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的年味
罗滔滔
我的家在古蔺县二郎滩，记得小时候张学敏老师教我写的作文：我的家乡二郎滩，背靠巍峨的五老峰，赤水河从山脚下潺潺流过，二郎老街就像一条铁链·····时间过得好快，一晃我已步入不惑之年，离家二十余载，虽然每年都回去看望父母，却少有机会陪他们过年。 小时候，到了腊月二十，爸爸早早地去银行换一沓沓一元的新钱发给我们。九几年，爸爸给我们几姊妹的压岁钱就达到每人一百块的标准了，揣在衣服包包里胀鼓鼓的。我们也不懂事，最大的开销就是买火炮，花筒、冲天炮、擦炮，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里，年越来越近了。 二郎烧的是煤块，晚上封火用的煤粑，不知是不是烧煤的关系，感觉家里的扬尘又厚又黑，一到腊月二十四，公就安排幺爸到自家竹林砍苦竹扫扬尘。苦竹竹节细，枝叶密，拿起轻巧，扫尘干净。那时我们住的是瓦房，每次要扫扬尘了，我们几个小的就要把桌子板凳这些搬得动的抬到坝子里，婆戴起帽子拴起围腰扫扬尘，扬尘细细一根，有些比我还高些。我们擦桌子，擦窗子，扫坝子，烧渣渣，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 家里打整干净，就要开始杀年猪了，我家每年都要喂几头猪，猪吃的包谷面、酒糟子、菜叶、红苕，长得很肥，几个大人把猪从圈里揪出来，听猪惊抓抓的叫，我们也上蹿下跳的，想看杀猪，又害怕，难免就要被大人呵斥几句。杀猪匠是同族的大公，他手脚麻利，放血、刮毛、开膛、宰肉一气呵成，他有几个锃亮的刨子，刨几下，就把猪毛刮得干干净净，黑猪的肉也是白的，我一直想试试刨猪毛是啥感觉，又因为有点害怕大公，从来也不敢说让我试试，所以到现在，我都没有刨过猪毛。 到了二十五，在郎酒厂上班的妈妈和三嬢放假了，厂里会发很多年货，米、面、油、苹果、梨子、拉罐·····感觉好富有啊，家里再买一些糖果、花生就可以过年了。 煪腊肉是家里的第一大事，前期准备工程由妈和三嬢负责，守到煪腊肉是公和婆负责。记得家神后面的小房间是煪腊肉的，架子上密密麻麻的挂满码了味的肉，比腰还粗的树干砍成无数截烧起，火旺旺的，炭红红的，油滴到火里“呲呲呲”的响，一煪就是几天几夜，把肉煪得黄黄的香香的，让人直流口水。婆见不得我们几个向嘴，把肉切小烤熟分给我们吃，这大概就是我吃过最早的烧烤了。 然后就是炼猪油、做豆腐、炸酥肉·····前一天晚上将饱满的大米粒在清水里浸泡，第二天一早，妈和三嬢用石磨将米粒撵成细腻的米浆，抬到三婆家做米豆腐。三婆勤快、心善、手巧，对我们这些小辈最好了，米豆腐还没有出锅，我们就开始叫嚷，三婆舀一瓢倒在菜板上，三嬢给我们撒上海椒水和葱花，嫩嫩的米豆腐是我童年里吃过最美味的东西了。家里人不吃肥肉，五花肉都熬油渣，妈把熬好的油渣一碗放盐巴，一碗放白糖，随我们想吃哪种口味的。到了晚上，他们把鸡蛋、芡粉、盐巴、花椒面加水调匀，倒盆里和好就开始炸酥肉，炸排骨，每年都要炸满满几大盆，能吃很久。 从我有记忆开始，家里就有块十元面值的阎府银行印版，现今市面售卖的纸钱都是天地银行的，我的心里总觉得天地银行的钱是那边的假钱，阎府银行的才是正版。公在二十七八就要开始印福子了，他戴着皮毡帽子，身披件藏蓝色的皮衫，手持长长的烟杆，坐在北京炉边将一米见方的白纸裁成人民币大小，把墨汁和白酒倒在碗里，用棕毛刷蘸上墨汁，在印版上刷上薄薄一层墨，将白纸附在面上，轻轻按压，掀起来就是十元纸钱，我们将纸钱放在桌子上、板凳上、窗台上，密密麻麻，满满当当。待纸钱晾干后，我、二妹和猫表弟就要负责将纸钱整理成每二十张一沓的，一沓一沓整理整齐，再给公报总数，公算总账，然后根据亲疏远近将钱合理分配给亡人，用纸包好，写上亡人称谓、金额和落款。公不断叮嘱，钱一定不能算错了哈，要不然老辈子分不清钱款要回来找我们的。而小小的我们也有着大大的疑问，当时石仡佬的米粑一毛钱一个，二妹看着印好的几万块总是问：祖祖他们那边有没得一块的一毛的钱嘛，他要是拿十块买一个米粑，别个老板咋个找补喃？是赊账喃还是老板说算了不卖给你？大人回答不上来，就吓唬我们过年不准乱说话。 三十早上起来，我们穿上新的衣服鞋袜，不是买零食就是放鞭炮，大人就忙着做中午的饭菜。爸爸将四方的桌子放在堂屋正中间，桌旁摆三根条凳，靠家神为上方，下方不摆，桌子上放着六双筷子，六个碗，六个酒杯，在碗里装点米饭，酒杯里倒点酒，中间的七八个小碗里放着一点点我们中午要吃的菜，等婆吆喝一声“吃饭了”，幺爸就在坝子边点燃一饼火炮。公把堂屋门打开，在家神、屋脚都点上香烛，烧一点钱纸，公说这是叫亡。爸爸在门口的铁锅旁烧福子，他手持长长的书页，一字一句念，在对亡人的称谓前会加上故显考妣、故祖考妣、故外祖考妣、故姑娘父，落款多为孝男、孝孙、孝内侄，我虽然不太明白有些字词意思，但也知道是爸爸代表全家请老祖先人回来过年，给他们烧了钱纸，谁谁谁几百，谁谁谁几千，请他们享受晚辈的供奉。然后边念边往火里投福子，等福子烧完了，我们将供奉祖宗的饭菜酒撤下，就可以上菜开始过年了。桌子上，我上初中就可以陪着他们喝点小酒，公喝泡的药酒，爸爸、幺爸、三姑爷他们喝郎酒，我喝他们给我专属泡的蜂糖酒，甜滋滋的，我都是喝一次倒一次，下一年又乐此不疲。饭桌上，大家吃吃喝喝玩玩闹闹，一顿饭吃两三个小时，然后洗碗的洗碗、打牌的打牌、放鞭炮的放鞭炮，过年最重要的一顿我们就吃好了。
晚上七点，天已经黑压压的垂了下来，公把中午供奉祖宗的饭、菜、酒全部装在一个碗里，把碗交给我，再给我一根蜡、三根香、一把纸钱、一盒火柴，然后我一个人走到偏僻、没有灯光的路口，面朝东方，点蜡、点香、烧钱纸，口中念念有词：“淹水的、车祸的、摔岩的、无后的、没人拜的快来抢水饭了。”话毕，将碗里的饭菜倒在路边（不能倒在路上，要倒在有人正常走过都踩不到饭菜的地方），整个仪式庄严肃穆又透着神秘感，烛火摇摇晃晃，香线随着微风在我周围打转，脑补无数情节，感觉周围都是我看不到的精灵，但是他们都感激我，不会伤害我，即使这般想，我从也不会在这里久侯，拿着碗匆匆往家赶。 三十晚上不准睡觉，要守田坎，至少守到十二点，等春节联欢晚会结束、烟花火炮放了再睡。婆说了，那些不守田坎的人家，第二年他们的田坎要垮。我总在心里想，如果我不守田坎，二妹守，那我家的田坎垮还是不垮呢？一家人看“春节联欢”到十二点，鞭炮烟花开始响彻赤水河两岸，郎酒厂习酒厂就像在比赛，比哪家的烟花放得多，放得久·····红的，黄的，蓝的，绿的·····各种颜色在天空绽放，照亮我们每个人的笑脸。 幺爸幺娘最惯我们，每年都买很多烟花，大的、小的、长的、短的、天上飞的、地上转的，只要出了新品，我们都会买来试试。一岁多的西板凳不敢放花筒，只敢拿着已经放过了的玩耍，冲着刚进来的人大喊一声：“嘣！！你死了！”大家一看来人是隔壁的二伯伯，都不敢再说话，我们早就被教育过，过年的时候要说好话，死是绝对不能说的，还有就是越小的娃娃说的话越准，二伯伯今年可能······整整一年，我对二伯伯的感情都特别复杂，有不舍，有难过，也有点愧疚，但是今年七十多的二伯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迷信是不可信的。 除夕的鞭炮声、烟花声常常会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随着声音越来越小，热闹的二郎滩也渐渐进入了梦想，等天边投来第一缕光亮，二郎也迎来了新的一年，我们也长了新的一岁。就这样一年一年，我们长大了，父母变老了，公和婆也离开我们。 或许是大家搬进了楼房，家里早没有家神、四方桌和长条凳了，又或者是年轻人对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的认同感和接受程度降低，现在的二郎各种习俗已经简化了，再也找不回当初的感觉。 岁月蹉跎，时间消逝，然而无论世界如何变幻，那定格的影像，那幸福的留存，蓦然回首，往事将记忆犹新。
来源：蔺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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