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在病床上读了唐琼先生六月三十日的《京华小记》（《爱之……与恶之……》），我看出来他对我那句“思想复杂”的话有所误解。有人说我“思想复杂”，并非读了我的《随想录》后所下的结论。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情：
有一位比我年轻的朋友忽然想起替我树碑立传，得到他的单位负责人的同意，起初业余写作，后来请假写作，他翻了不少材料，找我谈话几次，辛辛苦苦，写成二十几万字的著作 。我读了他寄来的两大叠的手稿，我不同意他的好些看法，也不知道他寄给我的是第几次的誊写稿。但他的辛勤劳动我是看得出来的。我不好意思给他泼冷水，没有提什么意见，只是指出少数与事实不符的地方。他告诉我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他的稿子。我有一种感觉：他对他这部著作有较大的自信。那么就由他去吧。
但是两个月前他写信给我的女儿，说稿子给退回了，据说出版社里有人怀疑替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我的“思想复杂”。朋友情绪不好，垂头丧气，从信上也看得出来。
很对不起他，我看了信，心里高兴。一则书出不了，无人替我树碑立传，我倒感到轻松，精神上少背包袱，二则说我思想复杂，我认为是对我的恭维。当然，说话人决不是有意吹捧我，他用的“思想复杂”可能是贬义词。
“思想复杂”的人喜欢胡思乱想。思想会长眼睛，想多了，会看见人们有意掩饰的东西，会揭穿面具下面的真容。所以“文革”期间“思想复杂”的人遭受迫害，思想简单的人飞黄腾达。
思想不简单，怎么能创造出“忠字舞”？怎么想得到“早请示，晚汇报”？怎么能发明出“喷气式”？怎么能够不休止地召开以“高举”开始、以“打倒”结束的批斗会呢？
十年浩劫中的生活是应当详细记录下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想想看，十年中间八个样板戏，一位作家！简单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人都看样板戏，每个人脑子里都有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那些喜欢夸大文学作用的人可能感到奇怪：几亿人民齐看革命样板戏，怎么产生不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形势！他们忘记了人民不只看戏，他们还要看人，看上面的掌权的人。十年中间人们的思想也渐渐变得复杂了。你不带头做，就没有人信你的话。
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我也在变。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简单变复杂，以后还要变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决不会再低头弯腰“自报罪行”了。
今年四月我第四次访问日本，看见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相隔十七年，变化很大，几乎适应不了。资本主义社会当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变化总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复杂到更复杂。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也决不会由复杂到简单。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还想谈谈，例如文字的发展究竟是为了简单易学，还是为了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我也有个人的看法。说我“思想复杂”，是无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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