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怡明：明清時期民間檔案的信息生態：以福建永泰契約文書為例
解讀民間文獻，首先要回到文獻產生、使用和保存的社會（环境）。如果我們先把文獻視為相互交錯的系統元素，而不是體現真實社會歷史的窗口（我们采取的是信息生态研究方式）。採用信息生態學，可以展示許多新奇有趣的問題。本文以永泰文獻為基礎，利用信息生态方法進行三個方面的思考：文獻與文獻系統本身的歷史變化、文獻與日用類書之間的關係、民間檔案與國家信息生態的互動關係。祈請方家指正。
蔡志祥：生涯論述與企業家精神：楊啟霖與東方公司
商业史家一方面需要明白国家制度和经济的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另一方面要了解企业的内部结构、组织和运作。从整体的观点来说，在结合宏观和微观视野的同时，企业家以及环绕企业家的网络关系以及面对风险的管理决策也同样重要。在漫长的20世纪，东南亚地区的环球贸易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经济的冲击，企业要不断地调整才能面对不同的挑战、应付不同的风险，从而从危机中创造机会。企业的调整和转型的成功与否，不仅仰赖传统的网络关系、文化资本以及组织管理方法，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的风险管理和决策。因此，商业史的研究除了可以从作为制度的一部分的机构本身的内部组织和结构如财产损益、财政会计、拥有权和管理权入手外，也可以从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命史中，解读行动者与商品流动及宏观环境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杨启霖和东方公司为切入点，探讨企业家如何通过风险管理和决策，从战后的宏观环境的挑战中，创业、发展和转型。同时印证生涯论述中的选择与诠释问题。
程美寶：广东说唱文献《何惠群叹五更》的时地人
在流行于清末民国的广东木鱼书中，有一本名为《何惠群叹五更》，但此处“何惠群”并非指书中的角色，而是指作者。这种命名方式在歌册中是比较少见的。唱词以“叹五更”的结构撰写，当中涉及一些清代广东省城的地名。疑似作者何惠群，乃广东顺德进士，浙江新昌知县，因而也有些相关的材料，有助研究者探讨此本歌册的时（创作时间）、地（涉及的具体地点）、人（作者）等问题。
李仁淵：譜師與族譜製作：以十九世紀中葉的閩東畲譜為例
討論民間文獻不能忽視文獻生產製作的社會脈絡。以族譜來說，譜師在族譜製作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注意。在編纂族譜的風潮下，十九世紀閩東浙南有許多專業譜師出現，而同時當地畬民群體也開始編纂族譜。這篇文章透過數本畬民族譜，討論族譜進入此前無此文獻傳統的社群時，譜師作為中介者對創造宗族知識的影響，一方面整合社群內部的資訊，一方面又結合外部的歷史框架。而在這樣的過程中所製作出來的文獻，日後仍繼續形塑人群的認同。
祁刚：太平天国战后南京新修家谱释读——以光绪上元《朱氏宗谱》为主
家谱，作为家族生活中一系列“社会事实”的重要记录，即已包含了对其历史的叙述，而家谱研究应先深入文本叙述，为“文本社会学”“文本社会史”等相关研究奠定文献基础。作为现存为数不多的太平天国战后新修南京家谱，光绪上元杨柳《朱氏宗谱》具有重要的文本价值和历史意义，藉由世系、行传等人物资料的综合分析，从中不难得知“洪杨丧乱”对地方家族的破坏，以及战乱离散之后南京家族的重建的困难。进言之，以杨柳朱氏为代表的一批上元经商家族，在战后推动地方重建、家族恢复的行动，与其在外埠经商的地域网络、地方传统密不可分，且在当时兼有在内、外双向的现实意义可言。
曾龙生：宋元明时期龙虎山张天师始迁祖的建构与接受——以天师世系类文献为中心
为了在龙虎山张天师与蜀汉张天师之间建立关联，论证龙虎山张天师是蜀汉天师张道陵的正统裔孙，宋元明时期编撰的张天师家牒和张天师传记都在努力建构龙虎山张天师的始迁祖（包括始迁祖师和始迁祖先）。这一“建构”虽然最迟从北宋中期前后便已开始，但迟至明初才最终定型。其间由儒释道人员撰写的、幸存至今的天师世系类文献等在采信不同版本的张天师家牒和《汉天师家传》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三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龙虎山张天师的始迁祖师和始迁祖先均为第四代天师张滋。这种看法很可能与此前张盛作为龙虎山张天师家族始迁祖先的认同产生了强烈冲突，所以一些文献又在此后提出了第二种看法，认为龙虎山张天师的始迁祖先是第四代天师张滋之弟张盛，始迁祖师则是张盛之子、第五代天师张昭成。这种看法导致龙虎山张天师的始迁祖师和始迁祖先的认同发生了分离，龙虎山张天师继承汉天师位的正统性也由此惹人怀疑，所以一些文献又在此后提出了第三种看法，认为龙虎山张天师的始迁祖师和始迁祖先均为张盛，且张盛而非张滋才是第四代天师。这种看法最终使龙虎山张天师始迁祖师和始迁祖先的认同合二为一，由此彻底解决了龙虎山张天师继承汉天师位的正统性问题。为了让世人信服和接受这种看法，元明时期提出这种看法的文献采取了模糊化和特殊化的叙事策略，以表明龙虎山张天师继承汉天师位的正统性，以及现任天师继位的合法性。第三种看法由此在元末明初获得了官方和民间的普遍接受，使得龙虎山张天师始迁祖的建构基本定型，龙虎山张天师正统性的建构也至此基本结束。
廖涵：嵌入乡族：国家政权建设的闽西实践（1935-1949）——基于地方档案与族谱文献的考察
1935-1949年间，国民政府在闽西地区推行了严格的保甲制度，是现代国家建设的闽西实践。不过，区乡保甲体系的架构基于传统中间市场-基层市场-村落的乡村结构；进入基层行政机构的官员，多为青年群体且受过新式教育，他们实是传统绅士的代际更迭，未能摆脱乡族传统的约束。“新县制”施行后，在地方自治的名义下，乡族势力积极参与、主导基础教育和乡村建设，基层政治权力转移到地方豪强之手，以致乡族势力得以借选举活动联合基层政府、地方精英应对社区外的竞争势力，形成了一个嵌入了基层行政机构的新式乡族网络。这表明，传统社会从未站在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它不仅孕育了现代国家倡导自治机制，也能用当地人理解的方式接受乃至改造国家权力而融为地域社会的一部分。
刘永华：粮局与图会：清代徽州图甲制度变动的一个动向
本文以清代徽州婺源十六都十全会为例，具体讨论图甲会社的演变轨迹、组织框架及运作实态，阐述图甲会社兴起的制度背景，揭示王朝制度在社会生成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赵树冈：清代台湾契约文书中的亲属与财产关系
清代典妻、卖妻普遍发生在全国各地，这类将妇女如商品进行的交换都属于律令明禁但民间习以为常的行为，而家中缺乏劳动人口的寡妇因无能力维持生计，也经常以招赘夫的契约婚形式维持生计，通常伴随各类名义价银进行的收养或过继更是相当普遍。从大量人身转移所引发的纠纷判例发现，地方官员倾向于依契约内容决断，学者普遍认为清代妇女或幼童如动产（portable property），可以透过父母或丈夫转移给第三方。正因为除了生育外的家庭成员都伴随着财务交换，甚至被西方学者描述“交易家族”（transactional family）。本文将从经济人类学的视野，分析清代台湾的“人价”以及透过交易家族个案的形成与解除剖析俗民观念在契约制约下的亲属关系与社会关系。
廖华生、孙许坷：明清徽州民事诉讼造谎与官府的处置——以诉讼文卷为中心
明清徽州的民事讼案，无论小规模的个体诉讼还是规模和影响比较大的集团诉讼，大都存在造谎情节。对此，明清两朝官府处置方式迥异：明代常见承审官员援引《大明律》“诬告”或“不应为”条对造谎情节予以处罚的案例，清代则只见于极少数诉讼层级比较高的大案要案，对于诉讼至府或县案件承审官员的裁判相对自由，一般是不作处理；明代承审官员在依法对造谎犯人判刑后，还会按照当时民事审判的通例对刑罚减等并将刑罚判赎，造谎犯人最终所受到的处罚方式是纳米（谷）或纸赎银（明前期是纸劄和赎铜、赎钞），清代则未见此事例。从明清两朝官府对民事讼案造谎情节处置方式这一角度看，明代民事裁判较清代更为规范，民事诉讼成本也远较清代为高。明清民事裁判的这一差异应该是考察“无讼—好讼”、“调解—裁判”等问题的重要历史背景。
王正华：清代税契票考析——以山西、徽州文书为例
清代山西、徽州等地州县发行的税契票、税契执照延续了元明税票制度，其主要作用是作为缴纳契税的即时凭证以替代契尾。税契票得以产生的制度基础和历史情境主要有三点：（一）清代投税时限缩短，地权交易频繁，州县请领契尾与税契即时发给凭证之间存在时间差；（二）乾隆十四年之前税契制度的频繁调整；（三）战争等特殊情形下契尾未到而又亟需征收契税。税契票发行的背后涉及：（一）中央与地方财政之争；（二）以攒典、官牙、经承书役、地方里甲、乡约为代表的中间团体，乃至于地方州县官员个人，与国家公利之争。清王朝所实施的杜绝“私票”、严查包揽、定额征派、循环核对、设置专人稽查等措施主要关注契税流向，对于目的是获得行政机关纳税凭证的业户而言，诸如包揽等市场性方式反而更为便利。
魏德毓：宋以来福建东湖水利治理模式演变的个案研究——兼论水利集团问题
水利是中国传统农业最重要的生态资源，围绕水利保护、利用形成的水利集团的研究则中国水利社会史长期关注的焦点。本研究以地方志、碑刻文献为主要研究资料，分析东湖水利系统的个案研究，探讨水利共同体的问题。研究认为，从隋代林峣捨田建湖以后形成了东湖水利集团，水利治理模式经历了唐宋国家积极介入、明代官督民办到清代民举民办的转变。但是东湖水利集团没有充分发挥遗爱祠的象征意义，建立仪式性联盟，强化内部联系。水利集团依靠国家和士绅力量维系，只是时代不同，侧重点不同而已。
苏东来：国家与地方互动视野下河北大运河景县段“十五里口重修义渡碑”试析
2022年8月11日笔者在景县政协副主席马丽华女士陪同下，踏勘了位于景县刘集乡十五里口村内的“十五里口重修义渡碑”。该碑系清宣统元年（1909）吴桥县知县吕调元倡修运河西岸十五里口义渡而立的功德碑，主要记载了义渡修建背景、经过、时间及捐款个人、村庄名称、金额、章程等，为我们研究清末河北境内运河两岸民间义渡创建及运营提供了实物见证和史料支撑。
劉興亮：清末民初碑拓的購藏與市場交易
本文對清末民初碑拓購藏與交易的規模與交易主體以及定價機制、拓片價格、交易的方式等進行討論。認爲彼時碑拓交易主體以專營、兼營店鋪與私人購藏群體爲主，二者共同影響着拓本市場的價格走勢，但最終的定價權實際掌握在熱衷收藏的仕宦階層與文化精英手中。新興專營拓鋪主要集中於北京、上海等文化與市場較爲發達地區，受時局影響，交易雖盛但相較購藏群體的消費能力，整體價格不高，且精拓、舊拓與新拓間價格差異較大。一般市場交易方式，除坐商、侍購、竄貨等古玩業通行方式外，預售、寄售、拍賣等方式此時也都相繼在碑拓交易中出現，且極富行業特色。
马健雄：“大一统”与滇缅边疆的建构：代表边界的石碑与神灵转世神话
回顾由交通线串联起来的云南西部各主要坝子与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区域之间的滇缅边疆不同类型边界的建立过程，文章描述了与滇缅边界相关的有关诸葛亮、三崇神以及王骥、邓子龙等明代武将作为边疆神灵持续转世的边疆神话及其影响，作者指出，在王朝国家更替、明清时期中国与缅甸洞吾、雍藉牙王朝之间的战争背景下，滇缅边疆社会长期以来发展出一套将明清时期国家派遣的边臣神化的信仰体系，边疆民众将这些代表国家征伐的力量以“神灵转世”的方式进行整合，以同一化的转世神话隐喻，来诠释中华政治与文化的“大一统”在边疆的稳固性。十九世纪末以来，随着缅甸的殖民地化，边疆民众关于边界的历史与文化诠释也随之改变。在滇缅边疆社会文化脉络中，民众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建立了一个关于边疆和边界的宗教与神话框架来诠释国家体制的稳定性与历史动态，围绕着代表国家边界的石碑发展起来的“边疆神灵的转世”的宗教神话，成为滇缅边疆地域性宗教文化建构的重要特征。
郭广辉：清代四川宗教信仰与移民社会整合——以洛带碑刻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是探讨清代中国移民史和四川社会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以社区形成为视角，通过具体考察洛带的碑刻史料，可以发现宗教信仰在移民社会整合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进程可分为三个层面：乡村神庙与神会是乡邻凝聚的组织，场镇上的会馆和祠庙是场镇与村落联结的纽带，“乡神”是场镇社区与地方认同的象征。大约在19世纪初期，清代四川移民社会整合进程基本完成，场镇社区的形成是其结果和表现。研究“移民社会”，需要建立兼顾社会结构和行动者（包括移民、土著和其他身份人群）能动性的理论框架，对“移民所在的地域社会”作整体、全面的研究和思考。
黄瑜：习字与立契：清代中国西南“洞苗”村寨的读写实践初探
通过分析中国西南地区“洞苗”村寨一户家庭中延续四代人使用、抄写和保存下来的汉字文本性材料，并结合该村寨书写和保存下来的各类型契约文书，尝试对清代晚期以来中国西南地区非汉族群学习汉字与立契的过程进行初步探讨，并且尝试初步探讨汉文字在清代以来中国西南乡村中的流传情况、使用情境和重要意义。
任智勇：咸同之交的吳煦與東南政局
1853年太平军沿江东下，进入了清政府财赋之区的江南地区，使得清政府的财政几近崩溃。江南地区的鏖战与开埠之后对外贸易集中于长江一线，也使得东南财赋进一步向上海地区集中，并成为清政府最大的税源地。在此时段江南地区的研究中，政治史的多注重何桂清、薛焕等人，于实际掌握上海财赋、令湘淮欲去之而后快的吴煦研究仍显不足，甚且连吴煦的生平错误颇多。
国内外学界关于这个时期反太平天国势力的研究多集中于皇权（尤其是祺祥政变），或者是湘淮军系统，对于非湘淮系统的清政府方面多付阙如。在这个时期江浙的官员中，吴煦是比较活跃的一个，他不仅积极参与到清政府与列强的交涉之中，还是1859-1862年间重要的财政掌握者：控制着江海关和上海地区多达400余万的税款收支。此外，他长袖善舞，是江浙官员来往的重要中间人。
本文拟以《吴煦档案选编》和相关档案为基础，探讨以吴煦为中心的苏南政局的变动，以求教于方家。
孟庆延：地方精英与政治传统的生成：以赣南闽西苏区为中心的讨论（1927-1931）
革命政党是如何构造自身的组织制度和原则，并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不断生产对组织原则进行正当性生产的？又是如何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推进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的？本文聚焦于革命政党领导下的红四军在1927年到1931年间开拓赣南闽西苏区过程中的革命实践，尝试揭示在当时复杂的社会历史状况下，红四军是如何处理自身与各级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和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在实践中既实现对地方社会的再造、又完成对自身正当性的生产的。本研究综合运用档案文献、忆述资料、方志谱牒等材料，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重新理解革命政党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关系，并回应抽象的革命理念与意识形态是如何在具体历史时空中演化为政治话语和组织原则的，从地方史与社会史的角度理解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社会过程。
董乾坤：茶业、市场与地方社会——以晚清祁门县为例
自唐代永泰元年（765）祁门建县始，茶叶就是本县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由此产生的茶业成为该县民众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至晚清时期，随着祁门茶业经济的发展，该部门的收入成为国家筹集军饷、应付战争以及地方建设的主要来源之一。在国际市场对祁门红茶需求不减的情况下，祁门当地的交通成为茶叶运输的一个障碍。为改善当地交通条件，便于运输茶叶，当地民众在茶商的资助下，积极组织人员，改善地方交通。
曾伟：明清山西方志刻工研究
本文通过对明清山西方志刻工信息的梳理，考察刻工的籍贯、分布、工价等内容，同时以稷山葛氏家族为个案，探讨刻工家族发展、技艺传承的影响因素等问题，深化华北地区印刷文化史研究。
張傳官：秦漢人名之爲史料——以出土文獻爲中心
古代人名往往反映了當時的歷史背景與思想觀念，具有社會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價值，秦漢時期的人名（尤其是雙字名）也是如此。出土秦漢簡牘和璽印文獻中有大量的雙字名材料，體現了中下層社會階層的人名使用情況。本文以出土資料爲中心，結合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從取意、異寫、結構三個方面來討論秦漢雙字名研究的不同維度。
孙博文：闽赣田野调查中的匠书形态研究与地方建筑志话语书写
笔者在近年于闽赣地区进行的相对密集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民间资深匠人手持一本手抄匠书似为一种悠久的习俗，其内容保留了民间真实营造方式的原生态信息。本文试对调研所搜集到一定数量原始手抄形态的民间匠书相关一手资料进行展示、整理与分析，基于样本数量反应文本形态从个体到地域上的异同，也从一个侧面对民间建筑知识体系的若干重要特征进行阐释。
欧玄子：技術過程視角下大木工匠對地方文獻的利用與再造——以閩西鄧村祠堂六次算水的營造實踐為例
民间文献具有鲜明的公共性存续了它在地方生活世界中的生命力，其中与民众构成互动的部分被不断展演、更改乃至创生，并以层累积薪不断持存更新，成为地方知识的重要载体。大木作是民居营的核心技艺之一，以其为代表的传统匠作更多强调默会知识与实践，而劳动过程和传承却凸显出包含文献、图绘等表征知识的必要性，在实践中观察技术过程与文献互动，是以整体性视角理解地方文献的有效路径。本文将以闽西J村祠堂扩建施工的乡土营造事件为例，强调工匠作为活生生的使用者这一视角，而非文献的收藏者或者研究者视角，对木工与颂梁词文本的互动过程进行深描。颂梁词作为当地乡土营造中上梁仪式必备文本，在社会多样化程度较高的闽西地区其内容高度结构化却又变化频繁，施工团队所用颂梁词历较完整地呈现了地方文人撰写、工匠使用、特殊保存的总过程，有助于探索从行动过程视角观察地方文献的生成、展演和变化的基本逻辑，以期扩展理解民间文献的多元途径。
王翊加、罗涵月、杨园章：制图与地方认知：18-20 世纪东南山地家谱里居图意象图式分析
环境认知科学研究证实，在地方认知形成过程中，心智借助意象图式将空间结构化、概念化并赋予意义，因此对意象图式的研究是理解地方认知形成机制的关键。本文以家谱中描绘本族群聚居环境的“里居图”为对象，通过对意象图式作用的结果——“地图”图像学和统计学分析，反推其绘制行为背后的图式逻辑。分析结果表明，图面表达上呈现出非标准化、主观特征的里居图在意向图式层面具有完整、封闭、明确的结构。里居图的制作者通过将文化景观、生产生活、自然和祖先崇拜三重意义编织进基础的意象图式结构中，建构了村落尺度上社会与自然协同的地方认知。
罗桂林：从地名建构国家——近代中国城市地名演变的一个方向
从外国侨民居留地到各国租界，从偏居一隅到三分沪滨，近代以来上海租界始终处于扩张之中。这不止源于中外间的不平等条约关系，它更是租界内外多重因素作用下“套利空间”形成的结果。租界内外在政治环境、市政体制、公用事业、房地产经济、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使租界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套利空间”。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在租界内外游移进行“空间套利”的机会，而且还不断地将周边华界也卷入进来，通过租界化变成新的“套利空间”。上海租界早期的快速扩张，与租界存在明显的“空间利差”优势是成正比的。但随着租界内外在政治环境、市政体制、公用事业、房地产经济、生活方式等方面逐步趋近，租界的“空间套利”优势不断流失，这就注定了租界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停止扩张的进程。
李春圆：城乡与僧俗：借贷契约所见的元代吐鲁番与黑水城的社会结构
在元代西北的吐鲁番、黑水城两地，虽然都是绿洲型的生态环境，但二者因为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同样的“春借秋还”的借贷行为背后，却有着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在吐鲁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着成熟结构的社会，这里的人主要都是说回鹘语的回鹘人，佛教是这里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寺院可以成为区域社会、文化与经济的中心，扮演着文化精英、地主和放贷人的三重角色。但在黑水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战乱破碎之后的、主要靠官府的力量组织起来的社会，城内的（以官吏为主的）富户和城外的（很大一部分是屯田军民的）贫农户构成了黑水城的两个主要经济群体，城市是这里的经济中心，“春借秋还”则是城乡之间的（并不均衡的）经济循环的一个环节。黑水城的地佃关系极不发达，所以城市富户并不是地主；同时，黑水城地区的人群来源、族群背景和语言文化非常多样，所以这里的富户也不是能够统合全社会的文化精英，至多只能在各自的语言文化圈内具有影响力。
李军：儒佛之间：宋元鼎革之际士人的信仰参与——以黄公绍为中心
宋元之际著名音韵训诂学家黄公绍的文集《在轩集》中，有不少他参与地方信仰活动的记载，为我们探讨士人的信仰观念与实践，提供了珍贵资料。黄公绍长斋奉佛，热心于参加各种仪式活动，这一方面是因其个人对佛教的虔诚信仰，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仪式大多属于为地方社会祈福禳灾的公共活动。在宋元鼎革与社会重建背景下的，佛教信仰，尤其是普度仪式的举行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意义。通过这些仪式参与，作为地方精英的士人得以行使保卫地方的社会责任与文化权力。
許源泰、唐暢、朱俊凱：從民間文獻看星洲企業家李俊承居士
本文根据新加坡的旧报纸档案、企业家兼新加坡佛教总会创会主席李俊承居士的个人诗集、古印度游记，以及留存于中国福建永春的几通石碑，探讨李俊承作为新加坡华社领袖，乃至华人佛教界领袖的杰出贡献。身为大企业家和大银行家，李俊承居士曾经是陈嘉庚筹款赈灾的得力副手，二战时不幸被日军逮捕入狱，忍辱负重，继续以其社会影响力和大乘佛教界的资源，拯救了数千名年轻男子，但也因此蒙冤受屈后半生。本文通过上述各类文献，试图挖掘与还原李俊承居士在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生平与贡献。
李朝凱：清代台灣文昌會/社學的組織運作與社會互動
民間信仰組織是剖析傳統社會的利器。本文旨在運用民間歷史文獻與日殖時期調查資料等史料，探究清代台灣文昌帝君神明會的性質、組織結構，及其運作方式。首先，探究位於清代台灣府彰化縣的社學（文昌會）的性質；其次，分析此一社學（文昌會）的組織結構、經營方式與運作效益；最后，闡明該社學（文昌會）的成員數量、身份及其與地方社會的諸項互動，說明必須重視傳統地方社會的「世代交情」與「做人情」的重要性。
马文睿：从“异俗”到“异教”——清代制度性回民身份与“瞎汉”群体
明代以来回民社会中长期存在一个缺乏宗教知识，不做礼拜的庞大“瞎汉”群体，对于旁人来说他们仅仅是一种“异俗者”。清代改、裁卫所制度后，一方面回民社会中原本的领导者，世袭武官阶层其稳定地位消失，另一方面清廷出于利用与防范回民军事力量，发展出的制度性回民身份，依托坊寺，组织起回民保甲体系。这使得回民军事阶层与“瞎汉”群体不得不重新倒向坊寺所代表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由此真正完成了与回民社会的深刻绑定，并不断内化为回民的身份认同的基础。
（論文摘要經作者授權發佈，引用請聯繫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