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滿 | 莆田僑鄉的跨國文化網絡——石庭黃氏家族的例證

在華南僑鄉研究中，海外移民與僑鄉的聯繫方式，歷來是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早期的學者較為注重經濟聯繫，大多致力於研究華僑匯款與華僑投資，試圖從中揭示僑鄉現代化進程的特有動力。近年來，海外移民與僑鄉的社會文化聯繫日益受到重視，有不少學者致力於研究跨國宗族與宗教組織，尤其注重海外移民對僑鄉文化復興的影響。由於跨國宗族與宗教都是以鄉土文化為認同標誌，因而可以說是“跨國文化網絡”。本文主要依據田野調查資料，考察福建省莆田市石庭黃氏族人的跨國文化網絡，探討海外移民與僑鄉的互動關係。

莆田市是福建省主要僑鄉之一，海外移民遍佈東南亞各地。據莆田市官方網站介紹，目前移居東南亞各國的鄉親約70萬人，另有移居港澳臺地區的鄉親近20萬人，留居原籍的歸僑和僑眷約30萬人，其總數相當於原籍300多萬人口的一半左右。在莆田江口、涵江、梧塘等重點僑鄉，幾乎每個家庭都有海外親人，有不少家族的海外人口超過了原籍人口，海外移民始終是原籍家族與村社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莆田僑鄉的田野調查中，到處都可以看到海外移民捐資修建的公共設施和文物古蹟，甚至有些在原鄉已經失傳的儀式傳統，最近又從海外傳回原鄉。因此，研究近代莆田僑鄉的社會文化變遷，不可忽視海外移民的影響。

石庭黃氏家族為莆田江口平原的世家大族，現有原籍族人一萬多人，海外族人兩萬多人，號稱“海外興化人第一巨族”。在海內外石庭人中，同時存在著三種不同的跨國文化網絡：一是以祠堂、祖厝為標誌的家族網絡；二是以里社、村廟為標誌的同鄉網絡；三是以壇班、三一教為標誌的教派網絡。那麼，在黃氏家族史上，這些跨國文化網絡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運作的？這就是本文試圖探討的主要問題。

莆田江口石庭宮

石庭黃氏的開基祖“虎公”，據說原為莆田望族東里黃氏的族人，於元順帝年間從興化府城到江口平原教書，因而在當地置產建屋，娶妻生子，開創了石庭黃氏的家族史。據《石庭黃氏族譜》記載：

虎公，行億八十，郡庠生。元末，公自興郡東里因設帳九里洋永豐里黃井村，置田一埭，就地起屋，名曰“石庭”，即為石庭始祖，配方氏，葬牌兜。

所謂“九里洋”，即江口平原的俗稱。其實，上述“九里洋”、“黃井村”（又稱“黃宅”）、“石庭”（又稱“黃大庭”）等地名，都是明代始見於地方文獻，可見這一傳記出自明代以後的追述。不過，上述傳記提供了若干重要的資訊，對於理解石庭黃氏的早期發家史頗有助益。其一，黃虎出生於府城望族東里黃氏，其個人身份為“郡庠生”，即府學生員，最初以教書為業；其二，黃虎移居九里洋的契機是“置田一埭，就地起屋”，可見他曾經投資於沿海埭田的開發；其三，黃虎的妻子為“方氏”，而方氏原為當地世家大族，可見他在定居之初得到了方氏族人的支持。這種注重士紳傳統和家世淵源的移民史傳說，標示了石庭黃氏在江口平原的特殊歷史地位。

江口平原位於莆田平原東北部，是唐以後逐漸形成的河口沖積平原。在江口平原的北部邊緣，有北萩蘆溪與蒜溪交匯入海，但由於丘陵臺地的阻隔，溪流未能自然進入平原腹地。因此，江口平原的開發過程，主要依賴於人工營造的水利灌溉系統。在江口平原的開發進程中，隨著水利系統不斷向沿海推進，逐漸形成了頂洋、內埭和外埭三大區域。大致說來，頂洋主要開發於北宋時期，內埭主要開發於南宋時期，外埭主要開發於明清時期。石庭地處內埭與外埭之間，在開發沿海埭田的過程中處於有利地位。自明代以降，黃氏族人積極參與江口平原的水利建設，在當地留下了不少佳話。例如，明正統年間大規模擴建南安陂水利系統，就是由“耆民黃大三秀等”發起和贊助的。明成化年間，曾經擔任太常寺卿的黃本清回鄉主持南安陂修建工程，據說在備料時打錯了算盤，多買了九千多塊基石，遂順便鋪設了長達九里的石板路，而“九里洋”之名據說也是因此而來。

石庭黃氏前三代一脈單傳，至第四代有泳、澤兄弟二人，而老大泳公據說於明初“往應天府”未回，因而“失系”，此後的黃氏族人皆為老二澤公的後代。不過，在《石庭黃氏大族譜》中又記載了另一種說法，據傳泳公去了應天府之後，曾經返鄉，“生子公著”，而其子公著又生育三子，“長良守、次良佐、三良弼”。族譜的編者對此注雲：“未知孰是？姑錄之，以備考察。”實際上，在目前的《石庭黃氏大族譜》中，公著之名已不在世系表中，而其子良守則為澤公三子公啟之子。石庭黃氏早期世系的混亂狀態，很可能與明代的軍戶制度有關。這是因為，福建族譜記載的明初“往應天府”之類的事件，通常都是因獲罪而充軍。如果此事屬實，則泳公一系應為軍戶，其後人為了逃避軍役，有意隱瞞或修改了傳承譜系。

明中葉前後，石庭黃氏家族的發展逐漸趨於穩定。第五代派分公謨、公烈、公啟三房，各傳一子。至第七代，長房山齋派下傳二子，次房威漢派下傳三子，三房良守派下傳三子，共有堂兄弟八人。第八代，長房共有男丁五人，次房、三房各有男丁三人。第九代，長房共有男丁八人，次房共有男丁三人，三房共有男丁六人。第十代，長房共有男丁十七人，次房共有男丁八人，三房共有男丁二人，全族共有男丁二十八人。在此期間，黃氏族人開始編修族譜，創立祭田，至第八代號“松居”者，“建先祠，增田以祀”，建立了較為嚴密的宗族組織。由於黃氏三大房的人口發展很不平衡，長房派下的第八代文廉、文常二支後來又分為二房，與第五代的公烈、公啟二房並列為四大房。目前石庭黃氏的家族組織，一般以各大房的早期住所為名，分為“四甲”，即文廉派下為“後亭甲”，文常派下為“中華甲”，公烈派下為“後厝甲”，公啟派下為“大門甲”。

石庭黃氏聚落形態

自第十代以降，石庭黃氏家族的人口迅速擴張，當地的土地資源日益緊張，有不少族人陸續向外遷移，在周邊地區建立了許多新的家族聚居地。例如，後亭甲歷代族人的遷居情況如下：

第十代，南泉遷居後亭，中石遷居六房。

第十三代，聖謨遷居光岑。

第十四代，洛生遷居竹下。

第十五代，宗擇遷居田岑。

第十六代，孫千遷居上鐵竈，孫飛遷居隔塘上林尾，孫里遷居田中前厝，孫光遷居後亭下鬥，孫景遷居旗桿厝，孫材遷居頂竹下新厝，孫藝遷居頂西坡。

第十七代，帷輅遷居下竹下，惟勤遷居小溝尾。

第十八代，立清遷居後亭三房，立仲遷居橋頭店，立魁遷居上林亭，立潛遷居下大路。 

如上所示，大規模的遷居過程主要發生於第十六至十八代，這一時期大約為清乾隆至道光年間。石庭黃氏的其他各甲，大多經歷了類似的遷居過程，因而導致了聚落形態的不斷擴張。到目前為止，石庭黃氏族人已經遍佈於周圍二十多個自然村，而每一甲都有若干相對獨立的聚落。據族譜記載，後亭甲主要居住於後亭、橋頭店、上林亭、田岑、舊岑、隔塘、下厝、鐵竈等村，後厝甲主要居住於寨裡、厝前、前厝、後厝、頂後厝、鴛鴦厝等村，大門甲主要居住於中央厝、三張厝、橋頭外、田中央、頂西坡、下西坡、半圭、墩頂、後埕等村；中華甲主要居住於頂舊厝、下舊厝、新厝、竹下、六房、光岑、黃巷里、吳墩洋、小溝尾、旗杆厝等村。在黃氏聚落形態的擴張過程中，一般都是以祖厝為中心形成新的房派，因而祖厝也就成為家族認同的主要標誌。

黃氏祖厝奠基紀念碑

在當今石庭黃氏的聚居地，原來還有其他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如後亭原為方姓聚居地，後厝原為劉姓聚居地，鐵竈原為陳姓聚居地，頂西坡和下西坡原為佘姓聚居地。在石庭黃氏聚落的擴張過程中，周邊地區的居民不斷受到擠壓，有的家族被迫舉族外遷，另建新村；有的家族雖然留居原地，但已不佔主導地位，甚至被迫改為黃姓。例如，清光緒年間，石庭附近西劉村的《劉氏家譜序》宣稱：

二十六世祖恰公，因避明嘉靖間倭患，析居錦江之石庭鋪，遂名其所居曰“西劉”。嗣三十四世祖宗興公，患黃姓葛鄰逼處，複虞強族欺淩，經離村里許，擇地築舍以居，名為“下西劉”，舊居指為“頂西劉”。 

晚清至民國時期，江口平原發生了大規模的“烏白旗”分類械鬥，石庭黃氏為“白旗”，而周邊地區的其他村落和族姓皆為“烏旗”，可見當地的族群關係極為緊張。近代移居海外的石庭黃氏族人，據說有不少是為了逃避“烏白旗”械鬥，被迫遠渡重洋，出國謀生。由此可見，在當地有限的生存空間中，石庭黃氏家族的發展已經達到了極限。

莆田烏白棋械鬥插畫

石庭黃氏族人到海外謀生，始自於晚清時期，到民國年間進入高潮。據《石庭黃氏大族譜》記載：

自清末民國初近百年來，鄉人絡繹奔波海外，旅居南洋各部邦，興家立業於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各地，蕃衍生息，枝葉茂盛，人丁不少於鄉人，獨樹一支龐大派系。

早期到海外謀生的黃氏族人，主要是到新加坡等地拉人力車，以出賣勞動力為生。例如，新厝房開基祖善恩公的22個孫子中，除了4人早逝外，共有12人曾經到新加坡拉人力車，他們大約生存於晚清至民國初年。由於人力車夫收入微薄，很難在新加坡定居創業，只能維持候鳥式的移居狀態。他們到海外謀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贍養留在家鄉的親人，一旦有所積蓄就會回家做四件事情：娶妻生子、購置田園、修建房屋和營造墳墓。上述12人中，除了2人定居海外、2人病逝海外，其餘8人皆終老故里，落葉歸根。對他們來說，只有僑鄉才是最後的歸宿，而海外只是他們暫時的棲息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有少數較為成功的黃氏族人，已經在東南亞各地成家立業，入籍定居。到1950年代以後，由於受到國內政治環境和國際形勢的影響，大多數黃氏族人開始舉家遷居海外，經歷了“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轉變過程。以新厝房族人為例，其第五世共有27人出國謀生，其中僅8人回國，而定居或病逝海外者達19人；其第六世族人，則大多在海外出生，或是出國與親人團聚的新移民。這一時期移居海外的黃氏族人，大多以經營自行車、摩托車修理店和銷售零配件為生，後來逐漸發展為汽車或電器經銷商。他們聚居於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各大城鎮，依靠同鄉同族之間的相互扶持，逐漸形成了以家族企業為基礎的同鄉同業傳統。

在海外石庭人的主要聚居地，陸續建立了一些黃氏祠堂和宗親會。1951年，聚居於馬來西亞森美蘭州芙蓉坡市的黃氏族人，在創建東天宮和福興南社之後，隨即在廟宇後殿建立了黃氏祠堂，此後又建立了“森雪隆甲石庭江夏堂聯宗會”，實際上是西馬地區黃氏族人的宗親會。1950年代，聚居於印尼蘇門答臘島棉蘭市的黃氏族人，在創建石庭宮的同時，也在廟中建立了黃氏祠堂。不過，在1960年代印尼當局排華之際，棉蘭的石庭宮和黃氏祠堂都被迫關閉，黃氏宗親的牌位移入當地的千佛寺。到1970年代，棉蘭市的黃氏族人再次重建了石庭宮和黃氏祠堂，同時建立了蘇門答臘島石庭黃氏宗親聯誼會，每年清明節、中元節和春節前夕都要舉辦祭祖儀式。

馬來西亞芙蓉坡市東天宮福興南社

海外石庭人創建的黃氏祠堂，主要用於奉祀在當地去世的黃氏族人，但同時也奉祀原籍的歷代祖先，因而是當地所有黃氏族人的認同標誌。棉蘭市黃氏祠堂的牌位上書：“福建莆田石庭村始祖黃虎公、配方氏孺人，暨歷代考妣祖先公媽之神”，其題款為：“ 一九六八年歲次戊申年十月初十日，僑居印尼蘇島棉蘭石庭黃氏裔孫奉。”在芙蓉坡黃氏祠堂的神龕正中，有如下牌位：

石庭始祖虎公，行八十一，郡庠生，配方氏，子逢泰

二世祖逢泰公，字存象，行五十一，邑庠生，配吳氏，子率祖

三世祖率祖公，字克循，郡庠生，配李氏，子泳、澤

四世祖泳公，字德裕，行七十一，配淑氏，子公著

四世祖澤公，字德潤，行七十七，配方氏，子公謨、公烈、公啟

五世祖公著公，字惟弘，行三十七，衛庠生，配淑氏，子良守、良弼、良佑

五世祖公謨公，字惟顯，行四十五，郡庠生，配朱氏，子山齋

五世祖公烈公，字惟承，行四十九，郡庠生，配吳氏，子威漢

五世祖公啟公，字惟佑，行五十，配留氏，子良守

馬來西亞芙蓉坡東天宮黃氏宗祠

在牌位兩側還有如下題款：“石庭始祖由莆田城內東里朝請公五房派下，元朝順帝末明朝初傳至九里洋永豐里黃宅村執教，而置田蓋屋居住，地名為石庭村。五世衍傳，朝請五房派下子孫奉祀。”這就是說，芙蓉坡黃氏祠堂奉祀的前五代祖先，是當地所有石庭黃氏族人都要共同奉祀的祖先。這一牌位立於“西元一九八二年歲次壬戌仲冬吉日”，可能是由當時組成的“江夏堂聯宗會”書立的。這一聯宗會由森美蘭、雪蘭莪、吉隆玻、馬六甲等地的石庭黃氏族人共同組成，其基本成員必須每年交納會費，一般於每年冬至節舉辦會員大會和祭祖儀式。從該會的歷年會務報告看，聯宗會的日常事務主要是參加當地族人的婚禮、葬禮、祝壽等禮儀活動，強化族人之間的聯繫與互動。聯宗會的另一項重要職能，是為會員子女提供獎學金。在2011年的會員大會中，有人對非黃姓子女領取獎學金提出異議，經討論決議：“（1）有鑒於婦女會員的子女，應有同等的權益。（2）據查證，只有4位非姓‘黃’的學生領取獎勵金。大家思考後，同意不須要更改原有的獎勵金規則。”由此可見，江夏堂聯宗會不僅是宗親組織，也是具有基金會性質的互助組織。

從1950年代後期至1980年代初期，莆田原籍的石庭黃氏宗祠改為倉庫，宗族組織已經解體，因而海外石庭人的宗族組織是獨立發展的，可以說是移植型宗族。1980年代後期，在海外石庭人的倡導和資助下，莆田原籍的石庭黃氏宗祠再次重修，逐漸恢復了原有的功能。據立於1988年的《石庭黃氏宗祠重修碑記》，此次重修由旅居新加坡的裔孫黃日昌“獨資修建”，但為此專門成立了“石庭黃氏宗祠建委會”，這是首次由海內外族人共同組成的宗族事務領導機構。以此為基礎，又相繼成立了“石庭社會福利基金會”（1989年）和“《石庭黃氏大族譜》編修委員會”（1990年）。這些機構的發起人和領導者，主要是東南亞各地的黃氏族人，但同時也包括不少原籍的“鄉賢”，促成了海內外族人之間的密切合作。

近年來，石庭黃氏家族建立了大量不同形式的基金會，逐漸形成了新型的家族事務管理機制。這些基金會一般是以祠堂或祖厝為依託，為僑鄉建設募集資金，同時也負責各種家族事務的決策和管理。例如，附設於石庭黃氏宗祠中的 “石庭社會福利基金會”，多年來籌集了大量的海外資金，幾乎參與了石庭境內的所有公共事務，實際上是黃氏宗族組織的最高決策機構。據《石庭社會福利基金會簡介》記載：

本會由莆田市前人大常委會主任鄉人黃慶雲先生、鄉僑黃日昌先生倡議，在眾僑賢的熱烈支持下，經莆田市、縣民政部門的批准，於一九八九年隆重成立。

本會宗旨是：聯絡鄉僑，鳩集資金，造福桑梓，繁榮族業。

本會設有以下各種專用金額及其目的：

一、教育獎勵金。目的是激勵本鄉黃氏子孫勤奮攻讀、早日成才，以匡國富民，榮宗耀祖。

二、救濟金。目的是對孤寡老病殘、遭受天災人禍者、扶貧救濟，鞏固宗基。

三、資助老年會活動金。目的是保障鄉老老有所養、老有所樂，安度桑榆暮景，樹立尊老、敬老的社會優良風氣。

四、本鄉其他福利事業贊助金。目的是行仁布義。

成立這一基金會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資助原籍族人，促進僑鄉的社會福利，但更重要的意義卻在於“聯絡鄉僑”，建構國際性的宗族網絡。據《石庭黃氏大族譜》記載，石庭社會福利基金會的首批捐資情況如下：

黃日昌先生樂捐新加坡幣伍萬元。黃文蘭、黃文華、黃文理、黃春元、黃文通、黃灶敏、黃玉瑞諸先生，各樂捐新加坡幣三萬元。黃繩康先生樂捐新加坡幣貳萬元。黃金華、黃亞興、黃廷榮、黃金生諸先生，各樂捐新加坡幣壹萬元。黃克祥、黃繩榮、黃福林諸先生，各樂捐新加坡幣伍仟元。黃文榮、黃春榮、黃亞池諸先生，各樂捐新加坡幣三仟元。

在上述捐款名單中，既有旅居新加坡的黃氏族人，也有旅居馬來西亞、印尼、香港等地的黃氏族人，這就使基金會與海外族人建立了廣泛的聯繫。不僅如此，基金會的管理和運作，也主要是由海外族人負責的。據當年參與發起基金會的黃文蘭先生回憶：

石庭華僑基金會，黃日昌、黃文理、黃春元、黃文德、黃灶毜、黃繩康為最初發起人，後黃玉棋加入，發起人中有幾位已經離開人世了。當初日昌出資5萬，其餘人為3萬，基金存入美國某銀行，用其利息作為基金會費用，在石庭幫助孤寡，獎勵學子。石庭有幾個退休老人，義務料理基金會事務，聘請一些清潔工人，有付給工資。黃慶雲，當時是莆田市副市長，曾經協助基金會成立，本來說要叫“慶雲基金會”，我說應該叫“石庭基金會”，這樣才會長久有人捐款。

芙蓉坡石庭江夏堂聯宗會

石庭社會福利基金會的運作模式，很可能是由海外移民帶回來的。這是因為，在海外各地的黃氏族人中，早已創建了各種不同形式的基金會。其實，在石庭本地的基金會中，最早建立的並非全族共有的石庭社會福利基金會，而是族內各支派的基金會，也就是各種以祖厝命名的基金會。例如，“石庭鴛鴦厝華僑發展基金會”的由來，據現任負責人黃天銅先生介紹：

我們鴛鴦厝基金會，是1960年代建立的，具體年份我要查閱一下檔才能清楚。發起人為黃克祥、黃克毅。基金會資金存在新加坡大華銀行，利用所得利息作為基金會經費，每年捐回家鄉約7萬人民幣。黃克祥已去世，黃克毅年屆七旬，行動不便，1996年以後主要由我負責基金會事務。基金會主要負責陶青小學（1996年是學校68周年慶典）與本厝的日明樓。基金主要用於學校費用，比較少用於日明樓。基金會成員遍佈新馬一帶，馬來西亞在怡保、森美蘭、芙蓉、吉隆玻、北海、大山腳、巴生，多數集中在巴生港口；印尼在椰城與棉蘭。基金會過去在馬來西亞的負責人是黃大宗，已經去世。基金會現在每年開一次會議。在石庭的負責人是黃文機。

鴛鴦厝是石庭後厝甲下的一個房派，目前留居本土的族人約500人，而移居海外的族人為數眾多，據說“海內外繁衍有三千餘眾”。如上所述，鴛鴦厝基金會的資金也是在海外運作，而且在新加坡、印尼和本土都有負責人，可以說是由海內外族人共同管理的基金組織。不過，根據1999年刻立的《宗振公、孫積公故居重建碑誌》，“鴛鴦厝華僑基金會”創立於1984年，而附屬於鴛鴦厝的“私立陶青學校”始建於1828年，重建於1995年。1998年，由於當地政府推行舊村改造，鴛鴦厝易地重建，“作為族人尋根謁祖、春秋祭祀的紀念性建築”。此後，又由原籍族人成立了“鴛鴦厝管理委員會”，並由華僑基金會制定了如下管理規則：

經本基金會公議決定：重建故居兩座，系鴛鴦厝族人永久公產。任何人不得長期借用或租賃，但只准許宗振公脈下裔孫們春秋祭祀或婚喪喜慶之短期借用。各宜遵守，不容有違，特此告示。

莆田江口鎮鴛鴦厝日明樓普渡祭祀大典

目前，石庭黃氏族人還在不斷創建新的基金會，幾乎每一座新修的祖厝都有自己的基金會。2008年，已經定居於印尼、新加坡等地的黃春元兄弟回鄉修繕祖厝，同時成立了“黃龍瑞公基金會”，並立碑記云：

祖父黃龍瑞公與祖母陳石山媽，婚後共有三男一女。不幸黃龍瑞公英年早逝，寡居持家，靠幾分薄田，兩間平屋，人畜共居，生活十分困難。無奈長子黃大度與宗叔過房，女兒不幸夭折，石山媽撫養兩個兒子黃阿和、黃阿炎。撫養成人，出國拖人力車，一家人克勤克儉，於一九三六年春蓋起這座祖屋。由於教子有方，品德高尚，博得尊親鄉里誇獎和尊敬。

七十多年過去了，孫子黃春元、黃春水、黃春福事業有成，兄弟和睦，為念父母養育之恩，創業之難，於2008年十月祖屋翻修一新，以供下一代子孫留念。

黃春元、黃春水、黃春福兄弟三人及子孫，集資人民幣百萬，成立黃龍瑞公基金會，利息用於祖屋修繕、逢年過節、掃墓活動之用。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孫子：黃春元、黃春水、黃春福（立）

這一重新翻修的祖厝，目前已無族人居住，實際上是一座小型的華僑紀念館。在祖厝內，還可以看到族人在新加坡和莆田本土註冊的公司或基金會的名牌，如“新加坡榮發貿易有限公司”、“莆田市黃春水慈善理事會”、“莆田市福祥水產有限公司”。在祖厝的外牆上，鐫刻著先輩下南洋謀生的艱辛經歷。例如，黃阿和的生平經歷：

黃阿和，自幼失父，無父兄為長。母子為了生計，少年失學，子耕田，母編織草鞋。上孝母親，下顧弟弟。為生活，十幾歲就飄洋過海，到馬來西亞吉隆玻拉人力車，一分錢，一滴汗，克勤克儉。為人忠厚老實，一生不取一分無義之財。母子相依為命，這叫窮人的孩子早當家。

娶鄭氏下厝，生有一男一女，男名曰春元，女名曰美治，還有養子春風。鄭氏下厝相夫教子，為人善良，孝順婆婆，是家族中一位很賢德的好媳婦。子孫昌盛，大多移居新加坡。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八日，子：黃春元、黃春風（立）。

在黃龍瑞祖厝派下的其他“宗親”，也大多散居於海外各地。例如：

黃文榮、黃文榜兄弟，子孫昌盛，部分移居新加坡、香港等地。

黃容玉，黃秀玉，子孫昌盛，部分移居新加坡、廈門等地。

從上述碑記可以看出，黃龍瑞的子孫目前散居於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地，只有少數留居本土。因此，在石庭修建祖厝和建立基金會的意義，不僅在於奉祀祖先和維護歷史古蹟，而且在於加強海內外族人之間的國際聯繫，維護以祖厝為標誌的家族網絡。

莆田歷史上的里社和村廟，通常是社區認同的主要標誌。大致說來，里社來自於國家的行政系統，村廟來自於民間的儀式傳統，二者共同構成了地域社會的基本單位。由里社和村廟界定的儀式空間，在莆田民間稱為“境”，而由若干個境組成的儀式聯盟稱為“七境”。這種以里社和村廟為標誌的地域認同，在海外移民社會中也普遍存在，並因此形成了不同層次的同鄉網絡。

石庭黃氏的里社是“福興西社”，俗稱“石庭宮”， 主要奉祀社神尊主明王、後土夫人，另有配祀神三殿真君、法主仙妃、昊天帝子、柳公聖侯、金公聖侯、惠濟聖侯、白牙將軍、供應童子、風火二郎。明清時期，石庭為“上方七境”中的一境，與附近的上方、上林、浦城、東施、西劉、佘埔等村共同組成儀式聯盟，在上方村建立了“七境總宮”，號稱“福興東社”，俗稱“上方宮”。然而，到了民國年間，由於石庭黃氏佔據了上方、上林等村，當地的方、吳、劉等姓陸續外遷，原來的儀式聯盟已經解體。目前，上方宮已不復存在，其舊址併入石庭“九鯉洞總鎮”。在上方七境解體之後，當地的跨村落組織主要為石庭四甲，其儀式中心為“石庭宮”。

在石庭黃氏家族中，石庭四甲既是宗族組織，也是地域組織。每年元宵節期間，石庭四甲都要聯合舉辦石庭宮的上元祈福儀式，請福興西社的主神尊主明王（社公）、後土夫人（社媽）和三殿真君巡遊黃氏族人的聚居地。石庭宮中的配祀神，由石庭四甲分別舉辦誕辰慶典：農曆三月初九，由後亭甲舉辦惠濟聖侯誕辰慶典；八月二十一日，由大門甲舉辦法主仙妃誕辰慶典；八月二十三，由中華甲舉辦昊天帝子誕辰慶典；十月十一日，由後厝甲舉辦柳、金聖侯誕辰慶典。此外，在石庭黃氏的各大主要聚落，也分別建立了各自的村廟或角落廟，每年都有許多相對獨立的儀式活動。這說明，石庭黃氏的家族組織具有明顯的地域化傾向，而社區組織的發展也因此受到了家族網絡的制約。

莆田江口石庭宮繞境儀式

在海外石庭人中，很難繼續維持原鄉的家族聚居形態，因而更為重視超家族的同鄉網絡。1950年代，在馬來西亞芙蓉坡創建了東天宮和福興南社，在印尼棉蘭市創建了石庭宮，而在石庭人主導的新加坡九鯉洞，原已奉祀石庭宮的神明昊天帝子和柳、金聖侯，又於1961年創立了石庭人的祀典組織“柳金會”，實際上是石庭人的同鄉會，對外則號稱“石庭宮”。這些海外廟宇每年都要定期舉辦各種儀式活動，對維護同鄉認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例如，芙蓉坡福興南社、東天宮的年度“慶典”儀式：

正月初三，迎接本宮恩主皇母娘娘、北極真武玄天上帝；

正月初四，迎接本宮文物諸神；

正月十五，上元祈福，慶賞元宵；

二月二十五，北極真武玄天上帝、尊主明王、玉封齊天大聖、威顯惠濟聖侯、玉封馬妙聖侯慶壽；

四月初七,玉封昊天帝子、士元盧仙長、護國通天聖侯慶壽;

六月初十，昭靈三殿真君慶壽；

七月二十三，監雷張公聖君慶壽、盂蘭勝會；

八月十五，慶中秋；

八月二十三，廬山許氏法主仙妃、玉封昊天帝子、章封四妙將軍慶壽；

十月十一，威武柳金聖侯慶壽；

十二月十六，靈牙大將軍慶壽，尾牙；

十二月二十三，歡送本宮恩主皇母娘娘、北極真武玄天上帝；

十二月二十四，歡送本宮文武諸神。

馬來西亞芙蓉坡東天宮福興南社鬧元宵

馬來西亞芙蓉坡東天宮福興南社神誕

在海外石庭人的廟宇中，雖然沿襲了原籍廟宇的儀式傳統，但已經不再按照房派各自舉辦儀式，而是由廟宇的理事會統一組織儀式活動。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廟宇舉辦的儀式活動，也可以吸收當地的其他同鄉移民參加。例如，1996年8月14-16日，芙蓉坡東天宮舉辦“皇母娘娘暨玉封昊天帝子聖誕千秋”慶典儀式，“由十五夜帥府出衙巡遊四方，普庇萬民合境平安”，捐資贊助者包括當地的興安會館和許多商家，還有關、蔡、林、李、徐、王、蕭、曾、白、姚等姓同鄉移民。從東天宮的歷次修建碑記中，還可以看到來自馬來西亞各地和新加坡的捐款名單，其中也有不少是外姓同鄉。這說明，以海外石庭人廟宇為中心，形成了多層次的同鄉網絡。

馬來西亞芙蓉坡東天宮福興南社

1950至1970年代，莆田原鄉的石庭宮已經廢棄，各種儀式活動全部停止。1980年代初期，在海外鄉親的倡議和推動下，石庭宮的儀式活動逐漸恢復。1980年代後期，開始籌備重建石庭宮，至1996年才初步完成。據當年參與重建石庭宮的印尼華人黃文蘭先生回憶：

1989年，石庭宮開始重修，我出面集資約280萬港幣修理，由新、馬華僑集資。當時正值古村改建新村，石庭宮面積不斷擴大，擴建流芳亭、鐘鼓樓，大大超越原來宮廟的面積。我記得，當時文通捐40萬元人民幣，春元、文華和我各捐30萬元人民幣，我和春元、文通還贊助圖書館的修建。 

此次石庭宮的重修與擴建工程，雖然是由海外石庭人發起和贊助的，但具體負責徵地、規劃和施工的都是本地的石庭人。據1996年的《重修擴建石庭宮文物古跡石碑記》，在籌建過程中，專門成立了“石庭宮文物擴建委員會”，其中“海外發起人”為印尼的黃文華、黃文蘭、黃春元、黃文通和新加坡的黃日昌、黃金華、黃克祥、黃金生，而本地另有“籌建監督組”，其正主任為黃文同、黃文泉，副主任為黃宗書、黃德章。因此，此次工程“多蒙海內外同鄉同心協力”，其意義在於“聯絡僑心鄉情”。

《1996年重修擴建石庭宮捐款芳名碑》

海外石庭人在參與原鄉石庭宮的修建和儀式活動中，一般都同時具有兩種身份標誌：一是作為海外居住地的代表；二是作為原籍聚落的代表。例如，在1996年的捐資修建石庭宮《芳名碑》中，海外捐資者首先分為印尼椰城、印尼棉蘭、印尼奇沙蘭、新加坡、香港等各大類，然後又在每位捐資者的名下註明吾春洋、橋頭外、頂舊厝、下舊厝、鴛鴦厝、後厝裡、新厝、厝前、塘岑、竹下、上林、寨裡、洋裡等原籍住址。在每年的元宵巡遊和神誕慶典等儀式活動中，海外石庭人也都是按原籍的居住地繳納丁口錢，並與原籍居民輪流擔任鄉老和福首。近年來，由於回鄉參與儀式的海外鄉親日益增加，有些聚落開始把海外鄉親和原籍居民分開，每年各自安排鄉老和福首的名額。

在海外鄉親的推動下，石庭宮的儀式活動也不斷有所創新。例如，2003年舉辦的“石庭宮昊天帝子代天巡狩”儀式，就是一種新的創舉。據說：“石庭宮自一九三一年後七十三年間，都未開展代天巡狩活動。鄉賢深感宮中昊天帝子等神明，保境安民，神恩浩蕩，經諸神允准，決定再度舉行斯盛典。”為了舉辦這次儀式，專門成立了“石庭宮代天巡狩理事會”，其成員大多數是海外鄉親。為這次儀式籌集的經費，多達110多萬元，除海外捐款外，也有不少當地居民和工廠、企業的捐款。由於這種儀式已經中斷了70多年，實際上誰也說不清原來是如何進行的，整個儀式過程完全是重新設計的。其具體經過如下：

十月廿四日，豎旗杆。廿七日寅時，隆重開衙。法師九個一鼓，大興法事，進表供壇。昊天帝子坐上行台，四筵官授印。三日小宴，五日大宴，戲連演廿五天。從十月廿八日起四天，共接侍六十二鄉兄弟宮廟前來拜衙。

十一月初六日，鼓樂喧天，禮炮齊鳴，昊天帝子代天巡狩隆重開始，浩浩蕩蕩的隊伍綿延幾華里。……沿途各村演戲，八仙樓接駕，熱鬧異常。至孝義宮集午，晚在豐美上社駐蹕。初七日晨又點卯出衙，於頂西坡龍山宮集午，傍晚於鐵灶錢塘境駐蹕，並演出精湛之文藝節目。初八日又點卯出衙，該境以隆重浩大的執事及文藝隊伍隨送，日斜時入本宮西轅門回衙。回鑾時，宮埕上即演文娛節目，車鼓聲響徹雲宵，十惡搶轎搶畢，禮炮大鳴，萬頭攢動，威風凜凜的靈牙將軍、昊天帝子在眾士簇擁下壯嚴回鑾，重上行台。

巡狩期間，日參與三千多人，參加隊伍的年尊者八十二歲，幼者八九歲。沿途觀眾人山人海，喜氣洋洋。這三天日夜連戲三場，……宮內觀眾近萬人，欣賞盛大慶典景致。

從上述碑記看，這次“代天巡狩”的巡遊範圍遠遠超出了石庭黃氏的傳統領地，幾乎波及了整個九里洋平原。不僅如此，在正式開始巡遊之前，陸續有“六十二鄉兄弟宮廟”前來“拜衙”。這種超社區的儀式活動，顯然是為了建構更為廣泛的地域認同。

莆田江口石庭宮元宵圈燈

石庭黃氏的各大聚落，原來也有各自的村廟或角落廟，但在1950年代以後已陸續廢棄，至1980年代以後逐漸復興。這些廟宇的重建過程，同樣得到了海外鄉親的大力支持，因而形成了國際性的同鄉網絡。例如，寨裡村的“通明殿理事會” 在《重興通明殿捐款芳名錄》中宣稱：

通明殿肇建於大清光緒年間，原座落於寨裡村，系分靈北高五侯山通明殿。曾經神靈顯赫，香炎鼎盛，深得海內外信士景仰，惜毀於廿世紀五十年代中期。今逢盛世，政通人和，信仰自由，鄉民重興殿宇之念日熾。經有識之士倡議，聚虔信諸君共籌，廣告海內外，喜得鄉親同胞回應，慷慨解囊，獻工出力，得使工程順利進行。為示客觀，捐款數額，實行遞增累計，深獲贊許。

在這一碑記中，記錄了自1980年代以來歷次重修、重建廟宇的捐款者名單，其中絕大多數為移居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等國的海外鄉親。更重要的是，通明殿作為寨裡村的村廟，每年都有海外鄉親回來參加儀式活動，而在通明殿的理事會中，海外鄉親也佔據多數，充分反映了僑鄉社會的國際化趨勢。

石庭黃氏的大多數聚落是同姓聚落，家族組織與社區組織高度重疊，有不少村廟或角落廟實際上是由“祖屋”或“古廳”直接改建而成的。不過，在黃氏族人較遲遷入的若干村落，如鐵灶、後埕、半街、頂西坡、下西坡等村，目前還有不少外姓居民。在這些多姓混居的聚落中，超家族的社區組織尤為重要，村廟也就成為社區認同的主要標誌。如鐵灶村，現有本地居民1000多人，其中多數為黃姓族人，另有李、陳、郭等姓。本村的主要村廟為顯烈社、明王殿，另有會源堂、廣濟寶殿、鳳興殿等廟宇。這些廟宇的歷次修建過程，都是由各姓海外鄉親共同資助的。如1986年的“華僑捐建”名單，共有黃姓鄉親10人、李姓鄉親4人、陳姓鄉親1人；1988年的“華僑捐建”名單，共有黃姓鄉親9人、李姓鄉親3人。由此可見，在多姓村廟宇的重建過程中，形成了更為多元的同鄉網絡。

在多姓村的儀式活動中，黃姓居民不僅要參加石庭宮的各種儀式，也要參加本村的祭典組織。如後埕村，現有黃姓居民約300人，另有張、蔡、楊、陳等姓居民。本村黃姓居民屬於石庭四甲中的大門甲，每年農曆正月十四參加大門甲的“行道”（行儺）儀式，二月初參加石庭宮的巡遊儀式，八月二十一參加石庭宮法主仙妃的誕辰慶典。本村的主要村廟為金山宮（北極殿）、新安前社，每年有如下例行儀式活動：農曆正月初九舉辦玉皇大帝誕辰慶典，正月十一舉辦“行道”儀式，二月初六舉辦繞境巡遊儀式，三月初三舉辦玄天上帝誕辰慶典，五月初五舉辦五路將軍、五顯靈官誕辰慶典，六月初六舉辦福德正神誕辰慶典。這些儀式活動由村廟理事會統一組織，全村各姓的海內外鄉親都要交納“丁口錢”，承擔理事會安排的各項任務。例如，2006年元宵節期間，金山宮理事會以神明降乩的名義，發布了如下告示：

即令

大旗: 蔡義華；七星旗: 楊忠順；彩旗: 蔡鴻昌、陳荔涵；鳴鑼: 楊雙鵡，楊仙鳳；大燈: 張元富、楊金波、陳振芳、張玉坤；八班: 黃文明、黃聖瑞、蔡珍水、蔡珍福；符盤: 張才祥；帥旗: 張元海；鐵叉: 張文金、張文桂；涼傘: 陳錦廉；肅靜大牌: 蔡燕清、黃亞標；玄天大牌: 張國欽、王國仁；齊天大牌: 張玉林、楊金龍。

齊天大聖轎童: 黃金水、陳清森、林海、蔡容峰、王松萍、楊珍林。

都天元帥轎童: 楊志勇、陳振泰、張建斌、張國武、陳金榮、楊玉耀。蔡西元帥轎童: 楊建坤、黃世偉、黃文新、蔡亞孟、陳雄、張坤林。

張公聖君轎童: 楊志欽、陳振高、陳祖龍、王國枝、張金柏、蔡春海。

車鼓隊全套，彩旗全出。

槍手: 楊金春、曾文珍。

太歲丙戌年正月十五日  給。

後埕村金山宮持戒賜福會

應當指出，在僑鄉廟宇的修建過程和儀式活動中，不僅強化了海外移民與僑鄉之間的聯繫，而且啟動了海外移民之間的同鄉網絡。因此，許多海外移民積極參加原鄉的廟宇修建和儀式活動，其實也是為了加強與其他海外鄉親之間的聯繫。如後亭甲文元殿的修建過程，促使散居於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香港、澳門等地的海外鄉親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據文元殿重建董事會記述：

廿世紀八十年代初，宗教重興，原殿中趙光明元帥顯靈，要鄉賢黃炳春往南洋題緣，重興文元殿，並指點焚香三柱，當空奉請，自然有法。炳春信士回南洋後，依次行事，連續三天，當空奉請神明，並告知要往芙蓉題緣。果然神明靈驗，迅即找到黃志萍、黃志仁兄弟，及在場的黃富文，淡馬魯人；黃錦文、黃錦元兩人，系印尼棉蘭人；黃祚長，吉隆玻人；並另找黃天池，吉隆玻人；他們聞此紛紛解囊，踴躍題款。接著，新加坡信士黃文理、黃金華、黃金壽、黃亞松、黃烏毛也虔誠題資。終於在一九八二年另擇殿址，建起一座坐東朝西的新殿，並於次年開光。

此次重建文元殿的捐款人都是海外鄉親，其中捐“叻弊”者共16人，捐“馬幣”者共26人，另有10位發起人合捐人民幣2萬多元。此後，由於文元殿廟基太低，雨季經常進水，於2005年再次“拆殿重建”。此次重建得到了海內外鄉親的廣泛支持，其中“海外僑胞”捐資者人數：馬來西亞17人，新加坡16人，印尼5人，香港6人，澳門3人，加拿大1人。據說，在文元殿的歷次“開光”、“持戒”等大規模儀式活動中，這些海外鄉親都曾經回來參加，因而也就形成了多層次的跨國網絡。

莆田歷史上的壇班、三一教等儀式團體，實際上都是民間教派組織。所謂壇班，是一種制度化的乩童組織，其基本成員分為“神童”和“扶童”，其主要儀式活動是“扶乩”和“持戒”。所謂三一教，是莆田地區特有的地方教派，其主要崇拜對像是“三一教主”林龍江，其儀式專家稱為“經師”，一般也會舉行“扶乩”儀式。在莆田僑鄉和海外興化人社區，壇班和三一教都是最活躍的儀式團體，因而形成了遍佈海內外的教派網絡。

石庭歷史上的廟宇系統，歷來有“九宮十八洞”之說。大致說來，“宮”是指社區性廟宇，即里社和村廟；“洞”是指社團性廟宇，即壇班或三一教的廟宇。不過，即使是在社區性廟宇中，通常也會有壇班或三一教組織，所以又有“洞可進宮，宮不可進洞”之說。這就是說，凡屬於社團性廟宇的壇班或三一教組織，可以參加社區性廟宇的儀式活動；凡屬於社區性廟宇的壇班或三一教組織，一般不可以參加社團性廟宇的儀式活動。因此，海內外石庭人的教派網絡，主要存在於社團性廟宇之中。

無論是在“宮”中或“洞”中，參加壇班組織都要通過“肅壇持戒”儀式。這是一種關門培訓乩童的儀式，俗稱“關戒”，亦稱“練童”。參加“關戒”的壇班弟子，必須住在廟裡進行封閉式訓練，學習唱曲、念咒、畫符、儺舞、降神、扶乩等專門技藝，一般每次為期三天、五天或七天。學會降神的稱“神童”，意為神的替身；不會降神的稱“扶童”，即擔任神童的助手。每一次“關戒”結束後，一般都要聘請道士舉行出戒醮和散宵法事，並為“神童”和“扶童”頒發度牒，亦稱“賜功曹”。在經過三次“關戒”之後，還要舉行“預修”儀式，即聘請道士為壇班弟子舉行“升天橋”儀式，同時還要舉行“拜鬥”儀式，即禮拜北斗九宮。加入壇班組織的教徒，必須參加廟中的各種公共儀式，也要遵守各種不同的清規戒律，一般終身不得脫離壇班組織，否則即為“叛教”。

馬來西亞芙蓉坡東天宮持戒

石庭本地的壇班組織，分為“瓊瑤教”、“金輪教”、“廬山教”三大派別。這些教派的主要差異，在於各有不同的神明系統：瓊瑤教奉盧士元仙長為主神，全稱為“瓊瑤大法院”，簡稱“仙教”；金輪教奉玄天上帝為主神，全稱為“金輪大法院”，簡稱“神教”；廬山教奉許真君為主神，全稱為“廬山大法院”，簡稱“道教”。在海外石庭人中，這三大教派都有傳人，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號稱瓊瑤教的九鯉洞系統。近年來，在海外石庭人中又形成了女性壇班組織，奉歐氏仙姑為主神，號稱“歐仙姑教”。

石庭九鯉洞創建於民國初年，最初為附設於上方宮的神壇，後來獨立創建了“仙聖樓”，開創了號稱“瓊瑤法教”的傳法系統。關於九鯉洞神仙譜系與教派的由來，在2002年的《九鯉洞總鎮重建碑記》中有如下記述：

秦末漢初，吾邑忠門鎮莆羲盧武強（尉武）、林秋娘伉儷之第三公子，因厭倦當時社會，從小就勤修於道教。年僅十二歲，便同好友齊入紫霄洞，修身煉性，生活清苦，但意志堅強，從不退縮，終成正果，羽化升天，號士元。後因不忍目睹蒼黎劫難橫生，上喻元始天尊，乞成立匡扶正教，以方便度醒迷津，普濟群生，免受輪回之苦，大開方便之門。天尊教主敕命士元盧仙長，領元暉謝真仙、成光王真仙、善德陳真仙，闡開瓊瑤法教。凡有智慧夙根、真誠懺悔、改過自新者，不論富貴貧賤，度其修身學道，開不二法門。

清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辛亥歲），世亂民艱，瘟疫肆行，石庭六生經往九鯉湖，奉請何氏九仙，來境大開法壇，以助盧仙長等四仙長，消災救人，香火大興。四仙長同寄奉在七境崇宮，三殿真君及諸神因信服盧仙長們扶乩、丹藥等靈驗，而皈依諸仙長座下，並充職護法。後崇宮欲頹，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甲寅歲），上方、石庭村民興建上方宮，以奉諸仙聖。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丙辰歲），鄉民深感仙恩浩蕩，在宮對面另建雙層洞宇，號稱仙聖樓，名九鯉洞，專奉四大仙、何氏九仙及上陽卓晚春真人，香火鼎盛，萬民瞻拜，瓊瑤法教於此大興。

上文所謂“石庭六生”，據說是“六紳士”，包括私塾先生荷丹生、藥舖老闆梅生、中醫師牡丹生、地理師元生，還有兩位是有錢的生意人，他們實際上都是乩童。如上所述，“瓊瑤法教”奉祀的神明系統，原來是源自莆田忠門紫霄洞的盧、謝、王、陳“四仙長”，後來又加上了仙遊九鯉湖的“何氏九仙”與明末莆田的傳奇人物“卓晚春真人”。這些民間傳說中的神仙，與“扶乩、丹藥”等儀式傳統相結合，形成了壇班組織的新教派。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教派因“消災救人”而“香火大興”，甚至連原來寄居廟宇的主神三殿真君等也甘拜下風，“皈依諸仙長座下，並充職護法”。在這裡，我們不難發現民間教派組織對社區性廟宇的衝擊。

九鯉洞教派在海外的傳播，始自於新加坡的人力車夫。據說，早在1927年，石庭九鯉洞的乩童黃梅子，已在新加坡自由車公會中設立乩壇，“開斯聖教”。然而，“當時鄉僑人數尚少，開教未成”。1938年，“鄉民黃文經（世偉）親奉仙聖金身，南渡新加坡。初在合洛律，後遷打石街，又遷惹蘭勿刹，再遷至亞岑街，正式開教保僑，名九鯉洞”。在日軍佔領新加坡期間，九鯉洞教徒開始集資建廟，形成了相對獨立的傳教系統。1941年，“教徒劉元粼、黃楊名、黃進祥、王發政、林清霖等發起集資，將亞岑街洞宇搬建于弟哇哩律，正式名為‘新加坡九鯉洞’，延續香火，救濟蒼生”。新加坡九鯉洞現存1943年的《恭塑九鯉洞仙神碑》，對其早期歷史有如下記述：

大漢敕建瓊瑤法教，本教崇奉諸仙師神聖。溯仙蹤南渡多年，始於丁卯年設立乩壇於星洲。複蒙盧仙長示諭，法現金容，恩准玉映，又由祖國恭塑仙尊與像南來。嗣因教下僉議高建洞宇，是以有虔心教庇下，樂捐雕塑仙師神聖寶相，爰勒碑永志不忘雲爾。

新加坡九鯉洞

日據時期，新加坡九鯉洞舉辦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普度”、“肅壇”等宗教儀式，在當地華人社會中擴大了影響。所謂“普度”，即超度亡靈的儀式，這是淪陷時期安撫人心的重要儀式；所謂“肅壇”，即訓練神童的持戒儀式，這是壇班組織招收教徒的主要儀式。1948年的《公建九鯉洞碑記》宣稱：

仙聖祀典宮殿，建遍華洋。仙駕南來，多歷年所，宏開法教，丕著聲靈，度世拯民，禦災捍患。當甲申星洲淪陷中，建五年普度，肅八次法壇，德被遠近，功遍陰陽。同人等籌興土木，未竟全功。遂於乙酉秋抗戰勝利時，完成洞宇，並定例逢甲普度，以資紀念耳。門人與善信僑胞，在浩劫之中踴躍樂緣，集巨金四十余萬，成萬年寶蓋，祀百代馨香。報德崇功，勒碑永垂雲爾。

由此可見，戰後新加坡九鯉洞的發展，與日據時期“建五年普度，肅八次法壇”的儀式活動密切相關。此後，新加坡九鯉洞每隔十年就要舉辦一次“逢甲普度”，並定期舉辦“肅壇持戒”儀式，在當地華人社會中具有廣泛的影響力。

自1950年代以降，新加坡九鯉洞的門徒開始出現分化，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廟宇或分支機搆。1952年，石庭黃氏族人黃亞彬發起創建瓊瑤教邸，參加者主要為出租車司機和理髮師。1960年代，從瓊瑤教邸中又分出瓊瑤仙教、瓊三堂和馬來西亞柔佛亞依淡的瓊瑤分鎮。這些教派團體的形成原因，可能與教徒的職業和聚居地有關，也可能導源於壇班內部的意氣之爭。在田野調查中，教派成員一般都不願意詳述當年分化的過程，而是特別強調了目前各廟之間的密切聯繫。如云：“那是老人家的事情了，我們就不清楚了。不過我們現在都是來來往往，很友好。”這就是說，在新加坡瓊瑤法教的廟宇之間，至今仍然存在自成體系的教派網絡。

新加坡九鯉洞「公建第九屆逢甲大普度」

二戰以後，在原屬荷蘭殖民地的蘇門答臘島等地，九鯉洞教派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1946年，家住棉蘭的興化人吳元禮，到新加坡九鯉洞求得符籙和法器，“向仙師宣誓，赴印尼棉蘭開教”。歸途中，因荷印開戰，交通受阻，暫住丁宜埠佛堂“練習乩鸞”。當地興化人慕名而來，有求必應，遂懇請仙師留住丁宜埠開教。當年創建丁宜埠九鯉洞分鎮的發起人，主要是石庭黃氏族人，目前當地的黃氏族人幾乎都是九鯉洞的教徒。1955年，九鯉洞門人又到距離丁宜埠約80公里的奇沙蘭開教，最初暫借當地的福莆仙會館練乩。1957年，在當地黃氏、關氏族人的支持下，建成了奇沙蘭九鯉洞分鎮。

丁宜九鯉分鎮瓊瑤法教第十七度肅壇持戒大典

在印尼棉蘭市，九鯉洞教派的發展經歷了較為曲折的過程。據說，吳元禮回到棉蘭後，最初是在當地的一座土地廟設壇起乩，到1963年才正式建廟。由於當地興化人以江口人居多，決定沿用江口原鄉錦江東嶽觀的廟名，而在廟中另設“瓊瑤宮”，奉祀九鯉洞諸仙師及護法神。1963年，錦江東嶽觀的乩童林天霖、黃文金等人，到附近的天后宮另行設壇起乩，後來在漢都亞路獨立建成了另一座東嶽觀。這兩座東嶽觀的傳法系統，目前已不限於瓊瑤法教，而是吸收了其他教派的傳統。例如，在漢都亞路東嶽觀的持戒儀式中，同時請金輪教主玄天上帝、瓊瑤教主盧士元仙長、仙姑教主歐氏仙妃降神主持。在錦江東嶽觀中，也設立了金輪教主玄天上帝、三一教主林龍江的神位。

棉蘭市的兩座東嶽觀，實際上都是壇班廟宇，其主要儀式傳統是扶乩和持戒。據調查，錦江東嶽觀於1964年首次舉行持戒儀式，迄今已持戒12次，共招收教徒100多人，其排行輩份為“百年燕翼唯修德，萬里鵬程在讀書”。漢都亞路東嶽觀於1966年開始舉行持戒儀式，迄今已持戒11次，現有教下門人90多人，其排輩對聯為“百世經書傳玉局，萬年聖教闡金輪”。這兩座東嶽觀的“壇主”，目前都是石庭黃氏族人，其教徒除黃姓之外，另有陳、蔡、劉、關、方、鄭等姓。

1960年代初，由於印尼政府不允許華人在縣級以下地區經商，遂使許多興化人遷居至雅加達等大城市，九鯉洞教派也隨之傳播到雅加達。1962年，雅加達興化人建成了九鯉洞分鎮，並於次年春舉行首屆肅壇持戒儀式，廣收門徒。據說，當年到雅加達傳教的主壇師，主要是來自丁宜埠和奇沙蘭的乩童，而當地九鯉洞曾為此“臨時授教新十二門人”。到2010年，雅加達九鯉洞分鎮已舉行8次持戒儀式，共招收教徒120多人。早期主持創建雅加達九鯉洞的教徒，主要是江口關氏和陳氏族人，目前的壇主、董事長等主持人，主要是石庭黃氏族人。

雅加達九鯉洞

1950-1970年代，在海外九鯉洞蓬勃發展的過程中，石庭九鯉洞的儀式傳統一度中斷。1980年代以後，東南亞各地的九鯉洞門人相繼回國，促成了莆田原鄉九鯉洞系統的廟宇重建和儀式復興。據九鯉洞總鎮董事會記述：

一九八〇年（庚申歲），祖國宗教復興，時適教下黃文衡回鄉省親，目睹雙層仙聖樓瀕臨傾塌，倡儀由新加坡、蘇島、椰加達三分鎮集資新幣六萬元，重建洞宇，名“福莆仙九鯉洞”，並塑仙聖金身。開光告竣，仙聖晉殿，並建戲台一座。……於一九八四至八六年，聖洞三度肅壇持戒，新加坡等分鎮亦率眾徒回國主持入戒，並廣收門徒，大振教門。一九八七年（丁卯歲），眾徒為南渚林九山白雲洞卓真人故里興建祖祠，歷經三年完成，於一九九〇年（庚午歲）開光告竣，後又重興石庭頂舊厝分洞。一九九三年（癸酉歲）臘月，蒙卓祖真人批示，士元盧仙長成道處，即莆田莆羲紫霄洞，年久失修，當重建整建。新加坡九鯉洞門徒康文濤、黃亞松，聯同蔡金瑞、翁文輝及印尼九鯉洞教下黃德彬，倡儀集資，善男信女虔誠解囊。於一九九五年建成美輪美奐的殿宇，瓊瑤法教的根基尤加堅固壯觀，並開光告竣，仙長晉殿，香火芳馨廣播。

如上所述，從1980年至1995年，海外各地的九鯉洞門徒共同籌集經費，相繼修建了石庭九鯉洞、頂舊厝九鯉分洞、白雲洞卓真人祖祠、莆羲紫霄洞等廟宇系統。與此同時，又由海外九鯉洞組織門徒回鄉舉辦肅壇持戒儀式，“廣收門徒，大振教門”，推動了莆田原鄉壇班儀式傳統的復興。新加坡九鯉洞的總務李毅民先生，1980年代初期曾經參加石庭九鯉洞的持戒儀式，他在回憶此事時說：“興化老家很久沒有人扶乩了。當時我和亞松一起回去扶乩，那一次真的非常轟動，幾乎全村的人都過來觀看。不過，現在大家都重新學會了扶乩。”據說，新加坡九鯉洞曾在乩詩中寫道：“五十年前師度弟，五十年後弟度師。”這雖然是真實的歷史寫照，但也不無諷刺意味。

九鯉分洞印尼僑胞捐款碑

在莆田原鄉九鯉洞系統的復興過程中，海內外的九鯉洞門徒建立了密切的聯繫，逐漸形成了國際性的教派網絡。2000年，石庭九鯉洞再次改建，“易名為九鯉洞總鎮”。在新建的九鯉洞總鎮的神龕上，安放了一個“歷代古壇”的神位，其中包括了原籍的上方宮、紫霄洞、頂舊厝分洞和海外的新加坡、雅加達、丁宜埠、奇沙蘭等分洞的神位。與此同時，成立了由海內外教徒共同組成的“建委兼董事會”，統一協調和組織總鎮的各項事務。

九鯉洞縂鎮

近年來，石庭九鯉洞總鎮組織了多次肅壇持戒儀式，其中最著名的是女子持戒儀式。女子持戒始自於印尼奇沙蘭九鯉分洞，新加坡九鯉洞和瓊瑤教邸相繼效法，目前已擁有眾多女弟子，號稱“歐仙姑教”。石庭九鯉洞的女子持戒儀式，始自於2007年，至2008年和2009年又連續舉辦二次，大獲成功。此次女子持戒儀式的發起人，主要是來自印尼的女教徒林治汝、黃麗麗和葉淑美。據說，歐仙姑曾經托夢給林治汝，感歎自己在海外香火旺盛，而在老家卻沒有傳人，希望有人可以回到原鄉傳教。林治汝的母親是祖籍石庭的黃麗麗，而葉淑美則是黃麗麗的弟妹，石庭黃氏的媳婦，因而她們結伴回鄉傳教。舉辦此次儀式的費用，主要是在海外籌集的，但也有不少原鄉的教徒捐款。根據2007年的《歐仙姑授徒持戒海內外善男信女題款榜》，來自海外的捐款有25人，共3萬多元；來自本地的捐款有23人，共2萬多元。

海外九鯉洞的女子壇班成員，大多是興化人的妻子。在石庭本地的女子持戒儀式中，也有不少參加者是外地嫁來的女子。例如，2007和2008年都曾經參加九鯉洞總鎮女子持戒儀式的王水峰女士，祖籍是福清新厝鐘前村，出嫁到石庭後亭甲。她目前在莆田市從事保險行業，家境頗為富裕，對壇班事務特別熱心。在2009年閏五月的盧仙長誕辰重慶儀式中，她一次就捐獻了一萬元人民幣。由於她平日虔誠信教，在女子壇班的行儺儀式中舉頭旗，近年又自費前往新加坡九鯉洞、奇沙蘭九鯉分洞和丁宜埠九鯉分洞參加女子持戒儀式，被公認為九鯉洞總鎮女子壇班中的佼佼者。她表示，如果今後九鯉洞總鎮還要舉行女子持戒儀式，她的女兒也準備來參加。

頂舊厝九鯉分洞

石庭頂舊厝的九鯉分洞，原來是方姓的祖屋，據說於抗戰期間接收了上方宮和九鯉洞的“全部神像”。當時的主持人為“本村上方方姓後裔暨上方宮孑遺神童董事人方元生、方文英父子”，而協同人為“本村原石庭九鯉洞神童董事人黃亞九、黃亞看、黃亞晉、黃亞鑾諸君”。這種宮、洞合一的過渡狀態，一直延續至1980年代初，而現在的九鯉洞分洞，實際上是1980年代以後新建的。1999年，頂舊厝九鯉分洞董事會記述：

一九八四年，率先由新加坡、印尼、汶萊僑胞、港澳同胞捐資五萬元，首建新址前殿新宇及鏡房，並重塑神像金身。……繼於一九九二年、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陸續由上次捐資僑胞再捐三十萬元，添建接待室、化裝室、圍牆、鋪埕、東西轅門、笙鼓樓、鞭炮樓等。同年，又由本村幾位港臺同胞及鄉賢，捐獻一對龍柱、一對石獅、一隻石雕香爐，計資八萬元。尤其一九九八年，謹由汶萊僑胞仍捐五十三萬钜款，擴建後殿和增塑神像金身。僅一九九九年，又有新加坡僑胞捐資七萬元建拜亭，由印尼僑胞、港胞積及幾位鄉賢，為增塑神像金身、添置架轎、龍裙、拱案，共捐三十萬元造價。近來，又由澳胞獨資七萬元，建造村口拱門亭，使本分洞建築群體配套，如錦上添花增豔。

由於頂舊厝九鯉分洞同時繼承了上方宮和九鯉洞的儀式傳統，形成了比九鯉洞總鎮更為多元的教派網絡。目前，頂舊厝分會同時設立兩個“洞主”，分別由黃氏和方氏族人擔任，另設由海內外門人共同組成的“理事會”（亦稱“董事會”），其正副理事長包括黃、林、張、楊、方、王等姓，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頂舊厝分洞的辦事規則是：“由洞主管委會向董事會提出建議，並委託執事人員，協助董事會辦理，協商溝通，按此執命。”自1987年舉辦首屆肅壇持戒儀式以來，頂舊厝分洞已持戒8次，共招收門徒120多人，其壇班組織既隸屬於九鯉洞，也號稱是“金輪法教”。

在海內外石庭人中，明安殿系統也是很有影響力的教派網絡。石庭本地有兩座明安殿，即“古蹟明安殿”和“東遊明安殿”，此外還有“日明樓”等壇班廟宇，據說也是從明安殿分出來的。這些廟宇都是奉玄天上帝為主神，號稱“金輪大法院”。在東南亞各地，明安殿的傳人並未建立獨立的廟宇，但一般是在當地的石庭人廟宇中建立神壇，舉行持戒儀式。例如，在芙蓉坡東天宮和棉蘭石庭宮中，都專門設立了東遊明安殿的神壇，並建立了相應的壇班組織。近年來，海外的明安殿傳人積極推動原鄉的廟宇重建和儀式復興，建構了自成體系的教派網絡。

1981年石庭四甲小郊尾明安殿重修左右護厝碑

古跡明安殿在石庭小溝尾村，原來是設在黃氏祖厝中的神壇，據說創建於明宏治年間，現存“歷代古壇神位”。1998年，在海外鄉親的資助下，古跡明安殿從黃氏祖厝中遷出，易地重建，現已建成正殿、戲臺和東西轅門，規模頗為壯觀。自1998年以來，古跡明安殿每年都舉行持戒儀式，現有神童100多人。從歷次的修建碑記和持戒儀式的捐款榜文看，古跡明安殿的收入主要來自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其董事會成員也主要是海外鄉親，因而具有明顯的國際化趨勢。

東遊明安殿俗稱“東遊洞”，據說是從古跡明安殿分出來的，始建於1849年，重建於1980年，2000年再次擴建。2008年，東遊明安殿買下了廟前的一大片土地，開發為“東遊公園”，目前還在繼續擴建之中。自1984年以來，東遊明安殿已持戒10次，現有壇班成員180多人。2008年底，東遊明安殿在舉行持戒儀式的同時，還舉辦了大規模的目連超度儀式，有不少海外鄉親回來參加，在海內外都有廣泛影響。

近年來東遊明安殿的發展，與新加坡富商黃文理家族有密切關係。黃文理早年從印尼到新加坡，經營的士公司與外貿生意。他的父親黃天福，原為東遊明安殿張公聖君的神童，綽號“菩薩福”，後來下南洋謀生，晚年回到石庭，一直居住在東遊明安殿內。黃文理四兄弟雖然都留居印尼，但經常往返于石庭和南洋之間。目前，其家族成員主要分佈在新加坡、蘇門答臘、椰加達、棉蘭和石庭老家。由於這種歷史因緣，黃文理家族對東遊明安殿可謂有求必應，始終全力支援廟宇建設和各種儀式活動。黃文理去世後，由他的長子黃明輝繼續資助東遊明安殿的修建工程與儀式活動，代表海外鄉親參與原鄉的教派事務。

莆田江口石庭東遊明安殿

日明樓原是設在鴦鴛厝祖厝中的神壇，始創年代不明，現已改建為二層新廟。自1980年代以來，日明樓已經持戒7次，現有門徒60多人。日明樓的壇班成員，基本上都是本房支的族人，因而是相對封閉的教派組織。在日明樓的傳人中，保存了許多歷代留下的乩詩。如云：“能戒不能戒？能戒須戒當”；“既入吾金輪，須知金輪規”；“ 知心須養性，教規不可敗”；“橫行霸道反天理，焚香叩拜有何用”；“多行善事正氣傳，本樓諸神自庇佑”；等等。日明樓門人認為，這些都是“傳書教規”。在1999年10月的“再行三皈持戒”儀式中，日明樓又以張公聖君乩示的名義，制定了以下六條《教規》：

一、入道門應忠心本樓，不可心存派性，壇主之命應尊配合。

二、萬事忍為先，在家當行孝，不可以下犯上，須當敬老尊賢。

三、勿藉勢欺人，胡作非為。

四、為人須光明磊落，不可殺生。

五、不可淫邪，不可聚賭。

六、虔心虔意積功德，同心協力振興本日明。

在海內外石庭人的壇班組織中，一般都有類似的《教規》。從表面上看，這些“教規”都是宣揚為人處世的基本道理，與《家訓》、《族規》頗為雷同，似乎並無獨到之處。然而，由於壇班是一種相當嚴密的教派組織，可以較為有效地約束入教門人的言行。因此，海內外石庭人普遍認為，壇班成員比較“守規矩”，加入壇班就是“學做人”。這種群體性的社會形象和信用關係，大概就是壇班大行其道的主要原因。

在石庭人的壇班組織中，廬山教系統主要存在於里社、村廟等社區性廟宇。例如，石庭宮的壇班組織，就是號稱“廬山大法院”。石庭宮的壇班成員，都持有如下“寶牒”：

廬山大法院，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興化府莆田縣唐安鄉永豐里石庭境福興西社奉道祈福保境

神童弟子×××，命官××年××月××日×時生，叨北斗元君下主照，但念×于前年叨蒙本官奉祀

恩主三殿真君，煉為神童，既發願奉神，即在壇受事，代宣神語，以利民生。願正道以祛邪，示陰功而救劫。前已通名于金闕，今再受戒於瓊壇，庶沐仁恩，得應嘉佑。是月今日，崇建保境，頌太上之威顏，揚廬山之教典。虔祈福祉，願遂安寧。

今則恭按真科，特宣正戒。先奏

三清上帝，仰申四府高真，垂證儀錫，福恩龐洪，須至牒者。

右牒付神童弟子×××收照長生

太歲××年××月××日給

恩主三殿真君

太清法師吳德琳

祖師廬山法主應元保運真君許

這種“寶牒”是在連續持戒三次之後，舉行“預修”儀式，由道士發給神童作為身份證明。自1980年代以來，石庭宮已舉行多次持戒儀式，現有壇班成員50多人。這些壇班成員一般是所屬房支或聚落的代表，在各種儀式活動中負責行儺、畫符、扶乩問事和廟際往來。在壇班成員之間，通常都有較為密切的聯繫，有的還建立了互助基金會。如石庭宮設有“石庭道友基金會”，專門用於壇班組織內部的紅白喜事。不過，由於這種壇班組織主要服務於社區性廟宇，很難發展出超地域的教派網絡。

莆田歷史上的三一教廟宇，大多是社團性廟宇，但有時也會發展為社區性廟宇。石庭現存的三一教廟宇，主要有上林亭的“志元堂”、橋頭外的“玉明堂”、三張厝的“福興堂”和吾春洋的“福星堂”。這些廟宇在海外都有不少傳人，但只有志元堂建立了海外廟宇，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教派網絡。

福莆仙志元堂

志元堂始建於明萬曆年間，據說是莆田最早的三一教廟宇之一，但在清初遷界期間一度毀棄，至光緒八年（1882年）易地重建。1947年，旅居海外的志元堂門人黃文行、黃亞梓等人，在馬來西亞芙蓉坡創建了分廟。不過，這一志元堂建成之後，據說因主持人經常索要財物而導致分裂，大多數教徒決定另建新廟。1957年，在芙蓉坡拉杭建立了新志元堂，而舊志元堂也依然存在。為了適應當地的社會環境，新、舊志元堂都接受了壇班的儀式傳統，通過舉行肅壇持戒儀式，吸收新的門徒。2005年，由於當地修建鐵路，拉坑志元堂易地重建，於2008年落成。這一新廟規模宏大，除正殿之外，又有文昌閣、觀音閣、放生池等附屬建築，在芙蓉坡的華人廟宇中首屈一指。近年來，新志元堂不僅繼續舉辦傳統的肅壇持戒儀式，還聘請西藏喇嘛教僧人到廟中舉辦祈福儀式。2011年，新志元堂舉行首屆中元普度儀式，從莆田原鄉聘請7位道士到芙蓉坡主持法事。由此看來，芙蓉坡志元堂繼承了較為多元的儀式傳統，已經不是傳統的三一教廟宇。儘管如此，當地志元堂仍是以三一教主林龍江為主神，在傳法系統中也是以三一教自居。

石庭原鄉的志元堂，在1964年的社教運動中夷為平地。自1980年代以來，在海外教徒的主導下，志元堂再次易地重建，並多次舉行持戒儀式，建立了號稱“金輪教”的壇班組織。2006年，志元堂刻立廟史《光輝的歷程》，詳細記述了近30年的廟宇重建和儀式復興過程，茲摘引如下：

一九七九年撥亂反正以後，恢復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眾門人倡議重續香火。一九八〇年， 旅居新加坡信士黃秋桂、黃文理，馬來亞門人黃亞梓等人，多次回國，倡議重建。新堂址經反復研究，最終選在石庭石東村霞度段，選舉以新興第一屆堂主黃華蓉為首的董理事會，負起重建事宜。……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行開光告竣，在十五日第一屆持戒入了壇，續下在八七年十月廿六日第二屆持戒，八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三屆持戒，並作了法事預修。……在九三年八月初八日，前殿舉行開光告竣，初十日四行持戒閉了壇。在省、市、縣宗教事務領導的關心和支援下，於一九九四年九月初十日成立了本市第一家道教管委會，同時並成功地舉辦了書畫展覽。

在這座三一教廟宇中，竟然成立了“本市第一家道教管委會”，這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然而，由於當時三一教組織尚未合法化，這可能也是志元堂主事者的理性選擇。不僅如此，幾乎與此同時，志元堂又舉辦了佛、道合一的“目連超度”儀式。據記載：

為了紀念在解放戰爭中光榮犧牲的先烈，和超度一些非正常死亡的男女們，應廣大善信的迫切要求，於九四年十一月廿四日，由國內外善信的大力資助，兄弟宮殿諸道友的盡心協助下，歷經三天的大型目連超度，在和尚、道士的一片鈸鏘聲中拉開了帷幕。「貧無恕富無驕依本份信行俱成佛道，父言慈子言孝得一門和順便是天堂」的大對聯，高貼在目連戲臺上。臺上的鎮棚大爺擺手點頭，仿佛頻頻地在勸世人要多行善事，少作奸邪；鬼屋里的燭光一閃一閃著，好象在向人們訴說著他們心里的悔恨和不平。陣陣的鈸鏘聲伴著梵唱聲，在祈禱著國昌民康，永遠和平。最後，在動聽的仙曲和鞭炮聲中，目連法事已功成圓滿了，人們盼望多年的宿願也圓了夢。

自此之後，志元堂主事者又連續舉辦了一系列持戒儀式、巡狩儀式和廟宇改建、擴建工程，使志元堂成為“以奉祀三一教主為中心的綜合性廟宇”。從志元堂的歷次捐款碑看，其信徒遍佈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臺灣、香港、澳門和莆田各地，而在持戒和巡狩儀式中，也有不少“旅居異國他鄉的道友和來賓”。由此看來，志元堂的多元化發展策略頗為成功，這也許就是三一教組織的特色。

《福莆仙華僑信士為保存古蹟重修樂捐芳名永誌》

石庭橋頭外的玉明堂，創建於清道光年間，原來是三一教門人的社團性廟宇，近年來歷經重建和擴建，逐漸演變為全村共有的社區性廟宇。不過，在各種儀式活動中，三一教門人仍保持相對的獨立性，與附近的其他三一教堂和海外教友也有較為密切的聯繫。據2007年刻立的《玉明堂簡介》記載：

清道光末年，族人于榨蔗一工廠建一小堂，似土地廟大小，奉祀三教聖賢張夫子，祈保平安。光緒庚辰年，改小堂為土木結構之三間廂平房，命名玉明堂，塑教主等聖像以供祀，香火日盛。……數十年來，先後由黃妹登、黃蘭香、黃紅菇古等先輩主持日常事宜，教務蒸蒸日上。豈料滄海桑田，世事多變，道友為求生存，紛紛外出謀生，致使教澤中衰，堂務不振。乃至十年浩劫，堂內聖像殘遭毀壞，無有孑遺。一九八二年，幸經海內外善男信女同心協力，慷慨解囊，重整堂宇，再塑金身，香火復盛。……叨蒙教主與聖賢法雨宏施，惠風加被，本村內外平安，財丁發達。歷年並承立心堂諸道友大力扶持，熱忱輔導，門人日眾。

玉明堂現有門人100多人，具有較嚴密的教派組織，但同時也有許多外圍信徒，“每逢朔望之日，聖誕之期，焚香朝拜者絡繹不絕”。因此，玉明堂實際上已成為橋頭外的村廟，在舉辦大型儀式中可以收丁口錢。

石庭三張厝的福興堂，原來是福山、玉興二堂，都是創建於晚清時期的三一教堂。1985年，在海外鄉親的倡議下，這兩個三一教組織開始合二為一，建立了新的社團性廟宇。2004年，福興堂重建理事會記述：

夏午恩波，仙聖澤被。福興堂於壬申年（一九八五年），由福山、玉興兩堂群英列聖會聚，功德主黃金髮、黃寶峰、黃廷玉、陳全修四家捐钜資，諸門人、教下人等，竭力籌資創建。以時運多舛，天意難違，不慎于辛巳年（二〇〇一年）大廳毀於火，今又由新威集團有限公司黃金翔、立豐鞋廠黃肖青、印尼華僑黃德慧諸昆仲、香港德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林平基諸先生、新加坡華僑黃陳頭張厝女士及諸門人、教下、善信人等，各盡財力，眾多教下義務獻工，節省開支，集資重修。癸未年（二〇〇三年）菊月，開光告峻，餘資續建兩邊舊厝。如今仙聖靈驗有嘉，門人日多，金身妙莊嚴，廟宇燦爛輝煌。特立碑以志，並將捐資芳名勒石紀念，以啟後人。

從歷次重建的捐款名單看，福興堂的信徒為數眾多，其中不僅有石庭本地的門人，也有不少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香港、澳門等地的鄉親。據統計，從1996年至2005年，福興堂累計接受捐款近55萬元，其中僅1996年10月至1998年1月，共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捐款75人次、30818元。此外，福興堂還設立了“報恩堂”，內有“夏門濟群魂香位”和“夏門歷代先亡道友香位”，可以通過出售牌位獲得收入，從1996年至2005年共收入23萬餘元。這種為海內外信徒和門人提供牌位的做法，不僅有助於增加收入，而且有助於拓展教派的網絡。

石庭吾春洋的福星堂，原來是三一教廟宇志心堂，2005年拆除重建，與本村福德堂合併為福星堂，實際上已經演變為村廟。不過，原來由志心堂奉祀的三一教主、卓晚春、張三豐、張慧虛等三一教諸神，在福星堂中仍然是主要的神明。吾春洋人口不多，在本地約500人，在海外有1000多人，其中大多數是三一教信徒。在這裡，同鄉網絡和教派網絡融為一體，自然也就相得益彰了。

從晚清以來，石庭黃氏族人不斷向海外移民，至今已有超過150年的歷史。海外的石庭人雖然散居於東南亞各地，但始終與原籍鄉親保持了密切的聯繫。這種國際聯繫植根於源遠流長的鄉土文化傳統，因而可以說是跨國文化網絡。本文考察的家族網絡、同鄉網絡和教派網絡，實際上都是跨國文化網絡。當然，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這些跨國文化網絡的表現形式與運作機制也不盡相同，需要回到具體的歷史情境，開展深入的實證研究和比較研究，不可一概而論。

莆田民間的傳統社會組織，主要是宗族與宗教組織。在石庭歷史上，長期存在以祠堂和祖厝為標誌的家族組織、以里社和村廟為標誌的社區組織、以壇班和三一教為標誌的教派組織。這些社會組織各有不同的象徵體系和儀式傳統，共同構成了鄉土社會的文化網絡。在海外石庭人中，這些鄉土社會文化網絡得到了持續不斷的傳承與更新，從而也就推動了跨國文化網絡的形成與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海外的石庭人大多是候鳥式移民。他們在青壯年時代到海外謀生，而晚年則回歸故里，落葉歸根。這一時期，海外的石庭人是僑鄉家庭、宗族、社區乃至教派組織的主要成員，他們雖然長期散居於海外各地，但並未脫離僑鄉原有的社會文化網絡。因此，二戰以前的跨國文化網絡，可以說是僑鄉社會文化網絡的自然延伸，在海外石庭人中並未形成相對獨立的家族網絡、同鄉網絡或教派網絡。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國際形勢和國內政治環境的制約，海外石庭人大多定居於海外，逐漸落地生根。這一時期，東南亞各地的石庭人開始創建祠堂和廟宇，建構移植型的家族組織、同鄉組織和教派組織。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後期，由於海內外鄉親無法自由往來，海外石庭人的社會文化網絡得到了相對獨立的發展。不過，在散居於東南亞各地的石庭人之間，仍然存在著國際性的家族網絡、同鄉網絡和教派網絡。

1980年代以來，海外移民積極致力於僑鄉建設與傳統再造，推動了僑鄉社會文化的復興與跨國文化網絡的發展。這一時期，海外石庭人籌集了大量的資金，全面啟動了僑鄉的廟宇重建和儀式復興運動。在此過程中，海內外石庭人密切合作，利用改革開放以後的特殊政策，創建了各種新型的家族組織、同鄉組織和教派組織，促使跨國文化網絡的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

應當指出，在莆田僑鄉跨國文化網絡的建構過程中，海外移民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從1950-1970年代，莆田僑鄉原有的家族組織、社區組織與教派組織一度解體，各種相應的儀式傳統大多已經失傳。但與此同時，在海外莆田人中，僑鄉原有的社會文化傳統卻不斷地得到發揚光大。因此，1980年代以來的僑鄉文化復興和傳統再造過程，主要是由海外移民發起和主導的。所謂“五十年前師度弟，五十年後弟度師”，就是這一歷史過程的生動寫照。

九鯉洞分佈圖

那麼，莆田的海外移民為什麼熱衷於傳承鄉土文化傳統？為什麼熱衷於建構跨國文化網絡？我們認為，這可能與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生活體驗密切相關。據調查，海外莆田人大多從事交通行業，長期維持同鄉同業傳統。因此，源自於僑鄉的家族網絡、同鄉網絡和教派網絡，可能是他們最重要的社會文化資源。這不僅是他們在海外生存的有利條件，也是他們在海外發展的可靠保障。在結束本文之前，試以印尼僑領黃文蘭先生為例，對此略作說明。

黃文蘭先生現任石庭宮壇班的壇長、石庭華僑職業中專華僑董事會的永久名譽會長，同時也是新加坡九鯉洞柳金會、新加坡興安會館、印尼興安會館、印尼福莆仙會館的名譽主席。很明顯，無論是在莆田僑鄉還是在東南亞各國，無論是在黃氏家族、莆田同鄉還是教派組織中，黃先生都是跨國文化網絡中的核心人物。在石庭僑鄉和新加坡等地，我們曾經多次訪問他，深為他的生平閱歷和人格特質所感動。

黃文蘭原籍石庭橋頭外村，出生於1924年，乳名玉泉，字國壽。他的父親是當地頗有名氣的泥水匠，與妻子張氏共育有四子五女。文蘭在兄弟中排行老四，幼年時讀過幾年書，13歲開始跟隨父親學習泥水匠手藝。他的三位兄長文清、文裕、文鳳，在青年時代都去新加坡謀生。1942年，日軍入侵新加坡，大哥文清、二哥文裕先後死於戰亂。二戰結束後，三哥文鳳回到老家，在涵江開設了“義和棧”匯兌局，交付文蘭經營管理，自己攜妻子返回新加坡，1952年在海外去世。

1951年，黃文蘭初次出洋，前往新加坡謀生，但由於英國殖民政府限制中國移民，無法取得合法身份，數月後就輾轉前往印尼。初到印尼時，語言不通，身無分文，只能為同鄉企業做幫工。三年以後，在興化同鄉的幫助下，取得了印尼合法身份，開始做生意謀生。1957年，文蘭稍有積蓄，首次回國探親。1964年，他又作為印尼興安會館的代表，回國參加國慶典禮，並為父母修建墳墓。1980年代以後，他積極奔走於故鄉和海外之間，幾乎每年都回老家，組織和協調僑鄉的各種公共事務。由於他為人誠懇，熱情周到，在海外石庭人中享有很高的聲望，被尊稱為“文蘭大”。

黃文蘭認為，他畢生最大的財富，就是繼承了故鄉的文化傳統。他在回憶自己的生平經歷時，對儀式活動的印象特別深刻。他頗為自豪地說：

我18歲參加石庭宮教下，目前為石庭宮壇長（即輩份最高者），關戒過3次。初次關戒時，年齡最大的19歲，最小的才11歲。過了2年或3年後，又再次關戒，現在已經記不得具體年份了。出洋回來後，又關了一次。一晃68年過去了。我們當時出戒的時候，還有爬戒梯。

對黃先生這種在老家出生、長大的第一代移民來說，由於深受鄉土文化的薰陶，即使是長年在海外，也不會忘記自己的歷史使命。2009年8月，我們在新加坡拜訪他的時候，他正在和老朋友黃春元先生討論成立雅加達石庭黃氏基金會的有關事宜。他們都認為，第一代的移民都步入晚年，很快就要交班換代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創造條件，組織在海外出生的石庭人經常回去探親，最好是帶他們的配偶和子女一起回去，感受故鄉的社會文化傳統。在這裡，我們可以深切感受老一代移民對於文化傳承的良苦用心。

有的學者認為，當前華南僑鄉面臨的普遍問題，是第一代的海外移民已經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鄉親大多對僑鄉事務沒有興趣。因此，在海外移民和僑鄉之間，可能難以長期維持緊密的聯繫，甚至出現文化斷層。然而，在海外石庭人中，至今仍然有效地維持了對原鄉社會文化傳統的認同。例如，出生于印尼的新加坡富商黃文理，始終關注東遊明安殿壇班的發展。在他去世後，其長子黃明輝繼承了他的衣缽，成為東遊明安殿的核心人物。又如，印尼棉蘭市錦江東嶽觀的現任壇主黃金山先生，雖然是在海外出生，但他從18歲就開始參加持戒儀式，成為錦江東嶽觀的第四代神童，于2006年繼任壇主。他一直熱衷於參加莆田原鄉的儀式活動，曾於2003、2004年連續兩年回鄉參加石庭九鯉洞總鎮和頂舊厝九鯉洞分鎮的持戒儀式。由此看來，海內外石庭人的跨國文化網絡仍將繼續發展，而且不斷有所創新。因此，無論是研究海外移民的文化傳承，還是研究莆田僑鄉的社會文化變遷，都不可忽視跨國文化網絡的建構過程與運作機制。

（本文經作者授權發佈，原載《歷史人類學學刊》2012年第10卷第2期，頁89-128。注釋從略，引用請參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