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想感谢中国读者长期以来对我的关注。2014年，拙著《海与帝国：明清时代》作为“中国历史”丛书之一，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体现了东海岛国在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在中国赢得了许多读者，实乃幸事！而且，2017年，《海与帝国》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繁体字版，获得了更多的读者。
《海与帝国：明清时代》
本书《东欧亚海域史列传》的出版，也与《海与帝国》有着深厚渊源。厦门大学的王日根教授曾读过拙著《海与帝国》，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期间，王教授又涉猎了相当于《海与帝国》列传篇的《中国海域蜃气楼王国的兴亡》。这成为本书在中国出版的契机，王教授因此决定将拙著《东欧亚海域史列传》翻译成中文，并将其作为厦门大学策划的海上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之一在中国出版。
《东欧亚海域史列传》
回顾过去，我与厦门大学有着不解之缘。我之所以走上中国史研究的道路，那是因为大学时代，我受到了厦门大学中国社会经济史权威专家傅衣凌先生所著的学术论文的启发。当时日本的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思想认为，地主是封建的，是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而傅先生在论文中指出地主设置市镇，还介绍了地主活跃市场经济的案例。我受到启发后，开始研究江南的市镇，并撰写了毕业论文《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独特的社会关系》。这篇论文发表在了日本核心学术期刊《史学杂志》上，成为我作为研究者的人生起点。
1980年代初期，在我攻读硕士期间，傅先生曾访问日本，我有了直接跟傅先生接触的机会，并且想按照他的研究方法，即将田野调查与民间史料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我于是寻着傅先生的研究业绩，特别是从傅先生关于乡族和山区经济的研究中得到莫大启示，1980年代，我研究了地域社会与宗族的关系，1990年代又进行了生态环境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傅先生研究方法的体现。关于宗族研究的若干学术论文，已经由钱杭和钟翀翻译成了中文。关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著作，由朱海滨翻译、王振忠审订出版了《森林和绿色的中国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而且，在学习傅先生研究方法的同时，我进行了地域、宗族和环境三本著作的研究，并调查了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遭受关东军731部队开发的细菌兵器危害的浙江省义乌市，还站在中国受害者的立场在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陈述了意见（参考：《日本教授上田信：发掘对战争不同认识的根源》，载《南方周末》2006年04月06日）。
傅衣凌先生
我的海域史研究，并非起始于海边，实际发端于自2004年3月开始，我在云南省昆明市研究的一年间。撰写拙著《海与帝国》的背景是因为在昆明的机场邂逅了一群台湾妈祖庙的信众，在日本执笔之时，从昆明带回来的有限的书籍中，给予我明确方针指示的书籍是与厦门大学历史系有着深厚渊源的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在这部著作中，林先生指出一般被认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倭寇等的民间密贸易集团，实际上具有促进社会发展的意义。《海与帝国》依据史料进行实证性研究，超越一般的常识性判断，开拓了新视野，从这点看来可以说继承了林先生以及厦门大学的研究传统。
《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
一般认为中国是内陆国家，而且，大多数中国人具有大陆人的自我意识。2000年左右，我在陕西省北部的黄土高原调查之时，当地居民曾问我：“日本在哪里？”我回答说：“在中国东部，渡过海就是日本”，于是居民们又问：“可以骑马渡海吗？”“大海比黄河辽阔吗？”听到这样的疑问，我无言以对。从海岸线的长度来看，日本是29,751千米，而中国是14,500千米（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05年）。日本国民人均海岸线长度约为23厘米，而中国人均只有约1厘米。也就是说，日本的人均海岸线长度相当于一个人站在那里的宽度，而中国人均只有拇指般的宽度。在接待从中国黄土高原到日本演出的腰鼓演奏团时，曾带着他们到千叶县的九十九里滨眺望太平洋，当看到波涛澎湃的太平洋时，他们一行人激动的表情，我至今难以忘怀。
但是，现在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的伟大构想，正在逐步扩大海洋活动范围。我们必须认识到，绝对不能通用大陆的感觉去认识眼前看不到境界线的海域。本书《东欧亚海域史列传》所选取的历史人物，不完全出身于中国，也不完全都是被大陆政权评价为恶人之人，总之，在海域存在着与陆地不同的秩序。正是因为借鉴了海域世界历史人物的生活方式，中国才从海洋获得了更多的恩惠。近年来，许多中国人开始出国到海外，当大海呈现在他们眼前之时，若是中国读者的眼前能够浮现出本书的内容，那么这将是我无比荣幸之事。
（本文經出版方授權發佈，原載《東歐亞海域史列傳》，廈門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3。引用請參考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