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首场国民外交

1910年农历六月二十七日，清政府的外务部收到一份上海商务总会递呈的禀帖，其主要内容如下：

由此可知，此次美国商界组团（美国实业团）来华考察，是中国商界人士学习日本商界的做法，首次以商会名义邀请对方的。牵头此事的应该是上海商务总会，事先，该会曾分别向农工商部及外务部报备过此事。

毕竟是第一次举办这样的中外民间交流活动，底气不太充足，所以，上海商务总会又向外务部递呈了上述这份禀帖，目的当然是希望能得到官方的大力协助。

此时，上海商务总会已经从农工商部争取到了1万银元的接待费。外务部接到这份禀帖后，也颇重视此事，很快就以外务部的名义向沿江各省的总督、巡抚下发了文件，除了转发上海商务总会禀帖的主要内容外，还加注了外务部的意见一“查此次美商来华，于中美邦交及中国商务均有关系，相应咨行贵督、抚查照，妥为预备，届时优加照料，以敦睦谊而联商情。”（1910年8月28日《申报》）此外，外务部也给予经费支持，同意在“沪道出使经费项下”拨给上海商务总会1万银元，用作接待经费。这样，上海商务总会总共拿到了2万银元的接待费。

1910年8月20日（农历七月十六日），美国实业团从旧金山坐船出发，但并非直驶中国，而是先驶往“火奴鲁鲁小住”，后又在日本横滨登陆访问。从日本出发来中国，已是农历八月份。

考虑到“此系国民外交第一次”，而美国又是“退回赔款专为中国留学之需”的国家，上海商务总会决定专门派遣上海电报局总办唐露园前往日本迎接该团来沪。同时，指定浙江宁波籍知名富商沈仲礼为全程接待工作的总负责人——“领袖预备供张一切”。另配助手包括关炯之、金琴生、王西星、张叔和、朱仲宾、洪文廷等多人。

农历八月十二日，获悉美国实业团乘坐的高丽号轮船即将到来，上海商务总会派出专轮前往吴淞欢迎，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率领多位商界知名人士，以及南洋劝业会代表、青年会代表等随船前往迎接。

美国实业团共有成员40人（一说38人），《申报》曾刊登该团成员名单：

中午11点30分，高丽号靠泊上海新关码头。以布甫为团长的美国实业团被分别安排在惠中旅馆和礼查饭店入住。随后，上海商务总会假虹口赵氏扆虹园召开欢迎大会。刚刚跨入中国境内的美国客人，就已经深深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情。在欢迎会上，美国实业团成员白澜君说：“此番来华，其效果亦能联络此邦与我国的交情，即商务亦可日见进益。”（《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10年第417期）

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美国实业团先后在上海南市、北市考察了多家工厂，以及自来水公司和江南船坞。所到之处，不仅受到热烈欢迎，还获得了热情款待。《申报》当时发布的时评中有这样的话：“美国实业团来华，而我之欢迎之者麕至。自此两国人民，情意相浃。此后邦交，当必益形辑睦矣。”（1910年9月17日《申报》）

▲当时的报纸内容

八月十六日中午，美国实业团在上海商务总会协理邵琴涛、会员朱仲宾的陪同下，坐上官舫，由小轮拖带，驶往杭州考察。

那时，运河上的船只行驶速度很慢，载着美国实业团的官舫行驶到第二天拂晓，才到达浙江嘉兴。登岸后，美国客人改乘嘉兴至杭州的火车。当天中午1点40分，火车到达杭州城站，浙江交涉司王省三、浙江劝业道董季友、杭州商务总会总理顾竹溪及多位商会议董带着轿子、马匹，早已迎候在此。客人下车后，能骑马的骑马，不能骑马的坐轿子，在主人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奔向西湖刘庄。在刘庄举行的西式酒宴上，吴恩元创办的杭州扬华织绸公司给美国实业团送上了见面礼——每人一匹景星纱。宴毕，美国客人应邀坐游艇游览西湖名胜。

当晚，浙江巡抚增韫在交涉司衙门设宴，由于美国客人游湖兴趣浓厚，因而迟到，晚宴直至7点50分才开始。增韫致欢迎词，除了表示热忱欢迎外，还提出了交流学习的愿望。美国客人则在答词中表示：“如贵抚部院对于实业农工有所咨询，敝同人无不竭诚奉达，以资采择。”此后，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上述对话中谈及的“瀑布借电”，应该是指建造水电站。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水电站（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建成发电是在1912年），杭州甚至连火力发电的大有利电灯公司，也迟迟未能建成（1911年才建成发电），对于水力发电的信息，自然格外重视，尤其是听说美国的一条密雪雪河（今译密西西比河），能为数千工厂提供电力，更是深感惊讶。巡抚增韫急于知晓建造方案。美国客人知道光靠嘴难以说清，便答应可以邮寄资料。

不过，一接触到“瀑布借电”的专业术语和相关数据时，在场的中方翻译一定会露出窘态，这个话题太陌生了！勉强翻译过来的语句，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明白究竟是在说什么。所以，在当时《申报》的新闻中也就留下了“三十英里之铁管，即可推用至一千五百里”等让后人感到莫名其妙的数据。

交流传递新知，尽管似懂非懂，但是，《申报》记者还是坚持写出了即时新闻，从而把美国客人带来的“瀑布借电”新信息，告诉给了更多的国人。

在杭州先后考察了通益公纱厂、杭州商务总会、驾涛植物园后，美国实业团于八月十八日晚坐火车离开杭州，返回上海。上海商务总会则已经精心为美国实业团安排好了一个顶级的考察对象。

八月十九日上午，美国实业团全体成员走进了商务印书馆。迎接美国客人的除了有商务印书馆总理与多位股东外，还有一位知名人士——曾两次出使美国等国（即公使）的伍廷芳先生。伍是被该馆专门请来担任欢迎代表的。美国客人落座后，伍廷芳致如下欢迎词：

可以看出，伍廷芳先生在介绍商务印书馆时，底气很足，词语中带有炫耀的味道，如“欲求有可与该馆并驾齐驱者，遍国中不可得也”，即中国还找不出能与其并驾齐驱的大企业。

代表美国实业团致答词的是一位印刷业的美国同行，他说：

这份答词相当巧妙，在恭维对方的同时，也炫耀了自身。赞叹商务印书馆为中国一大丰碑，又说在该馆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与我在美国老家并无不同。言下之意就是：我在美国拥有的印刷企业也和你们的这座丰碑是一样的啊！注意到该馆赠送的一首歌曲中有“相将步后尘”的歌词，这位美国客人更是借题发挥，提议更改为“并驾齐驱”，更巧妙的是：他还以“并驾齐驱”来展望隔着浩渺太平洋的中美两国的未来交谊。

这一寓意深远的展望，的确可以被后人称之为远见卓识。遗憾的是《申报》记者并没有记录下这位美国客人的姓名。

农历八月二十日，美国实业团乘坐沪宁列车前往南京。上海商务总会负责全程接待工作的沈仲礼陪同前往。沈仲礼，又名沈敦和，浙江鄞县人，时任上海商务总会议董，是上海滩宁波商帮领袖之一，早年曾赴美国留学，熟悉美国英语，能与美国客人直接交流。

次日，美国实业团开始参观南洋劝业会并考察当地企业、学校、商会。考察期间，美国实业团正式向沈仲礼提出三项建议：（一）设立中美商品陈列所。一设上海，一设纽约。（二）派遣中美两国商务调查员，分驻两国研究商业。（三）中美合资组织银行。美方还提议：结束在华考察活动后，中美双方可以在上海召开商业联合研究会，共商此事。

沈仲礼的答复是“兹事体大，断非杯酒之间所能立决。而行期匆促，讨论难周，不如先请贵团诸君专事考察”。此后，沈仲礼迅速致信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告知以上信息，并建议上海商务总会及早发函邀请各省商会派代表来沪，早日商讨此事，达成一致意见。

八月二十四日，美国实业团结束在南京的考察，坐车前往镇江。在镇江考察期间，美国客人又向沈仲礼提出了第四项建议：设立中美联合轮船公司，“由旧金山往来汉口、镇江，专装中美货物往来”。（《东方杂志》1910年第七卷第十期《美国实业团来华续记》）

结束镇江的考察后，美国实业团先后去了九江、汉口、北京、天津、唐山、烟台等地参观考察，然后，坐船南下赴福州、厦门、广州等地考察。九月二十二日，该团坐船离开粤地，前往香港。临行前美国客人与沈仲礼约定：就何时召开中美商业联合研究大会一事，保持通讯联系。

▲美国实业团抵达烟台码头

此后，沈仲礼便给上海商务总会总理周金箴、协理邵琴涛送去一封长信，就召开中美商业联合大会一事，提供了美方的信息和自己的意见：

此后，美国实业团成员之一、在华开设大来洋行的大来（Robert Dollar），曾从香港来沪，与中国商界人士多次商讨上述四项建议，并拟定了草案。此外，上海商务总会也将此四项建议上呈北京农工商部，该部的态度是：“准如所谓，当札上海各商会妥商组织。”（1910年12月21日《申报》）

农历十月十日，中美商界代表会聚上海惠中旅馆，召开中美商业联合研究大会。中方代表为：张弼士（已被选为全国商会会长），郑陶斋（广州商会代表），王竹林、贾学芳、刘樾臣、刘竹君（天津商会代表），卢洪昶、张雪园（汉口商会代表），丁介侯（南京商会代表），于立三、吴泽民、魏小圃（镇江商会代表），周金箴、邵琴涛、沈仲礼、王一亭、沈缦云、杨信之（上海商会代表），朱五楼、林莲荪（钱业董事），朱礼琦、王步瀛（中方记录员）。

美方代表：布甫、葛士德、穆尔、大来、摩尔登、富尔志、华德仁、彭汉、何道林、缦宁，彭乃脱（美方记录员），以及美国驻华总领事维尔达。

全体落座后，美方的大来首先发言，他说：“此次敝国商人远涉重洋，来华考察商务，其宗旨不外二致：一曰增进两国感情，一曰推广两国商业。现在美商考察所至，均荷贵国官、商各界竭诚优待，宾主尽欢。是增进感情一层已达目的。所亟宜讨论推广者，惟在商业一端。鄙人承美国实业团公举，先期至沪，与诸公研究此题，已有数次，备有议案（草案）。今幸两国诸公同聚一堂，似应推举议长，以待公决。”

此后，中方推出的议长为张弼士；美方推出的议长为穆尔。会议进入正题，穆尔说：“顷闻大来先生已备有议案（草案），可将此议案宣读，以待通过。”大来说：“此议案，中方记录员朱礼琦已备有中文和英文文本，中文文本已经中方商界人士看过，均表赞成。可请朱礼琦宣读一下英文文本。”

于是，朱礼琦当堂宣读如下英文议案（草案）：

朱礼琦读完后，美方议长穆尔说：“商业以银行为根本，欲兴两国商业，似不能不以此为起点。惟兹事造端宏大，似应另举熟识银行事务之人，另往别室讨论。鄙人拟举富尔志、摩尔登两君专议此事。富尔志君在美国创有国家银行，资本美金一千八百万元，合华通用墨银约四千万元。若得此君一言许可，数百万金不难咄嗟立办。华商亦应由议长推举熟悉银行熟人，俾可公同讨论。”

中方议长张弼士便推举了卢洪昶、沈缦云、朱五楼、林莲荪四人参与讨论。

进入别室，富尔志首先发言：“鄙人远在西美，于中国商业情形尚多隔膜，惟知中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借款兴办实业，或代国家借款，固为获利之端，然不能视为正项进款。假使投资资本千万，开此银行于中国，但收放商业存款、押款，及银行普通生意，就中国商务论，能否获利？”

沈缦云与其他三位商议后，回答说：“中国商务颇大，华人亦不甚贫，徒以所办银行立法尚未尽善，遂致官、商反存钱于洋商银行，洋商银行将钱转借华商，得收渔人之利。若此银行中美合办，既有美商合资，复有华人资本，立法完全，办法得人，当无亏折之虞。”

于是，双方议定：先由中方起草订立银行章程，寄往美国核定后，即可开办。第一项议题就此通过。

对于第二项、第三项议题，中美双方代表均认为是“兴商要着”，应由两国商会切实举办。所以也很快通过了。

第四项议题比较特殊，有着“美国船王”之称的美方代表大来，个人自愿与华商合资兴办中美轮船公司，所以，只需中方认可就行。与会中方代表认为：这是好事，“自当量力入股试办，以为将来推广之计”。（《尚贤堂晨鸡录》1910年第11期《中美商团会议补述》）

真诚的邀请，热心的款待，平等的交谈，中国商界发起的首场国民外交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同时，也签订了互利互惠的商务议案。当时，有中国媒体评述说：“美团与华商谈论，不外‘合力兴利’四字。”

送走美国客人后，中国商界开始着力落实这份“合力兴利”的议案。1911年农历六月初八的《申报》上，出现了一只由上海、广州、汉口、天津各商会暨北京商会发布的中美银行招股启事。六月十九日的《申报》上又出现了《中美轮船公司招股广告》。

此后，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政局的激烈变动致使这份“合力兴利”议案的实施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首场国民外交打造的中美民间外交管道仍在发展延伸。1915年春，应美方邀请，中国商界组团（中华游美实业团）回访美国，并参观了正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博览会。《申报》随团采访记者曾以“东西两大陆国民之握手”为标题，报道了“中华游美实业团所至无不受欢迎”的友好场景。（参见1915年6月16日、8月28日《申报》）

中华游美实业团结束访美回国后，曾继续为实施那份“合力兴利”议案而奔走，然而，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的乱世，商界的种种努力迟迟不见实效……

百年前的首场国民外交见证了交流催生友谊，友谊期盼合作；也见证了乱世难成大事。两国之间“合力兴利”的大事，只能在太平盛世才能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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