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潘家恩 温铁军 陈冬梅|从“下乡”到“回乡”：艺术乡建的屏南经验

本文原刊于《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第06期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更要铸魂，因此需要乡村文化振兴。近年来，各种主体和形式的“艺术乡建”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由最初个别艺术家的自发行为发展为政府、企业、艺术家、志愿者、艺术团体及本地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振兴实践。这些主体、形式和内容都十分多元的实践一方面将艺术与乡村发展紧密联系，以艺术的方式推动乡村美化和文化空间营造，同时让艺术介入乡村文旅、文创和非遗传承等实践中；另一方面让各种艺术创作和美育实践浸润在乡村日常生活之中，促使艺术“接地气”的同时也激发出更大创作活力。

随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工作者参与其中，其对艺术和乡村产生着双重改变，有人将之归纳为“艺术赋予乡土以活力，乡土赋予艺术以灵魂”。对于这种中国当代艺术正在发生的“乡村转向”，有研究认为是艺术内部与外部、国际国内宏观政治经济环境共同着力的结果。

然而，艺术乡建不应只是另一种形态的艺术，乡村也不该只成为艺术工作者的试验场。正如方李莉所指：“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不是把作品带到乡村去，而是通过他们的作品和思考激活传统，唤醒传统。”这也是“艺术乡建”最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渠岩的主张，他认为广泛代表宗教、建筑、环境和新生活意义的艺术，应该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和再生机制，抢救已经濒临消失的文化遗存和村落生态，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新的思考方式，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亲密的情感关系。

“三农”学者李人庆也指出：艺术乡建的首要命题是中国乡村文化自主性的重建，即通过当代艺术的形式，嫁接在乡村传统文化机体上，为乡村文化注入新的元素和活力，以此激活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重建、更新和创造性转化。同时，他认为艺术乡建成功与否的标志在于是否真正实现了村民参与、乡村活化和可持续性。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艺术乡建常常不同程度地存在村民参与度低，未能充分考虑到村民切身利益和无法调动其参与意识等问题。一些地方的相关实践在一阵喧嚣过后便归于平静，少数发展成写生基地或旅游村落。也有一些地方因追求作品的“纯粹性”和“艺术性”，与乡土社会无法融合，逐步趋向“行为艺术”。还有一些地方则出现包括“趣味下乡”“区隔”等在内的不期然后果。

针对这些问题，艺术乡建的实践者和研究者已经有所觉察并进行反思调整，认为需要防止强硬的介入、改造或启蒙，应该以参与、共生和融合的方式进入乡村，以体现对村民主体性的尊重。进一步说，艺术工作者和民众之间需秉持互为主体性的关系，以构筑多元行动主体共同参与的社区营造路径。从山西许村到广东青田，渠岩也在实践中意识到，乡村复兴应该以尊重乡村主体性为前提，通过“多主体”在地互动的艺术现场实现连接个体、自然、社区与国家之间“四位一体”的平衡关系。

笔者长期关注乡村建设，认为从发展要素上看，当代“三农”问题现实困境的关键在于农业“三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大规模净流出农村。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三要素”逆向回流，并进一步促进“在乡”群体的自我组织和主体形成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艺术乡建以更富有表现力的艺术为媒介，若能积极与乡土融合，一方面有助于突破传统乡村建设的专业限制，改变长期以来对乡村持有的落后、衰败偏见，提升乡土社会的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能创造出有利于传统文化复兴并可持续发展的“新”文化，同时为资源要素回流乡土营造氛围，这对长期被边缘化且受“空心化”困扰的乡村来说，有着重要意义。

（一）“城乡中国”，理解转型中国的范式

近年来，有研究基于历史比较与实证分析指出：当前正发生着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这一重大转型。首先，乡村人口不再占大多数，而是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乡村，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3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66.16％；其次，农民生产不再以土地产出为主而出现“土地黏着”，而是收入日渐多元；再次，随着交通条件的普遍改进与城乡互动程度的加深，社会生活已经高度流动，不再终老是乡。也有研究进一步认为，“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已经进入“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因此，“城乡中国”有必要成为理解转型中国的重要范式。

除此外，当前外部宏观环境还发生着显著变化。一方面，随着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于资源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经济价值较低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及传统村落等资源，被赋予新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人们对于优质生活的定义也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到如今的“逆城市化”初见端倪，乡村正逐渐成为高质量发展下城里人“向往生活”的新可能；另一方面，随着新农村建设不断推进和脱贫攻坚阶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各地交通条件全方位明显改进，移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乡村全面普及，城乡在硬件上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要素流动进一步加速。

以上这些，共同构成了“艺术乡建”兴起的宏观环境与社会基础，同时也为艺术“回嵌”乡土奠定了物质条件。这实际上也是“艺术乡建”研究者们所看到的：“为什么艺术家会往乡下跑，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今后的社会结构不再是规模化的、集约化的、标准化的，而且是去中心化的。也就是说，今后的中心不再只是一个中心，而是多个中心，并且，这样的中心是可以再建构的。艺术家到哪里，中心就可能到哪里。”

从“乡土”到“城乡”的重要转型实际上也发生于普通县域，当然其“城乡化”形态与大中城市相比存在一定差异。一方面，多数乡村户籍人口因工作、教育等原因向县城及以上聚集，导致在村人口明显减少。除此外，农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显著变化，活动半径逐步增加，无论外出务工经商，还是随子女生活或照顾子女就学，越来越多农民开始适应乡村和城市两种生活方式。即使老家房子破旧和承包地撂荒，但至少还留着返乡的空间与可能；另一方面，除农民从乡村去往县城，同时也存在着“逆城市化”潮流下因不同原因从城市前往乡村生活的新村民、创业的“新农人”和创作的艺术工作者。

（二）屏南实践：艺术“回嵌”乡土

位于福建宁德的屏南县正是这种时代转型的缩影。该县位于福建省东北部、宁德市西部，群山环抱，平均海拔830米，森林覆盖率76.4%，生态环境优质、自然资源丰富、人文底蕴深厚。虽然20.53万的总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但该县却拥有保存完整的古村落集群，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与中国传统村落25个。  

然而，在过去几十年，该县却因交通闭塞、工业匮乏导致经济落后和人口流失，乡村“空心化”严重，一些国家级和省级古村落、非遗项目也面临着消失的尴尬处境。在城市化浪潮中如何坚持“乡土特色”并“复兴古村”？既是屏南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全国不少区县面临的困境和难题。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脱贫攻坚的深入开展，国家和省市在硬件上大量投入，屏南的内外交通明显改进。2015年该县在全市率先实现“镇镇有干线”目标，形成县城到各乡镇“半小时经济圈”；2018年高速通车使福州到屏南的车程缩短为一个半小时；2020年衢宁铁路开通，结束了该县不通火车的历史。除此外，国家和地方对5G通讯、乡村物流、冷链冻库等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有效补齐了长期制约山区发展的短板。在机遇面前，屏南县“化被动为主动”，利用得天独厚的高山生态环境、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便捷的人才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进行各种形式的“文创赋能+艺术乡建”探索，搭建起“党委政府+艺术家+古村+村民+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强力吸引全国各地艺术工作者和市民前来屏南生活、创业与创作，并以“新村民”的方式与当地村民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有效实现乡村多元价值与城乡融合发展。 

首先，持续健全政策体系，以机制创新破解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和资源短缺问题。一方面，政府积极作为，倡导乡村的多元价值与新生活方式，用文化唤醒乡土、以创意激活古村、让宜居重归乡村。通过“引进高人、引回亲人、引来新人”，内外联动激活村庄活力，使他们重新发现乡土家园与传统文化价值，进而成为美好家园的共同缔造者；另一方面，秉持“实用即人才”理念，不再将眼光局限于体制内的“一亩三分地”上，而是打破体制壁垒，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进一步拓宽包括艺术工作者在内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建设的多元渠道。

其次，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城乡融合”新时代，艺术下乡和市民下乡正成为新的潮流。为了让各类“下乡”群体更好参与地方发展，屏南县顺势而为，修缮传统村落和古民居、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村级医疗站点、复办村级小学，在全省率先由公安部门为“新村民”颁发《居住证》，让“新村民”在村内享受和“老村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等权利，增强其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吸引更多“新村民”定居。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新村民”的主人翁意识和长期在乡生活、创业意愿，同时增添乡村基层组织活力，凝聚基层治理合力。在2021年村两委换届中，屏南县进一步创新乡村治理，为试点村的“新村民”增设村民委员会副主任专岗和村民代表席位。积极引导“新村民”与“老村民”深度融合，并让新村民参与到村级公共事务管理中，让人才不仅能“引进来”，更能“留下来”和“顶上去”，营造出有情怀、有温度的新型乡村社区。

最后，努力激发新老村民内在潜能，通过融合传统产业与文创资源，促进乡村生产生活观念转变，使新老村民同时成为艺术乡建的参与者与共创者。努力处理好外来人员与原住村民的关系，在积极互动中促进不同主体的融合，同时增强老村民的文化自信与主体意识。比如，政府支持新老村民共同举办“戏曲民俗文化节”，新村民向老村民学习本地非遗文化，老村民则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家园并发现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进一步激发出建设家园的内生动力。

正是地方政府、艺术工作者与当地村民的共同努力，为外部主体创造了包容友善的良好氛围，同时也形成了有利于艺术乡建发生发展的实践空间。从2015年至今，屏南县已在龙潭、四坪、漈下、厦地、前汾溪、前洋等10多个传统村落开展形式多样的乡村文创与艺术乡建，呈现“人来、村活、业兴、文盛”新气象，艺术赋能乡村、高品质乡村生活和新型城乡关系正逐步在屏南成为现实。

笔者曾在《回嵌乡土——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一书中强调了以“回嵌”为内涵和目标的乡村建设。虽然乡村建设的方式和形态充满差异，但却都以乡村为基点、以建设为目的、以社会为本位。“脱嵌”乡土是近代中国的客观进程与重要趋势，产生了“百年乡村破坏”这一现实后果。同时存在着以“回嵌”乡土为内涵的创新性实践，这种“去乡土化”趋势下的“再乡土化”探索，不仅作为宏观环境变化下的多元化反应，同时内在体现着参与知识分子的国情意识与乡土自觉。

这种回归乡土的“再乡土化”探索相对于“去乡土化”，既是对经济三要素外流、低成本乡村秩序解体、乡/土被当作“问题”和“对象”等现状的积极应对，也是对因“去乡土化”而导致实际困境的反思与自觉。其内涵是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向“三农”的回流，使得乡村建设与各种在地化行动实现互动与多赢，其开展包括“在地化”和“社会化”两种方式。

其中，“在地化”是利用乡土社会独特的村社理性，充分调动并盘活在地资源，降低信息搜寻及交易成本，减少外部依赖并降低风险，进一步形成内生发展力量与资源优化模式，促进各种资源从“下乡”到“回乡”，以更好体现乡建内涵。而“社会化”则强调以社会为立场和视野，改变自上而下的推进方式，突出乡村建设中的广泛社会参与，避免精英垄断与对弱势群体的排斥，同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化而文化，而是以之为手段和方式，因时因地制宜地开展乡村建设。

（一）发现、在地与融合

有研究指出，21世纪以来艺术乡建成功案例的启示之一就是艺术从“教化”转向了“发现”。乡土社会作为中国文化的“有形之根”，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再发现。需要“发现”的不仅是其在现代坐标与逻辑面前的陷落与节节退败，还包括来自乡土社会虽无声却不息的突围努力及所蕴含的各种可能性。通过重新发现其在主流坐标下被忽略和遮蔽的价值，开拓乡村建设新的发展空间，同时创造出真正有“根”的乡建实践。

2015年，曾旅居欧洲多年，当时任教于大连理工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的程美信来屏南调研，被当地古村落和积极作为的政府所吸引，继而辞去高校工作，全家迁至屏南开展古村修复活化，至今已近9年。随着对屏南十几个古村的逐个探访，这位有着国际视野的资深艺术家发现，屏南工业起步较晚、发展较慢，但散落在大山深处的传统村落却因此而保存完整，成为当地的一笔宝贵财富。只是，当地乡村“失去了一批具有文化底蕴和审美能力的主导力量”，故需要以新的视野发现并激活这些破败古村的价值，使屏南在工业文明阶段的“劣势”转化为文明复兴与生态文明阶段的“优势”。

于是，程美信从屏城乡厦地村入手，对这个有着800年历史却几近废弃的古村进行抢救性修缮。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发现：传统村落的消亡是当今中国乡村秩序失控的缩影，乡村老宅古屋毁坏严重，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冲击让农民的传统价值观遭到破坏。因此，古村保护活化，“不仅是物理层面的房屋修复，还要恢复村民们的家园意识和文化自信”。

作为在20世纪末就十分活跃的独立艺术批评家，程美信以直接实践的方式对乡村文化和村民主体性进行强调。这也是艺术乡建研究者所提醒的“很多时候乡村文化以一种不易察觉的方式被现当代艺术遮蔽和操控”[19]。因此，程美信团队在古村修缮的同时以各种方式推动社区发展，从村落布局优化到社区关系重建，充分尊重乡村文化脉络与内在机理，既向老匠人虚心学习，同时注重挖掘“老房子”背后的人文与历史，让村民重新发现自己的根脉所在，以克制艺术家常见的“排他性”和“唯一性”追求，避免成为某种“快闪式”艺术乡建。

在一次访谈中，程美信谈到自己的转变：“最初，我是怀着以艺术为主的心态，想打造艺术家聚集地，后来放弃这一既定模式。我必须因地制宜，考虑农民意愿和利益，尊重每个乡村的特定条件。”可贵的是，程美信知行合一地长期扎根村庄， 从过去“漂泊”的艺术批评家到村民身边的“程老师”，十分生动地展现了艺术工作者“回嵌”乡土的真实状态。 

为了“在地化”地进行村落活化与社区营造，程美信在厦地村和双溪镇创办以乡村社区文化与教育发展为目标的公益组织——森克义社，这个由各地义工组成的志愿者团体结合自身特长与乡村需求，举办日常性社区公益活动。例如，为当地留守儿童开展各种公益教育活动，免费为村里留守老人拍摄“老年婚纱照”。晓怡是森克义社的义工，她专门提到“去年有一位爷爷专门来感谢我们，因为他的妻子过世了，但是在过世前能留下这么美丽的照片，至少没有遗憾”。森克义社负责人张丹则谈道：“这几年最大的变化是原来只有孩子们来玩，而且玩不到一会，他们爷爷奶奶就来喊回家，现在孩子们一来就是大半天，一起玩或者看书，家长都很放心。我们的活动只要提前一天往微信群一发，第二天参与的人就满了……”正是这些细水长流的活动，不仅拉近了村民与外来艺术工作者的距离，建立起不同群体间的信任纽带，也在活动中增强乡村社区的内部凝聚力。

通过长期的“在地化”实践，程美信认为与村民的互动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在自我认知方面，我尽量杜绝其他角色，只把自己当作做事情的角色去看待问题”，而其复杂在于外来者必须去理解在地者，切不能要求村民理解艺术家，“我们别把自己看高了，也别把农民看低了！”正是这种平等的态度，使艺术工作者和原住村民成为朋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产生有效交流，为艺术乡建的逐渐展开创造了条件。

从古村修复到人心凝聚，正是通过这些由表及里的文化赋能与长期深入的互动融合，逐步改变了当地人对传统村落的认识，也让村民获得难得的自信，“村民们提起他们村子时无不流露出自豪感，还说村上人娶媳妇都容易多了。”

（二）丈量、想象、整理与建设

如果说程美信团队是从古村修复入手，通过发现、融合与社区营造推动“在地化”艺术乡建，那么位于该县前汾溪村的中国美术学院（下文简称“美院”）实践团队则以“社会美育”为方式开展乡村建设并探索相应的工作方法。该团队由独立策展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教师陈子劲带领，其指导的屏南籍学生吴鸿珍2017年返乡创业，将屏南浓郁的文创氛围、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及宜居生态的环境推荐给了美院师生。2018年，中国美院团队正式入驻前汾溪村，以乡土为学院，以“美育融入社会”为导向，通过艺术与社会、社区、社群的互动链接，探索具有乡土特色的中国社会美育经验。

如前文所述，对原住村民主体性的激发并实现艺术工作者与乡土社会的有机融合是艺术乡建能否扎根的关键，也是外来艺术工作者所面对的最大挑战。除主观意愿外，更需要方法路径。陈子劲团队在屏南实践中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丈量”和“整理”，要求艺术工作者扎根于乡村社区，以贴近现场的工作方式，寻找并建立连接社群的纽带。在实践中，陈子劲提出“田野，田野，再田野；体感，体感，再体感；行动，行动，再行动。”以区别于一般的“采风式”下乡，而是深入参与到村民日常生活和乡土脉络之中，尊重在地人文风俗，让村民成为主角，在与乡村主体的交互融合中重新认识乡村。

中国美术学院公共美术教育系学生毛华磊与王润家2019年跟随导师陈子劲到前汾溪村进行毕业创作。2020年大学毕业后，他们重返前汾溪，在村里创办了“乡野艺校”，开展艺术教学、节日重塑、活动策划、艺术展览等公益美育活动。其中，情景式田野调研“今晚吃什么”可谓“丈量”方法的生动体现。该活动通过艺术工作者自带食材，到村里挨家挨户聊天，在闲聊中了解他（她）的美食记忆和美味期盼，在此过程中一起挖掘当地的美食与文化，并结合村史族谱，回味村庄变迁与人情风物，在开展对地方知识学习的同时，也梳理村民的个人生命史与家庭史，共同塑造村庄的未来想象。69岁村民吴登梅是村里的留守老人，也是“今晚吃什么”走进的第一户人家。“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没啥味道。”当得知“乡野艺校”团队要来家里做饭，她前一天便将房子打扫干净，约定做饭当天早早站在房前等候，在做饭中间和之后，给学生们聊了很多自己及村庄的故事。这种村民熟悉且有很强参与感与延伸性的“生活式”调研，不仅有效拉近了外来艺术工作者与村民的距离，同时也让艺术工作者在“丈量”中寻找到融入村庄的方法。“首先，要跟他们熟悉起来，以尊重为前提，我们把自己当作他们的家人朋友，走进他们的生活中，熟悉了之后再去搞活动，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做不同的活动，再用活动把他们联系起来。”

有句话叫“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当前由城市中心主义与主流文化所构筑的意义系统中，乡村常成为衰败、落后、被动的象征，本应丰富多元的乡村正变得单调雷同。因此，在“丈量”和“整理”的同时，还应展开“想象”与“建设”，通过充分互动同时释放村民和艺术工作者的“想象力”与“行动力”。既改变外来艺术工作者对乡村的“定型化”想象，也让村民对自己的生活与熟悉的村庄进行再认识，重新感知并发现故乡之美，在增强村民文化自信的同时，激活乡村多元价值。 

为实现这一目标，陈子劲团队发动学生到村中逐户寻访老物件，并探讨乡土社会中人、物的意义。开始时，村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但当最后在村里举办老物件展，村民家中保留的老物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并以“实物+照片”的方式展出后，村民们很惊讶，原本“破烂”的物件这么一摆，完全不一样了。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艺术工作者在逐步引导村民重新发现乡土之美，潜移默化地影响村民的审美感知力。

除了此类活动，美院团队还经常在村里举办社区文化展览、观影讨论等活动。之所以进行这些尝试，是因为陈子劲认为“美和艺术是每个人已经自然拥有了的、自带的生产力，它存在于一切的生产关系中。”这些活动希望构建属于当地的乡村美学系统，让人们学会欣赏乡土和周围环境，同时丰富乡村交往行为，增强村民自组织能力。

在美院团队的推动下，2019年前汾溪村恢复了中断多年的“三月三”民俗活动。当地在过节时有舞火龙祈福的习俗，但该村已有70多年没有舞过。如何让传统民俗复兴与村庄内生动力激发相结合？2021年，美院团队在前期走家串户“丈量”的基础上，和村民商量后决定一起新做一条长龙，并让这个行动成为整个村庄群众共同的事。该活动前后组织村民70多位，男人们围着从山上砍来的竹子商量如何打造龙框架，女人们则利用村内随处可见的稻草，用各种方法编织龙鳞……龙做好后，邀请在外工作的80余位村民在“三月三”当天回村舞龙，舞的是村民历时10天合力制作的百米长龙，走的是村民花了2天铺设的“龙道”。节日当天，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齐聚前汾溪两岸观看，不仅村社传统文化得以复兴，村庄的凝聚力与内生动力也获得提升。

实际上，“三月三”传统节日的恢复也是“前汾溪山水生活艺术季”的新启，2019年该活动成功举办，吸引了当地政府及在外乡贤的积极关注，为该村农文旅融合和IP打造创造了条件。这个过程也激发了村民的能动性与创造性，比如，四十多岁的村民阿土过去在村里沉默寡言，总是埋头干活，村里人都认为他太过老实，不爱说话，但为了“三月三”活动，阿土在没有任何草编技艺基础上通过自学独立创作了一米长的草编“龙头”。这让毛华磊“感觉很震撼，没想到他的动手能力这么强”。作为全过程的观察者，陈子劲也观察到村民们的变化：“通过对村庄的文化挖掘，村民的幸福感和温馨感就出来了，对未来的期待也出来了，尽管在行动上面临很多困难，但这些能够直接从他们脸上看到。”正是通过社会美育与在地建设行动，释放了他们的内在潜能与想象力，使得曾经只作为背景的村庄与陪衬的村民重新成为主角。

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文化是手段，因为其在调动村民积极性方面有独特优势，通过各种易于参与的文化活动可起到组织村民、提高村庄凝聚力的作用；文化也是目的，乡村建设归根结底是人和生活的建设，创造一种健康的、让参与者重新获得力量、与生活环境可以再次融合的文化本身就是乡村建设的重要目标。特别是有利于社会各界广泛参与，促进对乡土价值再理解，让在主流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处于弱势的主体重新获得尊严，进而有利于“三要素”回流的新文化。

如果说，“丈量”和“整理”是发现并重估乡村价值，那“想象”与“建设”就是在此基础上，外来艺术工作者和在地村民以艺术为媒介，在互动融合中共同实现乡村价值。其通过各种社会美育活动让“美”融入村民生活之中，同时创造契机让村民们适当“抽离”出来，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从旁观者逐步成为参与者与行动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工作者以社会美育联结村庄不同主体，营造城乡融合时代的新生活空间，以理念更新推动价值重生、关系重塑、资源重组与人才重兴。

（三）“共创”中的双向改造

从乡村建设的百年实践看，外来知识分子与乡土社会的融合实非易事，乡建实践者需要在“化农民”的过程中实现“农民化”。其不仅要在外形和穿着等方面有所改变，同时还要求与乡土社会紧密结合并充分互动。既改造知识，使之可以为农民所用，又提高农民运用知识和转化经验的能力；既不夸大外来知识分子的作用，又不“浪漫化”农民的需求与选择，自觉对知识分子内在的“精英意识”保持充分反省与自觉，同时也清醒意识到在长期“去乡土”导向影响下农民的复杂状态。也即，需要在“农民化”与“化农民”的双向互动中让知识分子与农民成为乡村建设的共同主体。

回到本文所讨论的艺术乡建，目前国内相关实践多为美术、建筑与设计领域，较少涉及音乐。实际上，音乐也是艺术赋能乡村的重要形式，其对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同时对村庄凝聚力的形成也有着特别效果。下文以“爱故乡·村歌计划”（简称“村歌计划”）在屏南的“共创型”村歌创作为例，讨论艺术乡建对村民和音乐工作者所产生的双向改造。

发起于2018年的“村歌计划”是“全国爱故乡公益行动”的创新探索，目前已在全国十余个省市创作“共创型”村歌50余首，希望以村民喜闻乐见的歌声为媒，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重塑乡村活力与魅力，同时发展新时代“接地气”的乡村音乐。

“村歌计划”突破了之前村歌多为邀请外来艺术工作者独立创作的方式，由政府引导、村民主创、社会参与，以“共创”的方式与乡村紧密结合，“共同”是该计划最大的特点。正如有实践者在艺术乡建过程中提出：“同” 不仅是“认同”，还是“共同”。在“意见”形成之始和形成的过程之中，村民、政府和艺术团体必须在共同的历史和“故事”的情境下，各自表述、各抒己见，让未来的构想在你来我往地说服、争执和妥协中逐渐成形。这在“共创型”村歌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协作者以参与式为工作方法，在创作前的调研、创作中的协商和创作后的传播等环节都有村民的有效参与，以“共同”得“认同”；另一方面，协作者意识到可能存在着不平等的“话语权”，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性别分组等方式，创造条件让相对边缘群体说话，并保证被有效听见，让更多村民由内而外地建立文化自信。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在“共创型”村歌创作过程中，协作团队首先与基层干部一起充分发动村民，在歌声中走“群众路线”，通过参与式调研和入户访谈，深入挖掘梳理村庄历史文化与村民日常生活。调研结束后，协作团队在乡村两级干部的协助下，组织村民开展集体创作工作坊。期间，村民们围绕“个人生命故事”“村庄大事记”讲述人生故事，一起梳理村庄历史文化。

村歌创作坚持“在地化”，歌词主要来源于村庄传统文化、集体记忆与村民日常生活，并不同程度地借用本地方言，曲调则最大化借鉴当地小调和山歌。村歌形式和内容都尽量向乡村靠近，其创作既是深入村民日常生活，发掘村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核的过程，也是肯定并重建乡村文化价值的过程。

具体做法上，在工作坊中采用“歌词接龙”的方式，鼓励村民重新唱起熟悉的歌谣，并适度使用乡音土语。在平等交流的对话空间里，村民们从最初的好奇沉默到主动融入，经过参与者们自由讨论、平等协商与现场表决，最后凝练为村庄与村民自己的“歌”。而集体创作工作坊所搭建的平等、共情的互动交流平台，不仅能引导现场参与的村民、乡村干部与村歌协作者们充分表达意见，还能借助微信等渠道搜集在外乡贤与社会人士的心声建议，引导更多村民关心村庄事务，在提高村民参与度和话语权中改善乡村治理。

作为村歌计划的发起人与主要协作者，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孙恒认为：“如果这首歌是要让村民唱，那就必须考虑村民能否唱，想表达什么，喜欢怎么唱。”因此，由音乐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组成的外部团队将明确定位为协作者，需要邀请不同性别、年龄、身份的老村民、新村民和乡贤共同参与。  

2021-2022年，村歌团队受邀到屏南，在熙岭乡的四坪村和墘头村创作了两首村歌。除上述基本工作方法外，爱故乡团队与当地新老村民深度融合，积极挖掘本地戏曲文化与传统小调，既发挥其在凝聚人心和淳化民风中的重要作用，也促进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扬。比如，四坪村歌《云四坪》在创作过程中有机融入该村国家级非遗平讲戏的“帮腔”元素，并鼓励参加村歌创作的在村青年潘家挺趁热打铁成立四坪村平讲戏传习所。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老艺人、乡贤与本地青年主动参与其中，2022年还以四坪由“空心村”蝶变“文创村”为题材，成功创作新戏《欢天喜地四坪村》并登上央视屏幕，让消失了二十多年的悠扬曲调再次回荡在古老村庄。除此外，因为该村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村民，村歌希望能吸收更为多元的声音，在创作过程中也邀请包括在外乡贤和来自浙江、江西、香港等地的新村民共同参与，歌词最后一句“毛毛虫 、萤火虫 、百燕归来欣欣荣”，其中的“燕归来”来自乡贤之口，描述的是越来越多“老村民”返乡建设家园，而“毛毛虫”则由患有侏儒症的新村民沈明辉提出，他说“毛毛虫”不仅代表四坪村生态环境良好，也代表着自己在这里完成的“蜕变”。可以说，这些充满生命力的歌词从各个方面体现着具象化的村庄及其中的多元群体。正是通过协作者与村民，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平等参与和充分互动，让“新老村民”进一步融合，一起激发出参与者对所在村庄的认同感。

村歌创作是村民重新认识脚下土地、干部与村民平等交流、协作者以音乐为手段“回嵌”乡土的过程。在墘头村歌《梦墘头》的创作过程中，有一批积极乐观的女性村民每天都准时参加，为了让她们可以更自由地进行表达，协作者在村民生命故事分享中专门进行“男女”分组。在歌词中有一句“地瓜米，不再提”，描述过去粮食短缺的艰辛岁月，就是大家在自由交流时贡献的，是珍贵的村庄集体记忆，每唱到此处村民们都充满深情。除此外，留守村民们的乐观豁达及对亲人和村庄发自内心的情感也包含其中，协作者们被这些淳朴真实的情感深深打动。经过数个日夜的集体努力，这首歌的曲调根据屏南小调“姑嫂调”改编而成，所有歌词均来自新老村民，词曲完成后村民们为自己的村歌取名，所有参与者共提出11个歌名，最后通过“一人一票”的原则，《梦墘头》以29票获选。村民们感到非常满意，不到一个小时就学会了，当天晚上在村里戏院举办首唱音乐会，村民说那晚比过节还热闹。

在墘头村歌工作坊的总结会上，村支书谢桂塘表示惊讶，短短几天能如此有效调动村民的积极参与并说出自己的心声，这也让他有机会以难得的轻松氛围谈谈自己在工作中的困惑及对村庄未来的展望。他说“在这三天的村歌创作中，我们对村庄有了深刻的认识。这三天来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妇女能抵半边天，我很感动这几天咱们村的妇女一直参与，讲出自己的故事……”说到此处，这位上过大学当过兵的返乡支书不禁哽咽。

实际上，这种“共创型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着对外来协作者与村民的双向改造。正如曾深度参与村歌创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所指：村歌表面上是歌曲创作，实际上是一个集体建构村庄历史、形成共同文化想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村民们共同发掘村庄价值，找回村庄文化根基，逐渐形成村庄改变的共同体和集体主体性。与此同时，村歌创作过程收集了协作者与村民的大量对话，村民们将自己对生活和村庄的情感融入歌中，不仅让歌曲变得喜闻乐见，更孕育出艺术作品的内在生命力。

对音乐工作者来说，共创村歌不再是简单的“为乡村创作”或“在乡村创作”，而是“与村民们一起创作”，每首村歌背后是与村庄的充分互动，不仅丰富着音乐工作者的创作素材与灵感来源，也为音乐注入更多的“乡土性”与“人民性”。在提到村歌对自己的影响时，孙恒就意识到：“表面上看每个村庄都差不多，实际上每个村庄因为人不同而形成独特的气质，村歌帮我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途径，也改变了我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与看法。”

村歌助力乡村振兴，不是给予而是参与，不是为写而写，也不是为歌而歌，而是让音乐更接地气，让艺术回归乡土。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文化振兴在推进中面临一些难题：村民参与度不高，乡村价值虚化，传承创新能力不足，文化供需错配等。针对这些问题，越来越多的实践认为，应该加强村民主体性并激发其文化自觉，同时提高乡村建设的社会参与程度。

笔者认为，作为面对且缓解“三农”问题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形式多样，但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三要素”逆向回流则是关键，其中涉及艺术工作者、青年学生、农民、市民、在外乡贤、知识分子等群体。新的外部环境与时代变迁挑战着人们对乡土社会的定型化想象，而城乡中国背景下的乡村建设不同于一般理解上的“建设乡村”，必须回到具体脉络，重新连接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立体纬度以进行整体性推进。

本文所讨论的屏南艺术乡建案例，通过艺术工作者、政府、在地村民、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共创共建，坚持在地性、社会性与整体性，以融合、陪伴、共创等多种方式促进外来艺术工作者与原住村民互动融合，激活乡村多元价值、提升村民文化自信，吸引更多资源回流乡村，让衰败的古村焕发生机，成为“回得去”的家园。外来艺术工作者也因此获得更大的参与空间，展开更“接地气”和更“被需要”的艺术创作。

其中，从“下乡”到“回乡”进而实现艺术“回嵌”乡土是屏南经验的核心。作为在地“生活者”的外来艺术工作者逐步融入乡土，以尊重平等的态度将自己作为城乡融合背景下新乡土社会的组成部分，以多主体共同创作的方式突破了传统艺术作品常见的“排他性”陈规。正是通过艺术与乡建的“缠绕”、理论与实践的“碰撞”，最终创造出富有乡土底蕴的艺术作品，展现出艺术表达的新乡土社会。

这同时也启示我们：一方面，应加强“艺术”与“乡村”的融合与互动，积极处理好“外来”与“本土”的关系，以整体性思维将艺术乡建、村落活化及城乡融合结合起来，把乡村打造成可以承载新生活方式与创业方式的优质空间；另一方面，应进一步改变“行动坐标”，用更为平等的目光去看待转型中的乡土社会，重新发现乡村的多元价值。艺术乡建既需要挑战“都市导向”与“精英意识”，也需要警惕对“乡村/田园”的另一种浪漫化，还需要自觉认识到乡村建设应是一个大众广泛参与的社会实践。我们既需避免乡村“留守群体”的悲情“独白”，也需避免“空降群体”不无自恋的“自语”，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城乡融合、艺术与乡土紧密互动后的“和声”。

进一步说，艺术乡建应该发挥优势，让艺术成为连接城乡的有效媒介，通过艺术的介入，赋予乡村新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以新手段和新方式加以活化利用，激活乡村闲置资源及21世纪以来政府在乡村的大量硬件投入，让一些看似派不上用场、却极具乡韵乡愁的破旧老宅、古街古巷和废弃农具，成为“人无我有”的稀缺资源，同时带动人的审美与精神追求，以形成更为丰富的创意题材，促进农村生产、生活观念的结构性转变，同时将产业资源与文创融合，推进了农村供给侧改革，实现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

总之，艺术与乡村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供需关系，与其在城市化浪潮和乡愁惆怅间焦虑纠结，不如去感知城乡融合时代给乡土社会所带来的新机遇与新可能，发现即便“空心村”里普通村民身上的坚韧、乐观，从改良土壤开始，为这个世界的变化创造一些积极因素——因为在都市日益异化与膨胀的今日，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当艺术越来越远离生活并成为某种“悬空”的装饰，不仅乡村需要艺术的赋能，艺术之花也需要乡土的培育与浇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