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典为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典籍，礼、律也为传统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学者高明士指出：“君主如能具体掌握礼、律要素，即可建立国家乃至天下秩序。”可谓知言。陈寅恪指出：“唐高祖时固全袭隋礼，太宗时制定之贞观礼，即据隋礼略有增省，其后高宗时制定之显庆礼，亦不能脱此范围，玄宗时制定之开元礼，乃折中贞观、显庆二礼者，固亦仍间接袭用隋礼也。”随着学界对中古礼制史研究的日渐深入，中古礼典并未固化为单一模式，而是处于不断调整、整合、革新的过程，具有相对稳定性与不稳定性的双重特征也凸显出来。所谓隋唐礼典一脉相承，特就其相对稳定性而言；至于隋唐礼典的相关篇卷乃至具体仪式多有删订与增益，则是就其不稳定性而论。

高明士指出，隋唐礼典在五礼编次问题上具有微妙的分殊：隋礼以吉、凶、宾、军、嘉为序，《贞观礼》则以吉、宾、军、嘉、凶为序。《贞观礼》新的五礼编次模式，具有深远的影响，宋代礼典如《开宝通礼》《政和五礼新仪》等仍然沿用其制。而上溯隋唐五礼编次的具体来源，也不乏轨迹可循，对于理解中古礼典的源与流问题不无裨益。至于礼典具体篇、卷的变化，更为直观地反映出礼典的旧礼与新制的变迁过程。

学界关于中古礼典的认知日益精细，而关于隋唐礼典整体变迁的基本脉络，措意者尚少，兹特就隋唐礼典的五礼编次及篇、卷的变化，草成此文，以就正于方家。

汉章帝章和元年（87）曹褒修《新礼》，“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新礼》篇目涉及“冠婚吉凶”，但具体编次可能并未依据《周礼》五礼进行设定。学界一般认为晋礼最早采用五礼分类，不过在西晋《新礼》至《大唐开元礼》之间，五礼序列存在微妙的变动。唐人所修《晋书·礼志》概述五礼，吉礼之外，多以“五礼之别”发其端，《礼志上》以吉礼为主，《礼志中》云“五礼之别，二曰凶”，《礼志下》云“五礼之别，三曰宾”“五礼之别，其四曰军”“五礼之别，其五曰嘉”，这表明《晋书·礼志》五礼次第，沿承《周礼》，以吉、凶、宾、军、嘉为序。

《大唐开元礼》清抄本内页，长春市图书馆藏

关于南北朝礼典的五礼次第，仅萧梁《五礼仪注》具体言及。《隋书·礼仪志》载：“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通典·礼序》沿承《隋书·礼仪志》旧说。如果依照此说，则萧梁《五礼仪注》以吉、凶、军、宾、嘉为序。不过这一说法也遇到明显的反证，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勉《上修〈五礼〉表》。

梁武帝普通六年（525）徐勉《上修〈五礼〉表》载：

徐勉《上修〈五礼〉表》叙述萧梁《五礼仪注》五礼次第，明确以吉、凶、宾、军、嘉为序，对此问题，《隋书·经籍志》也有相关记载。《隋书·经籍志》载：

《隋书·经籍志》在《梁宾礼仪注》后所附案语，叙述五礼以吉、凶、军、嘉为序，并未言及《宾礼仪注》的确切位置，而案语所言存者仅“吉及宾”，可作为宾礼位于吉礼之后的佐证。由此推测，萧梁《五礼仪注》以吉、凶、宾、军、嘉为序，并非以吉、凶、军、宾、嘉为序。

较为可惜的是，北朝礼典如《后魏仪注》《后齐仪注》等，史料中缺乏其五礼次第的明确记载，北周礼典更是完全不被史志目录所著录。隋朝所修《开皇礼》《仁寿礼》的五礼次第不明，幸运的是，在史料中却有眉目可寻。《隋书·礼仪志》载：“周公救乱，弘制斯文，以吉礼敬鬼神，以凶礼哀邦国，以宾礼亲宾客，以军礼诛不虔，以嘉礼合姻好，谓之五礼。”《隋书·礼仪志》分述五礼的基本内容，其五礼次第显然本诸《周礼》。《隋书·礼仪志》概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代礼制，其中《礼仪志一》《礼仪志二》记载吉礼，《礼仪志三》兼容凶礼、宾礼、军礼，《礼仪志四》涉及嘉礼，无疑也是遵循《周礼》的五礼次第。目前虽然缺乏直接的材料说明北朝及隋朝礼典的五礼编次，但在宗尚《周礼》的风气下，《隋书·礼仪志》的编次暗示着北朝及隋朝礼典五礼很有可能因循《周礼》。

晋隋时期礼典的编次，基本遵用《周礼》，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这一模式在唐代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并成为此后王朝礼典的基本典范之一，而隋唐礼典篇、卷的删订与增益问题，在史料中也不乏端倪。

（一）隋唐五礼编次及其篇数

《通典》称：“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次；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终始无黩云尔。”所谓“今则以嘉、宾次吉，军、凶后宾，庶乎义类相从”，即《通典》重新安排五礼次第，以类相从，改以吉、嘉、宾、军、凶为序，所述礼制沿革及《开元礼纂类》，均按照这一序列。至于“但前古以来，凡执礼者，必以吉、凶、军、宾、嘉为次”，显然忽视了隋唐五礼编次的变革。

隋文帝时期礼典主要有二，即《开皇礼》《仁寿礼》。《开皇礼》的修撰始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牛弘主持编纂，至开皇五年颁行当世，仁寿二年（602）杨素、苏威等重修礼典，颁行《仁寿礼》。

史料中未有明文记载《仁寿礼》卷帙，有学者称《仁寿礼》130卷，未详所据，疑非精确，而其中关于《开皇礼》篇数、卷帙的记载，主要有两条：第一，《旧唐书·礼仪志》载“隋氏平陈，寰区一统，文帝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第二，《隋书·经籍志》载牛弘《隋朝仪礼》100卷。若据《旧唐书·礼仪志》所载，《五礼》130篇修成于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后，应为《仁寿礼》。而高明士指出《仁寿礼》由杨素、苏威领衔，不应题牛弘，且牛弘参与修撰《仁寿礼》时为吏部尚书，并非太常卿。

高明士所论确然有据，《开皇礼》为100卷，《隋书》已有明文。《隋书·礼仪志》载“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即为明证。而《隋书·牛弘传》载“（开皇）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世”，表明牛弘修《开皇礼》时为礼部尚书，而非太常卿。关于《开皇礼》五礼的具体卷帙，《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高颎《隋吉礼》54卷，其他四礼不详。

唐代以前礼典的五礼编次，史料中并非均有明文记载，而礼典的五礼次第，在《贞观礼》中则有微妙的调整。《贞观礼》始修于唐太宗贞观二年（628），至贞观十一年正月由中书令房玄龄奏上。

《唐会要》载：“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徵等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作《大唐仪礼》100卷，“《吉礼》六十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篇”。《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大唐仪礼》即《贞观礼》正名。《唐会要》与《新唐书·艺文志》的差异主要在于《吉礼》篇数及五礼总篇数上，《唐会要》载《贞观礼》凡138篇，吉、宾、军、嘉、凶、国恤篇目合计总数恰好138篇；《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贞观礼》130篇，五礼篇数则为137篇，其中《吉礼》篇数较《唐会要》少1篇，《通典》《旧唐书·礼仪志》《新唐书·礼乐志》所载《贞观礼》的《吉礼》篇数均与《唐会要》相契合，故《贞观礼》的具体篇目，《新唐书·艺文志》所记或已有阙佚，并非全豹，当以《唐会要》为准。

《新唐书·艺文志》称《显庆礼》为《永徽五礼》，《永徽五礼》或为《显庆礼》正名。日本藤原世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唐永徽礼百卅十卷”，“永徽礼”即《永徽五礼》的略称。《唐会要》载：“永徽二年，议者以《贞观礼》未备。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中书侍郎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少卿韦琨，太学博士史道元，符玺郎孔志约，太常博士萧楚材、孙自觉、贺纪等重加缉定，勒成一百三十卷，二百二十九篇。至显庆三年正月五日，奏上之。高宗自为之序，诏中外颁行焉。”又载：“初，五礼仪注自前代相沿，吉凶备举。萧楚材、孔志约以《国恤礼》为预凶事，非臣子之宜言，敬宗、义府深然之，于是删而定之。”

《唐会要》揭示出《显庆礼》的重要调整，在于删除了《国恤礼》。《四库全书总目》称：“《凶礼》古居第二，而退居第五者，（《大唐开元礼》）用《贞观》《显庆》旧制也。”明确言及唐代礼典五礼编次的变化。《开皇礼》五礼编次，以吉、凶、宾、军、嘉为序，而《唐会要》等所载《贞观礼》篇次，以吉、宾、军、嘉、凶为序，《新唐书·礼乐志十》也明文记载：“唐初，徙其（案：凶礼）次第五。”这反映出《贞观礼》五礼编次突破《开皇礼》等所代表的《周礼》旧制，实现了五礼编次的革新。

《旧唐书·礼仪志》载：

据此，《大唐开元礼》（以下简称《开元礼》）主要修成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至开元二十年之间，张说所谓“折衷”《贞观礼》《显庆礼》则为《开元礼》的主要修撰手段。另外，《贞观礼》并无《序例》，《开元礼》中《序例》部分或为其新增，具体五礼编次基本同于《贞观礼》。

综合上文所论，通常习称的《开皇礼》《贞观礼》《显庆礼》等均为礼典的别称。上文引《隋书·礼仪志》载：“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即《开皇礼》有“仪礼”之名。唐人称《开皇礼》为《隋朝仪礼》，隋人或称作《大隋仪礼》，而《贞观礼》《显庆礼》，唐人则分别称作《大唐仪礼》（《旧唐书·经籍志》题作《大唐新礼》）、《永徽五礼》。《开皇礼》《贞观礼》均以“仪礼”为题名，体现出其师法《仪礼》之意。刘安志讨论《开元礼》的性质，指出《开元礼》“是五礼的规范和一般性原则，是礼制，与仪注之间是体和用的关系”，礼典与仪注具有互文性，礼典“仪礼”的性质，在根本上决定了隋唐礼典只能是典范性礼仪，绝非具体的仪注。《贞观礼》中《国恤礼》沿承《开皇礼》，而又以凶礼奠后，考虑到《国恤礼》与凶礼性质相近，两者应紧密相连，若据此推论，《开皇礼》中《国恤礼》应在凶礼之后、宾礼之前。自《开皇礼》至《开元礼》，五礼编次变更问题如下所示（表1）：

表1 隋唐礼典五礼编次序列表

（二）隋唐礼典五礼篇目的损益

《隋书·礼仪志》载：“开皇十四年，群臣请封禅，高祖不纳。晋王广又率百官抗表固请，帝命有司草《仪注》。于是牛弘、辛彦之、许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创定其礼，奏之。……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岳。为坛，如南郊。又壝外为柴坛，饰神庙，展宫悬于庭，为埋坎二，于南门外。”又载：“开皇十四年闰十月，诏东镇沂山，南镇会稽山，北镇医无闾山，冀州镇霍山，并就山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其中涉及封禅礼及四镇四海的祭祀。鉴于上文所及礼典与仪注为体与用的关系，开皇十四年（594）牛弘、辛彦之等草《封禅仪注》，开皇十五年正月隋文帝行封禅礼并“大赦天下”，未必完全说明《开皇礼》无封禅礼。至于开皇十四年闰十月所定四镇四海之祭，实则与隋朝一统天下后，创设岳镇海渎之祀直接相关。《隋书·高祖纪下》载开皇十五年“三月己未，至自东巡狩。望祭五岳海渎”，即隋文帝在行封禅礼之际，又“望祭五岳海渎”，岳镇海渎之祭或为《仁寿礼》所收新制。限于《仁寿礼》卷数、篇数未详，不妨暂以《开皇礼》审视隋唐礼典的沿革与创新问题。

《开皇礼》《贞观礼》《显庆礼》《开元礼》等篇目的损益，史料所记不过只言片语。《显庆礼》篇数，上节引《唐会要》作229篇，《旧唐书·高宗纪上》作259篇，《新唐书·艺文志》则作299篇，《大唐开元礼》仅238篇（详见下文），故《显庆礼》篇目当从《唐会要》所记，共229篇。在礼典的著录方式上，隋唐礼典以篇、卷为计量单位。清人秦蕙田称：“五礼之书，莫备于梁天监。时经二代，撰分数贤，汇古今而为一本，宸断以决疑，卷帙逾百，条目八千，洋洋乎礼志之盛也。”萧梁《五礼仪注》的著录方式值得关注，比较具有代表性。《梁书·徐勉传》载：

关于汉代律令的篇章结构，张忠炜指出卷是“就载体言”，章则是就文字而言，其中章存在大的意义单位（指律篇）与小的意义单位（指律条）的分殊。此说对于礼典的著录方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性。萧梁《五礼仪注》主要以帙（套）、卷、条为计量单位，卷据载体而论，帙则与装帧形式相关，约5卷以上为1帙，萧梁《五礼仪注》1帙平均在8至11卷之间。

比较特殊的是，礼典不以章进行著录，而是改用条，条也存在大的意义单位与小的意义单位的分殊，条、篇的相近处在于内容具有完整性。条为小的意义单位，在《大唐开元礼》中仍可考见，如“右一条与劳问外祖父疾苦礼同”“右两条同劳问外祖母疾苦”“右三条同劳问诸王疾苦”，而其具体内容均在“劳问疾苦”篇。条为大的意义单位，则与篇等同，《唐会要》所记“凡增二十九条”即此意（详见下文）。

今存《大唐开元礼》共150卷，卷目下又有子目（篇、条），若以内容的完整性为前提，《大唐开元礼》凡238篇，五礼卷数及篇数依次为：《序例》3卷，共17篇；《吉礼》75卷，共97篇；《宾礼》2卷，共6篇；《军礼》10卷，共23篇；《嘉礼》40卷，共68篇；《凶礼》20卷，共27篇。为便于直观考察隋唐礼典五礼的具体变动，兹列隋唐礼典篇目、篇数及卷数如下（表2）。

表2 隋唐礼典篇目、篇数及卷数

考察《开皇礼》与《贞观礼》之间的增损，《唐会要》所记“凡增二十九条”为关键性史料。《唐会要》称：“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有学者指出：“如以二十九条当涉二十九篇为计，则所增应占《贞观礼》一百三十八篇的五分之一以上。”《唐会要》所载并不精确，在具体细节上有必要进行甄别。

《周书》《隋书》关于北周、隋代射礼的记载，学者已有相关研究。《周礼》中关于天子射礼的记载，《礼记正义》有贴切的疏释：“凡天子、诸侯及卿、大夫礼射有三：一为大射，是将祭择士之射；二为宾射，诸侯来朝，天子入而与之射也，或诸侯相朝而与之射也；三为燕射，谓息燕而与之射。”《周书》不乏北周武帝行大射礼的记载，如保定元年（561）正月，“大射于正武殿，赐百官各有差”；十月，“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将皆会”；建德二年（573）“十一月辛巳，帝亲率大[六]军讲武于城东。癸未，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帝亲临射宫，大备军容”。这表明北周武帝不仅在宫中行大射礼，也营建了专门性质的射宫，相比于宇文泰在宅邸所建“射堂”，射宫更能凸显出皇室的威严。在射礼的性质上，有学者强调草原传统的重要性，不过北周皇帝射礼并非仅有大射，还有宾射和燕射。庾信《庾子山集》就收录了《燕射歌辞》；《隋书·礼仪志五》载北周皇帝十二辂，其中在大射之外，还有宾射和燕射，“九曰金辂，以祀星辰，祭四望，视朔，大射，宾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十曰象辂，以望秩群祀，视朝，燕诸侯及群臣，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巡省，临太学，幸道法门”；《隋书·礼仪志六》载北周皇帝十二服：“祀星辰、祭四望、视朔、大射、飨群臣、巡牺牲、养国老，则服山冕，八章十二等。衣裳各四章，衣重火与宗彝。群祀、视朝、临太学、入道法门、宴诸侯与群臣及燕射、养庶老、适诸侯家，则服鷩冕，七章十二等。衣三章，裳四章，衣重三章”。北周射礼建立完备的大射、宾射、燕射，绝非鲜卑旧俗的范畴所能涵盖，而是鲜明地体现出北周据《周礼》再造姬周射礼的政治理念。

隋礼虽未承继北周宾射、燕射，而大射礼习见。《隋书·礼仪志三》明确记载“隋制，大射祭射侯于射所，用少牢”，《隋书·礼仪志七》载隋朝大射服武弁，《隋书》更是频频记载隋文帝行大射礼，如开皇四年（584）正月，“大射于北苑”；六年九月，“上素服御射殿，诏百寮射”；十二年十一月，“百寮大射于武德殿”。至隋炀帝时仍行大射礼，大业四年（608）正月，“百寮大射于允武殿”。《隋书·音乐志下》收录元会仪“大射登歌辞”，更能说明隋礼必然有大射礼。有学者指出“皆周、隋所阙”中的“阙”字可以作“不足”解，而“凡增二十九条”中的“增”字，兼指条目内容上的增订，“天子大射”应属此例。特就增益篇目而言，《贞观礼》新增篇目即“皇太子入学”“太常行山陵”“合朔陈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8条（篇）。隋礼行高禖礼，《大唐开元礼》无之，而房玄龄并未言及唐代废除高禖礼之事，唐代废除高禖礼的具体时间值得玩味。比较有趣的是，排除“天子大射”为《贞观礼》新增篇目后，恰恰满足《贞观礼》比《开皇礼》多8篇的篇数。

《显庆礼》删去《贞观礼》中《国恤礼》5篇，上文引《唐会要》载“萧楚材、孔志约以《国恤礼》为预凶事”，其中“国恤礼”三字，《旧唐书·李义府传》作“皇室凶礼”，即“国恤”以皇室为基本对象。有学者提出《贞观礼》的《国恤》，皇帝之外，又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太子、太子妃等目。《显庆礼》在篇目上大幅度增益，虽已删去《贞观礼》中《国恤礼》5篇，但在篇数上又比《贞观礼》多出91篇。吴丽娱推测“临轩册后”“内册皇太子”等即为《显庆礼》新增礼仪，不过是《显庆礼》增益篇目的冰山一角。

如史料所记，《大唐开元礼》撰修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至开元二十年之间，而据吴丽娱所考，其中所收新礼，包括开元年间已行新礼，以及开元十八年至开元二十年间所定新制。《大唐开元礼》在卷数上比《显庆礼》多20卷，而在篇目上仅多9篇，二者关系极为不对称。关于《大唐开元礼》新增篇目及卷目，《大唐开元礼·序例上》提供了有效的线索：（1）《大唐开元礼·序例上》载“肃明皇后庙。孝敬皇帝庙。右，二庙新修，享仪皆准太庙例”，相应卷目即卷四三《肃明皇后庙时享有司摄事》、卷四四《孝明皇帝庙时享有司摄事》；（2）《大唐开元礼·序例上》载“仲春，祭五龙坛。右，准敕，新撰享礼，乐用姑洗之均三成”，相应卷目即卷五一《兴庆宫祭五龙坛》；（3）《大唐开元礼·序例上》载“仲春、仲秋上戊，释奠于齐太公（原注‘以留侯张良配’）”，相应卷目即卷五五《仲春、仲秋释奠于齐太公》，而卷八八《制遣大将出征有司告于齐太公庙》，显然也属于礼仪新制；（4）《大唐开元礼·序例上》载“隐太子庙、章怀太子庙、懿德太子庙、节愍太子庙、惠庄太子庙、惠文太子庙。右，并新撰享礼，每年四享”，相应卷目即卷七四《诸太子庙时享》。如此，《大唐开元礼》在《显庆礼》基础上，新增篇目、卷目主要有6篇/卷。此外，《大唐开元礼》也存在卷数不变、篇目增加的案例，如卷七八《王公以下拜扫（原注“寒食拜扫附”）》，其中“寒食拜扫”也为开元二十年新增礼仪。

隋唐礼典删订与增益的基本过程，其具体细节未必均有明文可考，但透过隋唐礼典篇、卷的具体变化，可知《贞观礼》以后新制仍然不断地衍生，而具体新制的创制服务于现实政治，并未宗法《周礼》，成为突出的政治现象。

晋隋礼典的五礼序列以吉、凶、宾、军、嘉为序，依托《周礼》，可谓《周礼》模式；而《贞观礼》则开启五礼新模式，以吉、宾、军、嘉、凶为序，可谓《贞观礼》模式，隋唐礼典基本结构及具体篇、卷的变易与革新，留下诸多令人思考的空间。

中古时期礼典的编纂存在旧制不断更新与新制迭出的突出现象，新制的创制与《周礼》关系密切，在具体新礼的创造乃至仪式的革新上，均有宗法《周礼》的明确迹象。有学者指出：“约中唐以后，君臣对‘古礼’的热情渐趋低落；除了必要的礼典，依‘周礼’对王朝制度做大幅度改弦更张的事情，越来越罕见了。”而从隋唐礼典的编纂问题来看，《周礼》在礼典的制作中并非唯一取法对象，或者说并非主要师法对象，这在《贞观礼》中已有突出表现。从隋唐礼典的删订与增益过程而言，礼典的改定与新制的生成相辅相成，《贞观礼》《显庆礼》《大唐开元礼》仍在不断衍生新制，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而未宗法《周礼》，是其中较为突出的政治现象。

在五礼编次问题上，《贞观礼》以类相从，突破晋隋以来的《周礼》模式，创造出新的《贞观礼》模式，这一转变代表着唐礼制作的务实与实用的面向。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调整丧服制度，涉及嫂叔、舅、曾祖、嫡子妇、众子妇服等服制，兼顾“情理”。《贞观礼》五礼编次的转换，或者也在于充分协调皇帝礼仪与现实政治的关联，统摄情理，开启唐礼缘情制礼的滥觞。

在史籍分类中，礼典最早被归为“仪注”类。《隋书·经籍志》称：“仪注之兴，其所由来久矣。自君臣父子，六亲九族，各有上下亲疏之别。养生送死，吊恤贺庆，则有进止威仪之数。”在史志的书写中，更为注重礼典治世的政治职能。宋人周必大表彰《大唐开元礼》的价值，更称：“朝廷有大疑，不必聚诸儒之讼，稽是书而可定；国家有盛举，不必蕝野外之仪，即是书而可行。”即将礼典治国安邦的政治功能推挹至极致。不过，作为治国安邦的国家礼典，在学界的研究中也展现出艺术史的面相。巫鸿指出：“礼仪美术是中国美术在魏晋以前的主要传统，在此之后也从没有消失。”国家礼典涵盖特定时期的皇帝礼乐制度，理应引起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礼学、政治与唐代郊庙礼制变迁研究”（项目批准号：20CZS01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礼仪文化通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8ZDA021）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赵永磊

责任编辑：崔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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