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自微信公众号“开放时代杂志”
图：赵月枝（右）、俞雅芸（左）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我们在《开放时代》2024年第4期发表了《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解释可能——基于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扩展个案研究》一文。当收到邀约写一篇作者札记时，我们甚为欣喜，因为这篇文章从投稿到定稿，经历了一万余字的压缩。借此机会，我们希望将无法在正文展现出来的细节、对于田野材料的收集与处理方式，以及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思考呈现出来，也希望分享各自进入田野的契机和形成一个写作团队的缘由。我们的札记围绕三个问题展开。
一、为什么研究乡村？
对于大多数学科而言，关心乡村显然不会成为一个需要论证或困扰的问题。但难以否认的是，我们所在的新闻传播学科与乡村研究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吊诡甚至尴尬的关系。
一方面，当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似乎依然难以找到介入乡村这个复杂跨学科议题的进路或发掘自身能够做出的独特贡献。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23年夏，当我们加入“在乡村发现中国”跨学科调研与对话团队时，一位同行的青年学者非常真诚、友善，但充满困惑地询问：“你们为什么会关注乡村？”这里潜在的含义是，新闻传播学与“三农”问题似乎并无关联。
另一方面，从学科内部而言，虽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有延安山沟沟的深厚根底，美国传播学在其发展初期也有很强的国内外乡村问题意识，但中国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从美国引进传播学以来，既平移了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线性历史观，进而放大了其在后续发展中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又复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乡村“盲点”，对乡村形成了“双重边缘化”。不难发现，在处理乡村与新闻传播学关系时，更多学者仅仅将乡村作为落后于城市的样本，或是为城市资本所形塑、为都市受众审视的被动客体。虽然在“乡村振兴”成为基本国策后，以乡村为研究场域的新闻传播学论文数量开始增加，但仍远不及其他热门话题，依旧处于相对边缘的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与日俱进的乡村实践未能促成研究者形成新的议题，更遑论面对新的现象提供新的解答。
因此，当围绕乡村所衍生的传播、信息、文化现象往往只被视为新闻传播学内部的一个分支，且实则是区别于城市“普遍”现象的、特殊、边缘、落后的分支时，我们所从事的乡村研究或所希望讲述的乡村故事也往往招致诸多误解，甚至被看成仅仅是某种情绪化的乡愁，甚至狭隘的“家乡情结”的体现。在本文的内部讨论过程中，同样也有学者善意地提醒，我们基于农村电商所写就的数字劳动研究是否仅能作为农村数字劳动的解释框架，而非城市或中国？其中实则包含深刻的问题意识，即“乡村”的代表性与解释力，又或者我们该如何理解乡村之于中国、中国之于社会主义的关系。
我们在文中所提出的“以乡村为方法”的理论框架，并非仅仅意味着以乡村为研究场域，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与实践嵌入了一种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非线性、并非完全是剥夺性的城乡关系视角，这恰恰得以为当下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都市中心主义偏颇提供一种解法。也就是说，本文基于农村电商所展开的讨论，并非仅仅为了论证城市与乡村数字劳动现状的二分，而是基于乡村蕴含着中国历史的坐标、实践基石与社会主义未来方向的认知。农村电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数字与乡村结合的产物，它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式“现代化＝都市化＝工业化”的假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正因为如此，我们体认到其作为样本的前沿性与解放性；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了我们突破“浅薄的去西方化”、构建社会主义中国论述的切口。从此意义而言，在面对“何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起点”这一热火朝天的人文社科问题时，我们的文章给出的回答是：乡村与社会主义。当我们把这一议题与我们长久呼吁的“从全球到村庄”和“从村庄到全球”的视域转换联系在一起时，这一解法也不单单关乎于中国之问，更希冀以此回应全球南方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
二、为什么是数字劳动？
作为本文的第一作者，赵月枝对国内外数字劳动研究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2016年，她在以河阳乡村研究院（2014年在其家乡浙江缙云创办）为基地，举办“传播、文化与全球南方”国际暑期班期间，就把缙云乡村的数字经济列入调研课题，并组织了以中国传媒大学青年学者张志华为领队的调研小组到当时中国农村电商发展的前沿实践地之一——缙云北山淘宝村调研。无论是在赵月枝对国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数字劳工议题的评析中，还是其与张志华在《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乡村数字经济》一文中对北山村和笕川村电商发展的讨论中，皆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外数字劳工研究的局限和将其平移到中国的问题所在，特别是其与如今中国广袤大地上如火如荼的实践不相匹配之处。
而本文的具体写作冲动，则源于2022年秋我们在清华大学博士课程“全球新闻传播思想史”上的一次碰撞。这是赵月枝新开的一门课程，其目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梳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发展具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的社会主义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框架。这门课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虽然当今世界依然处于资本主义历史时代，但是中国已然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赵月枝在课堂上从丹·席勒（Dan Schiller）的《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回溯到列宁的《伟大的创举》所描述的莫斯科喀山工人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感叹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具有人类“第一需要”或解放意义的劳动概念如何在如今的数字劳动研究中销声匿迹。课后，赵月枝与当时课上的学生俞雅芸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新闻传播学内部——尤其是青年学者——对数字劳动这一研究议题产生了广泛的兴趣，部分既有研究包含相当扎实、可观的田野工作；另一方面，我们感叹，这些在数量、热度上都蔚为可观的文章，不仅在学理上愈发脱离丹·席勒所提的“劳动作为一种整全性的概念与分析视角”，而且在面对当下中国复杂多面的实践时，与列宁所谈及的创造新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的事业以及社会主义主体意义下的劳动背道而驰。
此后不久，我们中的第三位作者陈佳逸（当时是赵月枝指导的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以其在2022年6月于赵月枝组织的“养殖者”口述史项目对“养二代”朱凯的访谈作为起点，为其硕士论文研究开始了在缙云县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参与式田野调研。随着田野工作的开展，我们所感受到的文献与实践的对冲感便愈发强烈。或许是由于数字劳动这一学术议题来自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的推动，我们发现由他们所设置的“控制-反抗”这一主导的分析框架，使得对于数字劳动经验的解读始终陷于权力关系之中，而鲜活的个体展现出来的远不止这个面向，还有生产、生活、生命、生态的切面。在电商从业者的个人生命史中，数字劳动作为新的生计选择，也已然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出路。让我们印象最深的一位数字小生产者是王莉（化名），原先与丈夫一起带着孩子在广东从事养殖业，考虑到养殖业一家一户独居、艰苦的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遂回到笕川村开淘宝店。直至今日，王莉依旧清楚记得网店开张时的心情：“网店开起来没三五天，我就真的出单了，当时真的很激动。每天睁开眼我就先去看看店里代发货是几个件，看到就很开心，算得到利润。工作也很充实，真的很享受。”
这些多元的面向引导我们进一步思考：在西方分析进路与本土都市中产阶层消费经验的主导下，研究者是否根据高度同质化的微观经验，仅着眼于中国本土互联网平台与西方趋同的剥削行为，从而无视西方“数字劳动”剥削范式的原始理论约束与规定性边界失效？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主导劳资关系框架和资本主义福利社会愿景是否能够解释中国的多重现代性？基于剥削性权力关系框架所构建的“苦难”描述是否抹去了劳动者的主体性价值和生产性劳动关系中保有生活伦理和家庭、邻里以及乡村共同温情的面向？这些问题最终使得我们在田野调研结束、成文定稿后，重新思考文献梳理的脉络与视角，即从一种中性和历时维度梳理数字劳动议题何以形成，又以一种“理论旅行”的方式来到中国的视角，转换为直接亮明观点、阐释当今数字劳动研究的缺陷与困境的视角。
最为关键的是，《伟大的创举》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研究者的角色，即当下中国知识分子介入数字劳动的探讨时，应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历史感与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看待、解读数字劳动与劳动者？是在“历史终结论”潜意识中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执着于“苦难”书写，在宏观层面无视斯迈思（Dallas Walker Smythe）所言的技术可选择路线以及国家、政府在此过程中所作的努力，在微观层面抹去劳动者的主体性，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以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身份和方式试图推动构建新经济制度和新社会关系，回叩进而践行实现中国革命的初心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些问题虽由数字劳动而起，但或许与我们如今所探讨的性别、环保等等议题皆一脉相连。
2024年7月，作者参加首届哈拉雷非洲论坛，左五至左七为赵月枝、俞雅芸、陈佳逸
三、笕川村的意义何在？
笕川村在浙江省缙云县，是一个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都比较好的村庄。赵月枝早在其尚未发展出“电商一条街”之前，就因其出色的乡村春晚和“花海”文旅项目把它当作河阳乡村研究院所组织的许多学术调研活动的持续观察对象。在深入的观察中，村庄与时代的紧密关系变得十分明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大寨”造就了村庄那一片阡陌纵横的平整田园；改革初期，分田到户释放了村庄劳动力，这个有麻鸭养殖传统的村庄的村民纷纷外出养鸭，形成了典型的“空心村”；此后，在“一村一品”发展农村产业策略的推动下，时任缙云县新建镇笕川村党委书记的施颂勤带领村民发展香菇市场，为村庄集体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数字乡村时代的到来，又先后推动村庄经历了从打造“花海”到发展“电商一条街”的飞跃。所有这些努力的背后，暗含了赵月枝、张晓星和郜利静早在2016年调研笕川村“花海”时就已提出的问题意识，在笕川村，如何想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生活’”和探索一条可持续的中国乡村发展道路？
此后，很多青年学者在河阳乡村研究院的引领下，走进了笕川村田野。2023年2月，俞雅芸加入赵月枝组织的口述史项目《我在村里当书记：“双重回嵌”之路》。施颂勤以略带浙江乡音的普通话，从自身跟随父亲做木工、入伍的个人经历开始娓娓道来，随即谈到了回村当书记时纠结的内心，以及时间跨度最大、最浓墨重彩的担任村党委书记的历程。显然，在过去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早已与时代、与村庄的发展历程紧紧贴合与交融。访谈前基于阅读施颂勤相关发言与文本报道，俞雅芸对他形成了“强人书记”“产业为先”的初步印象，而面对面访谈、相处的经历使俞雅芸猛然意识到施颂勤在村庄发展过程中格外关心“人”的工作。例如，他说乡村振兴表层为产业，内里实则是人的回归；他稍显严肃的面容最为舒展的瞬间是谈到笕川村村民近年来不用再远行务工，在家门口便可找到工作。做好“人”，特别是青年人的工作，使他们在自己的村庄里安居乐业，过上可持续的“美好生活”，是他推动“电商一条街”发展的主要原因。
在以施颂勤为起点，随后面向市、县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开展的访谈调研以及梳理国家、省部级相关文件等大量经验材料的工作中，我们越来越明晰地感受到斯迈思所谈及的“技术可选择路线”问题与政府在此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而这一类素材在经验性的数字劳动研究中往往是被忽略或被抛弃的。
在处理笕川村“电商一条街”这一案例时，我们发现，“资本与工人”这一典型的数字劳动二元对立主体无法涵盖“电商一条街”的活动主体。我们不断从横向扩充所访谈的主体，把各级党政部门这一不可或缺的主体包括进来。与此同时，我们围绕纵向时间维度进行了创新性的思考。具体而言，我们发现绝大多数数字劳动的研究仅关注当前时空背景下的经验，但在梳理、剖析田野材料时，我们深切地意识到“电商一条街”的成功绝非仅仅源于“此时此刻”的打造，而是与“前电商时代”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可以说，正是由于施颂勤于20世纪90年代在响应“一村一品”的号召发展香菇市场时，发现村庄土地管理只有家庭层面的“分”，而没有村庄层面的“统”，于是决心在重重压力下将最为关键的生产资料——土地——部分回收至村集体；正是由于“五水共治”后衍生出“花海”观光项目，餐饮、住宿等产业链回归，才使得村庄的集体性于“电商一条街”落地前在一定程度上被唤回。限于文章的发表篇幅，我们无法将此类唤回村庄集体性，进而产生共同体意义的前置动作一一铺陈，但意图呈现的是一种对数字劳动经验性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即在关注“此时此刻”的同时，是否有必要兼顾“彼时彼刻”？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在探索、梳理笕川村的前电商时代历程时，认为应以一种历史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数字劳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唯有将笕川村及“电商一条街”置于过去几十年的村庄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的过程中，置于村庄干部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才能体察到改革开放后集体经济的沉寂、乡镇企业的落寞致使大量自由劳动力的出现与出走，中国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程而对农村内生性发展的忽略以及经济、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全面“空心”，也才能意识到农村电商的落地对于笕川村村民意味着的“家的回归”，以及促成城乡视野下新时代工农联盟的釜底抽薪的作用。这也使得“剥削”的结论，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动态历史发展过程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单薄与苍白。
笕川村案例的意义何在？我们循着审稿人“分析笕川村特殊性”的建议，重思了其作为案例与所推导结论之间特殊与普遍的关系。诚然，无论是其比邻义乌，坐落于浙江这一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的地理条件，还是丽水市及缙云县作为中国农村电商的“摇篮”，笕川村“电商一条街”的案例都有其特殊性。但是，我们选择笕川村作为研究案例的意义，既在于弥补中国多重现代性尤其是乡土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被忽略的面向，又在于彰显这一“特殊性”应当或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走向普遍。这也是数字劳动的社会主义范式转型之价值所在。基于笕川村的实践，我们看到村庄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顺应时与势，抓住机遇、推陈出新，同时把握住了历史主动性。
今年当我们再访笕川村时，又看到了两个新的变化。一是席卷全国的“村BA”（乡村篮球联赛）之风也刮到了笕川村。笕川村的干部和篮球积极分子到贵州学习经验后，利用在国道线高架桥下打造的“桥下运动空间”，举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甜蜜新建乡土篮球联赛”。二是曾在缙云县章村小学开展“反内卷”教育实验的校长马鑫飞到笕川小学就职后，把小学办得有声有色。他说：“农村的孩子也有自己的素质教育，家乡也应有自己的芳华。”有趣的是，在俞雅芸第一次拜访笕川村时，施颂勤便着意带着她去笕川小学逛了许久。
2024年6月，赵月枝参加“甜蜜新建乡土篮球联赛”颁奖仪式
面对数字劳动这样一个关键、丰富而复杂的议题，我们难言这篇文章已经作出定论意义上的判断。基于笕川村“电商一条街”所搭建的社会主义解释框架，并不意味着已然成为现实，因此我们在标题与行文中着意强调其“可能性”。数字行业，乃至于电商行业的日新月异也使得我们在从田野到发表的两年时间里难以一一解答，最终只能以疑问的方式在文章末尾处抛出。可以说，我们所做的数字劳动社会主义范式转型探索只是一个开端，唯愿能够引起更多师友的讨论，甚至争论，而尝试梳理、搭建这样的一个研究线索也让我们深觉有趣，获益良多。
需要提及的是，在探索的过程中，陈佳逸做了许多翔实、仔细的田野工作，她也由此对农村电商萌生了深厚的兴趣，并从流动性的视角切入完成了自己的硕士论文。在文章的写作与出版过程中，在带着文章的问题意识和在笕川村的所见所闻于今年7月共同走向非洲乡村田野的旅程中，我们围绕农耕文明的延续与断裂、文化、传播、发展、城乡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未来、全球南方等问题，展开了远远超出文章内容的深入讨论。我们甚至还就美国发展传播学经典《传统社会的消逝》及其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绕有趣味的“知识考古”，并为我们的“发现”而惊喜。
文章首先得益于张志华、吴畅畅对初稿的友情反馈，而《开放时代》匿名评审专家给予的方向性建议也使得我们更为审慎地处理自己的结论。今年6月，我们三人与朱凯在清华园相聚，听他讲述中国农村电商产业的最新发展，8月我们三人以开放时代杂志社寄给我们的新刊作为礼物，去笕川村拜访施颂勤和朱凯，与他们讨论共同关心的乡村议题，彼时彼刻我们感到，自己与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认知共同体的一部分。
赵月枝：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与新闻教育改革研究中心
俞雅芸：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