑，只顾专业研究而放弃公共情怀，甚至不惜以“埋首书斋，专攻学术”来掩饰道义上的麻痹和懦弱。在大学任教那些年，我眼睁睁地看着大学生一届比一届更不愿意读书和思考。
除了关心一米之内的个人利益、成绩、就业，他们的精神视野无法超越个人工作和生活，不知道人文精神教育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对广阔的知识世界缺乏好奇心。
比公共知识分子有可能提出错误的观点，更加值得忧虑的是，由于公知这个观念世界的捣乱者，及其所引爆的公共讨论的长期缺席，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将越来越陷入精神的冬眠。
小县城没有婆罗门，只有伪精致包装的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