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龙：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文摘 2025-01-26 12:35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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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而他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是靠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找到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又是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的，以及人们是如何挣扎，又是如何回到习惯之中的。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建立汉朝的汉高祖刘邦在上台前是个带有流氓色彩的普通人，依靠暴力和运气当上了皇帝。许多熟人对他早年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即便他已经当了皇帝，六国的许多臣民仍然忠于六国的贵族及其后裔，对平民出身的刘邦嗤之以鼻。到底怎样才能让曾经是普通人的刘邦被接受为皇帝呢？又怎样才能让人们对刘邦的后代忠贞不贰并长期服从于这个新兴的政权呢？

刘邦需要的是一个永久性的理论，一劳永逸地证明自己是天生的皇帝，不容推翻，更不容反抗。哪怕所有人都反对这个政权，它也仍然是合法的。

这个理论，就是中国大一统社会的哲学基础。为了寻找这个哲学基础，汉代耗费了几代人的光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开国功臣的陆续死亡，一个没有任何战功的懵懂少年依靠血统当上了皇帝，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但不要着急，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创造性地完成了哲学基础的构造。

这个哲学基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不是从逻辑上，而是从信仰上，将皇帝和宇宙真理联系在一起。汉朝统治者发现，要想让人们服从，必须树立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在真理之下，人已经不是人，只是宇宙真理的一个零件而已。人活着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宇宙真理而奋斗，自觉服从于真理，任何想要对真理倒行逆施的人都不值得同情，必须予以打击甚至消灭。

但在什么是宇宙真理的问题上，不同政权却有着不同的表述。在汉朝，所谓的宇宙真理，就是一套“天人合一”的理论。这套理论认为，在宇宙之中只有唯一的真理，这个真理不仅对自然界是成立的，对人类世界也是最高理论。真理的源头，来自一个叫作“天”的实体，是天的意志创造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要服从于天的意志。

天的意志在人间的代表，就是皇帝。皇帝是天选的，决定刘氏当皇帝的不是人间的选择，而是天的决定。这样，小流氓就不再是小流氓，而是宇宙真理的一部分，人们不服从于这个政权，就视同自绝于宇宙。

第二，来自天的宇宙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为了构造内容，就不得不用到新兴的儒教。我们说儒教而不说儒家，是因为汉朝建立的儒教已经脱离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是汉代学者的新创造。

汉代儒教借用了先秦儒家的礼法，采用了儒家的经典，又将阴阳家的宇宙和法家的权术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包容天地万物的理论。宇宙之所以产生，来自阴阳和五行的互动；人类社会的存在，也要服从于阴阳五行，由此产生了汉代的谶纬、祥瑞、灾异等观念。

这套无法验证的学说经过政权的推广，直到现在，仍然是许多人思维的基础，在社会上有大量的拥趸。

第三，理论构造完毕，必须让所有人都相信它。汉代建立了完整的官方教育体系，并辅以一套行之有效的选官体制，要求只有学习这套儒教理论的人才能进入官僚系统。同时，儒教理论还进入司法体系，对民众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通过灌输的方式，人们从生下来就浸润在这套宇宙真理之中，只要经过两三代人，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被塑造成型了。不管对王朝和皇帝是赞成还是反对，人们都只会用这套宇宙真理的语言去说话，这才是深入人类社会最深的真理印记。

“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不仅彻底解决了皇帝的合法性问题，还由于它是信仰而非思辨，对社会思想造成了牢固的束缚，让很多人在两千余年的时间内，丧失了利用逻辑去验证事实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它的确是“太成功”了。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人们可以将西汉之后的中国哲学看作思想的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它分为两个大的周期：第一个周期从西汉开始，经过东汉、魏晋南北朝，直到隋唐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朝一直持续到清朝。

每一个周期又都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分别是：建立期、庸俗期、反抗期和变异期。

在第一个周期中，西汉前期是儒教哲学的建立期。经过初期的探索，汉武帝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特征的哲学体系，并通过教育系统和选拔系统将这套哲学强行灌输给整个社会。到了昭、宣时代，西汉的社会已经儒教化，人们不再用其他方式思考社会。

汉宣帝之后的西汉和东汉时期，属于儒教哲学的庸俗期。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放弃了思考能力，依靠被灌输的几个观念将整个自然界和社会的所有现象强行塞入儒教框架之中。这个阶段还有两大特征。第一是充斥着大量的学阀和门派偏见，人们不再以学问论短长，而是以关系和地位决胜负。把持高位，产生足够的徒子徒孙，成了每一个学者梦寐以求的目标，所谓学问，只是一块遮羞布。第二是对于谶纬、比附的滥用。看到闪电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接下来要打雷，而是有人做错了事，惹恼了老天爷；发现一只白色的野鸡首先想到的是祥瑞。人们辩论时，总是想从伪造的古书中发现预言的蛛丝马迹，以比附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事件。汉朝哲学是最缺乏思辨的哲学，也主要是由于人们更习惯使用比附而不是逻辑。

第二个阶段末期，这样的哲学不仅无法指导人们的生活，还成了整个社会的累赘。于是，一群人开始挣扎着脱离儒教的控制，运用另一种工具——逻辑和思辨，来重新构造世界观。于是第一个周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反抗期。

反抗期从魏晋时期开始，持续到南朝。这个时期发展出一种叫作玄学的哲学体系。玄学并没有构造出统一的世界观，而是提倡一种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的主要工具是怀疑和逻辑。

由于汉代儒教缺乏逻辑，只是通过思想控制让人们去相信一些无法证实的“宇宙真理”，于是玄学就首先从怀疑这些真理入手，强调人们首先要将所有的成见清除出思想，再利用逻辑的力量重新构建可以相信的东西。

玄学的外在表现是对于道家“无”“自然”等观念的推崇，反对执迷于功名利禄，斩断对于官场的留恋。玄学的怀疑精神发展到极致，导致人们可以推翻一种世界观，却无法建立另一种世界观。

随着政治对哲学的干预，玄学也开始庸俗化，有的人学着用逻辑的方式为政权服务，另一些人则倒向享乐主义。

但幸运的是，玄学之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接管了思辨一脉，这种更加强调逻辑和辩论的学问使得中国哲学继续远离腐臭的汉代儒教，于是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一个周期进入了最后阶段：变异期。

在变异期内，中国哲学实现了三教并存、互相竞争的格局。儒教虽然仍然居于政治的正统地位，但在社会思潮上是佛教占据优势。另外，唐朝兴起的另一种思潮——实务精神，让只注重灌输的儒教显得无法适应政权的需要。唐朝的高官除了富有文采之外，也往往都是治国理政的好手，他们注重具体的政策治理，对于经济的关注也让他们无法在儒教经典中寻找到现成答案。这个变异期，成了中国哲学最活跃，却最不受研究者重视的时期。研究哲学的人都提倡一个统一的架构或者世界观，但这个时期并不需要统一的架构，从而让学者感到无所适从。

中国哲学发展的第二个周期从宋朝开始。唐朝缺乏统一的思想也造成了另一个弊端：中央王朝显得过于松散。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后，以韩愈为首的文人将社会的散架归结为思想的不统一。到了宋朝，文人们再次追求起统一的哲学体系。

北宋前期仍然继承了唐朝的实务精神，但随着王安石将实务精神引向计划经济，保守主义逐渐获得了政治的同情，并在南宋成为主流。

中国哲学发展第二个周期的建立期持续到南宋，形成了以朱熹为首的道学体系。道学与汉代儒教的区别在于，汉代儒教认为所谓的宇宙真理是“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而宋代道学则将这个宇宙真理替换成了对“天道”的崇拜，这里的“天道”已经不是汉代那样的一个拥有意志的天，而是没有意志的客观真理。

虽然显得更加“客观”，但在道学家眼中，人同样不是人，只是必须强行绑定在天道之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零件，即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

第二个周期的庸俗期从元朝持续到明朝前期，随着科举考试将朱熹的理论树为正统，道学开始影响人们的方方面面，社会再次失去了思考能力。

到了明朝，随着心学的诞生，中国哲学再次进入反抗期。人们提倡遵从内心，来反对那无所不在的天道。没有外在的客观真理，人只需服从内心，这个观点成了反抗的依据。但将“客观”的天道替换为主观的内心，同样产生了庸俗化的问题，人们以顺应内心为借口坠入享乐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窠臼。

到了清朝，中国哲学发展再次进入变异期。这次变异期的特征，仍然是逻辑的力量。清朝实学的兴起，让很多人不再对那些大道理感兴趣，而是只研究可以证伪、可以进行逻辑推理的事物。一时间考据学派兴起，这些人开始将所有可以观察的东西，不管是一件文物还是一段历史，都放在逻辑的放大镜下一一考察，将那些无法证明的东西排除出去。

清朝的变异期又可以视为对中国哲学体系的彻底反叛，学者的研究方法与西方的科学实证主义极其类似。因此，可以说，虽然中国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但社会科学到了清朝，已经有了强大的思考工具，并在逐渐改写中国的历史与学术。

本书叙述了中国哲学发展两大周期之中政府的格式化、民间的抵抗，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本书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有以下两大区别。

第一，传统哲学史大都以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主要叙述点，而本书则从西汉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寻找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由于都处于大一统时代，西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的更加显而易见。

第二，很多传统哲学史作品以罗列每一家的具体观点为主。由于哲学家的许多观点都是类似的，因此，大量的篇幅浪费在相同观点的罗列上，读者无法轻易从中找到思想演化的轨迹。这样的书大都只能当资料查阅，无法让读者获得足够的有效知识。本书则注重讲解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和为何这么演化，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奥秘。

与本系列的第一本书《财政密码》一样，本书虽然是在寻找古代哲学的发展

线索，却同样是一本对现代社会充满启发的书。阅读完本书之后，读者在思考问题时，会拥有更加广阔的视角。

再版后记

如果问我“密码三部曲”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部，我会回答：最喜欢的是《哲学密码》。原因有二：第一，这本书虽然是写古代哲学的，但融入了我对现代经院哲学的一些看法；第二，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充满了我的回忆，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本书的创作过程

“密码三部曲”中，最早完成的是《财政密码》，当时其余两部尚处于构思之中。但由于《财政密码》的出版耗时日久，等待时，我就转向其余两部的写作。两本书的写作也是穿插进行的，先写一段时间《哲学密码》，写累了，就转向《军事密码》，写一段时间，又再转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两本书几乎同时完稿。我在之后的写作中也保留了这种方式，因此我的书往往是两两同时完稿的，比如《汴京之围》和《穿越非洲两百年》同时完成，《丝绸之路大历史》和翻译的《一把海贝》同时出世，《盛世的崩塌》和《失落的世界》同一天交稿，另两本译著《西班牙内战》和《定居地球》也是同时进行的，最新写成还未出版的《元朝理财记》也和《失去的三百年》（暂定名）同步完成。

到“密码三部曲”其余两本书全稿完成时，《财政密码》还没有出版。这样的时间差，也造成我写作后两部时，完全得不到第一部版税的滋养，经济一直处于匮乏之中。

但那成了我和妻子梦舞君最值得怀念的时候。当时，她在大理的才村开一个小饭店，我一边在她的店里打工，当一个店小二，一边翻阅古籍，写着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历史教训。

当然，我干活并不是被强迫的，梦舞君一直不想让我帮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原因是我看到她太辛苦了，心疼。另外，虽然说是帮忙，但由于服务不专业，还经常发脾气，导致我有时候提供的帮助反而不如添的乱子多。

我在饭店的主要工作是洗碗，但有需要时也会帮忙在前台点单。到了春节或者暑假等旅游旺季，由于顾客太多，店里忙不过来，有时候必须让顾客在外面多等一会儿才能上菜，为了安抚他们，我就自告奋勇地去和他们聊天。在聊天的时候，自然会谈到我是“写字的”。

有一次，一位客人很诧异地说：“今天我刚看了一篇文章，而它的作者竟然就在这里！”那时候，我经常在朋友开的一个公众号“三剑客”上发一些旅行观察，我记得那篇是写一位埃塞俄比亚偷渡客的，那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我的《穿越非洲两百年》。

我是一个爱安静的人，但在那段时间里体会到“卖笑”的感觉。正赶上那段顾客最多的时间，我的《穿越百年中东》出版了，我会拿出来给客人们看，以换取他们多一点耐心。客人有了好奇心，就会多一分宽容。

我会去问客人是做什么的。由于我的知识谱系较宽，也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待过，很容易就和客人聊起来。当他们诉说着各种旅途奇遇，期待着我的共情时，我心里想的却是：怎么还没上菜，我的话都快说完了！

我哄人的招数也是五花八门的。有一次，我对着一群客人拿出一颗古人的牙齿，那是在一个两千多年前的古战场上捡到的。不想这群客人里有一位医生，她接过去看了看，就笃定地说：“确实是人牙，年轻人的，应该二十岁上下。”那一刻，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他们看过这颗死人的牙齿之后，待会儿还要快乐地享用大餐。这事也让梦舞君哭笑不得：究竟是什么样的酸不溜秋的书呆子，才会在客人吃饭时给他们看死人的牙？

除了餐饮本业，一个旅游区的店铺要想存活，必须给客人提供更多的帮助。那时候，电子地图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用手绘地图的方式将整个才村所有的旅馆和商业都标注其上，并贴在墙上；又手绘了整个大理的旅游景点地图，还用注释的方式给出了具体的乘车或者驾车建议。许多客人到店后，会被墙上张贴的这两张手绘图吸引，拍下来作为旅游的参考。到了梦舞君关店的时候，她专门把这两张手绘地图揭下来，郑重地保存到今天。

梦舞君的小店口碑很好，但她不大注意品牌，于是我给她想办法，要做品牌，给她的主打菜“蘑菇火腿炖鸡”想了个名字“菌香鸡煲”，并编造了一个土不拉几的故事，表明这道菜在当地是历史悠久的。最后，我用五彩笔把这个故事抄在纸上，也贴在了墙上。

但我的过多参与也让我和梦舞君有了冲突。事后，我会明白，每个人的经营理念是不同的，当我想把自己的经营理念强加给她的时候，可能不仅起不了作用，反而会添乱。

但不管是争吵还是共同打拼，都成了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记忆。梦舞君会心疼地劝我少干活，她希望我不受干扰地写作；但我又会心疼她，因为我做的事情也许帮不了多少忙，却会让她感觉到些许的温情。

由于旅游区的店淡旺季落差明显，不能招太多的人，以免淡季时成本太高，很多事都只能她亲自去做，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实在太累了。我记得，有一年春节时，一天早晨她终于累得爬不起来了，决定放弃一天的早餐营业。可是，春节往往是客人最多的时候，七天时间的营业额甚至能抵上淡季的两个月。为了不浪费那天早上的时光，我匆匆起来拉开门，一个人给客人下面条、煎鸡蛋。梦舞君起床后眼睛里露出了不敢相信的神色，她第一次知道我会做饭——那都是被逼的。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辛苦，事实上，我的一时体会却是梦舞君的日常，她每天都这么辛苦。我们的理想都是创作（我喜欢写作，她喜欢写作和绘画），但为了生活，不得不做一些别的生计，我不希望将重担都压在她的身上，而自己却躲起来，不理会她的艰辛。

到后来，当我整理完资料，需要理清逻辑的时候，为了避免一切干扰，梦舞君还是安排我回到她的老家，在一个小房子里安静地创作。在那儿，也经历了我人生中第一次5.5级地震。即便在潜心创作时，我也总是想到，梦舞君还在每天忙碌着，为了我们的生活……

后来，因为一些离奇的时代因素，她关掉了店铺。我们慢慢地也度过了最初的艰难。但我们依然时常谈起当年的故事。她总是说我夸大了她的能耐，说当初应该给我一个更好的创作条件，但她没有意识到我当初多么心疼她，多么在乎她，也不想看到她为了我的理想而完全放弃了她自己的理想。

也正因为发生的这一切，这本书成了一本有故事的书，每当我想起它，首先想到的是我和梦舞君的人生之旅，怀念那时的青春年少，怀念那个胡乱的承诺，怀念那些不计后果的相拥取暖，那些经历比一本书要重要得多。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再版，就是为了纪念让此生可以无悔的那几年时光。

苍山猴子的诞生

这本书的另一个作用，是让我摆脱了现代学术经院体系，在象牙塔之外找到了一条道路。

我曾经在大学就读，也在研究机构短暂待过，对于国内的学术体系一直评价不高。我成为一个财经记者时，更能了解他们的研究能力有多糟糕。但自从我离开记者行业，试图寻找一条写作道路的时候，却非常担心太多的资源被经院体系把持着，而我又不认同也不可能加入这样的体系。

事实上，现代社会对于学术经院体系的过度迷信也令人担忧，虽然记者知道最有价值的信息来自市场，最没价值的来自经院，但社会上普通人的看法却是倒过来的，特别在一个日益敌视市场的环境中，经院体系反而成了人们的香饽饽。

我曾经对此非常苦恼。不过，我的许多疑惑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答。

比如写到汉代的学术门阀体系时，我发现，汉代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都是正规学术体系之外的人写的。诸如扬雄、王充等人的著作，因为他们没有进入那种体系，在当时被认为是粗鄙的，不符合学术要求的，被遵循家法和学术规范的人一致鄙视。但最后，那些搞学术的人大都默默无名了，扬雄和王充依然在闪光。

汉代的家法制度到最后怎样了呢？汉代儒教系统内人们注重的那些学问，到最后都被证明是伪知识，被历史抛弃了，另外一些出自体系之外的东西却是长存的。有了这样的想法，我确立了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做一个不加入任何机构，独立观察和思考，相信市场，只做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研究者。我认为，如果我寻找的是真问题，那么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他才是我想吸引的读者。

于是我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旅行、考察和阅读，我能做到说走就走。这样的便捷性，让我的一生可以活成其他人几辈子的长度。我相信这种时间利用上的优势能够给我带来收获。

我曾经开玩笑说，就让我当一只自生自灭的苍山猴子吧，站在社会之外冷静地观察人间百态。当然，对于一只猴子，有的人担心它风餐露宿，没有活路，我却看到了猴子的自由自在，以及多种可能性。这样的想法，是在写作《财政密码》时就已经产生，到写作《哲学密码》时坚定下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叫“苍山猴子诞生记”。

在写这本书时，我的日子依然艰难。我树立这个目标时，纯粹是一种信念在支撑着，让我相信：依靠市场，相信丛林精神，通过努力打拼获得一定的市场地位是可能的。

这本书写完后两年，我的《穿越百年中东》、《财政密码》和《汴京之围》相继出版，带来了惊喜，也让我更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当然，至今我也并不认为这条“猴子之路”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但我已经决定接受一切的结果，把它当作命运的一部分。

我也并不孤独，当我认识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有许多人也在做着同样的尝试，比如写出现象级作品的李硕以及我的朋友张明扬、谌旭彬、张向荣等人，他们依靠市场起家，并逐渐在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因此，这本书是献给那些在圈层之外，依靠勤奋和努力，争取在市场上寻找空间的作者的。未来，到底我这只“野生猴子”的路是越走越宽，还是饥寒交迫于苍山之巅，结局恐怕也是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指标吧。

2024年元旦于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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