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白铃：拾起散落的明珠——讲述我在10军文工团军旅生涯的点点滴滴
文摘
2024-12-06 06:00
四川
《蜀光人物》 第一集
建校八十周年
暨张伯苓接办蜀光七十周年纪念文集
蜀光中学校 蜀光中学自贡校友会 编
参军那年我虚岁17,而今却已进人“古稀”之年。从17到70,差不多是人的一生或至少可以说是一生的主要岁月。时序如流,道路曲折,然回首,五十多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了。今天70岁的人来回忆17岁的经历,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无论有过多少顺利与挫折、成功与失败、希望与失望、收获与失落……,17岁开始走进革命队伍,随后进入10军文工团那些日子,始终是我最珍贵的一段记忆，它们像一颗颗璀灿的明珠,随着流逝的时光散落了。我想在这里把它们捡拾起来，哪怕它只是不起眼的一小粒,但我希望它们能帮我串起记忆的珠链。1949年12月5日自贡市解放，我和蜀光中学的几位同学怀着迫不及待地要参加解放军的愿望找到了10军28师政治处。也许他们也正想从青年学生中招收人员,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当场进行了考试:让我们每人唱一首歌、问了一些个人家庭及学习情况和为什么要参军等问题,还进行了笔试。因为我们解放前夕就偷偷阅读过从地下党同志那里传来的《新民主主义论》,所以题目都答得挺好。12月9日,他们就通知我们:“你们被28师宣传队录取了,马上来报到。"我们兴高采烈,就此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当晚,宣传科长田海同志把我们几个新参军的同志找去,桌子上摆了好多花生、桔柑等,算是对我们表示欢迎吧。他说:“你们高中快毕业了,在学校读了十几年书,但明天要上的一课是你们十几年都没上过的:行军一百二十里。我相信你们能上好这新的一课。”田海同志一席话,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迈开第一步。这使我们对新的成斗生活充满好奇和向往。我们能上好这一课吗?一定能。我自信会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有一次海政文工团为高级党校演出,学员们列队在门口欢迎演员,我竟从中看到了田海同志。我上前热情地与他握手。他也许已不记得当年那个年轻的中学生了,但他的一席话,却在我的一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天蒙蒙亮,我们随部队从自贡出发,向荣县方向前进。第一次和部队一起行军,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和神圣感。正好部队走过新桥,我的家就在那里。我参军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经过家门口只怕有人看见我,走得特别快,却没有丝毫留恋,可以说真是“义无反顾”。行军时,我带着自己的一条毛毯,根本打不成合格的背包。那时随部队行军的几匹马,队长说:你的行李就让马驮着吧。于是我就空着手跟战士们一起走。但我脚上穿的是一双皮鞋,刚开始走时,还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走了几十里,就开始到脚疼痛难忍。休息时,战士们从背包上拿出他们的布鞋让我换上好走,但他们的鞋都太大,我怎么也穿不了,实在没办法,只好从一个战士那里挑了一双稍小一点的胶鞋,用绳子绑几道穿在脚上,勉强能走路。因为我是第一次行军,队里派了一位老同志带着我。他的名字很好记,叫谷山岭。现在想来,他可能是抗日战争后期参军的。一路上,他给我不停地讲我们这支部队的光荣战斗历程,他们怎样千里跃进大别山、行军中趟冰河是多么艰难;参加淮海战役时几天几夜坚守阵地,硬是打败了装备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他还讲,就在不久前--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等我们消灭了反动派残余部队,解放了全中国,我们也会到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的检阅,那是多么值得骄傲啊!他还说,我们是有名的刘邓大军,我们的装备可能比不上别的部队,但我们能吃苦、敢打硬仗,尤其以能长途行军闻名。你现在也是刘邓大军中的一员了。今天我们走到成都参加会战,以后我们一起到北京、到天安门庆祝胜利。他这些话有一股神奇的力量,使我忍受住了难以承受的疼痛,坚持一步一步地走下去。我不知道到底是走了一百二十里还是一百里,总之,到达目的地后,当我把打了好多水泡的赤脚放进盛满热水的盆子里时,我再也站不起来了。不久,我听说为培养新中国的第一批飞行员,要在部队挑一些同志到东北航校学习,谷山岭同志被挑中了。没来得及告别,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听说他们从航校毕业的第一批学员都参加了抗美援朝入朝作战,再以后就杳无音信。多少年来,我们到东北部队和航校等单位去演出时,我多次打听过谷山岭同志的消息,但一无所获。谷山岭同志,你在哪里?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表达对你的真诚感谢,我只知道,你是名副其实的我的第一位“领路人”。1950年,在四川泸州,我已是军大三分校的学员。当时文工团要从军大挑人，便把我和方倓、吴织等调去了。说来好笑,文工团挑人没提出任何具体条件,也没进行任何业务考核,据说挑上我是因为许勇团长在看军大的合唱时,看见我唱歌时“口型挺圆的”,就把我选中了。从此,文艺竟成了我终生从事的工作。在学校时虽然也唱过歌、演过一些小节目,但从来没演过戏。到了10军文工团,正赶上排《李闯王》,为配合全国解放、部队入城的新形势,还准备在泸州公演。不知道为什么,竟分配了我一个角色--宫女费贞娥。在剧中虽然是个小角色,但也有一场份量不轻的戏。对此,我这个到文工团第一次登台演戏的新兵真感到不胜惶恐,但当时把它看作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必须坚决完成,于是我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走上了舞台。罗虎是闯王麾下叱咤风云的一位常胜将军,在战场上他攻城掠地,所向无敌,但进人京城后,他自恃有功,骄傲了,见到金碧辉煌的宫殿、银钗粉黛的美女,他的意志动摇了,走上了享乐腐化的岐路。剧本正是通过罗虎这个人物的演变揭示了闯王失败的症结所在。剧中费贞娥和一群宫女在“闯贼进宫了”的呼喊和慌乱中惊惶失措,然后又目睹崇祯皇帝拔剑杀死长屏公主。当罗虎将军叫手下的人把费贞押到跟前时,她胸中逐渐聚集了强烈的羞辱、鄙视和义愤之情。罗虎醉迷迷地向她说出一大串调戏、勾引、诱惑的污言秽语,她傲然相拒,但又无法反抗,最后罗虎让手下人把她带走,她实在忍无可忍,挥手扇了罗虎一个耳光(发展到后来是:“费贞娥刺虎”)。因为我没有演过戏,不知道舞台上的“打”是表演,只要使观众看了感到真实就行,于是我真的打了扮演罗虎将军的汤国良同志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把他打得有些“懵”了,但对一个新同志又不能过多地苛求,只好无可奈何地演吧。今天想起来可笑又遗憾,我要在这里向汤国良同志由衷地说一声:真是对不起!后来在演《抓壮丁》时,又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我扮演的么姑娘在一场戏中痛打王保长,由于我不会表演,竟越打越来劲,让扮演王保长的范国勋同志被打得腰酸背疼,下了舞台他哼哼着对我说:“么姑娘,你怎么来真的呀?"其实,这是我在艺术生遇中一开始就触及到的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根本问题,即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征粮剿匪时,我们每个人都扛着一杆“三八大盖”枪,配上20发子弹,胸前别着4颗手榴弹,看起来挺威武的,但真正在战斗中,却从来没有真枪实弹地开过一枪，不免感到太不够劲,而个别新同志由于没有经验,还闹出过一些有惊无险的笑话。记得三队的一个同志擦枪时,以为枪膛里没有子弹,把枪推上膛,扣动了扳机,把一个同志的腿打伤了,幸亏伤得不太重。而我出的错,可比他严重多了。那是富顺的后期,征粮剿匪任务完成得不错,形势也不那么紧张了。有一天队里组织大家打靶,我记得好像是在一片河滩上,靶子离我们只有三四十米远,每个人可以打3发子弹。由于很多新同志都是第一次打靶,特别兴奋,秩序也有点乱。轮到我时我刚站到位置上,连靶子还没看清楚,就迫不及待地扣动了扳机,子弹飞了出去。而当时,许勇同志正在查看前一个同志打在靶上的弹痕位置。幸亏我瞄得不准,弹打飞了,如果真的瞄准了靶心,许勇同志就会挨上我的枪子儿,那我将犯下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过!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怕了,我怎么会那么莽撞,差点误伤了我们的团长--可亲可敬的许勇同志。我不知道后来那两发子弹是怎么打出去的。征粮剿匪时每天的日程排得十分紧张，早上起来不是马上准备召开村民大会,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就是揣上两个馒头,走村串户去做农民的思想工作。晚上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抓到土匪或嫌疑分子,还要值班看管犯人。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也没有一本杂志、一张报纸。看小说,更是不可想象的事。但不知是谁竟带来了一本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写的小说《日日夜夜》,它成了大家共读的一本书,共同的精神食粮。深夜,面前是在押的犯人,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我入迷地读着这本书,深深地被描写的人物和情节吸引和感动。我仿佛看到了二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真实情景:沙布诺夫、阿妮亚、英勇的苏联红军指战员,他们是一些多么可爱的人。几十天,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他们怀着对祖国的挚爱和忠诚,毫不畏惧,奋起战斗,终于战胜了凶残的敌人,取得了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中,更考验出人们美好坚贞的爱情……这些,在潜移默化中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鼓舞了我们的斗志。这本《日日夜夜》,真正陪伴我们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颜思齐同志也是四川参军的。他只比我大几岁,在工作中可比我能干多了。当演员,他正面反面角色都能演(在《血泪仇》、《鸭绿江边》、《上战场》中都担任过主角)，编节目、说快板,样样能干;装台时,爬高上梯也不含糊。他的腿可能有关节炎,下部队演出时,有时累得摔倒在台上,不声不响爬起来照样干。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西南农大毕业的高才生,我真对他佩服不已,因为同样是大学生,有的人就认为自己是“大材小用”,甚至个别人干脆不辞而别。而他却任劳任怨,服从组织默默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10军编入海军后,他离开了文工团。后来又转业到地方。听说他原来的学校(西南农大)挺重视人才,把他要了回去。他一直在那里从事教学工作至今。从讲师、副教授、教授到博士生导师,在学术上卓有成就。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国际植物病虫害学术交流大会,他的发言(论文)受到重视,被编入大会论文集。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质。印证了一句话: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我还想在这里说说啸泉同志。她是思齐的妹妹,却是我们分队的大姐。那时每人每月有两块五毛钱津贴费(好象女同志比男同志多五毛钱),我们分队把这点钱集中起来由啸泉保管,买牙膏肥皂卫生纸之类的东西。我和方倓看见街头卖炸红苕耙的,嘴馋了,特别想吃,追着问她要钱,她说:“这是大家买牙膏肥皂的钱,不能乱买零食。”我们软硬兼施地跟她磨,总算买了几个红苕粑,吃着真香啊!在小歌剧《春桃》中,我演童养媳春桃,啸泉演婆婆母老虎。从此,同志们一见她就开玩笑地叫她“母老虎”。记得在富顺剿匪征粮时,有一天晚上有情况,男同志都出去执行任务了,只有女同志在寨子里站岗。天快亮了,听见有动静,远远地我就叫:“什么人?口令!”不知是谁可能听出了有啸泉的声音,就回答了一句:“我是母老虎!"大家都应和着叫了起来,严肃紧张的气氛顿时变得轻松活泼了。听说啸泉大姐目前在国外探亲,多年不见,十分想念。衷心祝愿她健康、幸福。好多同志的回忆文章中都提到在富顺为起义的72军演出《血泪仇》的往事,可见它在大家心目中的份量。的确,不是亲临其境的人,不会体会到那种深深的感动,那种强烈的心灵震撼。当时,我在剧中没有演什么角色,只是帮着搞服装,做些零碎的工作。演出是在一座破庙里,有时下雨了屋顶还漏雨,我记得我和几个同志曾撑起伞来挡,乐谱不被浇湿,好让乐队继续伴奏下去。一开始演出还正常进行,随着剧情的发展,台下逐渐响起抽泣的声音。我至令还记得马英华那凄历绝望的歌声:“眼看着桂花女出了家门……”女儿桂花女被恶霸抢走了,随后是儿子被抓壮丁,母亲被打死……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台下的哭声也越来越响。后来,台下观众的哭声竟盖过了台上演员和乐队的声音,演出没法进行下去了。我们到台下去,为那些伤心痛哭的战士擦眼泪,安慰他们。现在说来真难以使人相信,许多人哭得晕厥过去,躺在大街上。连周围的老百姓都感到奇怪,部队高高兴兴来看演出,怎么会变成这样?后来我们参加了起义部队的诉苦运动。翻山过坳,走过曲折蜿蜒的田间小路老远就听见连队的一片哭声。出身贫苦的战士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伤心史,所以《血泪仇》才会引起他们如此强烈的共鸣。我们为所有被逼死、冤死的亲人都做了灵牌,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祭灵仪式。战士们在亲人的灵前发出誓言:要为亲人、为阶级兄弟姐妹复仇。打倒反动派,建设新中国。诉苦运动大大唤醒了战士们的阶级意识,提高了阶级觉悟。起义部队从原来坚持“保留原建制”到自愿接受整编;从仇视、杀害党派去的军代表到掉转枪口、放下武器、真正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4749名战士补入了川南军区部队。事实给我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使我认识到革命文艺的巨大作用,也可能从此开始,我不再轻视文工团的工作了。1951年,我们加入了抗美援朝的战斗行列。针对当时有些人的恐美情绪,我们下部队进行反美仇美的思想动员工作。记得我去的部队是在内江地区29师的一个团。因为部队有好多四川新参军的战士,他们的家就在附近地区,部队北上就离家远了,于是提出了“新大禹运动”,提倡学习当年大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奔赴前线。我们离开部队时,他们频频斟酒与我们告别。战士们唱着:“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真有一番壮怀激烈的豪情。别后,29师就编入15军人朝参战。那时部队的装备仍然是“三八大盖”,一到朝鲜与美式装备的敌人相遇,加上美帝的“空中优势”,使部队受到不小的损失。听说我们去的那个连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他们凭着正义之师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即使在装备悬殊、“一把炒面一把雪"的艰苦条件下,仍然打了不少漂亮仗,树立了英雄的榜样。从战士们来信中我才知道,黄继光就是我们去的那个营部的一个通讯员,邱少云也是那个营下面一个连的战士,李若芳还给他们排过舞蹈。战士在信中说:你们还记得吗?邱少云就是你们给排的舞蹈里第一排右边的第一个战士。是的，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容貌,然而在战争的严酷考验面前,他们都是英勇无畏、当之无愧的英雄。我们为有这样的战士感到骄傲,他们的名字将永载人民军队的光辉史册。送走了29师和2排,我们也编入了志愿军部队序列--105部队,遗憾的是,我们却未能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随着形势的发展,1952年春天,10军进行了整编，军直属队和文工团编入海军直属机关、华东海军、中南海军、青岛基地等单位,文工团的主要骨干编入了海政文工团和三大单位的文工团。那时我们在昌黎,都住在老乡家里。好多天前就给大家发了新军装,但都保密收起来,等到正式宣布整编,第二天一早,大家同时换上了白色的海军服,昌黎满县城的部队军装一下子改换了颜色,老乡们大吃一惊,还以为部队换防了呢?一看还是那些人,可见那时保密工作做得多么好。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战友们深情地告别。从此,大家将天各一方,走向海军、航空兵、工程兵、装甲兵、炮兵……各个新的战斗岗位。军首长到每个车厢里和大家热情地握手,象长辈那样谆谆嘱附将要远行的孩子们。从此,10军的编制不复存在了,但我们在这个战斗集体中度过的难忘岁月、风风雨雨,却永远铭刻在心头,无论何时回想起来,都使人感到激动、亲切和温馨。北京最热的几天,我趴在桌子上写这篇回忆的稿子,小孙子在旁边看见我时而沉思、时而发笑,天真地问我:“奶奶,你在写什么呀?"我怎么向他解释呢?我只说:“写好多年以前的事情。”小孙子说:“好多年前!好玩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但愿当他长大,能读懂这些文字时,感到的不光是“好玩”,还能领受到一些人生中真正美好的东西。编者注: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团员,女高音歌唱家,自贡人，蜀光中学高中1951级学生。在蜀光校园受到良好的“公能”校训陶治和“严格要求，全面发展“办学方针的教育,曾在歌咏比赛和作文比赛中获奖,并当选过学生自治会主席,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成为当年品学兼优、超群出众的活跃人物。盐都刚解放,旋即投笔从戎,由陆军到海军,先后和文工团战友一道,走遍了祖国漫长的海岸线和大小岛屿,为驻守在海防前线的官兵演出,并创作过一些反映部队生活、讴歌英雄人物的作品,在海军和全军汇演及为基层连队演出中受到欢迎和奖励,数次立功受奖,被评为“五好”文工团员、先进工作者,立过二等功。曾白铃对母校一往情深,多次在蜀光中学北京校友集会上以其清纯、婉转、动人的歌声让校友们沉浸在尽情的欢乐和倾心的美的品味中，尤其是1994年9月18日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多功能厅举行的秋季北京校友大聚会上,当年曾在海政文工风靡一时的歌剧《红珊瑚》中扮演“珊妹子”的曾白铃,以一曲《珊瑚颂》和《幸福在哪里》,倾倒四座。蜀光80周年华诞,曾白铃特意独唱了一首由校友王锡仁作曲、曾宗凡作词的赞歌《同学》,为母校祝寿,并撰写随军散文《歌中情》,发表在纪念书刊上。她说:“我永远要感谢桑常山、石坚(即曹贞固)、粟纯熙等老师,是他们给了我进步思想的启蒙教育,使我有了追求真理的信念与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