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宁文史】江宁非遗:湖熟梁台的传说

文摘   2024-11-23 09:30   江苏  








湖熟梁台的传说





基本概况

湖熟梁台的传说,主要流布于湖熟街道。

“楼阁参差四望开,风流千载著奇才。芳踪倘不遭倭祸,月色书声激壮怀”,这是民国湖熟教育界名人沈柏鑫《题湖熟八景》其中之一的《梁台映月》诗。诗中所提到的梁台,即梁昭明太子读书台,也叫书台,一般称梁台。位于今湖熟街道秦淮河北岸的梁台街与灵汉东街交汇处,东临叉河,南滨秦淮河,台高3.3米。

据思林《梁台太子读书楼》记载:清代“金陵四十八景”中,有一景为“台想昭明”,指的就是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读书之处梁台,著名的“湖熟文化”遗址就是最早在这里发现的。

《金陵四十八景》之台想昭明图(清版画)


1951年春天,湖熟镇的钱立三先生像往常一样在湖熟的“梁台”附近散步。不经意间,他竟然发现地上散落着几片类似陶器的东西。凭着辨识古代文物的敏锐眼光,钱立三立刻意识到某种发现可能就在脚下。俯身拾起这些碎片后,钱立三欣喜若狂,几乎可以确定这些貌似碎石破瓦的东西就是古代人类使用的石器、陶器的碎片。同时,他还发现这些碎片和不久前自己在南京《从猿到人》展览中看到的石器、陶器有着某种类似的特征。此后的几天中,钱立三将这些文物认真保存起来。不久,他将所有文物携带至南京,辗转交到了南京博物院有关专家的手中。鉴定后,文物专家对他带来的文物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推断他可能发现了某种古代文明的实物佐证。

1951年3月23日,南京博物院组建了由院长曾昭燏、考古专家尹焕章,南京大学胡小石等七位资深专家参加的考古队,赴湖熟开展实地考察。考古队由钱立三指引,先后调查了紧靠湖熟镇北高出地面10米左右的城岗头和距城岗头约100米的梁台等台形遗址。接着又考察了湖熟镇西北约500米处的小宝塔山和鞍岗头、老鼠墩等5处遗址,收集了大量的文物。特别是在梁台遗址发现的文物最为丰富,从其断面的土层上,还可以清楚地辨别出其文化分期。在随后的考察中,专家们根据钱立三收集的文物残片和现场勘察作出判断:这些类似露天土戏台的椭圆形平顶山丘就是古人类居住的水边高地,保存至今的这些台形遗址就是古代人类文明的佐证。

此次考古发掘的梁台遗址,也就是在湖熟流传已久的、被人们称为昭明太子读书台的地方。传说中的梁台主人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人。萧统好读书,博学识,曾主编《昭明文选》,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诗文词赋的总集,极为后世推崇。《南史》称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五岁读《五经》,悉通讽诵”;“美姿容,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记”。还说他“性爱山水”,喜欢游览名山大川。当时的湖熟不仅商业繁荣,而且颇多胜景。特别是距梁台不远有个“小太湖”,湖光山色,风景宜人;夏季更是莲叶一碧,荷花盛开,是个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因其广植莲藕,所以又称“植莲湖”。传说当时这里还有一个奇景,每当三五之夜素月吐辉时,“小太湖”的水面上能映出两个月影来。性好山水的萧统来游植莲湖时,常借住湖旁一座法清寺的楼房,于此息止、读书。后来他看中了这块风景绝佳的好地方,便于此筑楼读书,这就是后人称之为“太子楼”的昭明太子读书处了。

湖熟梁台遗址(1980年代初)


从明、清地方志书中的记载来看,古时梁台三面环水,台高数丈。昭明太子读书楼为一宫殿式的建筑,长廊回合,院宇宽敞。庭院内古柏森森,花木繁茂。特别是月光游此,湖光月色相接,更富诗情画意。古时湖熟八景中,“梁台映月”位列八景之首,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此楼系后人为纪念昭明太子在此读书而兴建的。

1982年8月13日,梁台古文化遗址被公布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历史传承

湖熟历史悠久。汉初,分江乘县地置胡孰县,属鄣郡。元朔元年正月丁卯日,封江都王刘非之子刘胥行为胡孰侯,领一县之地,为胡孰侯国。元鼎五年(前112年),刘胥行死,谥“顷侯”。同年,其子刘圣袭爵。不久,有人违法逃脱户籍,刘圣知其情却私纳于门下做佣保,又枉杀人,故被免爵,复为胡孰县。元封二年(前109年),鄣郡改为丹阳郡后,胡孰县属丹阳郡。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丹阳郡下有湖熟侯国,显以胡孰改称。孙吴时,废湖熟县,改为湖熟典农都尉。两汉及六朝时期,湖熟县域范围可能北以方山为界,大体包括今江宁区东南境的湖熟、土桥、龙都、周岗等地。汉代胡孰故城,《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浙西观察使•润州》云“在县东南七十里”。至宋代,古城遗址尚存。

汉丹阳郡图(明版画)


而与昭明太子萧统有关的昭文精舍,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梁代。有史料记载梁代天监年间,曾在此地建法清院。昭明太子读书其中,并有东湖读书台。南宋《景定建康志》“上元县图”中已出现梁台之名。也就是说,湖熟梁台的传说,至少在宋代就已经流传。该志还记载,上元县丹阳乡太子台下东桥的东侧有太子东湖,梁昭明太子曾种莲其中,故后世又称为植莲湖。因其地多有昭明太子传说,而昭明太子又以编辑《文选》最为知名,故咸淳三年(1267年),方拱辰建湖熟镇昭文精舍,为之题匾“昭文”,并派里人杜氏守之。

据《至正金陵新志》记载,昭文精舍位于上元县湖熟镇,其北有台高十余丈,下临秦淮河,亦名太子台,相传此台为梁昭明太子萧统宴游之地,台上还有昭明太子像。至元代至元年间,昭文精舍改额昭文书院,设山长,掌钱粮、教育。到了明代,书院毁废。明正德年间,上元县令程栉重加修缮,复改为寺院,仍名法清院。院中奉祀昭明太子和释迦牟尼像,为寺僧祝发之所。据《金陵梵刹志》卷十四记载,法清院属中刹,领有香林寺、吴读庵、许村庵、多福寺、桂阳寺5座小刹。寺内建筑主要有山门3楹、正佛殿3楹、昭明祠5楹、韦驮殿3楹、官房5楹、禅堂3楹、僧院1处。寺院基址4亩,东至本院塘,南至詹元诚园,西至官路,北至兰田,并有公产田地、山、塘共85.99亩。

昭明太子(明版画)


大约在明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南京礼部尚书李维祯经淳化、湖熟一带游览茅山。李维祯(一名桢),字本宁,京山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由庶吉士授编修。万历年间,出为陕西右参议,迁提学副使。天启元年(1621年),以陕西右布政使家居,年已七十余。四年四月,太常卿董其昌复荐之,乃召为南京礼部右侍郎,仅三月升为尚书。五年正月,因年老致仕。次年卒于家,年八十。崇祯时,赠太子太保。李维桢弱冠即入朝为官,博闻强记,与同馆许国齐名。馆中同僚常说:“记不得,问老许;做不得,问小李。”他为人阔达,文章极富才气,海内求其文者座无虚日,其碑版之文,更是四方闻名,负重名近四十年。

天启四年(1624年)八月二十三日,李维桢约陈山甫同游茅山,事后撰《游茅山记》长篇游记。因为李维祯游览路线途经今江宁区域范围,故游记中保留有许多明末江宁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弥足珍贵,兹录如下:“出通济门,沿堤而东。秋水方澄,斜月犹悬,一两点露如雨,三五个星在天,令人萧爽。晨光渐起,庐落比属,烟树郁葱。稻未刈者十九,杂以凫茈、菱芡、蔬畦、田地……过小市,有读书台,昭明太子读书处,俞进士仲茅题。视之在一兰若中,从后入有佛殿,昭明祠当其南,卑隘圯剥多于余烬,忆荆襄文选楼颇壮丽,何此寂寞也。饭淳化镇而行,取间道,历黄彦坝至淤村孙氏宿焉。村在秦淮下流,复一溪会之地,潮时至时否,所以名‘淤’,盖赤山湖、尾湖淤塞为田矣……沿小溪,行十里,而远经松林中,松高不过丈许,能使人迷如是者,可十里而近。凡五十里至玉晨观故许长史宅。”很显然,在明天启年间,昭明太子读书台依然是文人们顶礼膜拜之地,甚至还建起了一座昭明祠,以祭祀昭明太子萧统。

到了清代,湖熟梁台仍旧是文献中的亮点。清《同治上江两县志》对梁昭明太子来湖熟游赏植莲湖事仍有记载,说他经过梁台处,看其环境甚佳,因此暂住梁台法清寺楼上读书。此志还记述了昭明太子读书楼及昭文书院的历史沿革,对昭明太子效法古贤之情、奋发读书之愿赞赏有加。

据考古资料显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考古工作者在今湖熟街道以北清理了大批两汉墓葬,这些墓葬毫无疑问应与其旁的城邑有关。至于城址的具体位置,因为曾在今湖熟街道东北城岗头和梁台一带发现过大量汉代建筑构件,如大板瓦、筒瓦、花纹砖以及六朝陶瓷片等,故一般认为这一东西约500米、南北约300米的范围可能就是两汉、六朝时期的湖熟县城所在。据说上个世纪50年代,梁台遗址还曾出土一块石碑,碑文中提及那里就是古县城所在地。1997年初,在湖熟镇秦淮河段整治过程中,考古工作者又在梁台南侧不远的河岸旁发现一处保存比较完好的汉至六朝时期的古码头遗址,更加证实了以往对胡孰城址位置的推定。

湖熟砖瓦厂汉墓出土的东汉朱建木质告地策


自昭明太子读书湖熟梁台后,这里就充满了智慧,流淌着生活气息,于是乎,梁台也理所当然成为诗人们题咏的对象,在这样的生态环境里,湖熟古镇也适时地出现了评景之风。

湖熟评景之源头相当久远,至迟可以追溯至明初,即史谨创作的组诗《梁台六咏》。史谨以湖熟梁台为中心视角,历数周边环绕之六大胜景,分别是“赤峰晴雪”“太湖落雁”“天印夕阳”“古城晓景”“野渡横舟”“秦淮渔笛”。史谨,字公谨,号吴门野樵,太仓人。善画,工诗。洪武初年,以事谪居云南。后学士王景荐授应天府推官,降补湘阴县丞。寻罢归,侨居金陵以终。他也是最早题咏《金陵八景》之人,所定八景成为后世品评金陵胜景的核心景观。限于文献阙如,史谨创作《梁台六咏》的缘由,他与湖熟的渊源,都未见明文记载。其六景之名为清末《申报》所载“湖熟八景”基本照单收录,仅将“古城晓景”改为“古城春色”,“天印夕阳”改为“天印斜阳”。湖熟在元末曾为战场,梁台原有书院可能毁于此时,故“书台夜月”或“梁台映月”之景,至明中期重建寺院和昭明祠后才形成。“孤灯夜照”一景则与灵顺桥相关,而此桥至明末始建。故“湖熟八景”的形成当在明末之后。其演变过程虽难以清晰梳理,但仍有端倪可寻。

梁台以题景诗的形式列入湖熟八景,见载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5月13日的《申报》。据其篇名《题湖熟镇梁昭明太子读书台八景》及落款“金陵湖熟镇鉴人氏稿”,当是镇上文人将题写于梁台上的八景诗全文寄《申报》发表,此八景分别是“古城春色”“野渡横舟”“秦淮渔笛”“太湖秋雁”“香林晚钟”“书台夜月”“赤峰晴雪”“天印斜阳”。

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长干里客的“金陵四十八景”在此二景之外还收入了“台想昭明”(即湖熟的昭明太子读书台)。至此,“湖熟八景”中有三景入选南京的代表性景观,虽然不及明代金陵八景中的四分之一高比例,也相当值得骄傲了,反映了湖熟地区人文景观非同一般的历史地位。清末和民国“湖熟八景”内容的变迁,反映出为湖熟评景有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

《金陵四十八景》之台想昭明图(民国版画)


1937年12月,湖熟沦陷,侵华日军在梁台驻军,将台上建筑物全部拆毁,改为炮楼工事,“梁台映月”的人文景观从此消失。

当代价值与影响

湖熟文化是长江下游第一个经过系统论证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奠定了江宁及南京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根基。梁台是“湖熟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之一。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湖熟梁台的传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其主要文化堆积则更久远,属于商周青铜时代,距今3000多年,其文物面貌具有强烈的地方特征。梁台文化层较厚,既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堆积,也有湖熟文化层,其上还叠压着汉代地层。作为湖熟文化遗址,梁台在考古学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它为研究长江下游,特别是秦淮河流域新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代的古文化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梁台遗址今貌


多年来,考古学家们通过考古发掘以及对出土文物的研究,逐渐解开了湖熟文化的神秘面纱。大多学者认为分布于宁镇、皖南地区的湖熟文化与吴文化关系密切,有继承发展关系,是相当于吴国立国之前的先吴文化。

湖熟文化内涵丰富,因此需要借重湖熟文化的软实力及对外影响力,通过保护、传承、利用湖熟文化,更好地发挥其时代价值,并大力发展休闲旅游文化产业,打造梁台等湖熟文化遗址与周边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的旅游新格局,让梁台这张湖熟文化重要名片熠熠生辉。

来源:《江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集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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