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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戏剧人生
© 若葵／文
完成这篇文字的时候，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是，他生前的音容笑貌仍时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话语间或在耳畔回响，恍如昨日。如今回过头来看他的一生，可谓曲曲折折、悲多于喜，其间遭受的许多非人的磨难、不公正的待遇和人情冷暖，怎能用一个“坎坷”了得？然而，父亲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就是他的善良和乐观，这使他能够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自己的遭遇，摆平痛苦，以不变应万变、积极地生活，就像他常对我们说：“站在人生的高处俯视生活，而不是站在人生的低处仰视生活，很多烦恼就能迎刃而解了。”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他的“情商”很高，“逆境商”尤其高。
父亲朝气蓬勃、古道热肠。直到60多岁，他身上依然保持着年轻人的活力。他几十年一贯制地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党的执着，与当初“煽风点火、心怀叵测地向党进攻”的右派罪名真是不搭界。然而，就在1957年那个非常的年月，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却被不容分说地扣在了他的头上——彼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年仅21岁。于是，他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右派大军中，成为其中的一名“小字辈”。从21岁到42岁，这顶大帽子陪伴他度过了一生中最年富力强的21年。
其实，父亲当时也不是没有被从轻发落的可能，如果他能在组织的“开导”下，知趣儿地“顺杆爬”，违心地“认识”上去、“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并落实到文字上，并非一个字的“检查”都不肯写，或许最终不会被认定是“负隅顽抗死不认罪”，也不会受到“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遣送劳动教养”的最重量级处分！可他偏偏“不识相”，在当时的环境下，父亲的实话实说为他招致的遭遇，绝不亚于灭顶之灾。
从高等学府到劳改农场，从脑力劳动到体力劳动，这种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带给父亲是体力上的透支、更是精神上的煎熬——200斤重的盐包，挑战的不单单是他这样一个从没干过体力活儿的文弱书生的力量极限，更是他承受精神压力的心理极限。好在他总能自嘲地阿Q一把。我想，正是因为父亲以积极的态度借鉴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非常时期支撑着自己，他才能从潜意识里遇事尽往好处想，试图从暗淡的境遇中挖掘出一丝亮色，找到某种“喜剧因素”，面对无望的生活却并不垂头丧气，在有限的生活空间里尽可能地学习、实践、充实和丰富着自己。用他的话说就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他总是希望着、努力着，这绝对是他面对逆境的一种智慧，其自我解脱已经升华为一种境界。
天底下有些纯属巧合或歪打正着却颇有黑色幽默的味道！
父亲曾一心想学戏，未果；后来想由北师大转学至中央戏剧学院，亦未被获准，所以才想出“暗渡陈仓”的办法——回津取学历证件、私下报考中戏。不想成为某些人捏造罪名提供了可乘之机，招致了政治灾祸。眼看着这辈子与戏绝缘了，却意外地出现了“绝境逢生”般的奇迹。在劳改农场，他以京剧《铡美案》和《姚期》中的“西皮”、“二黄”两段唱，临时被抽调到总场业余京剧团。闲时排练、演出；忙时回分场劳动。那段时间，他粉墨登场，在《智擒惯匪座山雕》中扮演李勇奇，在《三打祝家庄》中扮演孙新；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团“人才济济”，有叶盛长、黄元庆、万荣慈、郭世华等一些资历不浅的名演员。能和这些演员们朝夕相处，父亲当然不会放弃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戏曲知识的“营养”，演配角、跑龙套他也愿意，还当过导演助理、场记和司幕。因为和叶盛长先生属于“同类”，共同语言较多，在业务上也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剧团的工作因农事的忙闲而定，忙时劳动、闲时排戏。那几年，父亲几进几出京剧团，算起来在剧团呆的时间不少，对京剧艺术和剧团里的事儿，也算是个“半内行”了。
父亲是学文学的，有时也被指定编写一些配合时事或管理教育的小戏、小节目。巧的是著名电影剧本作家华而实也在剧团，父亲在创作上得到了他的诸多指点，有了长足的进步。分场成立了一个文艺小组，所以回到分场也不必每天下地劳动，他的工作是编写、排练文艺节目。那些日子，称得上是父亲的“幸福时光”——在“组”里，他又结识了原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所长黄若海、原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表演艺术家戴涯、原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系主任徐步等几位电影界、戏剧界的名家，孜孜以求、耳濡目染，加上艺术前辈的无私传授，父亲学到了不少“真经”。文革以后，父亲辗转几个盐场劳动，但一直没间断了编写、排练文艺节目。这种连续性的练笔和“艺术”实践，为他日后从事文艺工作，特别是戏剧创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应该说是他不幸中的大幸。
1970年，在大城市里土生土长的父亲被遣送回三辈无人的祖籍务农。一切从零开始、从头学起。地无一垄，房无片瓦，瘦弱的他不得不学着打土坯，盖起两间房，权做自己的栖身之地。没过过一天农村日子的父亲从此开始了土里刨食的生活。那时，出一天工的满分是7分钱，他披星戴月也只能挣到5分钱！除了种田，他还在粉房里做粉丝；也为村上的手工作坊联系过“业务”，但无论做什么，最后都要折合成工分。几近不惑之年，百分之一百二地贡献了自己的体力，却不能自食其力，月月要靠妈妈接济。父亲是一个自尊心和责任感都非常强的人，无力养家让他感到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拮据，更是对妻儿、父母的愧疚之情。
经济上的贫困尚可忍受，精神上的贫瘠和孤独却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煎熬。毕竟，在农场，他还没有彻底脱离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圈子；而在农村，他不得不把自己“脱胎换骨”成农民。可以说，父亲当初是忧心忡忡、极度茫然地回“乡”务农的，他担心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
不过，父亲为人坦诚、平易，他真诚地接近农民。或许正是这段水乳交融的生活，让父亲看到了农民身上的朴实、善良，看到了他们对待贫穷的平和与韧性；也给了他心理上莫大的安慰，打消了他曾经的顾虑。那些不曾相识的“族亲”对他关心、照顾，没有人把他视为“异类”，没有人向他投去歧视的目光，父亲俨然成了他们中的普通一员。在经历了多年非常态的生活之后，居然能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过上“安生”日子，即使是物质生活再艰苦，心灵上的暂时自由和心理上的暂时放松也让父亲知足。
还有一件比较幸运的事——在那么一个闭塞的穷乡僻壤，渴望能有一点文化生活的村民们给他提供了一个小小的施展才华的空间。穷则思变，对任何人都是如此。爱戏如命的父亲很自然地在“穷欢乐”上和村民们达成了共识。他进村时，村民们正在排练《智取威虎山》选场。有人举荐父亲为他们排戏，身为再教育对象，他谨慎从命，极尽全力。经过一个月的细抠，他为村里排出了不是原定的一折，而是这出戏的全部。他担任导演、还扮演李勇奇一角。这出戏从本村演到了外村，又从外村演到了县城。戏演火了，父亲在县城附近的十里八乡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若干年后，在他的命运了有转机之后，县委领导还几次三番诚邀父亲到县京剧团任团长，终被父亲婉言谢绝。
农村的演出是临时性的。在农闲又没有排练的那段时间，父亲就能回家住一阵儿，而不必如以前在劳教农场时拘泥于有限的几天假期。他除了分担妈妈的家务、照顾体弱多病的奶奶与年幼的我和弟弟，不是辅导我们的功课，就是自已看书写东西。他梦想着靠自己的努力或许能改变命运，绝境逢生，即便希望渺茫也不放弃。他写过小说，和朋友一起写过电影剧本。1975、1976年，还几次把作品亲自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剧本创作室。尽管其作品的主题都是昂扬的、向上的，艺术水准与当时银幕上的电影比不能算低，但结果可想而知。剧本创作室的负责人委婉地回绝了他——凭他当时的政治身份，即使写得再好，又有谁敢用他的作品？这可是原则性的立场问题！
创作之外，父亲也写一些申诉材料。那几年去北京，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到中央的有关部门上访。几次三番，每次递交的材料都如石沉大海，但他锲而不舍，相信总能为自己讨个说法。
父亲绝不是一个适合从政的人，但对政治有着相当的敏感，且忧国忧民；加上他直率、“擅说”的性格，所以难免给自己招致祸患。1976年初，当“四人帮”在台上春风得意时，他对其祸国殃民的行为骨哽在喉，与对此有着同感的朋友一吐为快。不成想，这位朋友的妻子不久和他闹离婚，把他们的“反动言论”作为强有力的理由“离婚”。1976年5月19日晚父亲被传讯，20日清晨只身到派出所受审，当晚被转入天津南开分局拘留所拘留。一个月后，下了正式逮捕令，被拘押在天津西监狱。
在狱中，他对自己的“罪状”供认不讳。对于“反动消息来源”，父亲只说是“从公共汽车上听来的，从火车上听来的”，都是些无从查找、一辈子可能只见一次面的路人。“进去”之前，他就做好了“可能会丢掉脑袋”的心理准备。对于“死”有了一份坦然，身上自然平添了不少勇气，父亲索性“破罐破摔”，百分之百地敢作敢当，并不伟岸的身躯和瘦弱的肩膀扛起了所有的罪名。后来他和我们说：“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最不济也就是个死，一个人死总比几个人遭殃损失要小，所以绝不能牵连别人。”他希望自己的朋友都能好好地活着。爸爸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护了那些关心时政、并和自己有共识的朋友们。
离家之前，爸爸预感到此去难回、凶多吉少。他劝说妈妈，如果境遇险恶，最好选择离婚。这是爸爸当时能做到的、对我们最好的保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预见。在无数个深夜，妈妈被公安局的人一次次地苦口婆心规劝，时而也有威逼利诱，可谓软硬兼施，目的只有一个——要求妈妈与爸爸划清界限。不善言辞的妈妈不卑不亢，但对自己何去何从心中有数。多亏了妈妈始终“执迷不悟”，才能在1976年那个多灾多难的年月保住了我们这个家的完整。
右派之外，父亲又多了一顶帽子——现行反革命。在当时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中，他一人身兼二职，理所应当成为被揪斗的重点对象。短短几个月中，他被拉出去批斗数十次。当初的批斗会与今天的巡回演出有类似之处，出来一次就得游走几个地方，很像如今一些演员的赶场。所以，父亲胸前挂着大牌子被斗争了多少场，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
那年月，逢年过节之前都要开批斗会，目的当然是提醒人民群众提高警惕。那时上小学三年级的我，和上一年级的弟弟一听说学校要开批斗会，心就哆嗦。每次我们的头总是低低的，恨不能地上有个缝自己钻进去，那感觉与自己挨斗没什么两样；我们最担心的是其中会有爸爸，尽管我们日思夜想、经常对着他的照片发呆，却不愿意在这唯一能看到他的场合与之相逢。幸运的是我们稚嫩的心灵最终逃过了如此极度的摧残；而赢弱的奶奶却未能躲过此一劫：一天，她被街道代表招呼去开会，到了现场才发现竟然是斗争自己的儿子！
事过近30年，而当初周围人的冷眼，至今想起来仍历历在目、不寒而栗。它是我们此生心中永久的痛！
爸爸所在的牢房中，他是唯一的政治犯。那些因偷窃等种种原因被囚禁的刑事犯，文化水平多不高，经常为一些小事面红耳赤、剑拔弩张。父亲每每以他的智慧化干戈为玉帛，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他开导大家“既来之则安之”。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京津，那一刻，所有的人都本能地逃生。但高高的围墙，还有围墙之上密密的铁丝网不说，单就牢房的铁门也是坚不可摧。跑，又能往哪里跑？于是，能藏身的牢内的大通铺底下，就成了犯人们别无选择的希望。刹那间一片狼藉、惨叫声不断。危急关头，父亲显出了少有的镇定，他提醒人们“别慌”，并让他们一个一个地钻进铺底下之后自己才藏。他后来和我们说：“藏和不藏没什么两样，该着死怎么也躲不过。”那时他的想法就是听天由命。
然而，他这一“消极”的想法却被犯人们看成是“壮举”，他们决定让爸爸每天夜里睡横板儿，也就是允许他在通铺上平躺着睡，这可是很大的优惠！要知道，那张大通铺不足以让所有的人一个挨一个地平躺下来，如果有几个人睡横板儿，就得有相当一部分人睡立板儿，即侧身直着躺着，腿不能弯曲，这样才能节省地方；而且，一旦你起夜回来，很可能连睡立板儿的地儿都没有了。如此待遇，在彼时彼地，应该说是“享受”。还有一件事也令他们对父亲肃然起敬，那就是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他哭了，随即把自己的黑衬衣撕了，做成一个个黑纱分给同室的每一个人。他们不明白，“现行反革命”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他怎么会对毛主席的去世这么伤心？
父亲被关进西监狱之后，我和妈妈在每个月的某个星期二上午给爸爸送一次生活必需品，要什么爸爸都会在一张明信片上写清楚，如肥皂、香皂、牙刷、牙粉。那时的牙膏是铝皮的，怕犯人以此为自杀的工具，监狱里只允许送牙粉并且要从铁盒里倒出来、用纸包好。知道家里清苦，爸爸每每把自己的要求降到最低，不多要一点东西。大地震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接到父亲的明信片，我们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提心吊胆，生怕得到不幸的消息。直到两三个月以后有了音信，心里悬着的石头才算落了地；而爸爸实际上也是用这张明信片“投石问路”——如果收不到东西，家里就肯定出事了。
为了让爸爸放心，妈妈在一张比糖纸还小的纸条上面写了“全家平安”四个个，塞进衣服口袋的一角。这么做是绝对犯忌的，但又是仅有的给父亲报平安的办法，所以铤而走险。警察检查东西的时候，我心里敲起了小鼓，生怕纸条被发现。那位女警察比较仔细地查看了每一样东西，但还没有仔细到去翻每一个衣服口袋！终于蒙混过关了，我们确信这个消息能给爸爸一点精神上的支持。小小的成功当时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喜悦，相反却是无尽的悲凉与无奈，那感觉至今真真切切：高墙阻隔了我们，真的近在咫尺却如远在天涯！
1976年秋天，“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没对监狱封锁，爸爸听了广播后喜出望外，他又看到了自己的新生，高兴得像个孩子：“我没事了，可以回家过年了！”犯人们不明白了：“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把握？”爸爸只说了几个字：“你们等着瞧吧！”
1977年1月20日上午，我和妈妈在监狱外面冻了足足有两个多小时之后，终于看到大铁门中的一扇小门开了，走出一个被剃成光头的瘦弱的身影，提着一个手提包。那就是父亲！
在被监禁了整整8个月之后，爸爸被无罪释放！
写作是他的生命。两年的时间里，夜以继日地笔耕，先后写出了京剧剧本、曲艺唱词、小说、诗歌等作品。有些作品，发表于中央和地方的报刊、杂志上；也有的被搬上舞台，并被电台、电视台录音、录像后播出。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写了一场曲艺晚会！囊括天津时调、河南坠子、山东快书、京韵大鼓、单弦、相声等多种曲艺样式。他的写作面之广、速度之快和较高的艺术水准，引起了天津市文化局有关人士的兴趣。在严格地审视了他的一些作品之后，经过近两年的交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父亲于1981年初被调回了天津市。
回到天津，父亲主要从事戏曲、曲艺创作和京剧的研究工作，也写了不少评论等文章。这期间，他着手一项大“工程”，就是和叶盛长先生合作撰写《梨园一叶》。
父亲儿时于耳濡目染迷恋上了京剧，久而久之，欣赏京剧表演竞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内容。青少年时代，他领略了难以胜数的各路京剧名家的技艺，其中很多出自喜（富）连成社的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给他留下了极为美好的印象。但是，父亲对京剧的热爱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欣赏、写戏和撰写一般性的评论文章的层面上，他有计划地搜集、整理研究乃至抢救那些有价值的东西，把它们形成文字保存下来留给后人；认为这是发展民族文化一项不可忽视的文化积累工作。因为，始创于清末民初的喜（富）连成科班，乃是我国京剧史上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产生影响最广的一个卓有功绩的“京剧艺术学校”。选择这样一个影响深远、颇具代表性的京剧科班作为研究对象，把它的兴衰始末、成败得失做一番认真的记载与总结，目的是从中引出可借鉴的经验教训来，以利于今天京剧事业的繁荣与发展，正所谓“温故而知新”、“史为今用”。可以说，父亲是怀着这种自觉的历史责任感去写这本书的。
基于这样的动机，父亲把自己的设想透露给叶盛长先生。不仅因为他们是共过患难的忘年交，更因为叶先生是富连成的毕业生、是喜（富）连成社创始人叶春善社长的爱子。对于富连成，他保存着许多珍贵的感性记忆，而这正是研究这个科班的绝好的原始活资料。二人一拍即合。但是，他们二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天津，何况还都有公务缠身，不可能集中拿出几个月的时间聚在一起边说边写。于是，从1981年开始了叶先生在北京对着录音机说往事、父亲在天津铺上稿纸做文章的工作。当时，电话还没有普及，书信是主要的交流手段；而父亲更是频繁地往来于京津之间，在有限的时间里将自己的很多想法、疑问与叶先生当面沟通。那时候，没有电脑、没有电扇，就连录音机也是最原始的砖头式的！那段时间，父亲在正常的工作以外，几乎每天都于不足10平米的斗室中挑灯夜战。三伏天，暑热难忍，他依然舍不得耽误一点时间，坚持伏案写作。背上搭一条湿毛巾、左手摇着大蒲扇、右手握笔爬格子；头上冒出了汗珠儿，顺着脸往下淌，他就停下来擦擦汗接着干。录音带越摞越高、原稿纸越积越厚……
对于“白纸黑字”，父亲一向严谨，慎而又慎。他在叶先生口述往事的基础上，又翻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典籍，兼以走访了如翁偶虹、潘侠风等诸先辈知情者，询及或印证若干重要的事实，先后经历了一年的准备、两年的撰写、三年的修改，终于完成了这本26万字的、带有艺术回忆录味道的史料书《梨园一叶》，于1990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以“叶盛长叙事、陈绍武撰文”的名义出版。
1984年春天，在天津市文化局艺术研究所搞研究的父亲被抽到正在筹建中的天津市青年京剧团。当年的夏秋之交剧团正式成立，父亲成了其中唯一的编剧。从那时起，他就没完没了地写作。创作的大戏有《英烈千秋》、《红梨花》、《漂母饭信》、《杨玉环》、《窃符救赵》、《律斩萧何》、《荀灌娘》、《岳飞与杨再兴》、《大足石刻》等，其中《马嵬香销》，获得文化部优秀剧目奖，他本人获得编剧奖。而经过他亲手修改的传统剧目，近20年来可以说是不计其数。
从恢复工作到去世，爸爸几乎没有一天不写东西：戏曲、曲艺、电视剧；电视节目的解说词、晚会的串场词；楹联韵语；艺术论文、戏剧评论、人物专访、通讯等各类文章。就连那些创作无关的文字也得由他动手，比如剧团的大型演出活动前的所有文字宣传材料、新闻稿、演员介绍，演出后的总结；还有演员们个人“十大杰出青年”、“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等荣誉的申报材料，以及他们在颁奖典礼上的发言稿，无一不出自父亲的手笔。领导派给的“任务活儿”、报刊杂志急约的“待发活儿”、同行盛情的“委托活儿”、趋时当令的“应节活儿”、和有求必应的“人情活儿”，加上他自己的写作计划，从年初到年底，什么元旦、春节、五一、十一、节假日、双休日，全是他的工作日。因为不知道怎么拒绝别人，这些工作日之外，爸爸还要拿黑夜当白天使、熬通宵，他的工作绝对是超负荷的，却并不在意透支着自己的健康。直到年逾花甲名义上退了休，实际上还是“退”而无“休”！应该说，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性格中的弱点。在人们做事大都要讲条件的今天，他的“只求耕耘、不问收获”，从不权衡“得到与付出不成正比”的行为确有点“傻”，但他能自得其乐、泰然处之。
细想想，如果他能圆滑一点、违心一点、世故一点、媚俗一点、识时务一点……他一生的际遇会比实际经历的要好得多。说到底，他是个文人，对错综复杂的“关系学”一窍不通。对于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东西，也碍于情面不主动伸手；至于如何“经营”自己，更是一头雾水、摸不着门也没兴趣。他满脑子都是戏、是写作，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不甚了了；他不愿意相信某些人的心地险恶，也绝不以恶意揣度他人；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从来没有。直到年逾花甲，他依然保持孩子般的天真，用他的善良、无私、真诚、热情、友爱和宽容面对身边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曾经有负于他的人。面对这个并不纯净的世界。他是这个大染缸一样的社会中的一个“不和谐音”，在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他最终没有被污染，真不知道这到底是值得庆幸还是应该感到悲哀？
父亲的人生印证了一句名言：性格即命运。其刚直不阿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的坎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