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 | 《民俗曲藝》第221期

胡劼辰。〈「筆籙」鉤沉：明清扶乩的一個子類型〉。《民俗曲藝》221 (2023.9): 31-80。

Hu Jiechen. “Rediscovering the ‘Brush Register’: A Sub-Type of Spirit-Writ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1 (2023.9): 31-80.

Abstract

「筆籙」一作「筆錄」，主要流行於帝制晚期中國，屬於廣義扶乩的一個子類，與文昌信仰及科舉文化關係密切。筆籙修煉者無需藉助乩筆與乩沙，直接執毛筆於紙上寫下通靈所獲的內容。筆籙最初常用於八股文的練習和科場應試，後被部分實踐者發展為文昌壇中的一種降經手段。近幾十年來鮮有學者注意到這一傳統，本文的目的就是通過搜集和梳理相關材料，以鉤沉這一被忽視許久的宗教實踐。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分析散見於文人筆記小說等敘事材料中的相關記載，試圖還原出筆籙的核心元素。第二部分主要分析修煉筆籙的具體個案。第三部分主要分析幾種用於修習筆籙的科儀手冊。通過以上分析，本文希望鉤沉出筆籙的整體概況，並大致展現出它在扶乩光譜中的具體生態位。

張玉清。〈近代江南鄉紳的扶乩結社與地方社會：以川沙道善壇為中心的考察（1895-1945）〉。《民俗曲藝》221 (2023.9): 81-136。

Zhang Yuqing. “Gentry, Spirit-Writing Groups and Local Society in Modern Jiangnan: A Case Study of Daoshan Tan (“Altar of Doing Good”) in Chuansha, Jiangsu (1895–1945).”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1 (2023.9): 81-136.

Abstract

本文以川沙道善壇為個案，探討近代江南鄉紳的扶乩結社活動，及此類社團與地方社會間的互動關係。道善壇是川沙鄉紳朱源紹等人，在光緒二十一年（1895）於縣城至元善堂內部建立的呂祖乩壇。至元善堂是清末民初川沙地區最重要的地方慈善組織，在當地自治運動中居於核心地位。通過乩壇成員的交遊網絡與對外宣傳，道善壇在1920年代成為一個頗具規模的扶乩團體，吸引了上百名信眾。

本文利用道善壇刊印之善書及鸞諭資料，首先追溯道善壇成立與發展的過程，繼而呈現其扶乩活動與信仰內容。本文尤其關注道善壇信仰的地方特徵，如壇守神鄔景超的身分，及鸞諭對地方事務的關懷。其次，本文將考察乩壇成員的身分及其社會活動。道善壇與至元善堂的主事者多為川沙鄉紳，他們中的一部分在清末民初取得了地方自治的領導權，成為當地商會、農會及自治籌備公所的領頭人。因此，道善壇還是一個地方精英群體的集體行動，這個群體和川沙其他精英（如黃炎培等新派人士）之間的界線與對照值得探討。最後，道善壇並非一個孤立的扶乩團體，它與南匯輔化壇、上海覽德軒等鸞壇關係密切。本文將利用相關鸞諭史料，揭示當時存在於上海周邊地區的這一鸞壇網絡。

楊春宇。〈維新時代的「脫魂術」：近代雲南遊冥類鸞書中的文體、技術和劫運觀〉。《民俗曲藝》221 (2023.9): 137-86。

Yang Chunyu. “Ecstatic Journeys for an Era of Renewal: Genres, Techniques and Views of the Kalpa in the Phoenix Books on Touring the Underworld from Modern Yunnan.”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1 (2023.9): 137-86.

Abstract

1840年興起於川東的「飛鸞救劫」運動在1850年代傳入雲南之後，各地善壇興起了著作鸞書的熱潮。在乩鸞和降像等附體類通神技巧之外，遊冥術作為一種脫魂術，推動了遊冥故事與善惡案證兩類文體進一步融合，促成了長篇遊冥類鸞書的出現。這類鸞書以《洞冥寶記》為代表，將冒險故事與神仙訓諭、善惡案證結合在一起，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字表現力。本文通過梳理在當地搜集的宗教文獻，追溯這類鸞書在雲南的發展，從中可以看到善壇在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關注和危機感。從清末的紅白旗戰爭到民國的抗日戰爭再到1949年後的現代化，善壇在一個不斷更新的世界中持續發出自己的聲音，以「上、中、下三元」的劫運觀集中表達對時代的判斷。他們一面堅守宗教使命，一面也在不斷自我調適，顯示出民間宗教的強韌生命力。

李志鴻。〈《大乘開香作用科文》與《五部六冊》寶卷的流傳〉。《民俗曲藝》221 (2023.9): 187-220。

Li Zhihong. “Dasheng Kaixiang Zuoyong Kewen and the Spread of the Precious Scrolls of the Wubu Liuce.”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0 (2023.9): 187-220.

Abstract

歷史上，閩浙贛邊界地區盛行羅祖教，至遲在明萬曆年間《五部六冊》寶卷已在該地區傳承不絕，其版本函括明萬曆元年、萬曆十二年、萬曆十九年，以及清雍正七年、道光二十七年、光緒十年、光緒十九年等多種。《大乘開香作用科文》俗稱《開香本》、《起香本》、《舉香本》，所謂《開香本》實為詳載念誦《五部六冊》寶卷的方法以及儀式程式的科儀藍本，有清同治四年、民國二十三年刊本等，晚清民國以來的手抄本則不計其數。《大乘開香作用科文》不僅詳載羅祖教傳承的字派、歷代祖師名諱，亦涉及多種儀式類型，諸如：開香、報恩、還受生等儀式。對《大乘開香作用科文》進行研究，既可探究明清以來羅祖教在閩浙贛地區傳行、衍化的歷史，亦可知《五部六冊》寶卷通過儀式活動在廣大民間社會傳衍的實際情形。《大乘開香作用科文》亦提醒我們，從儀式實踐的角度入手，將對民間宗教與民間社會的關係有更深入的認識。

宋軍。〈《通天混海圖》析論〉。《民俗曲藝》221 (2023.9): 221-72。

Song Jun. “An Analysis of the Tongtian Hunhai Tu.”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1 (2023.9): 221-72.

Abstract

關於「成化禁書」經目及其中的若干同名存世經卷，正引起中國民間教派研究者的興趣，因為它有助於我們認識十五世紀甚至更早的民間教派信仰的狀況，上世紀末發現的《通天混海圖》抄本為我們提供了又一個有價值的文本。本文重新校勘了「成化禁書」經目，並基於《通天混海圖》的經文內證，同時輔之以外證，論證該經是成書於明初、以末劫為主題的預言書，包含有明清教派經卷所共有的若干應劫救世母題，可以被定位作早期經卷。關於《通天混海圖》與「成化禁書」關聯性的問題，本文從李賓題本中歸納出可能來自「成化禁書」的若干標記，再展現它們程度不等地出現在包括《通天混海圖》在內的七部疑似「成化禁書」的存世經卷之中，從而推斷這些經卷至少屬於「成化禁書」的後世衍生本。此外，本文通過文本互涉的方法，說明《通天混海圖》與《照仙爐經》、《三煞截鬼經》之間，存在着相當程度的關聯性，從而證實曹新宇提出的「成化禁書」應被視為一個整體的假說。

江趙展。〈「教派化」與「民間信仰化」之間：戰後淡水行忠堂之變遷與新形態〉。《民俗曲藝》221 (2023.9): 273-333。

Chiang Chao-chan. “Between Sectarian Religion and Local Cult:Transformation and New Forms of the Tamsui Xingzhong Tang Phoenix Hall in Postwar 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1 (2023.9): 273-333.

Abstract

「教派」（sectarian religions）與「民間信仰」（local cults）長期作為華人宗教研究的分類架構，然而應如何適當的區別二者？本文嘗試透過「宇宙觀」、「組織化程度」及「儀式種類/類型（特別是文字傳統、口語傳統之差異）」作為判別標準；若上述程度越完善，則可視為往教派化發展；反之則向民間信仰化邁進。

不過鸞堂並不容易在此二分法以及單向發展的框架下被歸類。因此筆者嘗試捨棄非A即B的架構，並以北臺灣著名的鸞堂—淡水行忠堂—作為個案，將其置於「教派—民間信仰」的光譜中做觀察。其中筆者發現，鸞堂是一種既可轉變為教派，又可朝向民間信仰發展的中介性（liminal）宗教組織。

在教派化的歷程中，戰後行忠堂曾透過再版過往鸞書及短暫成立「淡水孔學會」等方式發展，但此過程僅為曇花一現。大約與此同時，亦可發現行忠堂的扶鸞也隨着社會變遷，從原先的「不開言」轉向與乩童相近的「開言」形態，呈現一種「民間信仰化」的趨勢。之後，該堂也藉由納入「拜斗/建醮」與「誦經團」所構成的「法會」作為其主要的儀式。而法會中所具有的綜攝性質（syncretism）也再次將朝向民間信仰化發展的鸞堂，帶入了另一種中介性的新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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