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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蛇年新春荐读第4期
本期的主题词是
科技
农历正月初三，也称“小年朝”，民间有“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的说法。如果这一天没有出门计划，不如坐下来读读书。科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不断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带动产业和社会的前进。
20世纪以来的文明史明白无疑地确立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新科技革命第一次使消除饥饿成为可能。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人类发现，各种机器的使用可以大大减轻劳动者的工作强度。所以，在自动化技术出现以后，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被交给机器。
进入21世纪，工业机器人得到普遍应用，于是很多人开始畅想：也许终有一日，人类的所有体力劳动都可以交给机器人，而人类自己则专职休闲，或者醉心艺术、科研等各种创造性活动。在以机器人劳动、智能治理、加速、后真相等为重要特征的智能社会中，人类既能享受到物质极大丰富的富裕生活，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科技风险和社会风险。
今天，我们就来读读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刘永谋的观点，透过他所聚焦的未来智能社会的数字共产主义、智人自我改造、AI养老与机器情感等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议题，来思考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智能革命带来的各种挑战。
（以下内容摘自《智能革命后的世界：AI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
机器人劳动已经开始
新科技革命之后，现代科学技术开始占据物质财富生产活动的中心位置。如今，“互联网+”“人工智能+”更是全面赋能当代劳动活动的各个领域。可以说，当代社会经济运行与新科技发展纠缠得如此紧密，以至于离开技术创新就无法正常维系下去。比如，Windows操作系统如果不能一代一代地升级，很快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再比如，当代经济一旦发生衰退或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没有新一波科技浪潮的支持，就基本没有能力走出来。
从根本上说，是技术突破或技术颠覆推动了经济扩张，当代经济已经不能不持续地增长，也就是在智能社会中，经济只能增长，一旦停滞就可能意味着彻底崩溃。这种情况会导致两大问题：一个是增长极限问题，即地球资源最终限定经济增长的“天花板”；一个是富裕社会问题，即当科技生产力发展到劳动者生产的物质财富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满足社会成员舒适生活所需时，问题的重心就不再是如何生产更多的商品，而是如何公正而合理地分配它们。
21世纪20年代，一波新的AI浪潮袭来，机器人进一步“侵入”智能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很快使得上述两大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可以预见，不需要一百年的时间，机器人便能取代人类做所有的体力劳动和绝大部分的脑力劳动。也就是说，智能社会正在进入机器人劳动社会，最终将进化到完全的机器人劳动社会。届时，如果将机器人能干的活儿都交给机器人去干，再让它们不眠不休地工作，那么生产力将被提升到难以想象的高度。理论上说，当机器人生产出来的商品数量远超人们的生活所需，物质资源的稀缺性状况就完全可以被终结。
当机器人劳动社会完全到来，智人很快就会迎来人类社会增长的极限。在极限到来之时，人类就得想办法使人类文明在地球之外站住脚跟，否则就会被“锁死”在地球上，或者因地球资源耗竭而逐渐衰退。同时，AI进一步加剧了富裕社会的本质问题，即使经济不平等飞快地走向极端：大量被AI代替劳动之后的“无用之人”因没有劳动报酬而无法养活自己、抚育后代。没有了钱，即使机器人生产再多的物资，穷人也免不了挨饿的厄运。接下来，这种厄运会不会激变为暴力冲突，穷人暴力与机器人暴力相撞会不会灭绝穷人？
因此，在智能革命爆发之后，上述两大问题逐渐演变为AI增长极限问题和AI富裕社会问题。显然，它们并不是由纯粹的新科技发展本身带来的，而是因新制度的不合理安排产生的。以旧经济学为基础的旧经济制度安排已经捉襟见肘，在AI时代表现出了许多不适应的状况。比如人们在网上休闲、购物等，按照旧经济学，这些不属于劳动，所以不必付给报酬。但是，网上数据经过数字平台的分析之后可以出售，或者形成某种盈利的商业模式，给平台公司带来了利润，那么它就必须被视为某种形式的劳动资料。
所以，AI时代的新经济学必须是政治经济学，智能社会是极度富裕与极高风险并存的社会，经济问题在智能社会与政治问题完全融合在一起。有前途的智能城邦，必须设计好走出地球和人人经济自由的制度解决方案，并使这种方案从根本上与机器人劳动社会相匹配，将可能发生的冲突转化为有利条件而不是无法扭转的崩溃局面。
今天，AI发展已经成为某种公共性事务，全社会都在关心人工智能的每一次重要进步，及其对社会的冲击。但是，我们花太多精力讨论“超级AI会不会统治智人”“机器人要不要有道德”之类的问题，这多少是有些误入歧途了，因为相关的讨论更需要关怀的是人而不是机器人，否则就无法解决如何在机器人劳动社会中安顿人类这样的终极问题。
AI有限主义者认为，“科学人”研发机器人应将它们限制为功能有限的智能劳动工具，至于道德、责任和权利仍旧由人类来承担。人类既不要归功于AI，也不要诿过于AI，这样处理智人与AI的关系，智能社会才始终是人类社会，而非机器人社会。由于机器人不是被地主剥削的贫农杨白劳，也就不存在人类剥削机器人的说法，也不用担心“科学人”会因为使用机器人劳动而道德堕落。不光是机器人会统治人类的争论，即便人类剥削机器人的争论也会阻碍机器人在劳动领域的全面应用。
阶段性理想：AI+共同富裕
智能经济要繁荣，必须进行制度创新。类似需要已经摆在面前。比如，AI失业问题由于社会影响极大，更是引发激烈的争论。实际上，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自动化浪潮逐渐席卷西方发达国家之际，“自动化失业问题”即自动化进程导致不少人失去工作，也使自动化的推进备受争议。如今，“AI失业问题”看来将比“自动化失业问题”更严重——因为人工智能不仅冲击体力工作岗位，而且还冲击脑力工作岗位——因此更是将新科技发展与就业冲突的讨论推向风口浪尖。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全面开启，共同富裕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毫无疑问，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过程与全球范围内的智能革命在一段时期相重合。也就是说，智能革命是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新科技背景。因此，处理好智能革命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使得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实现“AI+共同富裕”，是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
首先，智能技术并不必然扩大或减小贫富差距。
总的来说，关于AI失业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基本观点：一是人工智能增加了就业岗位，二是人工智能减少了就业岗位，三是人工智能在某些行业、某些地区增加了某些人群的就业岗位，而在另一些行业、另一些地区减少了另一些人群的就业岗位。这些研究使用的统计数据不一样，统计的对象不一样，分析的方法不同，很容易得出不同的结论。并且，它们都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进行分析，认为未来肯定重复现在的规律，通过数据分析发现AI增加或减少就业，断定今后也一定如此。但是，劳动智能化是新事物，很可能打破原有的规律，产生新的变化。
从根本上说，智能革命如何影响社会与人们如何应对技术冲击和技术风险紧密相关。在现实中，智能化并不必然导致失业，也并不必然增加就业，因为智能技术不等于智能技术的应用，同样的，AI可能触发不同的智能革命模式，有些有利于劳动阶级，有些有损于劳动阶级。
进一步而言，就业岗位的增加或减少，工作时间的长短，并不必然对应着收入的增多或减少，更不必然对应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或缩小。和一百年前相比，如今工人的劳动时间普遍减少，但是生活水平却明显提高了。在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由于失业保险、养老保险、住房保障和最低收入等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失业的人们也不必为基本生活发愁，有些收入低的工作甚至不如领失业救济金划算。这些高福利国家的基尼系数往往比美国更低，社会贫富差距更小。即使人人都就业，单位时薪的差距扩大同样会扩大贫富差距。显然，投资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差距也会影响贫富差距。总之，贫富差距问题非常复杂，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就业问题。
因此，智能技术并不必然扩大或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有可能扩大贫富差距，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则更可能缩小贫富差距。无生命、无意志、无思想的智能技术本身不会压迫劳动者，AI压迫的实质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对此，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也就是说，AI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AI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不是智能技术本身。
其次，智能化进程应服务共同富裕的首要目标。
由于制度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智能革命和智能化的进程，必然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必然要选择一条社会主义智能革命道路。那么，究竟什么是与“AI的资本主义应用”相对的“AI的社会主义应用”呢？显然，这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在中国要接受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更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的重要目标，因此“AI的社会主义应用”现阶段必须紧密围绕共同富裕来展开，为实现共同富裕做贡献。
如果智能革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激化社会矛盾，那么肯定走不远。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智能化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是所有国家均需平等面对的巨大风险和挑战。如果智能技术不接受共同富裕原则的指导，那么很可能将扩大社会不平等。坐视智能革命加剧社会贫富差距不管，就会出现社会极化和动荡的结果。
因此，西方社会的许多有识之士，都在呼吁采取有效措施来应对这种风险。马斯克呼吁，为应对智能化可能导致的失业和不平等问题，必须采取全民基本收入（UBI）方案的相关举措。而所谓全民基本收入，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西方社会出现的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左翼激进主张，倡导国家将一部分社会财富平均分给每一个财政居民，而不附加工作或其他任何准入条件。在新冠疫情肆虐期间，一些国家无条件向所有人“发钱”，就有UBI的性质。总之，在推进智能化的同时，必须妥善处理好贫富差距和不平等问题。
最后，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智能技术的有力支撑。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只要战略和措施得当，智能技术和智能革命将成为有力辅助。智能技术可以助力经济增长。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穷，必须以大幅度增加社会财富为基础。智能革命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数据和计算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智能革命可以增加某些就业空间。第一，从Web1.0到Web3.0，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比如短视频和直播平台凭借灵活的工作时间和人人都能参与的优势，成为不少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选择。
第二，智能革命进一步繁荣电商、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等行业，提供大量兼职岗位，增加就业的灵活性，出现许多创新性副业。比如，滴滴打车平台在疫情之前的2018年共带动就业机会1826万个，其中包括网约车、代驾等直接就业机会1194.3万个，还间接带动了汽车生产、销售、加油及维保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就业机会631.7万个。
第三，Upwork、Lyft和TaskRabbit等劳务平台，利用算法和实时数据将劳动者与任务迅速配对，方便工人寻找工作，催生了大量按需临时工作，如图片标注、跑腿、护理和日常个人服务等。
智能技术可以助力“分好蛋糕”。“分好蛋糕”侧重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进公平正义，将共同富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智能革命可以在推进机会均等与基本公共服务、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群体比例、城乡区域协调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技术性作用。
在机会与服务均等化方面，大数据技术能够帮助对公共服务需求规模和结构进行分析和预判，减少社会资源浪费。在收入调节方面，智能技术可以帮助规范和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在城乡协调方面，智能技术通过农村电商、乡村直播等形式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所以，智能革命与实现共同富裕相得益彰是可能的，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制度创新，妥善应对AI失业问题。
《智能革命后的世界：AI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
作者：刘永谋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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