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声音

米亚·科托的“帝王之沙三部曲”是关于历史夹缝中普通人的故事，通过普通人的书写构建莫桑比克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的《遗忘通论》讲述了一个宏大历史中的个体面对沉重记忆的故事；青年作家吕晓宇在《水下之人》中呈现了试图在记忆与历史中挣扎的年轻一代。三位作者分别用葡语和汉语创作，但都在写作中关注书写、记忆与历史的主题。

2024年1月，我们特别邀约三位作家和学者顾文艳连线，一起从三位作者的记者经历、学者田野调查经历谈起，谈了谈普通人在历史中的声音。三位作者对历史观察所产生的文学思考、创作经历，以及阿瓜卢萨和米亚·科托友情四手联作《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的创作缘起。2024年8月，上海国际文学周开启之际，让我们借这期节目，倾听来自非洲大陆的历史声音和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对未来的记忆。

以下是来自对谈的精彩节选文稿，也欢迎大家跳转跳岛视频号观看全程节目👇

01

 顾文艳：记者是历史的见证者，以直接的方式感受具体的事件，并通过讲述故事充当历史的中转者。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与作家的工作类似。几位都有记者的从业经验，也都是作家，能否分享一些作为记者和作家的工作经验和思考？你们如何理解这种通过写作转述或虚构历史的过程？

 米亚·科托：成为记者不是我的主观决定，存在客观时代因素。1974年莫桑比克独立之前，我加入了“解放运动”。我那时还是学生，被要求以记者身份“渗透到报社中”、“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表达不同的看法”。但很快，我意识到记者所报道的只是事件的一个版本。我没有时间真正从内部了解发生的事情，而且失去了与人和事亲密接触的机会。

记者工作需要的是通览全局，“假装知道真相”，尽快完成报道。但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事件背后的真相，所以我离开这份工作。我其实非常想念这份职业，但作为小说作者，我需要“杀死”之前的老师，摆脱我在新闻行业所学的东西。

 顾文艳：所以可以说小说写作是更接近（事件）真相的吗？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我不相信有真相存在。作为作家，我更感兴趣的是真相的不同版本。但作为记者，你必须更加准确。和科托先生一样，我也是偶然成为记者。起初，我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学习农业，在一家非洲报纸上写关于环境的文章。后来，我回到安哥拉，在一家葡萄牙报纸做了一段时间的通讯记者。期间，我需要撰写有关安哥拉战争的文章。我从新闻工作中学到了如何与人接触，如何收集故事，这对我后来的写作十分重要。但这两份职业确实非常不同。写作开始于你看到一件事，并问自己如果它不这样发生，会如何以另一种方式展开。所以可以说，作家的工作开始于记者工作的终点。

吕晓宇：我从来没当过专业记者，只是为一些媒体做过海外报道。因为常年生活在海外，而现在的媒体聘请的海外驻地记者并不多，所以如果我所在的地方正好有需要报道的活动，有的媒体会来找我帮忙。

记者经历训练了我与人交谈的技巧，让我可以得知更为私人的故事。后来在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我也发现以记者身份调研非常方便。如果你对调研对象说自己是一位研究者，你会被怀疑为“间谍”，但如果你说你是记者，大家都会欢迎你，而且将你的存在视作理所当然。

顾文艳：你觉得他们为什么更欢迎记者？

吕晓宇：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故事能被看到，而且是马上被看到。尤其是在冲突地带，我会更容易找到愿意接受面谈的人，他们会非常坦率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希望与外界分享这些故事。如果你作为一名研究人员进入战区，告诉他们“我可能会在几年后发表一篇论文”，他们会说：“我们希望我们的故事现在就被转述，也许向中国，也许对整个世界。”

02

将虚构的历史写作 

定位在“真实”的历史之中 

顾文艳：米亚·科托的“帝王之沙三部曲”借一个十几岁女孩之口讲述了莫桑比克近代的殖民历史；阿瓜卢萨先生的《遗忘通论》从一个自我封闭在公寓中的女人视角，讲述了安哥拉的历史；晓宇则以一位来自未来的历史学家作为叙述者，挖掘了多位匿名人物的生活，呈现了2014年的全球状况，同时还书写了一次虚构的世界战争。可以说，你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虚构了历史，所以你们如何将这种虚构的历史写作放置在更大的、“真实”的历史叙事中呢？

《遗忘通论》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 著  王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4月

米亚·科托：19世纪末的莫桑比克南部，有两种典型的历史叙事。一种试图建立一种国家英雄，反对欧洲殖民主义，另一种则相反，提出这位反殖民的非洲皇帝其实也是殖民主义者，他也在殖民其他非洲人。这两种叙事都是非常简化的看待过去的方式。但我认为，历史不是一个单数实体，而是一个复数实体，多视角的写作是很有必要的。而且我认为，写作是为了寻求未来。我们与未来之间的一大障碍便是被构建出的、过于宏大的过去。因此，我希望通过写作解构历史。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我写作的初衷就是了解我的国家安哥拉。因此，我的第一部小说就是历史小说。此外，我也希望通过历史小说找到属于非洲的叙事视角。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很多事，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欧洲的视角，但我们需要其他版本的叙述，需要自己版本的历史。

吕晓宇：我很难把我的小说《水下之人》定义为“重写历史”，它是一位未来历史学家对我们当前时代的书写。我当时几乎是凭直觉选择的叙述者，直到一位朋友提出疑问，我才开始思考这个选择。我意识到，把现在“历史化”，像谈论历史一样谈论现在的事件，人们会更不容易被冒犯。如果从一百年后的视角看待当下，我们会更容易反思。事实上，当人们试图重写历史，也就开启了理解现在的全新可能。

《水下之人》

吕晓宇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23年8月

顾文艳：我发现，你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选择了多元视角进行写作。阿瓜卢萨先生刚刚提到，当您试图反思自己国家过去时，您希望建立一种非洲视角。事实上，在您的虚构叙事中，您也常常立足于不同视角，而且往往是普通人的视角。在米亚·科托先生的“帝王之沙三部曲”中，叙述视角有一部分是匿名的、虚构的，另一部分则来自历史上有记载的人物。在晓宇的书中也有不同的视角：未来的历史学家、牛津大学的学生，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等等。所以，你们认为选用这些不同视角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首先，对我来说写作是一种成为他人的练习。在写作过程中，你必须全程把自己放入另一个身体里去理解。小说不是法庭，作家的目的不是评判，我们不是要纠正人物，而是理解他们。因此对我而言，视角的问题非常重要。当你开始写作时，只要有一个叙述者，就有一个视角，就有一个故事。我觉得真相是一个极权主义概念，因此在同一个故事里保有不同视角，也就是保有不同版本的真相，这一点十分重要。

米亚·科托：在“帝王之沙三部曲”中，视角问题非常重要。正如我之前所说，它的故事与真实的历史紧密相连。

加扎国统治整个莫桑比克的南方，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如此。我选择了一个小民族乔皮族作为讲述者。他们曾被这个非洲的独裁皇帝打败，因此当地人至今恐惧谈及这段历史。他们的视角是一种“失败者”的视角，他们遭受了被遗忘的过程，也想要遗忘自己。我花了很多时间采访，但最后我选择构建自己的视角，创造了一个名字“伊玛尼”。在当地的语言里，这个词是一个问句，意思是“你是谁”，这让我与他们真实的视角拉开了距离。

吕晓宇：我发现人们在谈论政治的时候，很少谈论视角的转变。“政治”这个词几乎永远强调单一的叙事，而文学的关键便是带你在不同的视角间切换。某种程度上，作家的写作就是在不同视角间的自由流动。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中，如果你提出想要采取不同的视角，会被视为“背叛”。但在文学中，背叛自己的身份几乎总是一种“美德”。

顾文艳：那么，当你们“背叛”自己而成为别人的时候，你们如何对待自我？这个自我是否有可能渗透到其他人的身份里？

米亚·科托：在这个两极分化的世界里，如果你在政治领域工作，改变视角意味着成为“叛徒”，但当我们作为作家，我们知道自己在“撒谎”，但我们并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因为这里“撒谎”指的是，我们会给你展示你内心存在的不同实体。而且，我们在成为别人的过程中也不会背叛自己，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不仅仅是自己，我选择讲述这个故事的女人也在我体内。在叙事的层面上，她不是一个发明，她在我心里，这些角色都是真的，既不是背叛也不是谎言。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说到底，我们都是同一个人，不是吗？当你看着别人的眼睛，你看到的是自己的眼睛，我们都是一样的。文学证明了这一点，当你阅读一本来自非常遥远的国家的书时，你也可以认出自己，你在不同的角色中也可以认出自己。

03

顾文艳：我想换个轻松的主题：写作经验。这本《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是米亚·科托和阿瓜卢萨的写作合集。两个人合作写短篇小说或创作文学合集，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是很常见。并且通常作家的写作经历会被认为是孤独的，你们如何描述这种经历？

米亚·科托：我认为这是一个谣言，写作的过程永远不会是那么孤独。我没法代表所有作家，或许在写作的某一些时刻需要孤独，但更多的时刻并不那么孤独，我们身处生活。首先我和阿瓜卢萨是很好的朋友，其次我们会互相分享。阿瓜卢萨在出版前会把文本发给我，反之亦然。我们写戏剧剧本前没有任何戏剧写作经验，那当时算一种冒险。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高雅的恐怖分子》是第一部剧，我记得当时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让我们在三天内完成。我们写得捧腹大笑，那是一部喜剧，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传播到葡萄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然后公司问我们能不能写第二部，于是我们又开始尝试写严肃一些的戏剧。

所以，这些书里的故事，它们一开始其实都是一出戏。最后一部戏是在米亚·科托的家中写的。我们在电脑前面一起写，一个人说，另一个人写，如此交替。所以观众无法分辨出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米亚·科托写的。米亚·科托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我尊重且钦佩他，我们一起创作时，我会努力尝试做自己，当我和他协同写作的时候，我也会试着理解和尊重他的表达。

吕晓宇：的确，当读到《高雅的恐怖分子》时，我发现文本彼此相连，很难想象这种合作写作的方式。对我来说，我的小说作品和非学术作品，都是在一个非常孤独的环境中创作的。我必须在一个嘈杂的餐馆或咖啡馆里，或者独自在家里写。写作对我来说很私密，是一种非常亲密的文字体验。在某种程度上，阅读合作写作的小说确实会让人拓宽视野，让我了解了如何以一个安全的方式邀请他人进入你的私人空间。

顾文艳：在中国有一个成语叫“文人相轻”，你们如何摆脱对于很多作家而言如此重要的“自我”？

米亚·科托：作家和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我们是作家，但当我们写作时，我们也是其他人。作家的荣耀可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背后的“暗语者”，那个真正写作的人并不是当下正在说话的我。这不是一种假意谦虚，我现在以米亚·科托的身份与你交谈，当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可能是另一个人。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重要的是写作本身。写一本书是因为喜欢写这本书，所以不会去想写完之后会发生什么，因为那时处于一种激情状态。就像跳舞一样。如果只是沉浸在自我身上或者过度思考自己的舞步，就无法专注跳舞本身，不是吗？所以写作是同样的，当你写的时候，你必须忘记一切，包括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