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深切缅怀我的父亲王学千‖王晓明

政务   2025-01-27 15:59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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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缅怀我的父亲王学千
王晓明
我的父亲王学千是河南省陕县人,1920年6月生,2015年1月29日去世。父亲去世整整十年了,作为女儿,特撰此文缅怀父亲。

王学千像(1920.6—2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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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童年时代

陕县地处豫、陕、晋三省,以黄河为界,有句话说:先有陕县,后有豫陕晋。

陕县历史悠久,公元前21世纪至16世纪,陕县是夏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立县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90年;2016年改称三门峡市陕州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父亲就是在这个交通虽发达、山村却闭塞的地方生长到18岁。

父亲出生于陕县西张村镇人马村的农家,是家中的独子,婴幼儿时丧父,与祖母靠几亩薄田勉强为生。因孤儿寡母难以承受农田劳作,祖母无奈聘请了在外做雇工的弟弟帮衬农耕等事宜,自己则在家纺线织布维持生计。每到灾年,交不起各种苛捐杂税,祖母就会被保税所带走关押,直到家中借款交上方能保释,年幼的父亲也曾被带走关押,这对他的身心造成了严重的伤害。祖母虽为农妇,却深知读书的重要,父亲8岁便进入学堂,先入私塾后考入学校,并以学校前三名的成绩完成学业。幼年的父亲,除每日上学外,还要分担家中部分农活,上山割草、放牛是他每天必须完成的活计。连年的战争,动荡的社会以及家庭生活的日趋艰难,父亲深刻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因而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求得功名,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报效母亲的养育之恩。

1935年,日寇大举进犯华北地区,父亲所在的学校来了北平的大学生,他们在任教期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父亲的思想开始从报恩母亲到报效祖国的转变。在老师帮助下,他大量阅读进步书籍,从一个懵懂的少年逐步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了解并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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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八路军的日子

1938年初,山西平陆失守,父亲的家乡也受到日寇侵犯,地方局势一片混乱,军队抢粮抓壮丁,政府的苛捐杂税更是层出不穷,民不聊生到了难以度日的地步。就在不知出路何在时,北平来的老师为他指明方向,“到安吴堡青训班去,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中。”怀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身无分文的父亲义无反顾奔向理想之路。

作者父亲在安吴堡青训班时留影

因为没有路费,父亲和伙伴们一起扒上运煤的火车。初春的天气,寒冷未退,冷风飕飕,坐在煤堆上的滋味极不好受,担心被发现,他们只好趴在煤堆上,不敢随便走动。结果火车开出没有多久,他们还是被人发现赶下车来。他们只好徒步前行,经过一个多月努力,终于在饥寒交迫中到达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原以为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就可以进训练班学习,却不曾想,他们既无人带领、无人介绍,更没有任何机构的介绍信和组织证明,八路军办事处不予接收。经过一番审核,其他人顺利通过询问,安排了去向,而父亲却因长相身材偏小,八办负责人认为父亲不符合招生要求而拒绝了他的请求。怀揣理想,又经过艰苦跋涉,岂能轻言放弃,父亲一直赖着不肯离开八路军办事处,天天到八办招生处软磨硬泡,经过同乡的再三证明,办事处招生的同志终于被父亲的“磨工”感动,相信了他的参军决心,为他开具了进入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的介绍信。

在训练班学习的生活是艰苦的,父亲离家时身无分文,天气渐暖,他甚至连换洗的衣物都没有,更不用说生活必需品。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认真学习、改变思想、提高认识放在了首位。学习期间父亲加入了“西北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并以优异成绩被推荐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经过半个月的行军(父亲说这是他第一次长途行军,也是对自己坚持理想与信念的第一次考验),8月,父亲抵达延安,经过入学测试,被编入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八队。不久,父亲发现,指引他参加革命的两位老师竟也成为同学。入学不久,父亲便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抗大学习,为父亲思想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从被动接受革命道理,转变为主动践行理论知识,他的努力也得到抗大领导认可。父亲从抗大的普通班毕业,留校工作,后到政治队、政治工作训练班、上级干部队学习,在不断地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团结同志、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中磨砺自己。

作者父亲(中)在抗大时与战友合影

1939年,父亲在延安参加大生产运动,这对他的思想也是一次严肃的教育。在运动中学习纺线技术,这对从那个封闭的山村走出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封建传统思想的桎梏,对学习一直以来都是女性从事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而真正投入其中,则是对自身封建意识的挑战。父亲多年后曾说,从一开始的抵触,到慢慢接受并努力做得更好,那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自己坚持了,而且做得很好,不仅学习了纺织技术,受到了好评,还有了经济收益。

父亲爱读书,爱思考,也爱写一点小文章。他的文章短小,一般会针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解决的办法。最初他写的文章只是送给同学和老师传阅,在得到老师和同学认可后,开始以“简言”为笔名,向抗大和延安出版的报刊投稿并得到发表。文章的发表,也是对父亲辛勤笔耕的鼓励和肯定,使他在后来的数十年中,养成了在不断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落笔成文以备后需的习惯。抗战期间,他除了撰写并发表通讯、时事评论外,还发表了纪实文学《突围》、小说《母亲》等。父亲爱书如痴,凡能到手的书籍,都会认真阅读。1943年,抗大总校返回陕北,父亲的背包里都是书,过黄河时,上级要求轻装简从,他无奈地将一包书用油纸包好,埋进黄河岸边村口的大槐树下,想着重返时还可以取出。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辈子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岸边,取回那包视如珍宝的书籍。

从1938年加入抗大,到1947年离开,父亲在校时间近九年。九年中,他在延河边听过毛主席等领导人讲授的政治军事报告,尤其是毛主席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对抗日战争的解析,由浅入深的理论,形象逼真的解说,使得父亲茅塞顿开;加之同学们的激烈讨论,老师们的循循诱导,更加深了他对战争性质的认识和理解。抗大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多种文体活动中,父亲最喜欢的就是篮球运动,他认为篮球运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而是团体配合默契与否的体现,个人技术加队员的配合才能赢得比赛,这也是革命斗争中必须实现的重要一环。

长期在学校学习工作,父亲经常会渴望去前线参加战斗,这也是作为革命军人的理想信念。1939年,抗大奉命前往敌后办学,父亲正身患疟疾,高烧不退,学校决定他留守延安。深入敌后,参加实际斗争是他投身革命的初心,得知被安排留在延安后,他不顾重疾,多次向领导表示不会因病耽误行军,坚决要求随校出发,学校领导最终在父亲的坚持下应允他的请求。行军途中,疟疾反复发作,时冷时热,高烧不断,父亲以最大的毅力与病魔争斗,咬牙坚持跟部队行军,经过四个多月的行军,学校到达晋察冀边区。在全校总结大会上,父亲被评为模范青年而受到大会表彰。

1940年,学校前往太行山的晋东南山区办学,父亲先后担任学校政治处组织股干事、政治处技术书记,兼做优抚、统计等工作。太行山中的小村庄忽然驻扎数以千计的八路军,要解决衣食住行,要搞好军队与地方的关系,这对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保障当地百姓基本日常生活都是严峻的挑战。山区生活非常艰苦,甚至连吃饭的餐具都需向老百姓借用,更不用说纸笔等教学必需品。为解决生活必需品,去敌占区背物资,进深山砍柴烧炭,成为学校经常性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父亲绝不落后于人,主动承担艰苦的任务。在“五一反扫荡中”,父亲第一次参加战勤工作,他只身前往敌占区,侦察敌情,摸查路线,最终将学校上干队队员平安带出敌人的包围圈,转移至安全区域。“反扫荡”期间,父亲的工作多次被临时调动,每次调动,对他都是一次新的考验,父亲以坚定的信念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反扫荡”结束后,他再次受到学校干部大会的表彰。

1943年,为集聚力量做好战略反攻准备,抗大奉令返回陕北,驻扎于绥德。此时正值延安整风方兴未艾,学校的整风运动也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在运动中,由于父亲历史比较单纯,学习检讨认真积极,很快在得到组织上的历史鉴定后,被安排帮助组织处进行审查工作。整风运动可以说是对父亲思想上深刻的教育,他从自身存在的不足出发,剖析问题的症结,对建立正确的人生观有了全新的认识,并在观察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中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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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东北的日子

1945年10月,日寇投降后,抗大奉命进军东北。1946年2月,抗大改称东北军大,父亲担任第一大队学生队政治指导员。此时,学生未到校,父亲被分配到通化一带发动群众斗争、帮助土改的工作。土改运动的推进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农民干部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所引起的偏差。由于农民传统思想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改变的,思想教育在干部培养中就显得尤为关键。在这一工作中,父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积极的工作态度,总结斗争规律和经验教训。他在工作总结中以朴实通俗的语言,对自己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培养党的干部和运动积极分子问题的认识和经验,做了明晰的表述,总结出在乡村工作中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应注重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下乡工作总结一经上交,立即得到上级领导高度重视,并发表于《东北日报》的头版,随即《黑龙江日报》也在头版全文转载。尔后,父亲又陆续发表了《土改中的群众工作方法》等文章,并被聘为《东北日报》《黑龙江日报》以及后来的《长江日报》《广州军区战士报》等报刊的特约通讯员。

1946年6月,父亲随校到达长春参加组织补充师的工作,在佳木斯一带补充兵员,并担任三团教导员。东北青年学生进入军大,给军大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血液,也为父亲这些管理者带来新的工作考验。这些学生大多是初高中文化水平,长期在日寇统治区接受奴化教育,与以往抗大学生的思想有着巨大差异,引导学生开展思想改造,以适应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需要,成为父亲工作的重中之重。他深入学生中,从关心爱护入手,了解他们的思想,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学习问题,培养党的积极分子,在学生中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在摸索了一些具体经验后,及时加以总结,并发表于学校校刊以备同事借鉴。这批学生毕业时,学校政治部、训练部联合派人检查,对父亲的工作予以肯定,让他在党政工作会议、学校干部会议上做专门报告。

1947年4月,父亲被调往东北野战军总政治部巡视团,担任巡视员,这是他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大调动。从入伍之日起,父亲一直向往部队生活,参加实际战斗,没想到从学校出来,却进入更高一层的领导机关。从事领导机关的工作,对个人政治素养有了更高要求,父亲对此也是深感自身的不足。为能够完成各项工作,他不断地向周围同志请教,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技能。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父亲被派往四野九纵担任战时政治工作巡视员,跟随部队参加辽西追歼和营口战斗。第一次在战火纷飞中了解部队政治思想状况,对父亲来说不仅是战火的考验,也是政治素养的考验。他深入连队,利用一切战斗空隙从战士思想、生活上的困难入手,与战士们同吃同住,了解战斗状况、参战情绪等,并及时对遇到困难的战士给予帮助。他的工作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得到战士们认可,从而了解到更多的一手战时资讯。父亲的巡视报告翔实准确,受到军首长高度重视,对部队战时调整整顿起到了重要作用。辽沈战役中,父亲还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锦州战役等战地政治巡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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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解放初期的日子

1949年平津战役中,父亲奉命前往天津战区途中,乘坐的汽车被敌人袭击翻车,父亲在手臂受伤的情况下,依然坚持到基层了解战时状况,及时汇报部队政治思想状况。战役胜利后,父亲随四野南下至武汉,任职中南军区政治部党务科,后任职广州军区政治部支部科。常年从事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他深感组织工作规范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政治部领导支持帮助下,父亲下到部队基层了解组织建设情况,收集整理有关支部建设的上级指示和相关资料,主持编撰了全军第一本《支部工作纲要》。这部纲要对规范军队基层党组织建设,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具有重要意义。1950年9月,父亲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英模代表团领队的身份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英雄模范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父亲利用工作间隙与代表们交流,对他们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多年后,父亲仍能如数家珍般细说这些英雄模范的事迹和个性品德。

1956年至1960年,父亲终于实现下部队的愿望,任职于广州军区第四十一军121师,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久,从战争应急到守卫和平,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入连队了解战士思想,调整政治工作方针和方法,成为父亲工作的重中之重。了解政治思想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是父亲常年从事政治工作养成的习惯。他下到基层连队,与战士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军事训练,身居官位,却能与战士一起认真训练。并不擅长军事的父亲,在实枪射击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获得神枪手称号,得到战士们尊重和认可。

作者父亲在广州军区工作时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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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防化兵的日子

1960年底,父亲被调往北京,任职于防化兵部组织部。这是解放军中最小的一个兵种,应该说也是最能体现军队科技水平的全新兵种。

离开部队紧张有序的生活,再次回归机关,父亲的每次调动,几乎都是被动地接受,积极地面对,尽力地完成。

防化兵兵种,是现代化战争极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原子弹的出现,使得各大国之间的战争博弈至关重要。这一兵种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军事素养,更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父亲所在的组织部门对开展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管理也需要更加严谨。父亲不仅要恪尽职守完成严格的组织建设与管理,对组织部里的年轻同志也严格要求,言传身教绝不放松。多年后,当年的属下见到父亲仍满怀感激,对他的教导与帮助依旧念念不忘。

1966年的那场运动中,父亲作为防化兵部最小的当权派被押上卡车车厢的后面,在大院游街。在众多的大字报中,父亲仅有一张大字报,要求父亲交代为什么不参加党委会?对组织工作的责任心和保密性,父亲并未回答这类问题,而是被其他了解内情的人给出了解释。这段时间,单位的日常工作完全停顿,父亲的焦虑直接导致身体出现异常,患了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因病耳朵致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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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日子

1969年春,苏联在东北、西北边境挑起事端,中央军委一号命令将北京大批干部调往新疆,父亲名列其中,这一调动还要求全家随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考虑到父亲在组织工作方面的能力,安排父亲留在兵团政治部工作。父亲坚决表示,既然来到边疆,那就到最艰苦的边界上。兵团领导无奈,只得把父亲安排到历史上曾发生过著名的伊塔事件的塔城地区,出任新建部队——兵团农九师政委。

作者父亲(中)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友们合影

到任不久,苏联军队侵入我国边界,对正常进行畜牧作业的农九师兵团战士开枪,导致一名身怀六甲的战士中弹身亡。这一事件,直接导致战事升级,苏联的飞机就在边境线上空盘旋,警报声几乎天天骤响。此时又正值春季牛羊转场时间,为保证转场和生产安全,父亲繁忙到月余不见踪影,农九师的十个团场都留下了父亲的足迹。经过父亲和同事们的努力,一年多的时间就让一个新建的农垦师从亏损走向盈利。

1971年夏,经常担任救火员的父亲,被派往历史遗留问题最多的兵团农四师任政委。农四师地处伊犁地区,也是伊塔事件的重灾区之一,这里遗留的历史问题错综复杂。每天接待上访人员都应接不暇,有的人还跑到家里就端碗吃饭,父亲根本无暇顾及家中情况,只能要求孩子们不论谁到家里,都要热情接待。这些人离开后到处说,政委家的生活一点不好,吃的都是食堂的大锅菜,还不如我们的生活。一次父亲下团场视察农田生产状况,一只苍蝇从父亲眼前飞过,他顿感眼睛不适,随行同志立刻检查,发现苍蝇竟在瞬间将卵下到了父亲的眼睛里,经过紧急处理,父亲的眼睛方无大碍。随行人说,如果处理不及时,眼睛就保不住了。

身体和精神的过度支出,导致父亲开始频繁尿血,医生多次劝说让他去乌鲁木齐大医院进行全面检查,他都因工作紧张为由拒绝,直到身体再也承担不起煎熬,尿液大量排出黑血,才不得不放下工作前往医院。经检查,父亲罹患膀胱癌,且肿瘤已超10厘米以上。父亲病情严重,对此兵团党委高度重视,经多方努力,父亲被送到北京,在301医院治疗。父亲患病是不幸的,但庆幸的是此时301医院成立了膀胱癌研究小组,全国泌尿系专家云集于此,为攻克这一病症而努力。治疗手段多样,治疗效果也参差不齐,在从医的姐姐和母亲的坚持下,父亲采取了中药灌注的保守治疗方法。医治的过程极其痛苦,但效果明显。在治疗过程中,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到病房向父亲了解病情治疗情况,鼓励父亲战胜病魔。坚强的毅力和艰难的困斗,父亲战胜了病魔,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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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总参防化部的日子

回到工作岗位的父亲,出任总参防化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不顾大病初愈,又进入了繁忙的工作状态。

此时,防化兵兵种撤销,动乱中的所属防化学的研究工作基本停顿,大批研究人才流落各地。

为重建防化学研究工作,父亲亲自前往各地,了解每个人的情况,帮助他们重拾钻研防化研究的信心,再塑防化学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地位。

防化研究院建立后,父亲出任研究院政委直至1983年离职休养。短短几年时间,几尺后的笔记本记录了他工作中的点滴心得和决策部署,防化研究院许多科班出身的老研究员也记住了这位身材清瘦、决策果断的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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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离而不休的日子

1983年6月,结束了几十年军旅生涯的父亲,完成新生活的转变是他的当务之急。

他曾对我说:放下担子肩上轻,两手清闲心内空,年老适合学书画,翰墨度过后半生。虽说年过花甲不学艺,他却毅然报名参加老龄大学书画学习。

早在抗大学习期间,父亲的一位对书画颇有见地的同窗就指导过他的书法,为他讲解过各类书法的精髓所在。那时没有时间深学钻研,但还是给他留下了一笔隐藏的财富。父亲认真阅读历代书画典籍,学习品鉴书画论稿作品,研读名人诗词歌赋,从中获取书画艺术的精髓。在不断地临摹写生、揣测理解中,汲取前人的经验,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

作者父亲离休后在作画

在他众多的书画作品中,梅花是最为突出的。他喜欢梅花的铁骨铮铮,喜欢梅花的化尘香如故。父亲的辛勤付出,收获了不小的成果,他的书画作品不仅获得了很高的荣誉,被收入公开出版的画册,还被一些书画社、博物馆收藏。父亲多年的战友曾说,你父亲的梅花就像他的人一样,一身傲骨,满幅清香。

在2003年的“非典”中,父亲不幸青光眼急性发作,因部队纪律约束,病情一再被延迟治疗,手术后又出现重大医疗事故,在一次次医治无果后,他的左眼球最终被摘除。父亲终身以学习读书为嗜好,视力的缺失对他的身心造成的影响是残酷的,从这之后,很少再看到他站在画台前谨言思索或泼墨挥毫,只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用手指在腿上慢慢地划来划去。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宽容的,也是严谨的。他会放手让孩子朝自己的目标奔跑,也会在他们需要时指导一二,但绝不用手中权力为孩子谋求利益。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初,父亲唯一的儿子在学校报名当兵,父亲知道后,与他进行了关于战争的对话,这也是一次老兵对新兵交接责任、上一代与下一代传承使命的谈话。父亲语重心长告诫:战争是残酷的,穿上军装就要有军人的担当!儿子坚决果断表示:没有保卫祖国的决心,没有这场自卫反击战,我还上不了战场呢!老兵欣慰,后继有人。父亲的子女虽然没有当权得利,但都在各自岗位上散发着自己的光彩。

2015年1月,历经百日漫长的生命博弈,父亲终究放下了凡间亲情琐事,驾鹤西行。

最后,谨以记于父亲谢世之时的心境作为此文的结语吧!

一生戎马半生墨,傲骨似梅香如故。
笔耕不辍学不馁,丹青再写人生路。
女儿心香遥遥祝,轻烟袅袅九天铺。
仙人驾鹤迎远客,父女情思梦中诉。

写于2025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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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晓明(王学千女儿,1955年生。中共党员,复员军人,退休前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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