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日常生活

文摘   2025-01-17 07:02   北京  

撰文/中山 供图、支持/法国巴黎国立中世纪博物馆




  历史与方位:难以独立的生活  



当人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时,日常生活也许是最后一个可资逃遁的地方:吃一顿饭、看一场电影、逛一趟集市、来一次长途旅行……忘掉那些不如意,翻开新的一页。在这些熟悉的场景中,生活都是一件每个人可以自主、可以感受、可以体验的事情。但作为一门严肃的历史学科,日常生活进入人们视野的契机以及后续而来的发展,却不只是惟独属于自己这么简单了,相反,日常生活不但关系着人们对历史的认知,而且充满了各种不自主。

20世纪后半叶,现代社会的发展碾碎了人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面对日益机械化、工具化、理性化的生存状态,日常生活成为一个问题横亘在人们面前。当人类趔趔趄趄来到20世纪的终点时,美国学者福山重提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伟大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人类历史是有方向的吗?如果是有方向的,它将通向什么样的终点?相对于“历史的终结”,我们正身处在哪儿?



与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出现同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世纪私人日常生活研究专著开始出现,在中世纪史几乎等同于政治史、宗教史的氛围中,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以《中世纪欧洲的日常生活》一书为例,作者杰弗瑞·辛格曼在说明自己的写作目的时,强调“不是满足好奇心,而是要加深人们对中世纪的理解,以便更清醒地认识西方现代文化的起源”,并提醒人们“只有当考虑到具体的人的生活状况时,对历史过程和事件的解释才有意义”“因为抽象的社会结构和过程只有当有人参与时才是真实的。”

这都是非常好的愿望。但是在涉及与主体有关的环境分析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新成认为,大部分对中世纪日常生活的研究,“依然停留在经验、活动、交往”等层面,尚未深入主体的心灵,也就无法解释生活价值与历史意义的问题。


  依附与保护:劳动生活 



依附与保护的关系又称采邑制,是以土地为纽带的。

公元476年,日耳曼人结束了西罗马帝国在欧洲的统治,欧洲大部分地区被日耳曼人的法兰克王国、西哥特王国、东哥特王国等统治,欧洲进入中世纪。日耳曼人以征服的形式占领了土地,但自己并不经营,而是转让给依附农耕种,依附农有缴纳农产品的义务,领主则提供保护他们的责任。这在表面上与中国的封建关系有些类似,但实际上却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领主与依附农的关系建立在依附与保护这一更根本的关系基础之上的。问题在于,为什么需要依附与保护呢?

中世纪的欧洲,三面受敌:南面是伊斯兰教的信奉者;东面是游牧的马扎尔人(即后来的匈牙利人);北面是北欧海盗斯堪的纳维亚人。899年,匈牙利人成群结队地奔袭在波河平原上,次年,出现在巴伐利亚。从这时起,意大利、德国和不久以后的高卢修道院的编年史中,几乎每年都有关于这一省或那一省遭匈牙利人侵袭的记载。其中,尤以意大利北部、巴伐利亚和士瓦本(所在地大概位于今德国西南部)遭到的破坏最为严重,整个恩斯河右岸地区被迫放弃——在那里,加洛林王朝曾建立边防统辖区并把土地分给修道院。



依附与保护,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诉求中,它使欧洲的内部组织发生了变化,影响深远。“一定程度上,弱者和小人物只能指望强者的庇护,因为社会和公共权力已经被摧毁,法律在农村地区沦为一张废纸……所以宣誓效忠的意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判断一个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看他是否忠诚。”在中世纪的每一页历史里,人们都可以看到,由于忠诚而产生的情感是多么强烈。

在依附与保护的双向关系中,一方面,受保护人一般要完成约定的服务,才能得到保护;另一方面,保护者应保护弱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使他们专注于为自己服务,这其实就是契约精神的萌芽。



在需要劳动力的农忙季节,妇女们也会帮助播种、收割。789年,查理大帝颁布的《性别告诫》中,已经有了对男女劳动进行区分的说明:

周日奴隶不做劳役,男子不在田间劳动,不种葡萄,不犁地、收割、铡草,不扎篱笆,不在林中开荒或者是伐木,不在采石场劳动,不盖房子,不在园子里劳动(战争期间运送生活必需品或进行安葬除外)……同样,女子在周日不能纺织,不能剪裁、缝衣或者针织,不能捋羊毛、打亚麻、公开地洗衣服、剪羊毛。


  尘世与信仰:修道生活 



修道生活在中世纪的欧洲被看作是“最完美”的生活方式,对当时及后来的宗教、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都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对其意义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早期的修道方式是放弃一切、过离群索居的独居生活;后来随着追随者的日益增多,发展出一种在修道院里共同生活的修道方式,其中,修道院就是修道士们的“家庭”,院长则是给予修道生活以指引的“父亲”。随着修道士们对自身本分的履行,修道院很快成为传教事业、农业生产和学术研究的中心。



修道生活主要包括敬拜、祈祷、誊写、劳动、关怀穷人等几个主要方面。有一个黑色幽默说,黑斯廷斯战役结束后,因为战争中的伤亡,国王统计了一下自己需要祈祷赎罪的次数与时间,结果发现一直到自己死也偿还不完该献的祈祷。怎么办呢,修道士有大把的时间,请他们为自己代祷吧。

为与修道士们的代祷形成更为有力的交换,各种财物和赏赐源源不断地流向修道院,腐蚀着修道士们的心灵。明谷的伯尔纳在《为威廉院长辩》中指责当时的克吕尼派,大吃大喝,衣着奢侈,教堂装饰华丽,修道院院长有诸侯那样的随从,最多的有60匹马,不像是修道士的父亲,更像是城堡的领主。为修正这些偏离,相继出现了克吕尼改革、托钵僧改革等不同形式的纠偏运动,直到最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修道历史在欧洲的发展,其实就是对这种腐蚀的一次次纠正,甚至可以说,修道生活的历史始终是修道院改革的历史。



中世纪,在“国家”还没有社会福利政策的年代,修道院充当着社会救济的主要承担者。

修道院“门前总是坐着一位虔诚的、敬畏上帝的兄弟,接待所有过往的来客,朝圣者和穷人,友好而又和气得像基督本人一样。首先领他们走进祈祷大厅,然后带他们去客房,再后为他们洗脚,谦恭地帮助他们做所有的事情。”在规定的日子里,穷人可以从修道院得到膳食和给养,可以在那里洗澡、刮脸,有时还能得到衣物,大型修道院里还设有常备的济贫室。



为中世纪修道生活画上句点的,是来自修道院内部的马丁·路德。路德发现,苦待己身的祷告、禁食和善工从未让他心灵得到真正的安宁,在任何事情上,无论他如何努力,都不能满足上帝的要求。尤其是1510年罗马之行结束时,教皇的无知、专横、贪婪、淫乱让路德对通过修道这种方式与上帝亲近的最后一丝期望灰飞烟灭。

定居威丁堡奥古斯丁修道院之后,1513年秋天,路德开始讲授诗篇,1515年冬天转向罗马书,1516至1517年转向加拉太书。在上帝的话语中,路德看见天开了。1517年,九十五条论纲剑指赎罪券和被金钱权力劫持的教会。教皇说,“单独一个托钵僧,反对千百年来的所有基督教”,确实,面对整个中世纪的宗教传统,路德一个人把欧洲拖入了巨变的暴风骤雨。




  战斗与宫廷:骑士生活 



骑士制度是一种全欧洲的机制,起源于法国南部。8世纪时,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创建了一支战斗力强大的重装骑兵,骑马跟随查理大帝一同作战,在对抗阿拉伯人的入侵战争中,开始崭露锋芒。

不过,此时的骑士并非贵族,就是骑马打仗的人,只要能自备粮食、武器、马匹,会骑马作战就可以,文明素养不高,但由于战争的需要,骑士制度还是很快从法国南部传到北部,通过弗兰德、勃艮第传到德意志帝国的西部,在1100年至1250年迎来其发展的全盛期。



与此同时,12世纪,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欧洲形成了新型的贵族结构,骑士成为贵族阶层中地位最低的自由领主阶层,这对骑士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由于有了受封的土地,不需要劳动,骑士可以出售领地上生产的剩余产品和从依附农那里收来的地租,然后用这些钱购买铠甲装备,为效忠的领主作战——11世纪时,仅一匹马就相当于5至10头牛的价格,一套完整的骑士装备配置下来,就得20头公牛的价格,一般人是承担不起的。

战斗不仅是骑士的生活功能,也是他们的主要乐趣。在没有战争的日子里,为保持战斗力同时也为消磨时间,骑士们开始组织半友好的竞技战斗“马上比武大会”。通常是某个大领主派出信使去农村,宣布在某日某地诺曼底的骑士与法兰西岛的骑士进行马上比武。到了那一天,骑士组成两派,双方互相进攻,如同一场正式的战斗,区别在于,战场是一块用绳子隔开的安全区,比赛结束后,被俘的一方需要筹集赎金。



12世纪后期,大规模的“厮杀”变成一对一的比武,即格斗。后来,女士开始作为观众出现在观战席上,比武结束后,不但会举行盛大的宴会,而且会由地位最高的女士给最优秀的格斗士颁奖。15世纪末,由于铠甲制作工艺的发展,骑士和战马在华丽而沉重的装饰中行动机械迟缓,比赛失去了原始的意义,变成讲究仪式程序、注重竞技规则、塑造个人形象的竞技活动。16世纪初,在规模和豪华程度方面达到极点,法国、英国、德国等国的君主们都曾竞相举办规模宏大的比武盛会以炫耀其富有和强盛。17世纪初,比武大赛销声匿迹。


不过,除了战争,骑士精神中对女性的尊重、浪漫的爱情等方面却与战场和比武场无关,而是与宫廷生活密不可分。勃艮第公爵查理一世的宫廷里,有16位随身骑士,每当查理一世办完公务,这些骑士便陪伴着他,为他唱歌,为他读骑士小说,还陪他讨论“战争和爱情”。




中世纪晚期,因为购置马匹、装备、服装,维持奢侈的骑士生活需要巨大的费用,许多骑士变得越来越贫穷,骑士军队已经不再能与步兵、雇佣兵军队匹敌了,骑士精神在文艺复兴人性解放的耀眼光芒中,像唐吉诃德一样,成为令人啼笑皆非的存在。

启蒙运动时期,虽然英国资产阶级已经基本掌权,法国大革命也推翻了封建制,但启蒙学者们所预言的合乎理性的国家和社会始终没有出现,在幻灭的情绪弥漫欧洲时,骑士精神回应着人们对过往的眷恋,不但出现了某种形式的回光返照,而且诞生了在敌我道路之间选择“中间道路”的新的骑士形象。




本文节选自《文明》2021.0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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