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将卸甲是大儒——严重的鸿儒交往圈

严重（1892—1944），又名严立三，1892年出生在湖北麻城县。1915年从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毕业。1917年转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1921年，他应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之约，到该师任连长，后递升为营长、团长及留守处主任等职。1924年6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建立，严重先后在第一、二、三期任总队长，第四期改任训练部长。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严重以“因病”为由，只身去往杭州，居住于杭州南高峰下的法相寺，督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于北伐战争中阵亡将士墓园。蒋介石下野后，严重出任军事厅厅长。1928年，武汉政治分会改组湖北省政府，严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1929年，时局混乱，严重辞职退隐庐山太乙峰。抗日战争爆发后，严重晓明国难之大义，出任湖北民政厅厅长、代理省政府主席。1940年，他辞去所有职务，在湖北宣恩县扶助垦民，从事著述。1944年病故于湖北恩施，享年53岁。严重著有《〈礼记•大学篇〉考释》《大学辨宗》《道学宣言》《〈庄子•天下篇〉绪论之杂谈》等。

严重的孙子严思壮先生有感于墓园遗址的考证、清理、修缮等成果，在遗址公园开放后决定捐赠其收藏的严重部分日记影印件。

捐赠的日记内容从北伐东路军从福建、江西进入浙江开始，对北伐军在浙江境内和孙传芳部队展开的多次战役、与战役相关的行军路线、军中事务、日常生活等进行了记录。当时，北伐东路军在浙江不仅短期内重创并驱除了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而且极大地削弱了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从而推动了浙江革命运动的发展。从日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严重师长严明治军、体恤下属的作风，在生活中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清廉品性，在学问上谦虚谨慎、好学深思、喜交学者的治学风范。

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后，在中西文明交融下产生了新儒家学派，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是新儒家学派的杰出代表，他们以博大精深的学术成就以及高风亮节的道德操守在西风东渐下，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位，自发地延续着儒学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获得“新儒家三圣” 之誉称。而严重虽然是军人出身，却还有其不为人熟知的另一面——有着严谨治学的学者作风，并与当时学术界“新儒学三圣”交往密切。

熊十力（1885年2月18日-1968年5月24日），又名熊子真或熊子贞，湖北黄冈人，中国著名哲学家。严重日记中首次出现他与熊十力交往的记载是在 1927年（民国十六年）5月15日，内容如下：

此时的严重辞官来到杭州，是为督建在浙北伐战争中牺牲的二十一师将士陵园（血园陵），他暂居在杭州南高峰下的法相寺。而此时的熊十力在完成了《唯识学概论》的修订和印行之后，因身体抱恙，每每半夜大咳不止，于是也来到杭州疗养。上述记载虽是日记中首次提及熊十力，但鉴于严重日记的不完整，以及严重与熊十力同为湖北人，加上对儒学都有执着的研究，两人早就相识相知的概率很大。再看一则日记内容：

从中可知严重为了能与熊十力常常谈论学问，纵有不便、不利、不安，也不舍搬家。因为当时熊十力借居杭州玛瑙寺，严重生怕搬迁过远，不能与熊十力经常来往。

再看下面几篇日记内容：

以上只是两人交流的部分记载，也可说明三点：其一，在杭州期间两人交往频繁；其二，他们谈论的内容大多围绕熊十力所著《唯识学概论》一书展开，这一阶段严重倾心于唯物论，其阅读书籍也多有关于此；其三，为了方便交流，熊十力甚至移居到严重在杭州的居住地法相寺，足见两人之情谊。

1930年，熊十力再次来到杭州，这次他结识了马一浮。翌年，张难先主政浙江，被称为“湖北诸怪”的熊十力、严重、石瑛等也循迹来杭，他们聚于西湖边论学，并相互砥砺等。也正是在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刊问世，标志着他在杭州期间完成了其哲学体系的建构。

从严重日记的记载来看，严重与梁漱溟的首次交往正是在严重居住于杭州、督建血园陵期间，从以下几天的日记中可见——

在此期间（1927）的日记内容中，甚至出现他与梁漱溟、熊十力三人的交集，这次交集在他人所写的文章中也有提及。日记中虽没有提到他们谈论的具体内容，但很可能涉及唯识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因为梁漱溟在民国初年出版了《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书籍，而严重在这一时期所读的书籍也与此相关。两人初次交往，严重给梁漱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在梁漱溟的《儒家修身之门径》一书中有相关描述：“……初次晤谈，即在一九二七年，先生为所部阵亡将士营墓葬于西湖时。对于先生性宗、玄宗、礼宗之说既备闻之，顾未能多所请益，然于先生人格精神则心仪诚服，印象甚深。先生于我似亦有了解，殆所谓神交乎……”梁漱溟对严重的敬服之情溢于言表。

1943年后，严重除了到重庆与会外，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四川乐山、内江等处读书著书，他的《〈礼记•大学篇〉考释》一书就是在乐山借寓乌尤寺时完成的。书中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梁漱溟得到此书后甚为喜欢，以至于每次转移都必谨慎藏于行李之中，虽曾在1966年8月被北京红卫兵抄家时掠去，所幸后来又得到好友王星贤赠予。为保存、传播严重和伍庸伯（梁漱溟的襟兄）两人对《大学》的见解，梁漱溟还特意编著了《儒家修身之门径》一书，此书收辑了严重的《〈礼记•大学篇〉考释》和伍庸伯的《〈礼记•大学篇〉解说》，并为两人的见解分别作了评述，以供后人参学。

在梁漱溟的日记中也可以找到两人交往的痕迹，严重去世后，梁漱溟还一直与其子严善明保持着联系。在梁漱溟与严善明来往的书信中，严善明称梁漱溟为“漱溟老伯”，自称为“愚侄”。梁漱溟在1964年10月4日严善明寄给他的信纸上还有着这样的备注——“严立三先生为我衷心敬服之人，善明是其独生子。”再次应证了严重和梁漱溟之间的交谊。

仅从严重后人捐赠的日记影印件来看，没有内容直接提到严重与马一浮的交往，毕竟捐赠的日记影印件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覆盖时长只有八个月，但有两个事实表明两人会存在一定的交往。其一，20世纪20年代，两人都在杭州暂居过。根据《马一浮全集》记载，熊十力于1929年来杭求教马一浮，此次为两人初识，后马一浮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作序。1933年夏，熊十力和梁漱溟率北大弟子到杭州拜访马一浮，一起论学，时人称为“当代”三儒的“鹅湖之会”。这一时期，严重和熊十力以及梁漱溟的交往也比较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一致热衷使他们有可能存在交往经历。其二，20世纪30年代，严重和马一浮都在四川乌尤寺暂居，时间、空间上都存在交集。如前文提到，1943年后，严重多数时间都在四川乐山、内江等处读书著书，他在乐山时借寓乌尤寺，而此时的马一浮已在乐山乌尤寺创建复性书院，担任主讲并鬻字刻书，加上熊十力也是复性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他们相互交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根据这些线索，笔者终于找到了一些他俩交往的“痕迹”——

虽然严重与马一浮的交往在严重日记影印件中没有直接体现，但是根据日记中的“蛛丝马迹”，结合其他文献记载，我们还是发现了他们交往的历史，相信还有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在尚未公布的严重日记中有所记录。

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三人亦师亦友，交往甚密，甚至连他们各自的弟子、朋友也有密切的交往，在当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群落，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借鉴，也相互批评。严重也是这个学术“朋友圈”中的一员。虽然外界对严重的印象往往是他作为军人和政府官员的身份，比如“黄埔名师”“北伐名将”等，但严重也是一位勤于治学的名家，不过这一点唯有和他进行过学术交流的梁漱溟、钱穆、熊十力、马一浮等少数学者知道。

严重好学且深思，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研究，且见解独特，这在他的日记以及所著书籍《大学辨宗》中有所体现，但《大学辨宗》一直未公开发表。出版界名宿张菊生因为非常推崇严重的道德学问，曾于抗战前劝他出版，但严重态度谦逊，表示待晚年再考虑。严重辞官归隐后，写成《〈礼记•大学篇〉考释》，书中提出了与程颐、朱熹不同的见解，梁漱溟曾说：“古人往矣，吾不及见；吾所及见，番禹伍庸伯先生（观淇）、麻城严立三先生（重），真近世之醇儒也。两先生志虑真切，践履笃实，不后古人；而从其精思力践之所诣，乃大有贡献于斯学，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此即指其能解决上述问题，以最切近平妥之功夫道路昭示学者，救正朱子、阳明过去解释《大学》之失，实为近八百年来未有之创获。”字里行间表露着他对严重的高度评价和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