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中山大学哲学系”
通往家乡的路有多长
（代序）
一
44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在1980年第5期刊登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
“潘晓”在信中坦言，自己人生的寄托方向及支点没有了。“潘晓”说，朋友靠不住了，父母跟我又有冲突，恋人也背弃了我。他/她即使想回到完全世俗的层面，也没有办法应对。他/她由此感叹“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此问惊起千重浪。1980年6月，《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开始刊登来稿来信讨论“潘晓”的追问，从1980年6月到12月，这个讨论持续了大半年。“潘晓”的追问在千千万万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据说《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都要用几个大麻袋接收关于这场讨论的读者来信，一共收到六万多封。
“潘晓”的疑惑并非空穴来风或无病呻吟。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结构及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原先的某些执念被认为不合时宜。在世俗社会的价值取向上，也静悄悄地从“集体”转为“个人”，从“理想”转为“实利”。在此大转折之际，如果个人的社会适应或者文化适应蹈空，则难免会产生精神危机。改革开放之初，部分青年人面临的人生意义感的失落正由此而起。
“潘晓”的疑惑也被称为“潘晓之问”，至今依然是当代思想史研究的热门话题。今天看来，面对青年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当时中国思想界并没有很好地承接并予以回应，“潘晓”的人生讨论被架构到时兴的新启蒙思潮中加以理解，即仅仅鼓励青年人勇敢直面“理想”的破灭，勇敢找回自我。可以说，这样的回应并没有触及困扰青年人精神世界的深层问题。
这个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用传统的说法就是“安身立命”，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既能适应并立足于社会，又可以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社会有如个体的另一层躯壳，个体适应了社会或者社会化了，这个躯壳则可以保护个体免受精神层面的伤害。个体失去了社会这个躯壳或者与之发生冲突，则成为裸露的个体，其精神层面遭受创伤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当然，社会也不仅仅只是一个躯壳，社会编织的各种联结还能让个体的精神世界获得平衡与滋养，此为儒家所谓“成人”。“安身立命”强调“安身”在“立命”之先，即个体与社会达成了联结，才能进一步开拓出生活的意义。也就是说，生活意义的建构，是需要通过个体的社会化生活作为前提的。一个孤独的个体，无以建构意义世界。在此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以高扬个体的新启蒙回应“潘晓”们的困惑，其实是无解的，因为启蒙无法解决人的“安身立命”问题。今天，与其反思启蒙的局限，不如直接探讨现代性架构下人的“安身立命”问题。
回顾40多年前的社会-思想史事件，目的是要讨论与今天中国知识青年相关的一个问题：回到家乡的路为什么越走越远？这不仅因为这个问题在表述上类似“潘晓之问”，还在于两者之间虽时隔近半世纪，但都关涉“安身立命”这一大本原。
二
今天的中国知识青年，大体上是指受过大学本科教育的年轻人。在现代教育体制尤其是应试教育体制下，一个出身农村的年轻人要考上大学本科，事实上需要经历不断拔根的过程，不妨称为“拔根型成长”，其与儒家“成人”之学大异其趣。
在乡村“空心化”浪潮冲击下，不少乡村小学或撤销或合并，小小学童往往需要别家宿校。小学毕业后，有幸考上县城重点中学者，甫一入学即进入各种赛道，目标是考上大学。而一旦考上大学，其与家乡的距离势必越来越远，关联也越来越弱。可以说，一个学生成长的过程，也是与家乡渐行渐远的过程。按我国学制，适龄学童接受义务教育，考上大学的年龄一般在18周岁左右，这也是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法定成年年龄。可是，这个成年人在离开家乡时可能对家乡、亲戚仅有模糊印象，相互之间并无建立社会联结，这按儒家的标准来看，其实是无法“成人”的。社会学有“初级关系”之说，指的是个人早期社会化形成的关系，如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家庭、邻里、发小、乡亲等。“初级关系”由面对面的互动而形成，具有直接、密切、深入、非正式及情感性的特点，这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社会交往的基础和社会化的重要条件。但应试教育下一门心思考大学的青年人往往欠缺“初级关系”，其社会化的基础先天不足。
本来，学校尤其大学是青年人集聚学习、生活的“社区”（community），容易形成丰富多彩的社会联结。但随着“数字化”降临大学校园里知识青年的日常生活，据说有的人即使同居一室，也难得开口交流，取而代之的是咫尺之内人手一部手机通过微信聊天；课间休息时的闹腾、追逐、嬉笑不复昨日；交谈中的辩论、同感、分歧，消失于默默的“点赞”“退群”“拉黑”之中……当然，所有这些现象，不过是“数字化”推动下的社会生活在作为“社区”的大学校园的一个投影。
归纳起来，一个苦读近20载、迎来“而立之年”的知识青年，在历经“拔根型”人生赛道、“个体化”成长模式、“数字化”日常生活的各种挤压之后，其所能编织起来的社会网络，不过是稀疏、松散、脆弱、无深厚社会基础的一些关系。“社恐”这一新创概念的流行，既反映人际关系的部分事实，又包含知识青年的自嘲乃至自矜，就是说，即便明知自己欠缺社会联结也不以为忤。近年还时闻“断亲”之说，以至“断亲”已成为一个社会学术语，并被界定为“懒于、疏于、不屑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这或许可称为“自原子化”，或者更为一般意义上的主动式“社会断联”。
问题是，如果连“亲”都可以“断”，那个人就得面对“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转型社会里，总有一部分人跟不上一往无前的时光车轮，或者被甩脱（干脆“躺平”），或者被擦伤（患上抑郁症）。这时，社会联结可以支持个人减轻际遇不测时的压力或者危机。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说：“如果说命运是我们的关系之网，它施加于我们的牵引，就像橡皮带之于硬竹竿的牵引，那么其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平衡。如果网络是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一个点上的拉力必定由另一个点上的紧绷来抵消。”（林耀华《金翼》）一个与社会断联的孤岛式存在的个体，自然无法靠周边关系网络维持平衡并从中获得及时支持，唯有以一己之力默默应对。当然，无力者也可能主动向周边的正式部门寻求帮助，但这毕竟属于心理失序后的救济。
中国社会自来不缺“关系”，“关系”本为中国社会特产。“关系”与“社会资本”不同，所以英语学界发明了新词“guanxi”，以区别于“social capital”。能否拥有“关系”，与个人在社会中的尊卑贵贱没有直接关系，“关系”毕竟不像“社会资本”那么“高大上”。费孝通先生说：“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费孝通《乡土中国》）这是说，任何人都可以以“己”为中心建立“关系”，再普通、再底层的人，只要其愿意，都可以拥有“关系”，这也是中国社会保有弹性活力之所在。从“大传统”（the greattradition）的角度看，中国人也不乏丰富的“关系”，钱穆先生说：“天、地、君、亲、师五字并称，始见于荀子之书。普遍流行于中国全社会，迄今已达两千年之久。窃谓此五字实可表示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精神之所在。”（钱穆《文化与教育》）但如上所述，即便在“关系”如此深厚的中国社会，仍无法挽回“关系”在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断崖式跌落。
在此情形下，还能让青年知识分子重拾返乡之路吗?
三
一个哪怕宣称“断亲”的知识青年，当他/她回到家乡时，面对记忆模糊或者叫不出名字的亲人、乡亲，听到自己日渐生疏的乡音，品尝着少时舌尖上的食物，他/她的情感会不会被唤起，“初级关系”会不会被激活重建?
关键是，什么力量、何种契机，可以帮助他/她启动返乡之途?
近年来，中山大学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参与乡村振兴，既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撑，又可在实践中育人，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于2018年初启动中山大学学生“家乡田野”实践活动（以下简称“家乡田野”）。活动旨在引导来自农村的学生利用寒暑假返乡时间，采用社会学、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重新认识自己的家乡。我们在公告上写明接受来自农村的中山大学在校学生报名，但每次都有不少同学来信来电，诉说自己虽然跟父母在城市出生长大，不是农村户籍了，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或者叔叔阿姨还在农村，这样可不可以报名。我们有感于同学们的热情，后来逐渐放宽限制，只要有亲戚在农村，就可以参加“家乡田野”活动。之所以还要坚持这一条要求，是因为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推动同学们跟亲戚攀上关系，进而跟家乡建立起以人为媒介的稳定的社会联结。
每一期的“家乡田野”实践都会选择一个不大不小的、容易为调研者及受访者经验把握到的主题，各期主题分别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谁在种地”“乡村集市”“乡村儿童的暑假生活”“乡村里的小卖部”“乡村水利”“家乡如何过年”“乡村诊所”“乡村小学”“乡村快递”“乡村抖音”“乡村青年的婚姻”“乡村养老”。每一期的主题看似细小，唯因其与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故可从中窥见中国农村社会的大变迁。为此，我们在每一期的招募公告上向参与“家乡田野”活动的全体同学发出倡议，希望同学们在了解家乡的同时，也应积极服务家乡，可针对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向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其他基层相关部门建言献策，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才智。
截至2024年9月，“家乡田野”实践已成功开展了13期（主题为“返乡的人”的第14期活动正在进行中）,报名参与“家乡田野”的学生来自中山大学广州、珠海、深圳三校区五校园的64个院系（几乎覆盖全校70个院系），累计收到学生提交调研报告千余份，共计500多万字。“家乡田野”调查点涉及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主办方提供调研经费补贴，并根据评选结果，对近300份报告给予表彰奖励。此次出版的《家乡田野》（上、中、下），由历期获奖的部分调研报告结集而成。
2018年6月、2019年7月和2023年6月，我们就“家乡田野”实践先后举办了三次阶段性总结分享会。会上，参与“家乡田野”的学生分别从“以调查视角重新认识家乡”“在回乡调查中培养家国情怀”“从田野调研中亲历家乡振兴”等角度分享了自己参加实践的体会和收获。不少同学在分享的过程中不禁动情，眼含泪水地诉说参加“家乡田野”调研的心路历程。有的同学说虽然自己家在农村，也在农村出生和长大，但对家乡其实只剩下记忆，感谢“家乡田野”让自己有机会去接触、了解家乡中的自己家庭之外的人和事，由此打开了走进家乡的一扇门。有的同学说，自己第一次以“调查者”的身份回到家乡，在面对它、调研它时，发现自己对其非常陌生，调查无从下手，仿佛自己已然搭不起与家乡的那根“线”，“家乡田野”让他真正开始思考自己与家乡之间的关系，并表示要趁着亲人、熟人还在的当下，主动加强与家乡的关联。有的同学说，自己一直在城里长大，“家乡”只是一个“传说”，当自己踏上家乡的土地，向乡亲们介绍自己是×××的儿子、×××的孙子/外孙时，乡亲们激动地高喊：“×××的儿子/孙子/外孙回来了！”有的同学说，自己作为一名“随迁二代”，“家乡”曾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通过参加“家乡田野”活动，自己第一次经历了将所学知识与家乡连接的过程，“家乡”在心中逐渐变得具体化了。还有一位同学的父亲特地从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赶来，旁听了其女儿在“家乡田野”调研总结会上的分享。这位父亲在会后拉着我的手说：“感谢你们做这么好的活动，我的女儿终于回到老家了。如果你们出了书，能不能多送我一本，我也想让老家的乡亲们读一读，让他/她们看到这是我女儿写的。”
我们了解到，参与“家乡田野”实践的很多同学都是通过自己的家庭关系网络寻求访谈对象，由此加强了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同时也通过自己的朋辈圈做田野的深度访谈和实地探访。这些都远比节假日期间的礼貌式问候实在，真正起到了情感教育的作用。如果说现代教育体制让年轻人远离家乡，那么“家乡田野”要做的恰恰是推动同学们将自己植入家乡，和家乡“接上头”。对一个从校门到校门的知识青年来说，回到家乡，就是回到有关系的人群，回到生机勃勃的大地，回到有互动的社会，回到有变革的实践。“家乡田野”调研可以让我们看到洪流之下的个体如何与家乡疏离、与土地疏离，看到我国改革变迁之下的农村人民的生命历程和他们的感受。每一个人、每一个乡村的故事都值得被记录、被倾听，而社会联结、家国情怀正是在这些不起眼的地方植根发芽。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清晰地将“家乡田野”实践定位为育人活动而非科研活动，也正因此，2023年，“家乡田野”被中山大学确立为教育教学研究和教改项目。
“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白居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写的是诗人词人身处天地间，以四海为家的情怀。但无论如何，依然强调“乡”“吾乡”与“心安”之间的直接关系，强调“心安”需要依托并安顿于“乡”“吾乡”。“乡”“吾乡”当然都是一种意念建构，那是人的出处与归处。而在出处与归处之间，是人安身立命的过程。
我们也许欠缺诗人、词人对“乡”“吾乡”的建构能力，但我们拥有实实在在的家乡。只是，这个家乡山高水远，需要我们不断返回，不断与之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