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诚足以消万伪”，这是明初曹月川说的话。吴雷川先生甚为赞许，所以记录在了1930年7月1日的日记里。吴雷川立身处世最看重一个“诚”字，这年5月19日的日记里，对“诚”有比较多的讨论：“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反之，则言行不相顾，假公济私，利已损人，是皆不诚之最著者。”雷川先生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还检讨“中国社会之不宁”的“病根”，主要的在于上述“不诚之最著者”。尝读《吴雷川日记》，在日记里也能看出雷川先生事无巨细，身体力行一个“诚”字。
▲吴雷川
先举雷川先生私人财务处理上的几个例子。
吴雷川当时任职燕京大学校长，并在神学院和中文系授课。1932年，雷川先生63岁，有“精力日衰”之感，所以这一年6月10日写给校务长司徒雷登的信里说：“鄙人近因精力日衰，乐于习静，故愿下学期内除每周一次到校授课并处理重要文件外，余日均住西山，藉资休息。”减去了工作量，雷川先生在信里接着就表达给自己降薪的意见：“惟是工作既逐渐减少，薪金亦不应多受。拟自七月份起，每月薪金照原数收三分之二，即二百四十元。所余之一百二十元，可由校中另行支配用途。即希先生代为报告于执行委员会，并通知会计处是掌。”1937年4月，司徒雷登先生询问雷川先生下学年可否仍在燕京任课，雷川先生表示因身体不健，希望不再任课，4月6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当天给司徒雷登的回复意见：“学校提存会计课之每月百元，决不领受，仍捐与学校作奖学基金，故下学年大可不再提存。”
王钟翰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做助教。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占领军关闭，王钟翰被介绍到天津的东亚毛织公司工作。王钟翰后来在自述里说：“东亚毛织公司的总经理宋棐卿，山东人，也是燕京的校友，不过比我早多了……宋先生是个有文化气魄的生意人，当时，他打算编一套《人人丛书》，供那些初识字的人们读。我到了那里之后，宋棐卿先是让我写一篇关于文房四宝的文章。我搜集了有关‘墨’的资料，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墨’的文章，一万字。宋棐卿看了之后，很满意。他让公司员工把我的文章打印出来，散发给工人们当作课外读物。就这样，我在东亚毛织公司开始工作。之前我在燕大毕业留校之后的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六块，在东亚毛织公司，我的工资是一百八。当时我一个人，就在公司的食堂吃饭，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就把钱寄到还在北京的燕京老师邓之诚和洪业先生家里，补贴他们的生活。”王钟翰接济老师的事情后来被宋棐卿知道了，宋棐卿跟王钟翰说：“你工资这点钱能养几个人？不过你的心意很好。你开一个名单给我，写清楚每个人需要多少。”王钟翰就写了一个名单交给宋棐卿先生，宋先生就按照那些名单，每人每月寄出一百元作为生活费用。第二年又增加到二百。以上所述详见《王钟翰学述》（王钟翰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版）。王钟翰只要有可能，总会想到给燕京大学的老师以帮助。吴雷川1942年11月29日的日记里写道：“下午王钟翰来，言天津东亚毛织公司捐与安安公司数千元，安安公司应填给股票，而东亚毛织公司又不欲得受。故有人提议将此股票分赠于所愿赠与之人，遂赠予十六股，每股五十元，计为八百元，特交来股金收据一纸，他日可换股票。”这笔股金如何处置，吴雷川日记里说“仓猝间未暇细思，姑告王以须于吴雷川之下加公记二字，表明非余之私产，将来此股票所得利息应仍为公益事业之用也。王即于收据上记名处加公记二字，并允代告该公司于存根上亦加入。”雷川先生不拂学生的好意而收取股票，但仍作公益之用。几天后，雷川先生将股金收据交给燕京大学秘书长萧正谊。12月4日的日记里，雷川先生记道：“九时三刻出园，乘车至萧正谊处，晤其伉俪。当将王钟翰交来之安安公司股金收据一纸托其代为收存，并说明将来此股票所得之利益，仍为公益之用，因恐存余处，后人或误认为个人之私产，故托其代存也。”雷川先生考虑真是周到。当时收到安安公司股金的应该不止雷川先生一人，12月9日的日记里再记此事：“陆志韦来，谈安安公司赠股金收据事。余以余之处分情形告之……”陆志韦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这个时候已从日本监狱里出来，不再代理燕京大学校长职务，但仍然参与了校政校务。
雷川先生在个人财务处置上公私界限明确，对待社会组织慕名而来的聘请，也是实事求是，不作邀名逐利的事。1933年大约9月间，杭州之江学院转达中山文化教育馆给雷川先生的书函及聘书，雷川先生想立即去函表示谢绝，“又恐有负盛意”。10月份中山文化教育馆再次请之江学院转达邀请的信函，雷川先生书面作了委婉的谢却，信里写道：“……自维不通西文，难膺审订之任……既不克履行任务，自不应徒拥虚名。谨据实陈明，随函将聘书一件奉缴，敬希詧（察）入，并恳原谅是荷。”雷川先生的这封回信记录在这一年10月25日的日记里。
上面所述的这几个例子，可以见出雷川先生立身处世的“诚”。
雷川先生持节自守，却也是一个极有风趣极雅致的人。刘廷芳协助司徒雷登创始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后来说刘廷芳“在建校初期帮助物色了学校所需要的中国人，从而为确定燕京的办学方针起了重大作用”。刘廷芳留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教育与心理学的博士学位，也是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创始人，在北大、北师大兼任教授。1930年2月，刘廷芳结婚十五年志庆，雷川先生致信刘廷芳，这封信也记录在雷川先生这一年2月22日的日记里，信里写道：“家藏蜜酒一瓶，椰杯二具，敬以奉赠，区区微物不足珍，惟以使留之十年，乃至三十五年时，开瓶对酌，念及都人，是亦一段佳话耳。”美意可感而生动风趣。
雷川先生1930年5月19日的日记里，保留了他给学生作的一段演讲词，“鄙人自惭老朽，又素无学识，可以贡献于诸君，惟本诸一身之经验，谨述《中庸》之言以勖诸君，曰‘不诚无物’，曰‘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幸诸君留意焉。”“中国社会之不宁”的“病根”究竟在哪儿？容或有不同于吴雷川先生的认识。吴雷川先生的可敬之处，在于自己能够知行合一，立身以诚。自己提出要“诚”，自己先做到，而不是只打着手电筒照别人。
吴雷川先生的履历，先生自己有过文字记录，日记里均有保存：
一处是1930年5月9日的日记里留存的写给申报馆的履历：“吴雷川，原名震春，以字行，浙江杭县人。公立（历）一千八百七十年生，前清光绪癸巳科，顺天乡试中式举人。戊戌科进士，翰林院编修。历任江西高等学堂监督、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浙江旅京学堂监督、仁钱县教育会会长、浙江省教育会副会长、浙江学务公所议绅、浙江巡抚公署学务参事。民国元年，任浙江教育司佥事。同年六月至十四年（即民国十四年）三月，升任教育部参事十五年五月辞职，任北京私立燕京大学教授兼副校长。十七年一月，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任次长。十八年四月辞职，任北平私立燕京大学校长。
另一处是保存在1933年10月21日的日记里的“题陈迈盦《湖山归养图》”里的自叙身世：“余著籍杭县，而生于江苏之徐州，稍长更随于淮扬间。维属廿六秋偶返杭应试，每无久留……及光绪乙已岁奉讳旋里，浙省当道以浙江高等学堂监督事相属，旋兼董理省城善堂事务……”
雷川先生流传下来的著作有《墨翟与耶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书名即可见出雷川先生主要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研究。前一种书，前些年收入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墨子大全》第二编，后一种书则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前些年重印过单行本。
北平沦陷后，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占领军封校，教师失去教职，也断了固定的收入，时已卸校长职而仍执教燕京大学的吴雷川先生也不能例外。雷川先生时已年逾古稀。周作人托人邀请雷川先生到“北大文院”任教授名义，“不必授课，而从事指导工作”。这自然也可以视作是周作人想给予雷川先生以帮助，雷川先生婉却了周作人的邀请，他在1942年6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当时给周作人的答复：“……现时生活尚可自给，故对此不需要，如将来至不能写字谋生事，当领盛情也。”并托这位转达者“对周代表感谢之意”。话说得很客气，但雷川先生直到1944年去世，都未曾到过“伪北大”任职。更早一些时候，1942年2月12日，雷川先生拒绝王揖唐邀约出任伪职的信函里有明确的表达：“雷川生性迂执，穷老益坚，固维怀在得之愆，严效不恭之却，夙报食贫之愿。年华老迈，戒之在得。……”行文雅致，意思则很明确。王揖唐当时还有二百元赠雷川先生，雷川先生亦奉还，所以信中还有“谨璧厚馈”这样的句子。大约八九天后，王揖唐再次托人送给雷川先生“二百元”。雷川先生感到“为难”，“踌躇再四”，23日复信王揖唐，信中写道：“……台端曲恕狂愚，仍颁原璧。雅意殷殷，不敢固辞。适雷川所知燕京大学旧职员之待救济者甚多，当酌量将尊惠分致，藉使以奉扬仁风，想亦明公所赞许者也。”雷川先生把这二百元请人转给了燕京大学需救济之职员。这封信也记录在当天的日记里。
燕京大学被关闭后，雷川先生主要以鬻字为生。这些在日记里也有记录。
比如1942年的日记，1月17日日记里记载：“为集兴商行写扇面一页。”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载：“去信：……集兴商行（并扇页及润例，取润资）”。1月25日日记记载：“为清秘阁写屏一幅。”1月28日日记记载：“为集粹山房写五尺屏一幅。”2月17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具体的一个润例：“林庄既去复来，称其叔之命，以百元见赠。余不便固辞，因其已有四件属书页。惟按照书件得润只可五十余元，今所赠之数过于所应得之数，故告林庄，拟请其叔再开示数人之上款，当照写寄往。总期其数略符，于心始安。”5月9日日记里保存的一封信里说自己“抱定自食其力之宗旨。计每月写字得润平均总可得八十元，约不足二三十元，现有积存款七百元，约足救两年之贴补……”6月5日的日记里保留了改订过的润例：“四、五尺屏条，每条十元、十二元。三尺六、八行屏条，每条十、十二元。四尺七八言对联，十二元。四尺十一言长联加跋，二十四元。三尺横幅，四、六百字以上，十六、二十四元。四尺横幅，一、二千字以上，四十、六十元。折扇面单、双行，十二、二十四元，册页，十元。寿屏，四、五尺者，每幅十二、十四元。碑志，每百字三十元，每字以寸余至二寸为限。外加墨资一成。除寿屏外，蜡叶纸及泥金纸均不书，除寿屏及折扇面外，所用同宣纸，只须开明尺寸，皆可代备，不另计费。”雷川对这份改订过的润例亦有说明：“校原订者不欲多有增加，因拙书本无足睹，不敢高抬价格也。”学生辈帮助自己代为销售书法作品，雷川亦嘱：“倘销售为难，万不可强派，仍将原件寄回可也。”这是致沈季琴的信里说的话。这封信保存在1942年8月3日的日记里。
乱世中不事伪职，以鬻字谋生，这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人里也是有传统的。比如明清鼎革之际，山西人傅山也曾以鬻书卖画贴补生活。白谦慎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一书里解释道：“明清鼎革并非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并未受到根本的冲击。中原人士在文化上“依然保留着旧时的爱好和品味”，傅山的名望也使许多人希望收藏他的作品，“在家中悬挂傅山的书法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这个解释也许也可以移用来说明雷川先生得以鬻字为生的一个社会文化基础。雷川先生1942年1月28日的日记里记录：韩国人金本武雄慕名谒见雷川，“且欲乞余为书字幅也。……据言伊亦信仰基督教者”。2月16日的日记又记录金本武雄“代其戚松本兴治乞书中堂对联”。这个例子或可表明雷川先生已享高名，笔墨亦为人所愿意珍藏。
饶有意思的是，雷川对傅山的书学理想亦颇认同，1933年8月9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傅山关于书法的见解：“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这一段记录后加括弧注明“傅青主先生语”傅山这个著名的书法见解，出自他的《训子帖》。雷川引的文字“率真”，我在其他的本子看到的是作“直率”。几天后，8月21日的日记里，雷川先生再次引录傅山的这几句话，并且发挥道：“余以为不特学书之法如是，即作人之道亦当如是也。”更早的时代，在清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就说过傅山的这个关于书法的“四宁四毋”之论“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
雷川以所写字获得润资，但也不是都会收取润笔。比如1943年4月26日的日记记载：“写《正气歌》一幅赠周焕文，因其乞书并欲致润，故即以赠之而不受润也。”周焕文系雷川燕京大学文学院之同事。也有不相识的求字而不收费的，也举一个例子。1942年9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上午常蕴璞来，言有大中学校校长张作民乞书屏幅。又平中教务员号嗣延者，亦乞书一幅，并携来润资廿二元。余以大中校长之润资当照收，平中教务员某君之件可不收润，遂收十二元。”推想起来，也许雷川先生以为教务员较校长收入为低，故不予收取润资？
雷川鬻字，对自己所书写的，也是严谨认真，不肯以自己所不满意的字幅拿出手。比如1941年2月17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晚饭后为郑以业写五言联一副，不惬意。又重写一幅。”再比如1942年4月18日的日记里也有这样一条：“为清秘写七言联，又重写一联，皆不惬意，明日尚拟重写。”雷川接着又写道：“于此见工力之浅。”第二天的日记里记载：“为清秘重写七言联一副，作隶书，乃稍可应付。”清秘，即清秘阁，北平琉璃厂一家老字号南纸店，店名源自宋元书画名家倪瓒的藏书阁。清秘阁始创于清乾隆年间，传说店名也是蒙乾隆皇帝所赐。民国年间，蔡元培、胡适、齐白石、溥心畬、鲁迅等文教名流均与清秘阁过往密切。
动乱时世，雷川先生既然以鬻字为生，所以有暇也就常常临帖习字，以1942年1月的日记所记载的为例，这个月的日记里，有20天记载了临帖习字。这个月里雷川先生临习的法帖计有：《修孔庙碑》、智永《千字文》《霖雨桥记》、文征明《千字文》《禇临兰亭》、米芾《禇临兰亭跋》、陆柬之书《文赋》、唐玄宗《鶺鸰颂》、金冬心隶书《六朝名贤轶事》。这是写了具体的法帖名字的，还有几天所临习，未写明具体的帖名，如1月24日“习宋人书册”，1月30日“习元明人书册”，1月31日“习明清人书册”。法帖上迄北朝东魏，下逮明清，几乎包罗了诸体。这也显见得雷川先生临帖习字也是有博取众长的气度的。1月13日的日记里说“从绍虞处借得《支那墨迹大成》第一卷观之”，这是鉴赏历代法帖。《支那墨迹大成》，日本河井荃庐监修，收录中国晋唐至明清的书法名家墨迹，其中包括了庋藏于日本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赵孟频小楷册页《汲黯传》等。河井荃庐，即河井仙郎，荃庐是他的字，日本印宗师，治印专宗秦汉，风格浑厚古朴；书法则早期劲健峻拔，有六朝风韵，中年书风转而潇酒有金石气。河井也是西泠印社名誉社员。绍虞，即郭绍虞，治古典文学、语言学，书法有家学渊源，造诣深厚，当时也在燕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
雷川先生除了鬻字维持生计之外，也曾典卖所藏图书以贴补日常之费。1942年3月17日日记里保存了一封信，信里写道：“……至本月始生活问题一为取资于字润，已往两月，幸可维持。兹为稍储余粮计，尚拟将书籍数种出售……”雷川先生开列的拟出售书单里，有《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八函、《定山堂诗集》十六册八函、《内经评文》八册、《满洲实录》（附图）八册、《西园闻见录》四十册八函、《商周彝器通考》两册、《善斋彝器图录》二册一函、《武英殿彝器图录》二册一函、《颂斋吉金图录》一册、《颂斋吉金续录》二册一函、《汉武梁祠画象录》二册一函等，总计四百廿五元，“拟实售三百元”。雷川先生的这些藏书或者也可以见出他的学问修养的一部分，见出他的阅读趣味的一些方面。
由雷川先生出售藏书兼及雷川先生的阅读，还可提一下的是，新文学作品也是在他的阅读范围里的。1942年3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道：“看巴金所写《爱情的三部曲》总序毕。”巴金是当时青年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雷川先生以教育家而读巴金作品，既表明巴金的影响，也说明作为教育家的雷川先生愿意了解青年、理解学生。这也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这则札记标题援引的“雷川生性迂执”这番话是雷川先生要表明自己在国难校劫时刻的持志守节，而不是真的说自己不明世道、不通人心。
▲《吴雷川日记》
末了要说明的是，这两则阅读札记所摘录的雷川先生日记，均采自李广超整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吴雷川日记》。
编辑 | 卫留行 刘俊萍
《杭州文史》第2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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