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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蛇年新春荐读第5期
本期的主题词是
文学
农历正月初四，是中国民间迎灶神的日子，又因为初五俗传是财神诞辰，为争利市，故先于初四接之，名曰“抢路头”，又称“接财神”。凡接财神须供羊头与鲤鱼，供羊头有“吉祥”之意，供鲤鱼是图“鱼”与“余”谐音，讨个吉利。
到了这天，春节的假期也要开启下半场了，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心情，给自己充充电。今天，一起走近“诗词的女儿”——叶嘉莹，她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诗人，曾任南开大学中华诗教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南开大学讲席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2024年11月24日，叶嘉莹去世，享年100岁。
人们感怀叶嘉莹先生，不只是感佩她在古典文学研究和传承上所作的贡献，更崇敬她身上所具有的士人修养。叶嘉莹先生的博士后李云对叶先生的百年心路和学术历程进行了深入、系统解读。
士人的精神修养是叶嘉莹为人与为学的基础，正是因为她秉承传统的士人修养，与历代士人有着心灵相通的理想、持守和品格，才能从自身生命体悟出发，对古典诗词进行精准辨析与深入解读。在媒体眼中，她被称为“穿裙子的士”。
（以下内容摘自《穿裙子的士，最动人的诗：叶嘉莹百岁人生》）
中国的士文化向来以男性为主，叶嘉莹作为一名恪守传统道德的女性，士人精神在其前半生处于隐藏状态，在其后半生才逐渐彰显。
首先，叶嘉莹自幼受到传统文化和家族成员中士人精神的浸润。叶氏家族中的人普遍有着重视传统文化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以传承文化为己任。叶嘉莹的伯父和父亲都在清末民初接受过中西文化教育，是有见识、有爱国情怀的一代文士。在中外文化对比中，他们始终重视并坚守中国文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处于新文化的大潮中，父亲还要求叶嘉莹用文言文写信，伯父教她写诗、写联语，姨母教她读《论语》等典籍。
家族中的女性对诗词文化也非常看重，并且有一定才情。叶嘉莹的外曾祖母是一位诗人，曾刊印《仲山氏吟草》诗集；母亲也是有文化修养的女性，曾做过教师。叶嘉莹在家中完成小学教育，以同等学力考入初中时，母亲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来奖励她。叶嘉莹自幼生活在一个重视传统文化、热爱古典诗词的家庭当中，这使她出于本能地以诗词文化之传播为自己的爱好和终身事业。
另外，叶嘉莹为满族人，生长于燕赵大地。或许是受民族和地域文化基因的影响，她虽是一位端庄娴雅的闺秀，内心却有一种男性士人特有的倜傥豪放之气。她曾在1942年的《故都怀古十咏有序》中说：“嘉莹幼长是邦……燕赵古多悲歌之士，未尝不慨然而兴叹也。”其慨然兴叹的豪情从其青年时代的诗词中往往可见，如其17岁时所作的《短歌行》：西风倒吹易水波，恍闻当日荆卿歌。白日竟下燕台去，秋草欲没宫门驼……我今醉舞影婆娑，短歌未尽意蹉跎，敲断吟簪细问他，人生不死将如何，吁嗟乎，人生竟死将如何。
再如其18岁时所作的《枉自》：“严冬何寂寞，抚剑意纵横。”颇有传统士人慷慨悲歌的豪宕之志。她创作的词曲亦多有慷慨之气，如《临江仙》：“十八年来同逝水，诗书误到而今。不成长啸只低吟。枉生燕赵，慷慨志何存。”再如《般涉调耍孩儿》：俺也曾誓雄心坚似铁，拂吴钩寒作芒。少年豪气凌云上。则道是壮怀不遂屠龙志，纵兴应耽文酒狂。却谁料皆空想。都只为连朝风恶，不画眉长。
这些诗词曲皆是其内心所潜藏的士人情怀与风度的流露。由此她的诗词多有倜傥之气与燕赵儿女风云之气，清丽之中有雄壮，承继了传统士人的慷慨气度和潇洒襟怀。
缪钺评叶嘉莹的诗词时说：“自古女诗人之作，幽约婉秀，是其所长，而豪宕激壮，则殊少概见。今君独能发英气于灵襟，具异量之双美，可谓卓尔不群。”诗词中的英气其实是其士人精神的自然流露，故与一般女性的柔婉之作不同。生长于燕赵古都、来自传统士绅家庭的叶嘉莹，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继承传统的士人精神。
自幼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叶嘉莹有着传统女性的思想，她曾经称自己是“新知识与旧道德”的结合，她不以男子的修齐治平理想为己任，但她思想中潜藏着丰富的士人精神基因，因此在潜意识中对自己有一种文化身份的探求。
热爱诗词是她的本能，教授诗词是她的职业，早年在北平教中学时，她就是一位十分优秀并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在台湾时，她本来持一种“为己”的态度研读诗词，20世纪50年代末，眼看着诗词评赏因生搬硬套西方文艺理论而产生困惑和危机，她出于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之情，开始写作客观思辨性质的文章，“由为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这是她士人精神中文化传承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余英时曾说：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
20世纪60年代到海外讲学之后，在对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参照中，叶嘉莹有了一种更为清晰的觉醒，意识到自己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责任。她说：“由‘为己’的学问转变成‘为人’的学问以后，开始有了一种醒觉，就是我对于文化传承的责任的醒觉。”
20世纪70年代末，她不幸遭遇了女儿和女婿因车祸双亡的痛苦，这是彻底激发她的一个因子，促使她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和思考，产生了思想上的飞跃，实现了突破性的升华。她说：经过这一次大的悲痛和苦难之后，我知道了把一切建立在小家、小我之上不是我终极的追求、理想。我要从“小我”的家中走出来，那时我就想：“我要回国教书，我要把我的余热都交给国家，交付给诗词。我要把古代诗人的心魂、理想传达给下一代。”
这段话流露出她所持有的士人精神：坚毅的品格，超越小我的理想追求，以传承诗词文化为己任以及深沉的家国情怀。
一般人遭受打击之后可能会怨天尤人，或者一蹶不振，叶嘉莹却在痛苦中认清了生命的本质，坚决地从小我迈向大我。这一成长的过程是痛苦的，如她在讲陶渊明诗时所说：研读渊明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种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而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经历。
而在完成这一艰难转变之后，她逐渐得到了圆融。叶嘉莹后半生致力于传承和弘扬中国诗词文化，潜藏于她思想中的士人精神因素纷纷觉醒，这种觉醒明显以她从加拿大回国教书为标志，如她所说：“从1979年我开始回国教书以来，我的内心逐渐产生了一种要对古典诗歌尽到传承责任的使命感。”这种以文化传承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其对自身“士”身份的认同，也是其最终的精神归宿。通过诗词传承，她将自身自觉地纳入中国士人精神的文化长河中，成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员。
《穿裙子的士，最动人的诗：叶嘉莹百岁人生》
作者：李云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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