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李飞宇 | 都市农夫的生态农业实践与关系生产——新乡建中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案例分析

导读

一、研究缘起

20世纪上半叶，梁漱溟、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以改良农业、兴办教育、普及卫生保健制度等措施“复兴农村”，开启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城乡结构出现新变化，国民总体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规模巨大的城市化浪潮在推动经济增长、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同时，也衍生出城乡差距过大和食品安全问题等危机。为改善这些状况，21世纪初，国内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乡村建设（以下简称“新乡建”）探索，包括大力发展乡村合作社、建立生态农业联盟、发展乡村教育、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开展爱故乡行动等，旨在积极发动各界群众，推进城乡融合发展^[1]。新乡建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乡村，更在于推动城乡协同发展。学者温铁军提出“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的城乡融合策略 ，并于2008年在国内开启市民农园试验^[2] 。起源于19世纪德国的市民农园，是一种城市市民参与耕种的生活方式。简单来说，城市市民到乡村租用农民的土地，闲暇时，市民到乡村耕种；平时则由农民负责照料土地，最后市民收获农作物。早期市民农园的主业是种植蔬菜水果、提供食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到了20世纪中后期，市民农园逐渐发展出休闲娱乐的功能，并出现了市民花园、生态园、休闲健身园等不同类型的农园^[3]。

小毛驴市民农园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凤凰岭山下京密引水渠旁，创建于2008年，是中国第一家借鉴国际流行的“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以下简称CSA）”经营模式建立的市民农园，占地约230亩。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始团队主要是当年河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的工作团队和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研究生伙伴，目前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下属一家非营利性企业负责管理运作。可以说，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主要成员和志愿者都是有志于投身新农村建设的大学生，知识青年的持续参与推动了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和生态农业试验。小毛驴市民农园也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基本每年组织举办一届全国CSA大会。经过16年不懈地实验、实践和推广，我国致力于城乡融合、安全CSA项目已超过500个，分布在全国近20个省市，并呈现出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快速推进的势头，小毛驴市民农园因此被誉为新乡建的“黄埔军校”。2009年，小毛驴市民农园被评为“中国50佳农民专业合作社”、2011年荣获北京市农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奖”。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业务主要分为土地租赁、蔬菜配送、农业人才培养和农夫市集四类，但其以城乡融合、城乡互信建设为目的现代农业实践实际包括了一系列的创新性实验，例如产地直供模式、微型产地供应链、种养共生系统、生态农业、订单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都市农业、智慧化小型机械耕作、乡村旅游打卡地建设、农事教育等。其中，土地租赁业务又称为劳动份额业务，是指农园将土地分成一份份，租赁给市民，集蔬菜种植、儿童教育、周末度假、休闲养生等功能于一体，是体验式农业、休闲农业等现代都市农业的重要组成。建园以来，先后有1000多个城市家庭到此开展农业劳动。而蔬菜配送业务又称配送份额业务，主要是打造一个闭环的微型产销供应链以支撑农产品的产地直供模式，通过高品质的有机安全农产品来形成口碑、打造品牌，这一业务最基本的运行模式为：市民提前支付一年的蔬菜价格，农园负责有机蔬菜的种植、采摘、包装和配送。此外，农园围绕有机农产品产销、休闲农业、市民租地等内容开展自然教育、新农人培养、理论研究、环境保护、技术研发等多方位的业务^[4]。在2022年5月至8月期间，笔者以实习生的身份在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进行调研观察，调研以现场访谈为主，结合农园内部刊物资料，对都市农夫的生态农业实践及其关系生产和社会功能进行分析探讨。

二、都市农夫的生态农业实践

“生态”（Eco）一词源于古希腊语“Oikos”，原意是“住所”或“栖息地”，现指我们的生存环境。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生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梁简文帝的《筝赋》：“丹荑成叶，翠阴如黛。佳人采掇，动容生态。”此处的“生态”指的是女子采摘时，由内而外显露出美好的情态^[5]。“生态”一词包含和谐、生气、美好的意思。可见，“生态”的概念在我国具有更加丰富的人文意蕴，不仅指人和环境中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状态，还包括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互动关系。而生态农业就是指遵循自然生态的规律，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耕作方式。

生态农业有着多样的实践模式。自然农法的创始人福冈正信认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建立在西方“人与环境对立”的思想基础上，因此人们会为了自身的欲望肆意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环境^[6]，而自然农法以人对自然的信任为基础，发挥自然的力量，遵循自然的规律，不耕田、不施肥、不用农药、不除草。CSA模式是一种关注自然和社会关系的新型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其核心在于重建人们与土地、农业生产之间自然和谐的关系^[7]。20世纪70年代，金子方德农场生产的大米和蔬菜远超出了家庭内部的需要，因此该农场与10个家庭签订了供给生态大米和蔬菜的契约，初步形成了CSA模式的雏形^[8]。美国CSA模式创始人罗宾·范·恩（Robyn Van En）用公式清晰地呈现了CSA模式的运作方式，即食品生产者+食品消费者+每一年的相互承诺=CSA和未知的可能性^[9]。CSA模式的实践逻辑是以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为基础，立足社区来支持和发展本地农业。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学者比尔·莫利森（Bill Mollison）和大卫·霍姆格伦（David Holmgren）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发起了全球永续生活运动，首创朴门农法^[10]，英语表述为“permaculture”。朴门农法与自然农法有共通之处，均强调与自然合作，让自然发挥生长的力量、循环的节律^[11]。朴门农法的设计理念包括照顾地球、照顾人类、分享多余等，这里的“多余”是指时间、金钱、资源的剩余^[12]。

在CSA模式和朴门农法的生态农业实践中，生态农业既是生产方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盐见直纪倡导“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农”指的是从事小规模的农业实现粮食自给自足；“X”指的是发挥自身特长为社会做贡献的工作^[13]。“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就是将农业作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农耕生活，同时要求有灵活的就业来适应既要农耕又要工作的生活状态。相较于农业生活常态化，将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的方式可能更易被市民所接受。从农耕时间和劳动投入的角度来看，都市农夫的生态农业实践可视为一种介于乡村农家乐与“半农半X”生活方式之间的模式，其既重视农业的娱乐体验，也尝试将农业融入日常生活。都市农夫出于获取健康食物、养老教育、休闲娱乐等目的，在市民农园从事农耕活动，不仅收获了丰富的绿色蔬果，还培养了积极的生活方式，复归了劳动的意义，也在无意中使城市—食物系统的规划和重建必要性浮现出来。

中国传统农业是劳动密集型的永续农业，为了在有限的耕地里获得食物，农民谨遵农时，进行精耕细作^[14]。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为缓解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矛盾，化肥制造设备、推广高产良种等增产措施被引入到现代农业当中。科技革命使农业生产方式、规模发生巨大变化，但在高产导向下的农业快速发展中，农业生产中出现过度逐利化现象，引发了环境污染、农产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后果被转嫁到社会当中^[15]。与乡村农民不同的是，城市市民没有可种植作物的土地，也难以像农民一样在自家耕地里种植有机的蔬菜、瓜果等，他们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所能采取的行动比较有限。随着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深入推进，为城市市民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新的方案，一些有条件的市民选择到城郊农园种植绿色蔬果以保障食品安全。小毛驴市民农园成立时正值国内社会食品安全危机事件频发，在媒体的广泛报道下，市民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危机感和焦虑感进一步加深。在这一背景下，不少市民寻求不同解决方法，有的市民选择到农园亲自耕作，生产放心蔬果。 

除了出于追求健康食物的目的以外，有的市民为了休闲娱乐选择成为都市农夫。

农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供应保障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第二、第三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相比之下，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第一产业则发展相对缓慢。尽管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作物产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难以完全摆脱对自然条件的依赖。农业生产面临收益不稳定、劳动强度大、劳动效率相对较低等挑战，容易让人们误以为农业的本质是“落后的”，导致其在就业选择中可能不如其他产业具有吸引力。但在上述访谈内容中，都市农夫的农事体验被描述为美好诗意的田园生活，打破了人们对现代农业的刻板印象。这种亲近自然和参与劳作的体验，有助于市民缓解都市生活压力。每年，北京海淀玉泉山脚下的油菜花和水稻种植田都会吸引众多城市游客前往观光游览，这不仅是源于人们内心对田园风光的向往，还因为这里提供了一种与城市水泥丛林截然不同的自然体验与活动空间，深深吸引了追求自然教育的家庭。

从都市农夫的生态农业实践目标来看，食品安全问题是促使市民到农园耕作的主要推力，其次是休闲娱乐和教育养老的需求。对于“上班族”来说，市民农园是释放都市压力的休闲去处；对于退休老人来说，市民农园是能够满足休闲娱乐、照顾孙辈等多方面现实需求的自然场所。此外，农园中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也使农园成为自然教育的理想场所，家长们可以在农园教育孩子认识农耕、认识大自然，让孩子们感受到劳动的快乐。可见，都市农夫将农业视为生产、生活的多功能复合体，既是对城市生活问题的回应，也是对现代农业分工的批判性实践。在传统农业中，生产和生活集于一体，人们通过农业生产获得食物、传承技能、教育孩童、交换食物、建立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运行。而现代农业更强调专业化分工，虽保留了农业生产功能，但农业生活功能有所丧失。都市农夫用自身的实践，将教育、养老、休闲娱乐等功能和目标重新整合到农业活动当中，推动农业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边界的形态和农业经营方式。

都市农夫在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耕作活动主要有两方面的经济投入：一是交通费用。小毛驴市民农园位于北京西北方向的六环外，远离市区，前往将产生一定的交通费。二是生产资料费用，包括土地租金和耕作服务费。小毛驴市民农园提供的有偿服务包括：派发种子、指导种植、提供灌溉用水、有机肥与自制的驱虫水⑥等。除了需要一定的经济投入以外，都市农夫还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到市民农园进行耕作活动。

在上述访谈案例中，前两个案例反映了都市农夫进行生态农业实践所带来的商品价值和生活价值。都市农夫基于交通与生产成本换算蔬菜价格，并且在对比市场上有机蔬菜的价格之后，估算劳动所产生的商品价值。在商品价值之外，劳动还带来积极的生活价值。第一位农夫（劳动份额成员06）通过劳动收获了蔬菜和健康。第二位农夫（劳动份额成员01）把种地的时间、精力投入划分在经济成本之外，定义为一种在货币上无价、在个人层面上充满意义的生活投入。也就是说，种菜所带来的生命体验价值高于蔬菜的商品价值。第三位农夫（劳动份额成员07）也在劳动的过程中获得了积极的体验感，他把农作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都市农夫的生态农业实践还能为生活带来新的价值感。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不断细化的劳动分工拉开了劳动者与产品之间的距离。这种分工导致并非每个人都能直接与生产的产品建立联系，产品不再成为劳动者个体劳动意义的直接载体，最终导致劳动的去意义化。在消费社会中，劳动在确定个人价值、联系群体方面的功能被削弱，消费行为逐渐成为定义个人身份、性格、社会地位的主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市农夫的实践可以被视为对由消费主导社会发展模式的反叛，其以农耕劳动赋予自我价值和意义，重新与土地、产品、他人建立直接联系，复归劳动的意义与公共价值。以从天津到北京给女儿带孩子的阿姨（劳动份额成员08）为例，由于更换了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圈子，使其感觉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而在市民农园种菜这一劳作活动给她的生活重新带来价值感和认同感。

在快速的城镇化下，尽管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城市居民是“农转非”而来，但由于城乡二元划分根深蒂固的影响，农业问题、粮食种植问题在21世纪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被纳入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的视角，离乡不离土的都市农夫也因此是一个还非常小众的新身份。都市农夫和新农人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们需要高品质安全的食物和健康的生活，而且对城市的食物系统、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有了更高的要求。小毛驴市民农园的都市农夫通过劳动定义自我的价值，把市民农业建构成极具实践价值的休闲产业，甚至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方式，而非传统意义上主要为基本生存所进行的生产劳动。都市农夫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探索了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创造了精神价值，丰富了劳动的内涵，还促进形成了自然和社会关系。

三、都市农夫的关系生产

关系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联系的状态。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关系是两个或多个概念（concept）或变量（variable）之间的联系^[16]。人们在日常互动中建立起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并通过持续的实践改变或维持关系。与此同时，关系也会影响人们的实践行为。消极的关系可能导致疏离、敌对的互动。而在积极的关系中，关系一方往往能在尊重和理解关系另一方或多方的前提下实现合作。都市农夫在生态农业实践中与自然、社会产生了新的联系，不仅获得更多的自然知识与实践经验，还通过反思城市与自然疏离乃至对立的关系，努力塑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都市农夫在劳动与分享中形成新的社会互动，促进生成了友善和谐的社会关系。

城市市民长期生活于“第二自然”11中，习惯人为的城市建筑，与真实自然的接触减少、联系减弱[17]。因此，市民对自然的认知观念以及日常行为往往具有疏离感。比如泥土是脏的、虫子是危险的，都是不可接触的，这样的认知观念导致市民与自然的距离疏远，也忽视了人实际上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的关系。

当都市农夫开展农耕实践接触自然时，他们会更关注与农作物相关的自然要素，如风雨、土地、病虫害等，穿过“第二自然”的屏障，增加与自然的认知与互动。

中国传统农业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但近代工业发展与科技革命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征服自然的手段工具时，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人是自然之主”的观念^[18]。这种观念强调以人为中心，忽视了生物圈的共生关系。在21世纪的生态危机背景下，民族学突破了笛卡尔的自然文化二分理论，出现本体论转向，即通过消解以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关注其他物种的生命体验，建立起人与其他物种联系的研究取向^[19-20]。与学者们参与观察的研究方法类似，都市农夫在市民农园中参与农业实践，从经验层面复归“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21]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身体力行地探索生态文明的日常实践路径。都市农夫不仅在耕作中关注作物的生长，也会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理解生态环境与人的关系。第一位农夫（劳动份额成员01）在农园里对害虫和虫子进行区别判断时，摆脱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体现了与万物共享自然的观念。第二位农夫（劳动份额成员09）面对虫蛀菜叶的态度是在尊重万物的基础上，体现出对自然多样性的包容与接纳。在认识与理解自然之后，第三位农夫（劳动份额成员10）采取了亲近自然的行为进行耕作。都市农夫以自己切身的感受和体验反思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缓解城市与乡村的疏离感，在有限的实践体验中思考了人与万物的关系，初步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

社会关系是指个体与不同的社会成员形成的联系，包括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体与国家的关系。都市农夫在农园中的劳动并非完全是个体行为活动，而是家庭或亲朋好友的集体活动，都市农夫与农园、村民的关系，乃至与现代农业之间的关系，成为构建新的社会关系的交流平台。

都市农园并非某一家庭独享的空间，而是多人参与的公共活动平台。不少都市农夫缺乏种植经验，他们通过农园的劳作不仅增长了知识和技能，而且在农园这一活动空间中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如交流种植经验、分享劳动成果等，有的都市农夫还将这种关系延续到农园之外。共同的农园劳作经历成为理解彼此并感觉自己与他人同属一个集体纽带。

生产活动改变了都市农夫的主体地位，市民以劳动生产者的身份重塑社会关系，他们把耕种作为家庭的集体活动，替换了在城市其他的休闲娱乐方式，在劳动中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在劳动的过程中，都市农夫与其家庭成员团结协作，共享劳动成果，促进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代际沟通。都市农夫收获的农产品既供给自家的餐桌，又用来交换。正如莫斯指出，交换不只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22]，当其作为一种文化活动时，对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都市农夫通过分享自身收获的蔬菜与劳动经历，不仅丰富了社会交换的内容，也有助于自身建立和维系和谐友善的社会关系，带来积极的生活体验感，促进社会的有效运作。

在生产与交换的互动中，都市农夫通过农业耕作纾缓了城市生活的压力，有助于消解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他们通过亲手种植和收获，与自然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同时也通过农产品的交换和分享，与社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在这一过程中还获得“新农人”的身份。“新农人”的概念与21世纪初以来的新乡建运动相伴而生。温铁军在2014年的访谈中提到，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一个农村建设的科研项目，并认为“这十余年科研的目的是让现代新新人类能够解脱城市的束缚与压力，解放固化的思想，让人们能挣脱枷锁，做回普通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新农人’并不是一个标准制式，而是人对世界以及时对社会的重新认识，是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的。‘新农人’不仅仅指农业，其内涵更多地涵盖了社会学、经济学等理念。”^[23]都市农夫的实践为丰富新农人的概念提供了新的细节。都市农夫在社会互动中获得自然知识与实践经验，形成对自然与社会新的认识，改变了城市生活方式，生成了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规律的自然与社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城市与乡村的建设活动。在这一活动过程中，市民农园起到了动员市民和培养更多新农人的作用。在新乡建中，市民与村民都是发展的主体，双方的共享共治能为城乡发展带来活力。

在我国，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着先进农业技术、大型农机装备等优质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服务下乡，解决农村土地闲置和“撂荒”问题，为规模化农业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小农户如何不会从农业中被排挤出去，不会在农业收入分配中被边缘化，是农业现代化、城乡融合和共同富裕都需要解答的关键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小毛驴市民农园不仅是市民开展生态农业实践的活动平台，也是乡村建设试验探索的重要载体。例如福建屏南四坪村的生态农业合作社建立了小毛驴四坪农园、爱故乡驿站、大树学堂、星空营地等乡建空间，发挥了引进城市人才、组织生态游学活动、乡村多业态发展的社会功能和乡村振兴功能。城市中的农园不但发挥着推动农业进城的重要作用，还激发市民参与乡村活动的意愿，从而带动更多发展要素回流乡村，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而乡村中的农园则成为下乡市民的第一站，通过打造新的乡村活动空间，创造多元业态发展的机会，培育智慧农业管理师等新型职业农民，实现和保障村民的土地发展权，成为城乡融合的重要抓手。由此，城市农园与乡村农园以多点协调的方式促进城乡互动与共融。

四、结语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不仅是新乡建运动的一个重要试验场，也是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创新范例。在关系生产中，都市农夫以农业耕作为活动载体，投入了金钱、时间、精力，获得了食物，也创造了精神价值和生活意义。都市农夫进行农事体验改变了其原来家庭娱乐休闲的活动方式，并在开展农事劳动过程中增加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互动与情感联系。都市农夫通过这一农业生产互动，不仅能满足个人在饮食、教育和娱乐方面的需求，在家庭关系之外，都市农夫之间的互动行为还拓展了市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调整城市生活中疏离的自然关系以及缓和紧张的社会关系，建立和谐友善的社会关系。都市农夫在进行农事劳动中能够接触大自然，补充其原本缺失的自然感知以及农业生产的基础知识，这一实践行为为多物种民族志提供了日常路径，有助于市民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关系。总的来看，市民农园以农业生产活动复归中国传统农业的复合社会功能与朴素的自然生态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不是追求大规模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单一发展模式，而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社会积极互动，体现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探索实践以及对人与万物关系的反思，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农业的多功能性是农业自身所固有的，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彰显。作为城乡共融的试验田，都市农园对于畅通城乡要素、传承与提升传统农业文化影响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从生态农业实践的角度来看，都市农夫的实践案例体现了农业在促进社会发展、传承历史文化、调节自然生态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市民开展生态农业实践为农业发展带来更多文化意义和城市功能空间规划的指导意义，启发我们应当从保障食品安全、适当缩减食物系统耦合距离的食物系统韧性视角来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冲突，重构都市——农业关系。都市农园的实验性实践进一步挖掘了农业新的社会功能，助推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示范、教育和服务等功能多样化共同发展的格局，把农业的产业链上下游联动起来联合打造新型的区域发展模式，为城乡融合、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责任编辑：刘颖

数字编辑：李晓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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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众号编辑：李劲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