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印“浙江都水”：印证了一段被耽搁了的历史

这是一方端庄敦厚，又不失水灵之秀的秦代官印。

秦始皇在会稽“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颂秦德”，当时撰文和书法皆由丞相李斯所为，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三十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远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这里的“审别职任”，便是对地方官员划定职守，明确职责，而授予有关官员以官印，则是这项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授权环节。

“浙江都水”从一方印章的层面来看，整体上田字界格这一秦印形制上的规范，透露出秦统一六国后施行“书同文”政令在官印制度上给它带来的一种严格庄重气息。但在局部字体的刻画上，又留下了当年治印人面对钱塘江（即浙江）这一特定大川所表达的种种匠心。

印文中有三个字涉及“水”，治印人对此做了一定的推敲：“浙”字笔画较多，三点水的偏旁微微弯曲，但基本呈直流而下，使得这一偏旁犹如三江并流“一泻千里”，不断流，不淤滞，干净利落，仅有微小一点笔画相连之处，兼顾了大江东流的气势和局部自然江野的形态，同时，将“扌”部的直划刻写得很细，让壮阔的“三江”与厚重的“斤”部相隔一“手”顾盼呼应，意可回味，取得了多笔画字体在字形架构上的完美变化和均衡布局；“江”字三点水偏旁突出中间“干流”，自然弯曲，活泼灵动，并让“工”部拉长竖划，缩短横划，使得三条水流仿佛就在堤岸边流淌，整个字勾画出一幅画的意境，而且结体舒散，十分匀称，笔画略显纤秀，曲引自如，摹写出一种江南秀美的风韵；“水”字到了单独成字时，仍然在着力刻画这条南方大江的秀美气质，依然在保持着它那蜿蜒曲流的姿态，但同时又在略微拉长的方型底面上，以规整的笔画架构，完成了对于这条奔流不息的浩荡大水的规范处理。再联系其上的“都”字，篆书本形准确而方整，笔画厚重，与“水”字上下相连，可以说，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都水”这一官职肩负的岗位职责和历史使命。钱君匋和叶潞渊《玺印源流》评价这方官印时说：“虽有斑驳，但奇趣难掩。”

“浙江都水”铜印现藏上海博物馆。据上海博物馆介绍，此印年代为战国时期，来源于龚安顺和龚安庆的捐赠，青铜质地，蛇钮，纵2.5厘米，横2.5厘米，高1.75厘米，阴文篆书，为治水、收渔税之官印。上海博物馆据此认为：浙江，郡名，由此可知浙江郡在秦时已置。

上海博物馆在这里把浙江这一水名，定为郡名，其观点显然有偏差。因为如果要把此印的年代定在战国时期，哪怕是战国晚期，浙江一带还是楚国的疆域，何来“秦国官印”？秦人又怎么可能跑到楚国偏远的“越地”来施行秦国创立的郡县制？又何来“浙江郡”？

1965年，沙孟海先生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浙江都水官印考》的短文，让我们来看看是怎么说的：

沙老的考证把“浙江都水”印的年代确定、名称指向以及此印现世的来龙去脉，作了详尽的介绍，也为我们梳理了一段有关“都水”的“职官史”，有根有据，非常明晰。而除了沙老，在此印的年代归属问题上，当今虽然也有著述把它归入汉初，如罗福颐主编《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和王人聪、叶其峰《秦汉魏晋南北朝官印研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1990年版），但很多考古和印学界的专家认定它的年代应该是秦代，如韩天衡主编《中国篆刻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和许雄志《秦印技法解析》（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都将它归入了“秦印”之列；辽宁师范大学刘婉《关于蛇钮印的几个问题》认为，秦封泥中有“都水丞印”“琅邪都水”，经过详细比对后，可以推定此印（即“浙江都水”印）为秦官印。而我们再看上海书画出版社所编的《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一书，也把“浙江都水”印归于统一六国的秦代。

“浙江都水”印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蛇钮。刘婉认为，蛇钮印是中国古玺印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动物钮式官印，具有独特的风格，目前学术界对其尚没有统一的定论，普遍的看法是出现于高祖时期且仅流行于汉初文、景时期，为汉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现在存世的蛇钮印数量不多，对其研究的有限，使其在出现年代、持续时间、颁发对象等许多问题上仍然值得商榷。刘婉例举一些蛇钮铜印如“代马丞印”“琅左盐丞”（或释为“琅盐左丞”）、“雏丞之印”（“雏丞”即“雍丞”）等，包括这方“浙江都水”印，认为均是秦官印。

我们不妨检阅一下“浙江”一词在正史中最初出现的频率，及其相关事发的大致时间，究竟是在哪个朝代。

《史记》记载到“浙江”凡六次：

再看《汉书》的三处记载：

《后汉书·郡国四》也有一处记载：

从以上史料记载可知，《史记》中“浙江”出现了六次，除了捎带了一个汉初的同姓王“吴王濞”（刘邦之侄，后因发动“七国之乱”谋反，兵败后被杀），其他涉及浙江之事，均为秦代和之前的战国时候。《汉书》提到“浙江”只有三处，《后汉书》仅一次，而且提到的“浙江”所属年代也在秦朝时候。

也就是说，“浙江”一词的出现及其相关史实，在正史记载中与整个汉代都没多大瓜葛（东汉许慎《说文》提到：“江水东至会稽阴为浙江。”但因为这是字书，“浙江”在此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解释，看不出相关的其人其事）。至于野史记载，有东汉人写的两部著作《越绝书》和《吴越春秋》，其中多处提到“浙江”，详情与正史记载的情况相仿，就不细说了。

事实上，把“浙江都水”印归入秦代，还有诸多基本历史事实上的依据。秦朝是一个特别重视“水”的国家，早在战国秦昭王时，就起用著名的“水工”李冰父子，在巴蜀地区营建了“都江堰”，一举将四川变成天府之国，秦国最终能够统一六国，就在于有了这个最根本的粮食“仓廪”。接着，在赢政执政前期，将计就计，接受了来自韩国的“疲秦计”——在关中修筑“郑国渠”，将渭水平原变为丰饶之地，使得秦国征战六国有了最前沿的粮草基地。秦国大军灭楚之后，又大举进兵南越之地，修建了技术绝妙的“灵渠”，使得南征大军粮秣无忧，一举底定了广袤的岭南地区。秦人修筑的这三座水利工程，不仅举世闻名，更重要的是惠泽后世两千多年，至今仍然发挥着作用。秦始皇东巡之所以能够抵达钱唐，有一个重要基础设施的完成也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沟通陵水（即溧水，在今江苏溧阳。伍子胥出昭关至于陵水）和浙江这两条水系的“通陵水道”，秦始皇一行人正是沿着这条新修的水道“临浙江”的。此外还有沟通汨罗江相关水系的“汨罗之流”、咸阳至潼关的三百里“兴成渠”、甘肃灵州一百五十里“秦渠”，疏浚沟通黄河与淮河的“鸿沟”等等水利工程。在秦代以后直至清末，所有水利方面标志性工程相加，也不如秦朝这十几年创建之多，真是奇迹！秦国不但在水利工程建设上得到了巨大收益，甚至还利用水来获得灭亡敌国的重大胜利，秦国大将王贲曾决河淹灌魏国都城大梁，以最小伤亡代价最终逼迫魏王举国投降，取得了灭魏之战的大胜。而秦人对于水利的重视，也体现在相关职官的设置上，我们现在仍可以从什么地名也没有出现，仅仅“水印”两字的秦印，以及“都水丞印”“琅琊都水”和“琅琊水丞”等秦代封泥上感受到这一点。

再从秦代官方的“崇尚”来看“水”对于秦人的重要性。《史记》记载说，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也就是说，秦以周为火德，能灭火者，水也，故称从其所不胜于秦。“封禅书”还提到，以前秦文公获黑龙，以为水瑞，秦始皇帝因自谓为水德也。于是，相对应的秦人在颜色上崇尚黑色，连同服饰、军旗、仪仗等均以黑色为基本色，总之，处置事务每每以“水”为本。后来秦始皇之所以千里迢迢冒险渡江直奔会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祭大禹”，而大禹以治水享誉天下，自诩“水德”的秦人怎会不对他顶礼膜拜呢？

而在汉初，内有异姓王、同姓王诸侯相继而起的叛乱，外有北方匈奴铁骑长驱直人的侵扰，立足未稳的汉朝政权经常因战乱内外交困，疲惫不堪，相对偏远蛮荒的江南地区按常理并不进入朝廷的眼界。也就是说，治理和管理浙江绝非汉初政治和经济的“急所”。

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浙江都水”印乃是出自秦代中央政府的一方官印。

“浙江”之名在古时有浙江、浙河、浙水、淛江、之江、曲江等不同称谓，意义指向均为今钱塘江。最初见于《庄子》作“制河”（制也作淛，淛、浙声近，古字通），《钱塘江志》等现在通行的说法，“浙江”一词最早出自《山海经》作“浙河”，《史记》作“浙江”，《汉书》《水经》等作“渐江水”（郦道元注作“浙江”，或以为渐即浙字）。今钱塘江上游称新安江；桐庐至萧山闻堰称富春江；闻堰至杭州闸口段，河道迂回曲折，形如“之”字，又称之江；闸口以下始称钱塘江。

钱塘江的名称开始出现在东晋时代。宋代《太平御览·地部》：“虞喜《志林》注曰：今钱塘江口，折山正居江中，潮水投山下，折而曲，一云：江有反涛，水势折归，故云浙江。”虞喜，东晋会稽余杭人。东晋时期，东南一带进一步开发，地名细化，于是出现了钱塘江名。

杭州及其以东地区在秦代隶属会稽郡管辖。“浙江”一名在秦代官印上的出现，也第一次从官方权威的角度，为这个曾经有多种叫法的江水正了名，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对于“浙江”职官的“审别职任”直指水利（“都水”一职可解释为水利主管），这当是由“浙江”大潮自然而然“推举”出来的职官。

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这方官印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良渚文化因水而夭，大禹治水因浙而终，秦始皇帝因波而却，人类从来都不是钱江大浪大潮的对手。但到了秦代，第一次有了官方的常设机构，有了专职人员来治理和管理钱塘江了，人类开始要正面面对这个罕见的自然现象，要摆脱完全处于挨打地位的被动局面，要学会与它争锋、与它共处，要在它的面前坚强“雄起”！以秦人对于水的理解及其长年积累的丰富经验，也凭借秦人对于水利超乎寻常的重视程度，说不定举国家之力，也能在“浙江”创造出可与都江堰、郑国渠或灵渠那样等量齐观的奇迹来，也许在那时就会出现一个可与北方万里长城相媲美的江南捍潮“长城”——海塘。

然而世事难料，大泽乡九百戍卒揭竿而起，大秦帝国烽烟四起，刚刚受印的那个“浙江都水”官吏，还未来得及施行理水职责，便随着这个太过短暂的王朝的覆灭，消失得杳无踪影，只有这方小小的铜官印成为“遗孤”孑遗人世。

我们今天评价这一事件的后果，那是很严重的，因为它导致了人类有效抵御钱江大潮的历史进程，一下被耽搁拖延了好几个世纪，一直到东汉时期，治理钱江潮才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那还是以一人财力举一县之力做到的）而以国家名义设立职官或设专人治理钱塘江，一直要到秦之后一千年的北宋仁宗时才出现，“景祐中（1034—1038），以浙江石塘积久不治，人患垫溺，工部郎中张夏出使，因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随损随治”。真可谓是“千年等一回”！五代吴越国钱镠虽然“尝置‘都水营田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但此官的主要职责是“营田”，并非为治理钱塘江专设。

——可惜了，被耽搁的“浙江都水”！

这虽然让人遗憾，但我们今天追根溯源“浙江”之名的来由，决定它今后正式以这一大名应用于世的秦代这个节点，无疑是不能忽略的，我们应当记取。

由这方“浙江都水”铜印，我们甚至还可以为秦始皇当年东巡浙江的历史功绩作出恰当的评价。秦始皇因为浙江水波之恶（其实应该理解为他正好遇上钱江大潮），不能顺利渡江，不得不很“委屈”地退避三舍，又往西跑了一百二十里，才得以渡过江去，这番绕道折腾之后，他才得以最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会稽郡。但他最终并未因此而“恶”浙江之水，而是专门为这条潮汐破坏力极大的大江，设立了专职管理和治理的官员。这绝对是一个开明而负责任的君主所为，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