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术史角度来看，伪作和真迹同样拥有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真迹和伪作的区分，部分在于它们的作者是否得到准确命名。当一件作品的作者命名准确无误时，它是真迹；反之，真实作者被隐瞒，作品被归入到另一位作者名下时，它就成了伪作。为一件伪作找到它的真正作者，它就可以由一位作者的伪作，变成另一位作者的真迹。
如果说，鉴定是去伪存真，美术史就是知伪求真，在历史研究的意义上对真迹、伪作一视同仁。美术史研究在面对一件作品时，在真、伪问题的基础上还会继续追问：如果它不是出自已知的那位作者手笔，它的作者应该是谁？如果无法确定作者，那它会属于哪个时代？
方闻对《夏山图》的研究是为古代绘画寻找作者的一个著名案例。
《夏山图》传为燕文贵之作，方闻在《宋元绘画》（1973）一书里为《夏山图》重新断定了时代和作者。方闻从风格上判断，《夏山图》应该略晚于燕文贵所在的时代，然后用两步走的方式寻找作者。第一步，他认为《夏山图》“是由一位活跃于1025年至1050年间的佚名画家所创作的作品”。第二步，方闻发现，在这个时间段里恰好有这样一位画家屈鼎，他是燕文贵的追随者，后来还成为许道宁的老师，而《宣和画谱》里正好记录有屈鼎的三件《夏山图》，于是方闻将《夏山图》归入屈鼎名下。方闻认为，也许《夏山图》就是《宣和画谱》里三件屈鼎《夏山图》中的一件。
方闻这个判断有双重意义：一是通过风格论证作品年代，将一件宋代山水画细致划分到大概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范围内；二是“复活”了宋代画家屈鼎。在第一个层面也就是作品断代上，方闻对《夏山图》的研究带有鉴定的意味，而在第二个层面上，方闻就完全进入到美术史领域，将一件作品放置于中国美术史的发展脉络之中。
方闻的分析著作《夏山图：永恒的山水》后被学界认为是“普林斯顿学派风格分析方法的教科书”。
用皴擦表现山石肌理纹路配以水墨渲染，这幅曾被认为是燕文贵创作的《夏山图》，完成于1050年前后，为燕家景致风格的杰作。这一时期可由画上徽宗的收藏印章佐证。宋徽宗的藏画目录《宣和画谱》中并没有收入燕文贵画作的记录，而是著录了燕文贵的追随者，11世纪画家屈鼎所绘的三幅《夏景图》。和许多早期绘画一样，《夏山图》作于精致的绢本之上，绢幅因岁月悠长而呈色暗淡，但画作的原貌得以良好保留下来，应归功于作为帝王藏品而得到的精心保护。除了位于画卷左上方的宋徽宗印章，底端靠右还盖有半枚明代宫廷的收藏印章，上方是清代皇帝的收藏印记，包括乾隆皇帝的收藏印鉴，他还亲手在右上角题写了一首七言诗。
屈鼎，生卒年不详，京师（今河南开封）人，北宋著名画家。仁宗朝（1023）为图画院只候。工画山水，得燕文贵之髦髴。画四时风物之变态，与夫烟霞惨舒，泉石凌砾之状，善分布，涧谷间见屈曲之状。然有笔而无思致，林木皆崦霭而已，虽为许道宁之师，道宁气格似过之，学不及也。
绢本水墨，纵45.3厘米、横115.2厘米
从古至今，山水画题材就是画家们偏爱的题材之一。中国传统山水画的精髓，讲究形神兼备，不仅捕捉景物外貌，更表达其内涵——精神、生命力和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