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俩“亲公”｜奉友湘

其实，大姐对于我如何称呼她的公公、婆婆，也颇耗费了些脑细胞。后来聪明的大姐从一句当地的俗语里受到启发：“二嫂她妈喊亲婆”。既然可以称呼哥哥的老丈人、丈母娘亲公、亲婆，以此类推，叫姐姐的公公、婆婆亲公、亲婆也就顺理成章了。

第一次见到亲公、亲婆时，我还不到10岁。大姐18岁嫁给大姐夫时，我只有7岁。虽然我们父母去世得早，家里没什么背景，但毕竟是城镇户口。那个年代城乡差别极大，城镇户口特别金贵。大姐揣着国家供应粮本，在苏家乡供销社当厨掌勺，也算是自带饭票的人。大姐夫家住乡下，在家里排行老四，他的三个哥哥和一个兄弟娶的都是农村姑娘，惟独他娶了一个城镇女孩，而且长得清纯苗条，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简直就是前世修来的福报。于是，“下嫁”的大姐在老余家，也就是大姐夫家受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大姐夫家在苏家乡一个小地名叫大响滩的村子。背靠连绵起伏芳草萋萋的山丘，在山脚远远看得见著名古刹诸古寺的红墙碧瓦。村子面朝安静流淌的大清流河。这里是大清流河千年万年不辞辛苦冲积而成的一个大平坝。春暖花开时节，有成片金灿灿的油菜花招蜂引蝶。夏天蛙鸣时候，是一片碧绿翻滚的无际稻田。而靠近河边，则是一片片迎风欢快摇曳叶子的甘蔗林。河上有一座小型船闸，时不时有载货的木船殷勤上下。我常常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痴痴地看管船闸的工人，如何放船去到下游，又如何将船提升到上游。觉得发明船闸的人好聪明好聪明。

我跟着余家的人称呼大姐夫为四哥。四哥个子不高，也说不上帅。但他的学历在那时的农村里算是高的了，杠杠的县中毕业的高中生。这一点上，配初小毕业的大姐是绰绰有余了。此外，他有一支火枪，上山能打鸟；还有一张渔网，下河能捞鱼。他甚至还能做木工活，替人打桌子柜子等等家具。虽然当时他似乎没有很固定的工作，但在农村绝对也是有文化的能人。难怪他后来一跃成为糖厂的化验员，春风得意地当过石溪酒厂的厂长。因此，他能娶到大姐也是凭实力。

亲公余老爷子对这个儿媳一定是很中意的。至少从对我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家孤苦伶仃的我到了余家作客，便荣耀地成为座上宾。余老爷子那时60多岁，脸上已是沟壑纵横，下巴上蓄着长满故事的山羊胡子，接近半尺之长，大半已如霜似雪。上唇的花白胡子短些，但他闭上嘴时，差不多也把嘴唇给盖住了。我好几次去都是在冬天，老爷子喜欢戴一顶有檐的棉帽，把帽耳翻上去。他还喜欢在棉袍外面罩一条长长的劳动布做的围腰。在农村，这围腰的作用非常之大，即可以抄起来兜东西当容器，又可以当餐巾防吃饭脏了衣服，还可以挡风保暖相当于多穿一件衣。

余老爷子在家里很有权威。五儿一女全部结婚生子，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一大群。但儿孙们在他面前都恭恭敬敬，不敢大声武气。再“千翻（调皮）”的娃娃在他跟前都规规矩矩。他每天晚饭时必须喝点酒，总是在正式开饭前一个人坐在方桌旁享用。我是惟一可以陪他上桌的人，美美地与他分享一小碟花生米，或一只咸鸭蛋，或一盘小煎鸡。他一面小口地咂着酒，捋捋胡须，一面跟我讲什么自古好人多磨难，先苦后甜之类的道理或故事。我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知道他是安慰、鼓励我这个幼失父母的孩子。他还曾私下不止一次对我大姐说，你这个兄弟今后是有前途的，你一定要好好待他。多年以后大姐告诉了我，我听了不由眼眶发热，鼻子发酸。我深感这老爷子不仅有一双慧眼，而且还付诸于暖心的行动。大姐夫的母亲，我叫的亲婆，也总是待我胜过待她的孙辈。

亲公有时会带着我去小河边钓鱼。我特别喜欢帮他提鱼篓，拿小凳。他选好一处适合坐着钓鱼的地方，撒好鱼窝子，在钩上挂上蚯蚓，先试试水深，将浮子调整好，然后把鱼钩远远地甩进小河的窝子里。他会折一根带杈的小树枝，插进河边土里，当作放渔竿的支撑。再慢慢坐下来，从腰带上取下带粗玉石烟嘴、黄铜烟斗的烟杆，在一个铁盒里取出一支裹好的叶子烟，栽在烟锅里。他用打火的铁镰啪啪地打击火石，点燃草纸做的纸媒，凑近烟卷，吧嗒吧嗒悠然自在地抽起来。他一边吞云吐雾，一边跟我讲钓鱼的“三得”：要等得、要跑得、要饿得。还说，人的一辈子，也跟钓鱼差不多。我虽然不完全明白，但觉得他讲得有道理。他钓鱼不在乎收获，他钓的似乎是一种心情。

亲公余老爷子是第一个看重我、鼓励我的父辈。从他那里，我受到了漫漫人生起伏无常的哲理启蒙，领受到了人格尊重和父爱般的感情。我幼小的心灵里从此埋下了负重生活，努力学习，改变命运，绝不轻易低头认输的种子。可惜的是后来见面少了，甚至连他啥时去世的我都不知道。但我心中一直把老爷子视若神明，暗暗膜拜。

我的第二位“亲公”叫黄世维，也就是二姐夫的父亲。实际上我一直叫他黄叔叔，叫二姐夫的母亲黄妈，叫二姐夫黄哥。黄叔叔是典型的城里干部形象。他身材高大健壮，短短的平头上点染了些许秋霜，脸上胡子刮得精光，显得干净利落，一身中山装总是整洁如新。他是县农行的信贷股长，手里掌握着贷款大权，在行里说话也就比较有分量。他是老高中生学历，能说会写，业务过硬，为人厚道，自然人缘十分地好。

二姐和黄哥谈恋爱时，各方面条件已大为改善。她作为广阔天地里的知青，幸运地招工回到镇上。她先在饮食店学红案白案，后来被调到互助乡供销社当营业员，负责百货门市部。二姐喜欢读书，任劳任怨，性格温和，家里家外都撑得起。有这么好的工作，人又能干，二姐自然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了。黄哥则是在县氮肥厂工作，技术工种。黄哥也是个出色的暖男。岗位技术自不必说，做家务也是一把好手。能说会道，做事干练，体贴家人，为人耿直，而且还打得一手好乒乓球，黄哥很快便赢得了二姐的芳心。

黄叔叔对这桩婚姻很满意，对我这个晚辈自然也十分照顾。当时我已经从水库抽调到县里一个专案组工作，住在俗称“农干班”的县委招待所。从招待所到黄叔叔的农行很近，沿着西门桥边的石阶跨上桥面，一直上坡，十分钟之内便可以走到。所以，他时不时请我过去“打牙祭”。

我第一次去吃饭就闹出一场尴尬。那时，菩萨心肠般的黄妈还没有从合川老家来内江，黄叔叔一个人住在农行宿舍。那天就黄叔叔、黄哥和我三人吃饭。菜有当时比较希罕的韭黄肉丝和香气四溢的卤菜等几样，一只小碗里装着两个被剥得光溜溜的完整皮蛋。我们一边喝着醇香的高粱酒，一边摆着龙门阵。丰盛的菜肴让我胃口大开，温馨的气氛也让我感到暖心。我一直想吃一个皮蛋，却又怕拈不起来。踌躇了老半天，才鼓起勇气去夹。但那皮蛋一点儿不给面子，滑滑的怎么也不肯就范。我又不好意思罢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夹将起来。正当我要把它放进饭碗之时，它突然挣脱我的筷子，啪地掉在了桌上。我还没来得及抓住它，它又沿桌面急速滚到了地上！它还调皮地在地上弹跳了一下，滚了几圈才刹住车。我顿时傻了眼，一时不知所措。黄叔叔和黄哥脸上也顿现尴尬之色。黄叔叔小声埋怨了一句：咋个不切开呢？黄哥赶紧将毫发无损的皮蛋从地上捉拿起来，把碗里的另一只皮蛋一起拿到后面，用开水烫过，然后大卸八块，重新端上桌来。我当然毫不留情，报复性地将它们扫荡干净。

黄叔叔不但常请我喝点小酒，也很关心我的前程。在每次小聚时都会鼓励我读书上进。他甚至像明灯一样，为我指点迷津。

转眼到了1979年春风骀荡时节，而我却依然如度严冬。从头年9月到此时，是我最为郁闷的时期。

全国恢复大学中专考试后，我参加了1977年冬天的中专考试，并一举上线。同考的侄儿光元欢喜地收到了内江农机校的录取通知书，而我却被打入了冰窖。我在滚滚沱江边痛哭一场后擦干眼泪，1978年再战中专，并且取得了4科329分的好成绩。我填报了最好的部属中专和省属中专，心想这下总稳当了吧。可是，我再一次被流放，被抽打，被抛弃！

我不甘心，请我们专案组长、当时在地委宣传部任职的吴叔叔带我去地区招办咨询。结果是，我超龄了。按招生规定，1978年中专考试初中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岁。我说，既然我超龄了，可为啥要让我报名、考试，并且体检、填报志愿呢？招办的人说，你的生日在5月，3月报名时还是20岁，当然符合报名年龄。但7月你考试时，已经满21岁。既然让你报了名，就不能不让你考试及走完后来的程序，不过，就是不能录取你！

我被再次落榜的打击整懵了。以后的几个月里仿佛一直在暗无天日的地道中爬行，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我想，这辈子大概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

1979年春节后的一个星期天，黄叔叔又请我去银行吃饭。我满腹心事，吃啥都不香。看我郁郁寡欢的样子，黄叔叔关心地问：“眼镜儿，你有啥子心事嘛？”

我说，今年的大学中专考试报名又要开始了，但我考中专的年龄超过了，因此烦恼。

黄叔叔想了一下，一句石破天惊的话冲口而出：“眼镜儿，中专不录取你，你就干脆考大学沙！”

考大学？我一直不敢梦想的奢望让黄叔叔一语道破。我眼睛一亮，但立马又黯淡下来：“我考中专有把握，但考大学怕是没什么希望！”作为一个“文革”中毕业的初中生，我心头是虚的。

黄叔叔正色道：“七七级、七八级还不是有初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呀！你不试一试咋个晓得考不上？理科自学起来难，总可以考文科沙！”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黄叔叔的话如醍醐灌顶，让我豁然开朗。中专的窗户对我关上了，可大学的大门对我还敞开着呀！我绝不能再把这个机会白白放跑了！你不跳起来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能摸多高？当年3月，我下定决心考大学文科。并以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资格顺利报名。

接下来的3个月里，我怀着对黄叔叔智慧点拨的无限感激，拼命复习。我英明地放弃了自学英语和数学，把主攻方向放在语文、地理、历史和政治上。人的潜力有时是巨大的。我硬生生地在3个月内，把自己从一个初中毕业生变成优秀的文科高中毕业生。我像愚公移山感动了上帝一般，考试时运气超好，如有神助。语文考试中有一道10分的文言文翻译题“韩信将兵多多益善”，正是我复习时悉心练习过的，自然轻松拿下。数学考试中，我运用射影定理，居然几分钟就攻下了17分的平面几何证明题。当年高考分数线公布，我一举上了重点大学录取线，是高梁考场的第一名，在全县文科生中也名列前茅。

我即将成为家族的第一位大学生，全家都为我高兴，但黄叔叔的高兴却更加深沉。他又请我喝酒，那个舒心的酒呀，喝得畅快无比，似乎千杯万盏也喝不醉。

但是，当我拿到四川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心里却并不那么舒爽。因为我没有被录取到第一、第二志愿中文系、历史系。而是被录取到了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这是我根本没有报的专业，何况在那个谈政治而色变的年代，我不想和政治沾边。

我带着怏怏的心情又去了黄叔叔那里。可他一看到录取通知书却两眼发光：“眼镜儿，这个专业好啊，也许今后你还要感谢川大把你录取到这样好的专业！你不信走着瞧，今后学经济的肯定很吃香！”

黄叔叔的眼光我已然心服口服地领教，他的话我差不多要奉为圭臬了。他是银行人，搞经济的专业人士，我当然信得过他。于是，我立马转忧为喜。以后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他的远见。

如今，我的两位“亲公”虽早已作古，但他们的面容在我眼前依然栩栩如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良言虽一句，足以暖三冬。他们激励的话语让我永远感恩，铭记于心。

（写于2024年11月26日）

作者简介

— 奉友湘—

奉友湘，四川内江人，四川大学经济系毕业。高级编辑，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新闻出版领军人物。曾任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硕导。历任四川日报首席编辑、华西都市报常务副总编、金融投资报兼人力资源报总编辑、消费质量报总编辑、四川农村日报总编辑。著有《远离危机》《机会是种出来的》《交子》《蜀女皇后》《蜀王全传》《苏母纪》等。散文集《飞鸿雪泥》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