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施特劳斯和封闭社会
作者：Matthew Rose
翻译：Jay Youngs
1941年春，当希特勒正在制定入侵苏联的计划时，列奥·施特劳斯在【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做了一场讲座，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研讨会的一部分。这篇演讲直到50年后才被发表，是这位哲学家在课堂上为数不多地探讨时事的时刻。施特劳斯早在五年前便抵达美国，在新学院，他是众多学术难民中的一员，其中几乎没人赞同他的保守政治立场。不过，他的演讲主要不是关于战争，而是关于他看到的一个问题，他担心该问题被冲突以及被它所激发的意识形态倾向所掩盖。施特劳斯的主题是教育，还有在为捍卫自身生活方式而进行生死存亡斗争的社会中，自由教育的地位。
施特劳斯并非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仅有的转向教育问题的思想家。⼏个⽉后，雅克·马⾥坦（Jacques Maritain）在耶鲁发表了“特⾥讲座”（Terry Lectures），呼吁通过重新发现基督教哲学来复兴现代⼤学。T·S·艾略特、西蒙娜·薇依、C·S·刘易斯和多萝西·塞耶斯加⼊马⾥坦的行列，她们在战时用对教育的反思而为宗教思想发声，尽管未能影响到战后大学，这些思想却成功激励了战后的民主运动。在这群⼈中，施特劳斯尤为突出。他在正统的犹太家庭长大——许多⼈后来怀疑他是个⽆神论者——对基督教⼏乎没有表现出任何智识上的兴趣。在他看来，基督教是⼀种从根本上误解了哲学本质的宗教传统。然⽽，他最终成为了⼀位受到美国保守派尊敬的智识权威，这些保守派与他一样，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崛起和民族⾃信⼼的衰退感到焦虑。
在1941年，⾃由社会的弱点能否经受住考验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施特劳斯的演讲探讨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即自由社会如何能够保护其所需的德性，同时它本身却往往难以培养这些德性，有时甚至会主动破坏它们。他的回答颇具挑衅，旨在捍卫他所称之为的“开放社会”（四年后，卡尔·波普尔将这一术语另作他用）。他认为，自由主义所必需的许多德性，在那些最反对自由主义的道德传统中得到了最佳理解。他还指出，最能威胁自由主义社会的恶习往往由⾃由主义理想本⾝孕育而来。正如他的风格，施特劳斯提出⽽非解释他的论题：⼀个开放社会需要通过在封闭社会中形成的道德和政治想象⼒来巩固。
施特劳斯的演讲有⼀个庄严的标题“德国虚⽆主义”——这略有误导性，因为它的关注点既⽐德国⼴泛，也⽐虚⽆主义深刻。施特劳斯被国家社会主义吓坏了，他在演讲结束时表达了对丘吉尔的钦佩和对英国战⼠的感激之情。然而，最吸引他的并非当时的政治家和士兵，而是上一代的教师与学生。施特劳斯担心，在国家社会主义兴起之前的几十年间，进步教育工作者可能会重蹈覆辙，犯下相同的错误，从而危及西方民主国家的稳定。
施特劳斯以⼀个可能令⼈不安的主张开场，即使放在语境中考虑也是如此。他对国家社会主义被等同于虚⽆主义表示遗憾，虚无主义是⼀种哲学学说，其政治⽬标纯粹是破坏性的。他的担忧并非希特勒政权在知识分子中未能获得公正的审判。对纳粹意识形态，施特劳斯仅表达了最冷峻的蔑视，除了恩斯特·荣格（Ernst jenger）的早期作品这一有趣的例外，他没有引⽤任何当代德国作家的话。施特劳斯也没说纳粹政权的目标在理论上比它在实践中少些野蛮。
施特劳斯担心纳粹政权的残暴引发了激烈的道德反应，损害了哲学思考与历史判断，对其受害者以及那些以武力抵抗它在两个大陆推进的人构成了明显的威胁。然而，施特劳斯认为，它对那些通过智识手段反对它的人则形成了一种不那么明显且潜在更为持久的威胁。威权主义蒙蔽了一些最尖锐反对者的心灵，使他们很难理解对现代性的批评，除了将其视作庸俗、偏狭和愚蠢的“胡⾔乱语”。施特劳斯感慨，需要最深邃的哲学智慧才能被彻底战胜的政治运动，在许多情况下却引发了其他东西。它给民主的捍卫者（包括施特劳斯本⼈在内）提供了将⾃由主义批评者妖魔化为“暴徒”、“精神病”或“病态”的机会。
施特劳斯并非唯一希望深入理解欧洲反自由主义思想根源的人。在同⼀学期，年轻的约翰·罗尔斯发表了他的第⼀篇⽂章，对奥斯⽡尔德·斯宾格勒对民主衰落的预⾔进⾏了同情的解读。但施特劳斯的担忧是他和他的教育学(pedagogy)所独有的，1949年迁至芝加哥后，他的教育学在美国保守主义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施特劳斯忧虑西方思想家不再具备超越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反对自由主义观点的反思能力，从而无法借助这些视角来判断当下局势。这种视角不仅不会威胁到清晰思维，反而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开放社会之外，我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德性与恶习，并获得忍受其缺陷的⼒量。但施特劳斯认为，如果我们要获得这样的视野，就必须摒弃常被用来针对⾃由主义批评者的普遍偏见。因为被误认为是 “虚无主义 ”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破坏性学说，而是种代表了人类至关重要之事的抵抗——却被自由主义视为危险被草草打发。
何种抵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施特劳斯反思了战时那些在思想形成上与政治上激进的一代学生。正如他后来的作品所揭示的，这些思考源自于他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学生经历，当时他努力调和自己对马克斯·韦伯的热爱与对马丁·海德格尔日益增长的兴趣，后者似乎愿意解答其他当代德国哲学家不愿触及的人类存在问题。施特劳斯回忆说，这些学生被战争击垮了，被传统权威的崩溃弄得迷失了⽅向，同时又因为一种在表面上歌颂越界的文化深感不安。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魏玛时代的议会民主实验已被证明是失败之举。正如⼀位作家所言，只有拒绝⾃由主义的“毒瘤”才能拯救他们。
施特劳斯对其同学的描述毫不留情，却没有轻蔑之意。他指出，年轻人对他们所拒绝的事物充满了强烈的确定性，而对于他们所肯定的东西却显得含糊其辞，缺乏反思。“⼀个没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太平盛世前景，”他观察到，“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可怕的。”施特劳斯感叹，除了最粗暴的宣传运动，他们的激情找不到别的出路。由于⽆法以任何其他⽅式理解或表达⾃⼰——施特劳斯注意到他们在很⼤程度上拒绝了基督教信仰——它们表达了野蛮的群体认同形式。施特劳斯解释道，野蛮的标志在于相信真理和正义应当根据民族或种族成员来定义。
但施特劳斯承认，这些学⽣受到失败、冲突和社会解体的影响，同时也被一种理想激励——虽然他们未能完全理解这种理想的危险，却敏锐地感受到了它的吸引力。在此，我们来到了施特劳斯演讲的核⼼，他试图将这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学生以及他们的理想置于更⼴阔的思想史中。施特劳斯告诫说，他寻求的并非宽恕应受谴责之事，而是使需要被理解之事变得易于理解。因此，他激励他的学生们从二十年前许多人未能察觉到的德国青年抗议活动中，去探寻其道德基础。施特劳斯坚持认为，这种对自由主义的抗议，根本不是出于对战争或国家热爱的情感，也无法用物质利益或阶级利益来解释。正如他在⼀段振奋人心的⽂字中所言，其灵感来⾃“对道德的热爱，对濒危的道德的责任感”。
施特劳斯把这种前景称为“封闭社会”道德观。施特劳斯在演讲中描述了这种 “濒危的道德 ”对 “开放社会 ”构成挑战的严重性，任何敏感的读者读到这些段落都会被强烈震撼。什么是封闭社会？施特劳斯没有把它与任何⼀个民族、传统或政府形式联系起来。他所说的“封闭社会”并不是指⾮西⽅⽂化、前启蒙思想，甚至也不是非民主政治。封闭社会象征着一种永恒的道德可能性，它深植于每个人的灵魂之中，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必须面对它的要求。在最常见的表达中，封闭社会提出了令人熟悉的指控：开放社会是不道德的，或者⾄少是非道德的，因为它危及了德性⽣活的可能性。
施特劳斯认为，他的美国学生可能很难看到一种与无知和偏执相关的生活方式可能具有的优势，更不用说它的诱惑力了。因此，他试图向他们展示，从否认自由和民主理想的道德合法性的角度来看，这些理想是如何呈现的——并非出于怨恨或恶意，而是源于对更高价值秩序的忠诚。对开放社会的倡导者来说，⼈的权利，⼈的地位的改善，尽可能多的⼈的幸福，这些都是激励社会进步的理想。它们是现代意识转变的⼀部分，通过这种转变，我们认识到自己有能力改变现状，而不是简单地接受过去的权威。然而，施特劳斯认为，对于封闭社会捍卫者来说，这些口号所承载的道德威望则表明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转变。这是⼈类堕落⽽⾮崇高的信号。
为了引导听众进入反自由主义的思维方式，施特劳斯从封闭社会的视角描绘了现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这种解释将现代性的弧线投射在一种令人不安的光芒中，将启蒙思想家所欢呼的进步描绘为衰落。它把现代性看作是西⽅社会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选择矮化道德理想的故事，⽤商业社会、法律程序主义和资产阶级⽣活的舒适规范取代古代和圣经宗教的严格规范。只有极少数⼈才能实现的英雄理想，被定义为普罗⼤众的⽬标；促进精神或智识卓越的理想被追求健康和繁荣的理想所抵消；施加⾃我否定的理想被沉迷于自我表达的理想所取代。
正如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解读所表明的那样，封闭社会的定义由其所肯定与拒绝的事物构成。他强调，它与开放社会之间的冲突最终归结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哪种⽣活⽅式对⼈类最好？对于封闭社会的捍卫者来说，⼈的⽣活应该有⼀个政治⽬的，其成就需要最⾼尚且最稀有的⼈类品质。它对道德卓越的要求是如此苛刻，它所要求的德性是如此不寻常，但它对维持⼈类生活是如此必要，以⾄于实现它必须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正如施特劳斯所描述的：
道德⽣活……意味着严肃的⽣活。严肃性，以及严肃的仪式……是封闭社会的显著特征，它本质上是一个不断面对并根本朝向紧急事态与严肃时刻的社会. . . .只有在这种紧张⽓氛中的⽣活，只有不断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一种牺牲，意识到牺牲生命和一切世俗物品的必要性和责任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人类生活。
责任、牺牲、危险、斗争——在这⾥，我们进⼊了⼀个充满激情的道德世界，施特劳斯害怕他的学⽣——⽽且不仅是他的学⽣，⽆法理解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最美好的人生被视为敢于为了英雄理想而冒险的生活。它将献身于伟大事业和屈服于伟大权威的愿望视为人类德性的基本要素。在后来的作品中，施特劳斯审视了哲学生活与信仰生活之间的紧张关系，并认为这种紧张关系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基础。然而，开放社会与封闭社会之间的冲突并非理性与启示之间的对立。这是一场关于追求卓越而进行生死斗争之必然性的冲突。如果说开放社会由自由辩论和平等认可所构成，那么封闭社会则由忠诚、勇气、牺牲和荣耀所铸就。它颂扬的是它认为使政治秩序成为可能的美德：愿意放弃物质享受，团结一致反对外来者和敌人，最重要的是，不计利益或享乐，誓死战斗。虽然这些美德在其他生活领域也有体现，但就其最深刻的起源和最高的表现形式而言，它们是武德。
在他演讲之际，施特劳斯正在完成他那篇著名的论文《迫害与写作的艺术》，他私下称其为一枚“炸弹”，将永远改变学者们对思想史的解读。它认为，许多西⽅哲学家通过⼩⼼翼翼地向普通读者掩盖他们最具颠覆性和⾮正统的观点，保护⾃⼰免受政治迫害（并保护他们的社群免遭智识伤害）。施特劳斯的演讲中蕴含着一种间接的要素，表明作者希望使自己免受攻击。它借鉴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右翼运动中的经历，以及他对有争议的法律理论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仔细研究。卡尔·施密特从紧急状态的角度解释了政治⽣活，揭⽰了权威的真实本质。施特劳斯在17岁时便成为一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担心自由主义理想会鼓励轻浮和自满，尤其是被同化的犹太人。施特劳斯最终远离了活跃的犹太⼈⽣活，但他终生不曾相信自由主义和“宽容平等主义”。
但是，在捍卫勇敢、英雄主义和忠诚的武德时，施特劳斯并不仅仅是在谨慎地表达过去的政治观点。他是在为⼀种道德理想发声，⽽民主的捍卫者正在以巨⼤的人性代价危及这一理想。这种理想坚持认为，只有通过这些德性，⼀个⼈才能证明⾃⼰是⼀个真正的⼈。它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我们追求和享受物质生活的方式，无论我们的习惯多么高雅。相反，我们只有通过运用自身的激进能力来反抗那些享受，只有通过冒着⽣命危险去追求⽐⽣存更重要的价值，才能证明我们的⼈性。作为一个人而活着，就是为了争取那些超越生命意义之事而战斗至死。在这个道德世界⾥——⼀个从根本上敌视⾃由主义的世界——⼈不是为舒适和安全⽽⽣的。她被它们诱惑了，真正希望⽣活的⼈必须与死神调情。
施特劳斯意识到这种冲动的破坏⼒，以及它通过对抗湮灭来追求意义的破坏力。然而，他认为，在纠正这一切之前，必须直面它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道德批判。封闭社会的⽀持者认为开放社会是可耻的，不仅仅是因为它把⼈⾝安全和福祉放在政治中⼼。他们认为它是堕落的，因为它削弱了灵魂对道德风险的需要，矮化了追求和保护最⾼事物所需的德性，贬低了那些努⼒按照其严格准则⽣活的⼈。对于恩斯特•荣格（Ernst jenger）等在世界⼤战的战壕中发现崇⾼德性的⼈来说，开放社会是虚伪的。它依赖于那些它并不真正敬重，或只是假装敬重的成就而存续，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对⼈类经验的基本事实撒了谎。它梦想着⼀个⾃由平等的世界，⼀个⼈⼈幸福、满⾜、和平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不是梦，⽽是⼀场后⼈类的噩梦，“没有伟⼤的⼼脏可以跳动，没有伟⼤的灵魂可以呼吸。”
施特劳斯对封闭社会的描绘并不具备独创性。正如他承认的那样，他的描述汇聚了卢梭、托克维尔、尼采等人对自由主义现代性的批评，这些⼈同样质疑，当旧道德准则被更⼤的⾃由和平等所取代时，人类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东西是否会随之消失。但是，尽管施特劳斯的历史解读并非原创，但他从中为美国大学提炼出的教训却是独树一帜。当他的研讨会结束时，他再次反思在二战之前经历过数十年成长的一代学子，他们的道德激情被理解得如此有限，形成得又如此薄弱。他说，这些学⽣最需要的是“老派教师”，这句话令人吃惊。
施特劳斯悲叹，在两次世界⼤战之间主导德国教育的教师们接受了新教学法的训练，这剥夺了他们审视现代⽣活中最严肃批评的智慧和⽓质。这种残疾导致了魏玛时期的政治不稳定，其影响远超课堂。正如施特劳斯所言，这些教师自认为是进步且心胸开阔的人，他们坚信自己的工作推动了启蒙运动的理想。但在许多学⽣看来，他们的⽼师在智识和道德上的⾃信暗示着其他东西——不仅关乎他们⾃⼰，还关乎其他精英机构。由于无法想象其他生活方式的道德合法性，甚至那些根植于自身国家的生活方式，他们显得自卫、回避，缺乏代际自我意识。
施特劳斯并不怀疑这些教授的善意，毕竟他们当中有他⾃⼰的⽼师。然而，他们未能塑造他那一代许多人的思想与性格。他们的缺陷在于道德想象力：他们看不到，或者不忍心看到年轻激进分子的道德激情除了原始或病态之外还有其他可能。施特劳斯当然意识到，在他们对开放社会及其智识守护者的反抗中潜藏着野蛮行为。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攻击很容易演变为政治邪恶的借口，这让他感到震惊。但是，当施特劳斯目睹肆虐欧洲的战争，并设想一个从错误中吸取了教训的未来时，他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形式。他认为，好⽼师不应该试图消除封闭社会的诱惑；相反，他们应该细致地将学生直接引入其中。这种教学法将使学⽣体验到封闭社会道德要求之⼒量，感受到它的政治⽣活的吸引⼒，感受到它对⼈类卓越愿景所带来的挑战。
施特劳斯并不希望将他的学生塑造成自由主义老练的敌人。他的目标是使他们成为民主制度有德性的捍卫者。但是，要成为开放社会真正的守护者，他们需要⼀些只有通过对传统社会的适当欣赏才能培养出来的品质。开放社会通过运用理性与文明艺术来安排其日常生活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封闭社会在⼀些重要的事情上也是正确的。它承认我们需要忠于⼀个特定民族，继承⼀种⽂化传统，钦佩成就的不平等，尊重过去的权威，并通过⾃我牺牲体验⾃我超越。它也承认领导阶层的重要性，他们的裁决将使他们⾯临特殊的风险，⽽非自我保护。正如施特劳斯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些都是永恒真理，而非返祖现象，无论这些观点对于进步主义心灵而言多么令人不快。一个不能肯定这些真理的社会必然招致灾难，就像一个无法质疑它们的社会一样。
施特劳斯的演讲是在美国实⾏征兵制度⼏个⽉后发表的。但他的主要⽬的并不是训练他的学⽣为国家进⼊战争做好准备。随着西方民主国家将年轻人送入战场，他们需要更加清醒地思考，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希望捍卫何种社会。施特劳斯警告他们，不要幻想围绕“开放”价值观建立一种文化，这种文化蔑视人类对团结、牺牲甚至痛苦的需求。作为一名哲学家，施特劳斯对现代思想家持批评态度，他后来写道，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助长了“对西方文明遗产的腐蚀与破坏”。因此，施特劳斯既是自由民主的捍卫者，也是试图驯化灵魂最高渴望的自由主义人性理论的批评者。他正确地看到，对⾃由主义⽣活⽅式的⼀些最严重威胁并⾮来⾃专制政权。它们来⾃于它天生的平等与⾃由理想，这些理想可以对使开放社会成为可能的社会习俗和习惯施加⾃⼰的专制。
对施特劳斯来说，除了西⽅准备在欧洲海岸和南太平洋岛屿上洒下“⾎、汗与泪”，还有更大的危机，即西方民族赖以构建其文明认同的教育传统。施特劳斯认为，⾃由教育不是⾃由信仰的说教，⽽是与道德传统的勇敢接触，⽽道德传统可能与民主⽣活⼤相径庭。通过这种⽅式，真正的自由教育成为了⼀种“反作⽤⼒”， 以抵御大众文化所带来的平衡压力。正如他后来所说，它提醒⼈们，⼈类的伟⼤，以及⼈类超越⽣产消费⽣活的可能性。
施特劳斯经常撰写关于教育的文章，而经典教育在美国的幸存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努力。然而，他最大胆的见解却出现在这篇早期的演讲中，彼时西方文明的未来正遭受质疑。施特劳斯暗示了⼀种道德上的关联——在封闭社会的尚武德性和开放社会的⾃由德性之间——在战⼠的⽣活和哲学家的⽣活之间。他认为，只有在寻求智慧的过程中，⼈类才能真正达到战⼠和⼠兵所追求的品质。因此施特劳斯并不责备那些英勇战⽃⾄死的⼈；他试图完善尚武的理想，将其转化为⼼灵与敌⼈、谎⾔和奉承的⽃争。他声称，追求至高真理和利益需要⼈类最稀有的卓越品质。在直面过去伟⼤的作家时，我们需要勇气将珍视的信念和自我形象置于风险之中。施特劳斯以⼀句话结束了他的演讲，这句话今天依然引人注目，一如八十年前。他观察到，在西方文化中，有一个地方，旧道德和它的崇高理想仍然得到捍卫，并未被颠覆。在它古⽼的⼤学⾥，⼈类最伟⼤的战争是关于真与善之本质的理性辩论，它是不流⾎的，是永恒的。
我们的思想⽣活已经⾛上了⼀条与施特劳斯在1941年提出的不同的道路。受到20世纪诸多教训的启发，我们的理想是个人应有能力选择一种不受权威和传统胁迫的生活。正是围绕这一理想，我们的社会得以建立。施特劳斯并不排斥这种理想，他珍视开放社会所赋予哲学探究的自由。但他认为，只有在允许保留不同卓越愿景的道德传统，让它们对年轻人发声，并将他们吸引到各自德性愿景中时，这样的社会才能持久存在。施特劳斯公开尊重有信仰之⼈，他虔诚地书写了⾃⼰的犹太⾎统。但他要求⼤学——⽽非宗教——在哲学上维护这些传统。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智识上的“正直”阻⽌了他回归传统信仰。不论他的理由为何，施特劳斯坚持认为，民主国家的学⽣需要的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同理⼼、宽容和⾃我表达的能⼒，这⼀点肯定是正确的。他们需要⼀种观念，认为⾃⼰属于⼀种传统、⼀种⽂化和⼀个他们必须对之负责的民族。他们需要一种语言，以帮助理解那些未曾选择的关系与义务。他们需明白，它们需化身为自由的自然基础，而非自由的阻碍。他们需要⼀种比单纯生存更高尚的理想，为此甘愿献出生命。
施特劳斯希望恢复古典哲学，重拾对经典的认真研究。他认为，如果人们希望将自由主义从自身的桎梏中拯救出来（不是从过去的⾃由，⽽是从当下的⾃由），这种教育能够开启一个开放社会公民最迫切需要的贵族视野。或许教育无法承受施特劳斯赋予它的道德重量。而作为宗教性的人，我们更应严肃地质疑，哲学生活是否能满足我们对智慧与圣洁最深切的渴望。但是，当我们的政治在战后意识形态防火墙中燃烧时，我们应倾听施特劳斯先知先觉的警告：一种否认我们需为生命之外的事物冒险而生存的教育，其成功必然导致学生们走向失败。这将使他们陷⼊与施特劳斯那些同学⼀样命中注定的境地：愤怒，迷失，成为野蛮⼈的猎物。而这股野蛮势力终将摧毁我们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