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訊 | 《民俗曲藝》第223期

摘要

孫俊彥。〈調意曲與早期琴調的音樂性質〉。《民俗曲藝》223 (2024.03): 1-50。

Sun Chun-yen. “Diaoyi and the Musical Features of Early Qindiao.”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3 (2024.03): 1-50.

Abstract

琴調是琴樂構成的基礎。明代多數的琴譜當中，都收有各琴調的「調意曲」，暗示其具有幫助琴人演奏並理解琴調的作用。但古代文獻對琴調的音樂性質或是調意曲的着墨甚少，有待琴界的探索。為了進一步瞭解明代以前所使用的早期琴調，本研究選擇以《事林廣記》、《太音大全集》、《神奇秘譜》及《西麓堂琴統》中所收錄的調意曲為主要研究材料，理由是這四種文獻的時間較早，有助於揭露琴調的早期性質。另一方面這四種文獻所收錄的調意曲，彼此之間具有差異性，可以看出琴樂在長時間實踐下的可能變化。透過調意曲的分析，本研究發現早期琴調除了音階構成、畢曲音以外，還具有諸多音樂性質，例如慣用的旋律型、特殊的取音位置、音樂色彩的布局、終止式等。顯示早期琴調的內涵其實豐富而多元。藉由認識琴調的音樂性質，有助於更貼切地解讀古譜，進而重塑古調的音樂面貌。

程美寶。〈清代嘉慶年間以來廣東「粵謳」的流變軌跡：詩文日記、唱詞曲譜與聲音材料的綜合性研究〉。《民俗曲藝》223 (2024.3): 51-104。

Ching May Bo. “The Transformation of Yueou (Cantonese Songs) since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Studies of Sung Oral Narratives by Examining Written, Printed, and Audio Materials”.”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3 (2024.3): 51-104.

Abstract

本文以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流行於廣東省城（今廣州）珠江畫舫的以粵語演唱的「粵謳」為探討對象，檢閱紙本及錄音資料，結合觀察和實踐，追溯其流變軌跡。筆者認為，粵謳興起的年代，最早可追溯至嘉慶十六年（1811），而私人日記等材料，亦揭示了許多過去少人注意的演唱和聆聽粵謳的細節。就《越謳》編者誰屬的問題，筆者爬梳出更多資料，認為可斷定為南海文人招子庸。同治光緒年間的文獻，反映了粵謳在彼時已不流行；時至晚清，粵謳更像一種供閱讀的文體而非演唱的歌體。幸好，二十世紀二○至三○年代出版的數種粵謳樂譜，以工尺譜記下粵謳的一種時興的唱法；六○至八○年代，香港一位瞽姬的錄音，則留存了另一種可能更貼近清代的唱法。種種材料，反映了男性和女性在書寫傳統和口述傳統對曲藝的承傳，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亦對當代唱曲者重新演繹粵謳，有莫大的啟發。

林傳凱。〈閻王、三姑、白蛇傳：戰後地下黨的「工人政治戲劇」（1949–1950s）〉。《民俗曲藝》223 (2024.3): 105-51。

Lin Chuan-kai. “Yan Wang, Sangu, and the White Snake: A History of the “Workers’ Political New Drama” of the Post-War Underground Party (1949-1950s).”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3 (2024.3): 105-51.

Abstract

本文爬梳與戰後初期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工人政治戲劇」。本文指出，自1920年代臺灣出現以戲劇改革社會改革的實踐後，長期存在「階級身分」及「與地方社會扞格」的雙重門檻，導致參與者乃至於觀眾多為知識分子。戰後，地下黨基於動員工人的目標，基於其文藝觀，開始出現運用本地語言、本地劇種、並邀請工人進入編、導、演等環節的實驗。其中，劇情更積極挪用工人熟悉的神、鬼、妖故事並批判性的加以改造。這催生了兩種特殊的戲劇案例：工人臺語話劇、改良歌仔戲，並一度於1949年於臺北市的工人間引發熱烈迴響。不過，隨着1950年「白色恐怖」，這些參與者最終以死難收場，導致剛浮現的跨越雙重門檻的潛力就此告終。

李淑如。〈異鄉人成神： 臺南地區日本人成神的信仰與傳播研究〉。《民俗曲藝》223 (2024.3): 153-214。

Lee Shu-ju. “Foreign Gods: Research on Legends of Japanese Becoming Gods and Contemporary Popular Religious Beliefs in Tainan.”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3 (2024.3): 153-214.

Abstract

日治時期（1895–1945）對臺灣的歷史與文化發展而言，是一段深刻且巨大的改變，五十年的時間在臺灣民間留下大量的傳說，也豐富了臺灣民間信仰的內容。除了「一街庄一社」的日本神道傳播外，民間信仰出現祭祀在臺成神的日本人的現象。現實社會中日本人治理臺灣，在神靈的世界中，日本人也進入臺灣神明的譜系。臺灣民間在日治時期末尾開始出現祭祀死後成神的日本人，這些神祇的數量不少，且有緩慢增加的趨勢，但過去的學術研究成果，比較缺少系統性的論述，筆者認為尚有可討論的空間。

祭祀日本神的廟宇散見臺灣各處，並未自成一個信仰系統，隨着民間信仰的多元開展，近年來有更多人注意到日本神的存在。而這些神祇又以臺南為多數，本論文擬解決的問題為日本神如何被臺灣民間信仰所接受？日本神祇信仰彼此間有何不同？此脈絡信仰如何在臺南民間信仰持續發展以延續香火並擴張信仰範圍？透過上述這些問題的釐清，理解曾經被殖民的臺灣人如何接納與殖民政府相關的信仰神祇，映現何種殖民記憶？如何展現民間信仰的包容力，同時也讓此信仰在地化，發展出獨特的信仰樣貌，更展現戰爭經驗對民間信仰的影響。

鍾雲鶯。〈張東初與廿世紀越南明師道德濟宗的發展：以人物為中心的探討〉。《民俗曲藝》223 (2024.3): 215-75。

Chung Yun-ying. “Chang Dongchu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etnam’s Tông Đức Tế of Minh Sư Đạo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Case Study of Proselytizers.”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3 (2024.3): 215-75.

Abstract

1863年，先天道張東初傳道越南，並以明師道為名，廣為傳播，影響了越南的民間教派。本文乃探討張東初自立稱祖的自我論述，並以廿世紀明師道德濟宗發展的關鍵人物為主。

張東初是先天道第一位落實海外傳教者，並在東南亞廣設道場，他以此論述接續先天道祖師之位的正當性。

廿世紀明師道德濟宗的發展，初期以張東初的後輩張道新在越南中部發展優異，張氏的弟子程道清成功地在北部發展，開辦以女性修行團體為主的明師道佛堂。

阮覺原是明師道成功在地化的關鍵人物，以他為核心的德濟佛堂系統多以越南人為主，奠定了明師道在南部的厚實基礎。

王道深是先天道東初派的第九代祖師，長期經營越南，他以越文撰述明師道的皈依證明，申辦「南宗佛堂居士教會」，對明師道產生重大影響。

阮偉華。〈臺南關大駕初探：以西羅殿與米街忠澤堂大駕為例〉。《民俗曲藝》223 (2024.3): 277-318。

Juan Wei-hua. “Kuantuā kà in Taina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Xiluodian and Rice Street Zhongzetang.” Journal of Chinese Ritual, Theatre and Folklore 223 (2024.3): 277-318.

Abstract

「關大駕」是臺南相當盛行的信仰儀式。大駕是由四人所扛，無轎頂僅以紅布覆蓋的藤轎，行進方向由神明作主指示，扛駕人員配合之。關大駕的高峰是在民國六○至八○年代（1972–2001），而後不少宮廟因時代變遷、產業形態改變，人員逐漸忙於加班或輪班而減少關大駕，乃至停關。雖然可惜，但約於民國一百年（2011）開始，些許宮廟已慢慢復甦或是開始關大駕，復振逐漸失落的信仰儀式。

關大駕通常在晚間進行，從站駕到神明坐駕，短則一至二小時，長則三至四小時，也有站了四小時後神明未降駕者。再者，大駕的行進路線全由神明主導，因此無人可以準確預測當天關大駕的時長與路線。此外，大駕出門必為要事，並非熱鬧慶典，且擁有「跨境辦案」特權，隨時都能在路上辦事，因此廟方通常不會大張聲勢的宣布大駕出門時間。綜合以上所述，「神秘」、「低調」、「不確定性」讓關大駕相關的研究論文少之又少，甚至可說是一星半點。

筆者以田調臺南市眾多關大駕之廟宇為基底，爬梳關大駕緣由、運作方式、特點，解構大駕的組成、空間、功能，並以同為家族祀神開基的西羅殿與米街忠澤堂之大駕為例，分析兩間宮廟關大駕之異同。最後，筆者亦會提及現今關大駕所面臨的處境及可能的因應之道。

（本資訊經出版方授權發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