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图演变脉络:寻找原初而真实的中国

文摘   2025-01-03 07:06   北京  

撰文/穆如





开始的地方:

从“诗礼风流”到《诗三百》

01




古代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又称《诗》或《诗三百》,收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之所以在“诗歌”二字上打引号,是因为《诗》的诞生,一开始与“诗”并无关联,而是出于礼乐的需要,在当时各种礼乐典礼上用来歌唱的,后来随着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才逐渐脱离歌唱曲调,成为专门的诗歌文本。而从《诗》《诗三百》到《诗经》的名称上的转变,反映的则是《诗经》从“文学”到“经学”、从“传递心灵信息”到“传承礼乐文化”的转变过程。



作为对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份真实记录,《诗》中描写了大量的草木鸟兽虫鱼。有人统计过,《诗》中有143种植物(含85种草类、58种木类);109种动物(含35种鸟类、26种兽类、33种虫类、15种鱼类),总计在250种以上。

这些草木鸟兽虫鱼的色彩、声音、动作、分布区域和特性,连同宫室、车服、官制、祭祀、礼、乐、兵、农,不但通过“赋”“比”“兴”的修辞应用,与诗人的真实心境和感情缠绕在一起,装点着周人的世事纷纭与地理山川,而且在日后的影响中,成为人们想象、构建当时周人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媒介。



《诗》诞生之前,春秋时代周天子式微、诸侯争霸,频繁的冲突会盟、战火狼烟中,却有一道并行不悖的“诗礼风流”风景。《左传·昭公十六年》记载郑国六位大臣为晋国大臣韩宣子饯行,明明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所赋却是赤裸裸的情歌。战国,从孔子面对华夏内部礼崩乐坏、相互侵轧,外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编定《诗三百》的那一刻起,《诗》就脱离了春秋时代野蛮生长的风流灵性,肩负起传承礼乐文化的使命。

人们在战国出土铜器刻画上发现的那些与《诗》中一些篇目相对应的场景,应该就是亲历者为那些时代风貌留下的残余:河南辉县出土战国铜匜上的“籥舞笙鼓”画面,与《小雅·宾之初筵》中吟咏的场景相似;山西博物院藏战国采桑图壶上的采桑画面,与《豳风·七月》中描写的场景对应——这些文物与《诗》之间不经意的对应中所提供的“真相”,为后世的《诗经》图提供了珍贵的“现实”参照。


汉至唐,背景还原:

风景不同,正自有山河之异

02




真正意义上的《诗经》图,有文献记载者,始于汉代。只是汉至唐代的图像作品仅有文献记载,没有图像传世。

当时,在“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背景下,一方面相继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传播和研究《诗》的主要派别,奠定了《诗》的神圣地位;另一方面由于统治者对绘画的重视,“不但搜罗天下法书名画”,而且“置尚方画工,从事绘图,以备应诏”,服务于政治教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韩三家诗相继衰亡(齐诗亡于曹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刘宋),《毛诗》成为家天下之学,图解《毛诗》变得极为盛行,擅画者首推西晋卫协的《毛诗北风图》和《毛诗黍稷图》,此外,卫协还作有《毛诗图》;晋明帝司马绍作有《豳风·七月图》和《毛诗图》;南朝宋明帝时,陆探微作有《毛诗新台图》……

与侧重对《诗经》内涵的描绘不同,三国时代吴人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对175种动植物的名称、异名、形状、生态及其使用价值进行了简洁的记录和说明,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唐代唐文宗时,命集贤院修撰《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据李杰荣在《汉至唐代的诗经图》一文中的分析,《毛诗草木虫鱼图》二十卷的成书,应是先由他人修撰《毛诗》,再由程修己据诗描绘物象配图,最后以图书结合的形式刊辑,整体为集贤院众人合作的结果。值得一提的是,唐代集贤院掌管“刊辑古今之经籍”一事,设有学士、修撰官、校理官、画直、装书直等职,程修己即任画直一职。


宋,自我还原:

“一个宋儒的诗学图像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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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宋儒对笼罩诗学千年的《毛诗序》产生了质疑,《诗经》图的数量却急剧增加。传南宋高宗和孝宗书毛诗三百首,令马和之为其书配图,于是有了著名的马和之《诗经图》,虽然马和之最终绘事未竣而卒,但至今仍有一百一十四幅藏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美术馆,不但是目前存世《诗经》图中年代最早的,而且在《诗经》图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马和之作品的基本绘画语言是“蚂蟥描”。有研究者指出,马和之“所画线条两头轻,中间重,且时断时连,人称‘蚂蟥描’,树木枝叶用笔屈曲生动,没有起止顿挫之迹,柔曲随意,确似蚂蟥浮游,飞动而流利”。这种技法在艺术上的渊源可追溯至“画圣”吴道子的“兰叶描”,正所谓“人物有八面生意活动。方圆平正高下曲直,折算停分莫不如意……世谓之吴带当风”。通过蚂蟥描,马和之营造出一种非自然的、或者超验力量的“鼓荡之气”,“不断地从神秘的泉源中产生,又不断地归于消灭”……如果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提一下这种美学最著名的后世继承人——胡兰成,也许会增进我们的理解。



纵观马和之《诗经图》的构思,会发现画面中的人物被“压缩在一定范围”,他们的面目和表情并不是画面表达的重点,相反,既辽阔又空旷的背景,才是画者意在凸显的“普遍而永恒的天理”。此外,正如沈亚丹教授分析指出的,“云气作为特定的存在和呈现方式”“在画面中承担着并列、连接、感叹和省略等多种语义功能”“进而成为形而下到形而上,乃至于从经验到超验转化的枢机”——这与宋儒对《毛诗序》的质疑有着精神上的同构色彩。

庆历以后,质疑《毛诗序》之风益盛,从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辙一直到南宋的郑樵、王质,不断把质疑推向高潮,直到朱熹完成宋儒的诗学经典——《诗集传》。



元明,现实还原:

借《诗经》之意,绘心中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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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两代,经学领域几乎是朱熹一统天下,人们只知有宋、不知有汉。在《诗经》研究上,唯《朱传》是从,废《诗序》及毛郑注而不顾。

元代,朝廷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中的《诗经》以朱熹《诗集传》为主,故申述朱熹诗经学成为当时学风所趋,涌现出许谦《诗集传名物钞》八卷、罗复《诗集传名物钞音释纂辑》二十卷、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二十卷等作品。但在《诗经》画方面,元代多幅《豳风图》,要么是元仁宗授命之作,要么是官员和宫廷画家进献,皆旨在宣示统治者重农勤政的思想。



明代《诗》学一方面从“经学”向“文学”复归,一方面出现《诗经》考据,仅以刘毓庆在《从文学到经学》一书中的分类,明代《诗经》考据学就包括了“异文考据派、杂考派、博物派、古音派”四个派别。而《诗经》图在其时迎来了创作的繁盛期,画家们借“《诗经》之诗意”绘“心中之图景”,涌现出临摹马和之《诗经图》、取材于《诗经》的诗意图、取材于《诗经》的商业广告图三类作品。

临仿马和之《诗经图》的作品,文徵明有《豳风图》,虽无关诗教,却也是借《豳风·七月》的内容,表现江南乡村生活风俗;仇英有《鄘风十篇卷》;董其昌有《衡门图》;萧云从有《临马和之陈风图》。



取材于《诗经》的诗意图,有周臣的《毛诗图》(又名《豳风图》)、谢时臣的《豳风图》和《鹿鸣嘉宴图》、丁云鹏的《豳风图》以及无名氏的《柏舟图》《鹿鸣燕会图》等。周臣《毛诗图》中增加的斗鸡场面,是《诗经》文本中没有的;谢时臣《鹿鸣嘉宴图》反映的当时文人结社雅集的文化现象,与传统的认为《鹿鸣》一诗“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主旨也没什么关系了。

而所谓取材于《诗经》的商业广告图,是指在明末日渐发展起来的商品经济中,徽州两家制墨商在商业竞争中,为宣传各自产品而制作的那些取材于《诗经》的墨样图,如《方氏墨谱》中的《雎鸠》《狼跋》《摽有梅》《鱼在藻》《棠棣之华》等,《程氏墨苑》中的《羔羊》《甘棠》《九罭》等,内容之丰富超过了传统的《诗经》图,可见民间和商业萌芽中蕴藏的巨大生命力——虽然艺术表现力可能不及正规的绘画。


清,经典“还原”:

集大成,与《诗经》名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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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乾隆敕命画院诸臣,从乾隆四年春到十年夏,历时七年,绘制完成《御笔诗经图》三十册,内中除《诗经》原有的三百零五篇外,还有乾隆根据朱熹《诗集传》补充的六篇,以共计三百一十一篇的规模、兼具“艺术情绪与政教作用结合”的独特属性,为古代《诗经》图的发展画上了一个句点。

乾隆起绘《诗经》全图之意,与马和之《诗经图》“脍炙艺林”的技艺带来的“震撼”和“遗憾”有关。据《石渠宝笈初编》记述,《御笔诗经图》第三十册《商颂五篇》末尾有乾隆帝跋文,云:“宋马和之善画人物山水,供奉高孝两朝,尝取毛诗三百篇,篇为一图以进,至今脍炙艺林。特流传零落,未睹完璧为憾。”



同样是乾隆年间,学者徐鼎历时达二十年之久,编撰成《毛诗名物图说》一书,专以考释《诗经》名物为旨。全书九卷,卷一为鸟,卷二为兽,卷三为虫,卷四为鱼,卷五至七为草,卷八至九为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刊印。

徐鼎习《诗》始自童年,耽好“格致”“多识”之学,他对名物的博考,不仅注意“搜罗典籍,往来书肆”,而且重视现实生活中的查证,“凡钓叟、村夫、樵夫、猎户,下至舆台皂隶,有所闻,必加试验而后图写”,使得他的考释相当精详,时有补正或超越前人之处,殊为难得。不过,根据徐鼎序文,《毛诗名物图说》只是他关于《诗经》所见礼乐服饰车旗等名物考证成果的一部分。



不但如此,徐鼎认为,《诗经》物类的考释应兼顾“名”“义”。在他看来,“不辨名,胡知是义;不见物,胡知是名。”为此,他在著作中以“图、说二者相为经纬”,采用“置图于上”而“分列注释于下”的形式,通过二百九十五幅图像,把文字考订与名物形状的再现结合起来,增加了阅读者的形象感与辨识力。徐鼎的《毛诗名物图说》和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一起,在江户时代(1603年-1868年)被日本学者翻刻,流传甚广。


日本,异地还原:

人各由性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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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博物知识的传入,并受到明清医学、本草学、日用类书籍以及清朝考据学的影响,日本出现了一批《诗经》名物学著作。

据不完全统计,江户二百多年间诞生的《十三经》研究著作达4000余种,《诗经》著述近500种,是《四库全书》与《续四库全书》所收诗类总和的近四倍。名物学作为《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亦诞生了符合日本民族思维习惯和心里特征的名物学专著。现存江户时代的《诗经》名物学著作多达30余部,可称道者有稻若水《诗经小识》、藤沼尚景《诗经小识补》、冈元凤《毛诗品物图考》、茅原定《诗经名物集成》。



天明五年(1785年)春,京都刊行了冈元凤撰著的《毛诗品物图考》,书中对《诗经》里出现的植物、昆虫、动物进行了考证,配有精致有趣的插图,出版后倍受读者喜爱,直到明治时期都不断印行。1870年代传入中国后也受到欢迎,清末、民国乃至当代多次出版,广为流传。后来被当时在日本的德国医生、博物学家西博尔德带到欧洲,成为西方研究日本博物知识的基本资料。

冈元凤,大坂出身的儒者、汉诗人和儒医,还撰有考证《楚辞·离骚》中动植物的《离骚名物考》。在自序中谈及撰著《毛诗品物图考》的目的时,冈元凤说:“余便纂斯编以便幼学,固欲一览易晓,不要末说相轧。”为使孩子也一看能懂,冈元凤进行了“非常认真的考证,所录图像力求照实物绘制,在近郊找不到的品种,一定向其他产地的人请教。因此,该书的插图不仅形色逼真,而且连气味、性格似乎都能传达出来”。

再一次,在文化交流的激烈碰撞中,《诗经》在不断返回原初与真实的途程中,不断走向世界……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2.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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