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厚君：春节记
教育
文化
2025-02-05 15:59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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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四天没有接触文字——既没有涂鸦，也没有看书，似乎过得也不空虚，反而还满充实。三天前，吃早餐时，集团董事长关心地问我，哪天回老家过春节。我说，如果没有特别的安排，我打算上午就出发。董事长说，可以。这叫什么呢？这就叫人文关怀。董事长知道，我是外地人，母亲已是九旬高龄的老人，逢年过节，我回乡心情的心切，他是感同身受的。上午9:30，从办公大楼出发，连续驾驶十九个小时，中途遇服务区，稍事休息了三四次，于前天凌晨4:30终于到家。家在哪？家在安徽省潜山市。如果你不知道潜山，当然也是情有可原，毕竟潜山当下是不怎么有名气的地方。如果我说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京剧鼻祖程长庚和当红的黄梅戏艺术家韩再芬，知道的人可能不少。他们皆出自潜山。远一点的禅宗三祖僧璨以及三国时期的大乔、小乔，知道的人可能会更多。但他们毕竟离我们太远，不提也罢。其实，我应该提一下史学大家余英时。但是，武汉大学陈闻晋教授说，我的文风和眼神都有几分余英时的神韵，所以，我不提余英时。有朋对我驱车十九小时表示惊叹，我倒是觉得稀松平常——因为我常开长途车。不过，此次长途驾驶脚不麻得益于提前的中医针灸，腰不疼则源于我自己对座椅做了轻微的技术改造。所以，这次回家，身体感觉比往常舒服很多。潜山这里的风俗是正月初一开始走亲访友，到处拜年；而年前一项非常重要的规定动作则是上坟，烧些香纸，相当于给列祖列宗发点年终奖。当然，拜年亦可安排在年前，那叫拜早年。我每年回家过春节，都是给姨孃、姨父以及叔叔、婶婶拜早年。昨天早上，我去给华云姨孃、世朋姨父和小姨、小姨父以及四婶拜了早年。今天早上，又去给二姨拜了早年。昨天下午，去给小叔、小婶上坟；今天下午，我和堂弟厚德一起去给爷爷奶奶、大伯父大伯母、三叔和我父亲送“年终奖”。但愿他们在阴间丰衣足食，不再为稻粮谋。除了拜年和上坟，便是采购。对了，今天去市里采购时，顺便把母亲收留的两条小野狗送到“好又多”超市的停车场。毕竟那是城里，希望它们俩能被好人家收留，日子肯定比农村好。母亲晚上还在念叨着，她怕小狗会饿着、冻着。我说：“妈，您放心，我把它们送到了超市的停车场，如果它们饿着、冻着，说明它们是笨蛋。狗和人一样，它们手脚健全，在这么好的新时代，如果还挨饿受冻，那是活该。”傍晚时分，收到了单位发给我的年终奖。这或许是我职业生涯里最后一次获得年终奖。但也不一定，说不定或有单位觉得我还有点用途，可以发挥某方面的价值。甚至或有高人认为我可以出任他的幕僚，为他的宏图大志出谋献策。总之，谁觉得我有用，那么是被“包养”，我也是乐观其成的——人被需要终归是件好事。如果我像我娘一样能活九十多岁，那我正值中年呢！这几天，因为忙于拜年、上坟和采购，没有看书，但脑袋瓜子倒也没有闲着，我想了想鲁迅，还想了想张爱玲，我着实想了想中国人的文学——何时能再涌现出张爱玲和鲁迅呢？难！恐怕连徐志摩都不可能再转世。我是第一个发现脚的美的先知，希腊雕刻家是承认人脚的美，但没有能揭示性、创造性地发挥这个美。此言到底是不是木心所言，我心底里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临睡前，热水濯足，至少对生理上是有益的。儿时，每晚临睡前，父亲都置一桶热水，命我和他一起用热水濯足。每逢回到老家，每晚临睡前，我也像五十年前的父亲一样，置一桶热水，不同的是，我独自一个人用热水濯足。濯足时，我当然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父亲时，我又有点悲观——热水濯足似乎无助于减轻我的悲观主义。我是很想乐观的，像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人一样的乐观。我的历史太长，又太深重——我的历史由不得我，那是列祖列宗强加于我的，欲摆不能。历史一长，人就很难乐观，欧洲人亦如是。所以，历史这玩意儿，不见得是一个什么好东西。可是，谁能拿历史有什么办法呢？没办法。那么，悲观，就任其悲观。悲观可以出思想家。宗教徒没有悲观的，宗教徒都是一味地信仰。如果你乐于悲观，且会悲观，从悲观中分泌出怀疑的成分，这就离哲学家不远了。由此可见，悲观并不见得比乐观差，差只差在“悲”字的造字者——悲并非不是发自内心。凡由心生者，首先得思想，然后得哲学。今天对我属于一个特别的日子，姐姐妹妹、姐夫妹婿以及外甥、外甥女能来的都来了，济济一堂，好不热闹。午饭后，小憩了一会儿，便去看望刚从杭州女儿家回来的七十岁的堂姐。关于这位堂姐，我有得说的，但今天不摆。远房的四叔和堂姐住在镇上相当于一个小区里，我出了堂姐家门便又走进四叔家门。四叔的父亲我喊二爹，二爹兄弟四个，三爹和四爹我比较熟悉。2022年5月，三爹仙逝，我特地写过一篇文章《三爹没走》以缅怀三爹。大爹和二爹，我没见过。今天，我特地请四叔讲讲二爹。1949年以前，二爹是国民革命军将士，具体官价，四叔也说不太清楚。根据四叔的描述，我推测二爹当时应该是旅团级长官。二奶奶是江苏连云港人。1948年初，二爹就认为国民党败局已定，但作为军人仍以服从命令作为天职。1948年初，二爹从当时安徽省会安庆调防至海南岛。二爹去海南时，匆匆忙忙把二奶奶以及二儿子、三儿子和我称之为四叔的小儿子、小女儿安置回老家农村，只有十岁的大叔跟随在二爹身边。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二爹带着大叔也到了台湾。当时，四叔才两岁多，他的小妹才六个多月大。从此，海峡相隔，父子杳无音信达三十多年。因为二爹到台湾前在家里置了不少的田地，1949年全国解放后的农村土地改革时，四叔一家便被划为地主。当年说的“五类分子”，他们家就占两类，即地主和现行反革命。二奶奶经常挨斗那是必然的。关键是失去了土地的二奶奶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难令人难以想象。四叔说，他对儿时的记忆便是二奶奶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到十里八乡去要饭。四叔说：“厚君，和你说这些，你不了解。二娘（四叔对我母亲的尊称）肯定都还记得。”回到家，我问母亲，母亲说：“是的，二奶奶是外地人，讲话我们都听不太懂，带着几个孩子讨饭，可怜哦。”20世纪80年代初，天圣大队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私人信件，收信人的名字写的是大爹的名字。其时，大爹已去世多年。1949年以前，枫树庄属于天圣堡，1949年之后，枫树庄划归光明大队。所以，天圣大队以“查无此人”的名义将此信退回邮电局。某一天，天圣大队革委会主任张芳益路过枫树庄时，和四叔谈起此事。四叔赶去邮电局，信还在邮电局，他一看信封上的名字写的是他大伯父的名字，便将信取回来，找高中英语老师翻译——原来是二爹将信寄到美国新泽西的我们的一位堂姐处（堂姐的父亲杨甲，我们喊大伯，也是1949年随国民党撤退去台湾的。杨甲大伯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离开大陆时为安徽省正厅级干部），然后由堂姐转寄到大陆，故而信封上写的都是英文。四叔说，信封里又套着一个信封。打开里层的信封，信等于是老二写给老大，短短几行字，只是问家里人可还健在。也是打那以后，他们父子才取得联系。最初的通信仍需经过在美国的堂姐处中转。四叔说，他们全家的命运转折还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四叔还和我聊了很多，诸如当年没有资格上学，也没有资格当兵，这些都是我能够想象的。因为晚上有约，我说：“四叔，下次我再找机会听您细说。”几天前，我就应约与1980年代就读于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的几位同乡小聚，他们分别是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程年生先生、安徽省电力公司胡峰先生和南方电网孙经祥先生。程年生先生1984年毕业和孙经祥先生1988年毕业后，我一直没有见过。去年，我花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把他们两位“发掘”出来。大家都能想象，四十年没有照过面的师兄弟，要聊的往事和回忆太多太多。只是服务员要打烊，催了我们几次，我们才依依惜别。当然，我们也有我们的约定——下次去浙大去相聚。昨天的日记里，通过远房的四叔的口述，我简要地谈了四叔的父亲即我们口中的二爹。为什么说是“简要的”呢？因为据说二爹生前写过一本在我们家族里流传但未正式出版的回忆录，只是我一直在外地工作，尚无缘拜读究竟。还据说那本回忆录里记载着家乡的风土人情。三爹生前还对我说过，二爹的回忆录里还原了我的爹爹是如何从汪家洲迁移到了苗竹园。如此等等，皆为据说。昨天晚上，在家族微信群里，四叔的女儿即我的堂妹翠华说，她珍藏了一本，准备送我一阅。我说，那感情好。同时，我也说，那是属于二爹的视角。我为什么如此说呢？比如，关于我爹如何从汪家洲迁移到了苗竹园，就有三个版本的说法。大爹和二爹，我都没有见过，听说的皆为传说。三爹和四爹则不同——在芜湖工作期间及之后，我与三爹往还十分密切；与四爹大致亦如此。我在芜湖工作期间，常到合肥出差，利用出差的间隙，常去合肥郊区一座监狱附近的四爹那座小平房里，和四爹对饮。祖孙俩一人一瓶啤酒，边吹啤酒，就边吹嗑子。于是，我对原来“遥远”的四爹渐渐地有了比较肤浅的认识。四爹生于1931年，仅比我大大一岁。他的童年，我不了解，但我能够想象——四爹比我大幸福多了——他应该有一个比同龄人快乐和幸福得多的童年。因为四爹的父亲当时可是枫树庄的大地主，我爹到了苗竹园之后即为他老人家当长工，而整个苗竹园又称为庄屋，庄屋乃为地主置办供长工休养生息之所。1949年，全国解放后，四爹到余井镇供销合作社从事财务工作。由此可见，四爹应该读了不少书。后来，从他谈三爹的口气，我判断，他是一个会读书的人。由此我想象，四爹年幼时，应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好孩子。我曾问过四爹关于平反的过程。他说，平反的过程很简单，因为当年叛决他时，他死不认罪，既没有在认罪书上签字，也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我和四爹还聊过他在监狱里的生活。他说，在监狱里，相对于其他犯人，他受到了优待——原因是监狱里需要铸造工程师，他自告奋勇说他会。他说，他纯粹是现用现学、现学现用。他为自己争取到了还可以出差的机会。在饮食上，其他犯人与他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四爹平反后，关于他的工作如何安排，组织上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对监狱他已经熟悉了，就在监狱工作。也就是说，一夜之间，他从一名犯人摇身一变为管理犯人的人。这也算作一桩笑谈。退休以后，四爹的生活更精彩。他是用铁烙铁在家具上烫花的第一发明人。可惜那时候大家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都非常淡漠，否则，可以申请专利保护。后来，他又发明了独特的汽车喷漆新技术，请他的厂家络绎不绝。这样的四爹，他的智商到底是多少，我们没请他测过。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四爹一定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试想，如果不是遇上那个荒唐的年代，他对社会的贡献，确实难以估量。当我在写这篇缅怀的小文时，四爹的形象栩栩如生，他没有走远，似在眼前。1月29日，正月初一，春节，（《1月29日日记》）昨天晚上，只抿了三杯“过期”的茅台，意思意思，以示过年。酒是快乐和郁闷的引子，不论是快乐，还是郁闷，借酒超过三杯，快乐和郁闷皆可倾诉，倾诉之后，快乐和郁闷同样也会加倍。我既无快乐，亦无郁闷，酒这个引子于我无甚裨益，见酒就只需三杯或以内，意思意思即可。不喝酒或少喝酒的好处是，任何时候、任何事情，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实现在场。比如，昨天晚上的“春晚”，我就是在场的。今天的媒体上，对王菲演唱的《世界赠予我的》一片颂扬。《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的词、曲均无可挑剔，歌词的意涵深远，曲风亦深沉悠远。坦白说，王菲的演唱的水平和对歌曲意涵的表达都大不如前。王菲最好还是告别歌坛的好，否则，“否则”我还是不说的好。怎么说呢？整台春晚精彩乏陈。不到十一点，我觉得睡觉比看春晚好，于是，便睡觉。如果从艺术角度给这台春晚打分，我给它打不及格。凌晨四点多，被周围的炮仗声搅醒。在黑暗中摸索到了手机，发现两点多女婿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问女婿，怎么过年的。他回复我，晚点打给我，并说杨懿这两天要生产了，今天早上刚住进医院。过了一会儿，女儿打来视频告诉我，她已在医院待产。然后，然后我就有点不淡定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潜山市农村尚能燃放炮仗，亦不好亦好。不好之处，一是造成空气污染，二是可能引发火情，三是一天到晚吵得不得安宁。好处也是大大的，人们以炮仗人为营造几天繁荣与快乐的假象，可以达到掩耳盗铃的效果。炮仗声终究还是搅扰了我的胡思乱想。于是，起床，我也燃放起了炮仗。上午，按照家乡的习俗，我到生产队里挨家挨户串门拜年。母亲和小尕在家里接待上我们家给母亲拜年的乡里乡亲。小姑家的两个表弟和表侄，来了又走了。二姐一家六人来了五个。堂兄厚松一家五口从安庆开车来了。堂弟厚德一家五口开车来了。跟随我叫厚君的堂弟父子俩来了。小尕今天尽情挥洒了一下她的厨艺。二十多个人济济一堂，好不热闹。堂兄厚松学中文的，他的儿媳妇是学英国文学的，侄子杨将文学功底也不错，堂弟厚君几十年如一日对中国的古诗词充满着浓厚的兴趣，我们吃饭时，还谈了谈文学和哲学。下午，他们陆陆续续走了之后，我独自坐在太阳底下发呆——我在想我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啊！从昨天凌晨四点半女婿告诉我杨懿已经住院待产开始，我就有点精神恍惚，五心不定、心不在焉啊。昨天夜里，更是夜不能寐。各种担心啊！时至今日，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可怜天下父母心。女儿非常希望顺产。但是，脐带缠住了婴儿，顺产对大人和孩子都是有风险的。昨天晚上22：42，我给女儿发去一条短信：“姑娘，在顺产与剖腹产之间如何选择，其标准乃是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你的生命亦是我的生命。”今天凌晨7：24，女婿发来短信：“医生建议顺转剖。在做准备。”我告诉他：“对的。生命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8：16，女婿的短信来了：“已进手术室，我在外面暂时等候”。8：37，女婿报告：“母女平安。杨懿还在术后缝合。”我说：“好的。太好了！”至此，我的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恢复往日的平静。当然，如果从种族繁衍的角度看，我也实现了阶层的跃迁——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一个女孩儿的外公——女孩儿助推我又向人生的征程上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晚上，女儿说：“老爹，中文大名有啥好字给我们参考参考哇。”我说：“甲辰丁酉巳亥戊辰。五行不缺。挺好的。大名叫‘魏黛丽（麗）’，可好？我觉得女孩子若以奥黛丽·赫本为楷模，倒是很好的选择。”女儿说：“我想给女儿取一个大气一点的名字，不用那么女生的名字。”于是，我又搜肠刮肚，从《论语》里寻求帮助。我告诉女儿：“魏焉然，亦可作为参考。出自《论语》：‘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焉’是文言虚词，增添名字的文雅感，‘然’表示自然、坦然。‘焉然’寓意女孩举止端庄、恭敬有礼，对待生活态度坦然，有优雅从容的气质。”当然，我提的都是建议，最终孩子取什么名字，决定权自然是她的父母即我的女儿和女婿。不过，我对取名字倒是保留自己的看法。名字不可承载太多父母的某些期望，当然，也不可毫无期望。总之，女孩子以优雅从容为妙。以上的文字，只是我这两天来的简要的心路历程。要说那种担心、那种焦虑，实在是语言无法形容的。早晨，我在吃早餐时，小姨家的大表弟来给母亲拜年。我说：“给你下鸡汤面吃？”他说：“就吃你们吃的稀饭。”母亲过意不去。母亲是老派人，总觉得对于春节来拜年的一定要好酒好菜好招待。我说：“妈，没关系，老表是新派人。”上午，堂姐夫天明带着两位公子华强、华胜驾到。外甥华强不仅是企业家，如今俨然是一个慈善家了。关于慈善，我倒是忠告了他两句：“慈善一定要选准对象。慈善不等于爱心泛滥。”华强、华胜的母亲是我四叔的大女儿，我喊她“霞姐”。四叔三十六岁英年早逝，四婶带着霞姐和两个妹妹相依为命。但是霞姐自从嫁给了天明姐夫之后，命运开始了转折，交上了好运；尤其是华强、华胜长大后，霞姐更走上了鸿运。尽管霞姐鸿运当头，但她节俭朴素的生活习惯一如从前。我认为，霞姐这样子实在是挺好的——古人云：“富莫颠狂，穷莫丧志。”小叔家的大妹厚琴来了。大妹厚秀带着在上海工作的外甥女和在宁波工作的外甥来了。大姐家的女儿即我的外甥女东秀一家四口也来了。午饭时，又是一大桌子人挨挨挤挤的，甚是热闹。九十三岁的母亲忙前忙后的虽然辛苦，但她乐不可支。下午五点半，舞龙舞狮子的班子在枫树庄堂弟厚祥家开张。春节舞龙舞狮子的，我还是儿时的记忆，已是多年不见了。今天在堂弟家开张，我倒是看了个快活。关于春节舞龙舞狮子的记忆，改天我再写篇文章好好谈谈。年少时，追着舞龙舞狮子的队伍，倒是有不少有趣的故事。看完舞龙舞狮子之后，我们移步到堂兄厚华家聚餐。满满两张大桌子坐满了，还有不少晚辈在旁边“钓鱼”的。这是家族聚餐，喝起酒来，兄弟们也会“斤斤计较”。我这两天没有喝酒，看着心里窃笑。我们这个家族的团结，在当地是出了名的，很多家族都心生羡慕。一个家族的团结貌似无足轻重，但是，试想：如果一个家族都不可能团结，这个民族不是一盘散沙才奇了怪了。上午，二姨带着我的表弟来给母亲拜年。我留他们吃午饭，他们说，家里有客人，要回家接待客人。他们坐了一会儿就走了。二姨和表弟走了之后，我和母亲聊天。我说：“妈，您姊妹三个都长寿哦。”“这么好的社会，一定要长寿。”母亲说。“有吃，有穿，还有钱，这个社会还不好啊？我跟你大一辈子也没有看到过一个钱。”母亲不愧为20世纪50年代的老党员，政治觉悟不是一般的高——她无须每天学文件、读原著，“两个维护”“两个确立”在她心里内化得比谁都牢固。小尕把母亲的午饭做好后，我们开车进城，去大妹和小妹家。午饭在小妹家吃的。午饭后，移步到大妹家。我和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工作的外甥女聊了聊近期热门的话题——人工智能。外甥女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必会造成社会分工的重新调整。对此，我与她持相同的看法。不过，我同时也认为，如今人工智能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算力和算法的比拼，这样的竞争现状可能很快就会划上一道休止符。说白了，算力的比拼有赖于芯片的发展；而算法也并非是毫无局限的天花板。人类创造的人工智能的局限终归是客观的存在。这可能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时至今日，人工智能的发展似乎都是在毫无边界的裸奔，伦理道德的边界感完全被无视；另外一点，社会分工的调整首当其冲的困境便是生存能力有限的人们愈发失去他们的生存空间，这同样与道德风险不无关系。聊了没多一会天，我说回家。大妹和小妹留我吃晚饭，我说，妈一个人在家。回到家，小憩片刻，又无所事事。回家这几天，忙着拜年，忙着招待客人，忙着吃吃喝喝，就是没有看书。于是，百无聊赖中，我又开始“随便翻翻”，翻了翻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梁遇春：吻着人生的火》。这本书中的大部分的文章我以前都看过。“五四”一代，散文成就登峰造极，各种风格争奇斗艳。譬如鲁迅的匕首投枪、周作人的苦茶随笔、林语堂的幽默小品、何其芳的青春华美、沈从文的抒情散记、胡适的直白平易、郁达夫的深情凝练……等等，百花齐放，蔚为大观。而承袭英国随笔风的梁遇春，则以《泪与笑》与《春醪集》在文学史上留下大名。梁遇春先生27岁就因病去世，他是早逝的天才，所写散文仅三十余篇。不过他擅长译事，所译文艺作品凡十余种。梁遇春酷嗜英国文学，特别是18、19世纪的小品文，对兰姆(Charles Lamb)尤其倾倒，曾翻译多篇《英国小品文选》。他自己的创作也是清一色小品文，充满英伦风味，颇有兰姆的遗风。《泪与笑》与《春醪集》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中国散文的奇异之作，深得英国小品文精髓，那种闲淡有味的随笔真可谓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也许“五四”那个时代，包括常为我们怀念的20世纪80年代都已成为历史，一去不复返了。对于读书，梁遇春先生有句话确深得我心。他说：“真真要读书只好在床上，炉旁，烟雾中，酒瓶边，这才能领略出味道来。所以历来真文豪都是爱逃学的。”以我今天的理解，那“逃学”二字又是多义的。或许，我正是一个爱“逃学”的“差等生”。翻了翻《梁遇春：吻着人生的火》，我又读一首余秀华的诗《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那些轻省的部分让我停留：美人蕉，黑蝴蝶，水里的倒影被迷惑，从来没有如同河流，在最深的夜里也知道明天的去向如果说余秀华是诗人中的一个另类，倒不如说，当下，除了余秀华，还有谁配得上诗人的桂冠？诗，被亵渎了。这个世界，全被亵渎了。而亵渎这个世界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之中的每一个自己。弟媳在池州帮儿子带她的孙子。带孩子不是一桩轻松的活儿。春节前，弟媳才回家，回到家后，又是收收捡捡，又是打扫卫生，还要准备春节期间的膳食。我们这里的农村，仍然传承着诸多封建的传统——男人负责出头露脸，比如走亲访友，女人负责做家务。春节期间，男人负责吃吃喝喝，女人只好围着灶台转。男人吃喝完毕，女人才将就残羹冷炙对付一餐，然后还要收拾“残局”。所以，女人甚是辛苦。于是，我对堂弟说：“不必非得吃一顿。你夫人平日带孙子辛苦，春节期间尽量让她放松一下。”实际上，“男女平等”这个基本国策，到了农村便大打折扣。其实，不仅如此，很多方面，农村与城市仍有天壤之别。比如，在农村，父系社会的观念根深蒂固，而在城市，正在逐步回归到母系社会。这种城乡观念的差异，撕扯着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城里人，平衡不好，容易造成性格的扭曲甚至是人性的撕裂。上午，我和大姐、大妹、小妹相约到二姐家去。二姐是残疾人，长期病痛的折磨，使她生性敏感、多疑而又自尊。所以，每年正月，我和姐姐妹妹的日程安排中，到二姐家吃顿饭那是雷打不动的行程安排。我们在聊天时，二姐的儿媳妇说，昨天下午，她从娘家回来后，二姐夫一直不高兴，孙子喊他“爷爷”，他也不理。二姐夫一开始不吭声，到了饭前，他可能自己憋不住了，向我们道出了原委。原来是昨天早上，儿媳妇在楼上折腾孙子，二姐、二姐夫和他们的儿子即我的外甥在吃早饭，外甥说，杨将（堂兄厚松的儿子）和杨昆（堂弟厚德的儿子）的老婆回来都不做家务，就他老婆回来还要做家务。此言一出，二姐夫和二姐就不乐意了。可别说，二姐夫几十年如一日也特别疼二姐。他说：“你妈妈如果不是残疾，你们回来也可以享清福。但是，每个人家庭条件不同，你不能与家庭条件更好的比，也有家庭条件比我们更差的。所以，你们回来做点家务也是本分，不要大惊小怪。”外甥不吭声，二姐夫越说越激动。他说：“你要比，为什么不和那些考上清华、北大的人比？”你可别小看二姐夫是一个普通的泥瓦匠，这席话逻辑严密、条理清晰，还句句在理。我便出来“和稀泥”。我说，外甥疼老婆值得点赞，但人与人确实不能攀比，每个人只能从自己的现实处境出发思考问题、指导行动。我们聊得异常的热烈，外甥媳妇还蒙在鼓里。当她知道事情的全过程时，她说，尽管外甥说的话有失偏颇，但疼老婆的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她既意外又感动，有他那句话，做多少的家务活她都无怨无悔。她说，她本来就认为回到家替公公婆婆分担家务是理所应当，更何况婆婆身有残疾。从二姐家这件茶余饭后的口角也反映出城乡观念的冲突在外甥内心的撕扯。好在外甥媳妇明事理、顾大局，否则，外甥“两头不是人”，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外甥内心的撕裂。上午，天明姐夫特地打电话提醒我，别忘了我和他前天的约定，即今天晚上到他家吃饭。我说，不会忘，我在手机备忘录里做了标注。午饭后从二姐家回来，小憩了一会儿，便驱车去霞姐家。在霞姐家又见二妹冬梅，我分外高兴。二妹冬梅的乐观、豁达、开朗令我感佩。四叔去世时，冬梅才四岁多。今年，她已是五十五岁做外婆和奶奶的人了。多年来她和妹夫一起在福建泉州做鸡蛋生意，且已小有规模。如今，她的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都在泉州做鸡蛋的文章。和冬梅聊天，让我感受不到儿时的苦难给她留下的阴影。即便我和她聊起四叔，她也似乎把过往的一切都当作故事在谈。二妹冬梅的如此强大的和历史、和自己和解的能力让我心生好奇。我决定要好好地研究冬梅。晚餐的聚会都是家人，一半是天明姐夫的两个姐姐家的人，一半是霞姐的娘家人。都是家人，其乐也融融，我便颇例开戒，喝了一两五钱酒。这不，半斤以内不是失眠了吗？不过，“半斤以内失眠，半斤以上失忆”早已在三四年前就已成为了我在酒坛的辉煌的历史。现如今，我与酒已失去了命定的缘分——只能远观，不能近玩。或许，这也是规律吧。我不能违抗了规律。上午，母亲和大姐、大妹为我准备腊肉、腊鸡和腊鸭，还有鸡蛋，更还有从地里摘的新鲜的蔬菜。我的车子的后备箱空间还是很大的，都已经装得满满的。每年回家过年都是如此。前天，母亲就在念叨着我该带些什么。我说，城里都有的。母亲说，不一样。确实，怎么可能一样呢？母亲准备的这些吃食，明显带着母亲的温度和母亲的味道。这哪能一样呢？中午时分，厚林堂弟打电话一再说下午要来接我，晚上兄弟一起聚一下。我说，我现在不能喝酒。他说，喝不喝酒不重要，关键是兄弟们聚一下。我说，关键是我明天一早要开车回成都，今天晚上我必须休息好。堂弟厚林大概是初中毕业的，也有可能读过高中。我比他大不少，所以，对他的详细情况不甚了了。我知道的是，很多年前，他就在北京发展。十年前，我到北京出差，他请我到他公司去看看。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他把公司开到建国饭店对面的写字楼里了，办公室的楼下还有一个会所，而会所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娱乐场所，而是供文化人舞文弄墨的地方。他请我为他写一幅字，我说，我写的字像齐白石的虾子，写出来会给我们老杨家丢脸的。我说，兄弟你还是请我喝顿酒比较好。会所里厨师的厨艺那是相当的棒，棒极了。那桌菜，按照当时北京的标准，怎么也得两万块钱以上；酒更不必说，都是“过期的”。那天晚上，把他弟弟厚峰喝得把长安街吐得一塌糊涂。我一直不解：一个中学生，又没有任何的背景，何以把事业做得那么大？以前我没有空，我即将退休，我准备退休以后抽空去北京，好好研究一下这一位堂弟。我的亲人中，像堂弟厚林这样的案例不止一例，我的外甥徐华强亦如此。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一种现象。下午，安安静静地读书，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回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法庭上被指控不信国神、败坏青年等罪名，最终被判处死刑的经过。苏格拉底面临两项指控：一是不信雅典的神，引入新神；二是蛊惑青年，向其传授怀疑的理念。在法庭申辩中，苏格拉底首先表示敌人们自幼就通过散布谣言影响陪审团的心灵。关于腐败青年的指控，他认为有意腐败青年不合逻辑，因为这对自己无利。他四处寻访所谓智者，发现他们并非真正有智慧，而自己只是“自知其无知”。他把自己比作社会牛虻，四处唤醒、劝告、责备众人，因此结下仇怨。针对不信神的指控，苏格拉底引导迈雷托士的观点走向自相矛盾，指出其指控毫无根据。他认为公民应服从法律权威，但当神的权威与人的权威冲突时，更应服从神，他作为德尔菲神谕的代言者，鞭策雅典人追求更高的道德认识。他不畏惧死亡，不愿违背神赋予的职责，不会用华丽辞藻或道德绑架来博取同情，而只借真理为自己辩护。尽管苏格拉底的申辩非常有力，陪审团仍以微弱差距判处他有罪。苏格拉底注意到有罪和无罪双方票数接近，他以黑色幽默表示迈雷托士也应被罚款。之后，他考察了可能的惩罚如拘役和流放，但表示即便被放逐，也不会停止与他人谈论道德等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唐宋八大家。而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即三苏、欧阳修、曾巩和王安石，而这六大家又都活跃在宋仁宗时代。纵贯古今中外的文明史，知识分子在创造精神财富的时候，特别需要精神上的宽松。而宋仁宗时代正是一个知识分子精神上特别宽松的时代。所以这个时期，文学艺术科技事业都很发达。唐宋八大家之中光是北宋就占了六家就不足为奇了。仁宗晚期，富弼、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相继为相，欧阳修参加政事，包拯为枢密院副使，司马光知谏院，王安石知制诰，真正称得上是人才鼎盛，君子满朝。如此盛况，中国历代也只有宋代才有，而宋代也只有仁宗时代才有。古代的皇帝都是学贯古今，近现代皇帝更是学贯中西，道理他们比我们这些草民懂得多得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不能从仁宗身上学个那么一二呢？这是令人费解的问题。明天，我又要加入“川A”大军。今晚，我要闭关十二小时，请勿打扰。日夜兼程，自驾从安徽潜山返回四川成都，无一刻空闲时间可以记日记。昨天早上6：30从家里出发，真正的日夜兼程，24个小时都在车上度过，今天早上6：30回到成都的小家。春节前，开车回家时，沿途未见一起交通事故，颇让我吃惊。返回成都时，1500千米的路途，也仅目睹了三起轻微擦刮。交通事故明显减少，固然与今年春节前后天公作美有关，但也与人们的心态的微妙的变化不无关联——恶意和野蛮超车的人明显减少。往常在服务区为了争夺一个停车位，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的亦屡见不鲜。人们的心态为什么会有如此微妙的变化呢？我理解，乃是公民自治意识的增强。当一个社会尚不作为时，为了维持社会的文明和基本的社会秩序，公民自治便会不自觉地填补了政府管治的空缺。这次春节回家，在和亲戚朋友以及乡里乡亲接触的过程，我也深感，过去的热衷于搞钱的投机和浮躁的心理，正被相对理性的心态所代替。这或许与后疫情时代经济走势的调整有关——一夜暴富，或一夜之间暴得大名，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也不现实。于是，人们的心也都沉了下来，每一个人都愿意用自己的气力或智慧，挣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也是公民自治意识的觉醒。开了24个小时的车，从冬天开到了春天。上午补觉。下午，收拾从家里带来的母亲为我准备的鸡蛋、腊肉、腊鸡和腊鸭，还有大妹和小妹送的鱼肉、羊肉等等。然后就是熨衣服。都是一些粘不上筷子的琐碎的家务事，却也忙活了一个下午。刚坐下来，翻阅春节期间写的日记。在前天写的《2月2日日记》中，我提到了北宋仁宗时代人才辈出。我觉得有必要补充说一句。宋仁宗、神宗时期，之所以能有范仲淹、韩琦、寇准、包拯、司马光、欧阳修、梅尧臣、三苏父子、曾巩、王安石、沈括、张载等这样的旷世巨咖，与最高领导人的克制、宽厚、敬畏、开明的执政理念和风格是密不可分的。从昨天开始，自媒体被一位逝去的戏子所霸屏。说明什么呢？主流媒体以及出版业对正能量的人文作品面世设限，无良的自媒体便乘隙而入。为什么很多的自媒体无良呢？因为它姓资，资本的属性使然。钟小萌著的《做奥黛丽·赫本那样的女人》中，关于性感有以下的描述。“性感”是某个人的文化气质，身材相貌，或穿着打扮，或行为举止，或唤醒他人“感性意识认知的魅力美”。“性感”就是能对异性具有亲和力以致引起异性爱慕的感觉。性感这个概念还包括一种极具个性的气质，一股能够吸引别人得个人魅力和一份可以恰到好处地展现内在和自身优势的智慧。性感并不是单一指的身材妖娆，曲线婀娜，它还包括很多方面，如衣着、外貌、谈吐、表情、内涵等。说到性感，我们通常想到的都是玛丽莲·梦露这样的身材丰满玲珑有致的女人，这是因为我们将性感局限化了。事实上，奥黛丽·赫本这样的纤瘦型身材也是性感的代表。有不少身材不够丰满的女人，或者是和奥黛丽一样胸部平坦的女人，总会将自己的性感隐藏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身材根本无法和“性感”扯上关系。事实上，我们有讲过，性感是广义的，不能狭义地只理解为身材，我们应该了解自己的身材特点，穿适合且得体的服装，这就是美感，这就是性感。这就是正能量。可是，主流媒体以及出版业对正能量的人文作品面世设限，正能量的传播自然受限。此消彼长，无良的自媒体便左右着人们的眼球和思想。这些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难道还要请宋仁宗来讲课吗？杨厚君，安徽潜山人，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全总监，现居成都，近年著有散文集《遇见昨天》（安徽文艺出版社）、《为明天燃灯》（光明日报出版社）、《人生不是单行道》（安徽人民出版社）和七卷本散文集《杨厚君散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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