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江红英：三线建设对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重要启示

三线建设是20世纪我国在中西部地区被称为“三线”的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三线建设分为大规模建设和调整改造两个阶段。大规模建设阶段从1964年至1980年，其中1965年至1980年的16年间，投入资金2052.68亿元（不包括广东、广西），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几千个建设项目。调整改造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延续至新世纪初，经历了20余年。在三线地区进行大规模建设之时，一、二线腹地也进行了以国防安全为中心的小三线建设。因此，狭义上理解，三线建设是指三线地区大规模建设阶段的建设；广义上理解，三线建设还包括大规模建设阶段的一、二线地区的小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后的三线调整改造。三线建设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的奇迹，对后来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建设当时被称为战略大后方建设，实质上就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尽管这场大规模的建设已有60年之久，但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今天我们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一、三线建设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重大举措

“战略”一词本义为“军事战略”，指的是指挥军事斗争全局的计划策略，后来被延伸为指导全局的方略。在军事斗争全局中，战略腹地的作用举足轻重，须为军队作战提供战略性支援和服务，是坚持战争、争取胜利的基础和依托。战略腹地通常建立在敌方威胁相对较小，军事、政治稳定，有巨大战争潜力和便于支援战争的后方地区。加强战略腹地建设，历来是增强国防实力、保障国防安全的一项基本战略举措。三线建设就是20世纪60年代为应对战争威胁、保障军事斗争需要而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旨在建设好当时被称为战略大后方的国家战略腹地。

（一）三线建设决策的依据是国防安全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中国为发展争取到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国际环境。但是，怎样才能保证长时间的国家生存与发展，是中国必须直面的问题。作为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毛泽东也无时无刻不在思考这一问题。他在1963年曾回顾：“我国从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共计105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落后就要挨打”，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心中深深的痛。因此，当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毛泽东提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毛泽东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深刻分析和认识到以战备为需要须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历史逻辑。

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备战”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北面，中苏两党公开论战致使关系严重恶化。南面，1962年发生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印关系进入了冷冻期。同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越南战争在美国不断干预下逐步升级，战火扩大到越南北方，中越边境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中国军民也遇到伤亡。东面，台湾国民党当局趁大陆经济困难之机，加紧策划“反共复国”。更为严重的是，美国还掌握了中国核设施的具体地理位置，甚至计划破坏中国的核设施。而新中国的工业和城市布局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主要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如果发生战争，东部工业一旦损失，没有战略后方作为保障与依托，战争胜负不堪设想。1964年4月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调查报告分析了工业、人口、基础设施等集中于沿海及大城市可能遇到的敌人突袭，提出必须加以防备。毛泽东高度重视这份报告，于8月12日作出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三线建设应运而生。

（二）地理划分明确三线地区是国家战略腹地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严重不平衡，突出表现为沿海与内地极不平衡的经济布局，大部分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新中国成立后，从“一五”计划开始，内地工业基础薄弱的状况逐渐改善，但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因此，改变工业布局仍然是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重要目标。

与中国工业经济布局对应的是，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外部战争威胁恰好主要来自东部沿海，从晚清时的鸦片战争到民国时的抗日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基本如此。战争一旦降临，沿海工业首当其冲，如果遭到摧毁，整个国民经济就很容易陷入瘫痪状态，十分有限的内地工业难以为继、难以防御、难以坚持持久战。虽然新中国新建了一些国防工业，但大多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由苏联援建，在中苏交恶后，这些工业在地理上已处于前线位置。

因此，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使得国家经济建设必须把地理区域与国防安全关联起来，由此产生出集国防安全与经济地理于一身的“三线”概念。“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区地，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全部或部分地区。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东面虽然有部分平原，但京广线调兵方便，也便于守土作战），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与“三线”地区相对的是“一线”“二线”地区，前者位于沿海和边疆地区，后者是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在三线地区中，“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和甘肃、青海的大部分地区，中南的豫西、鄂西、湘西、桂西北和山西太原以南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被称为“小三线”。大三线中，四川、云南、贵州西南三省较其他地区更为重要，甚至在毛泽东心目中，只有“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而西南云贵川三省中，四川又位居第一，称得上战略腹地的中心。

上述地理划分，非常明确将三线地区定位为国家战略腹地，三线建设当然就是国家战略腹地建设。

（三）三线建设的目标内容以国防安全为中心

三线地区要成为支撑战争的国家战略腹地，就必须建设完整的以国防工业为重点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因此，党中央在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把系统建设战略腹地纳入到五年计划之中，将原定的“吃穿用”重心转向以国防安全为重心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的目标内容集中在形成完整工业体系保障国防安全。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的要求，“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具体而言，就是“集中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把三线的国防工业，原料、材料、燃料、动力、机械、化学工业，以及交通运输系统逐步地建设起来，使三线成为一个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为国防战略安全提供强大依托和保障。

为确保国家战略安全，在规划布局三线建设之时，党中央对一、二线腹地还部署了“小三线建设”。毛泽东要求：“沿海各省要搞些手

榴弹、炸药厂、军工厂……打起仗来，不能等二、三线给运去。每个省都要有一、二、三线嘛！”因此，小三线建设的目标与内容同样围绕国防安全而展开，主要布局和建设地方军工企业。总之，无论是一、二线地区的小三线建设，还是三线地区的三线建设，均十分突出地体现出以国防安全为中心布局工业企业、建成工业体系的特点。

二、三线建设达成了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目标

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中国广大内陆地区逐步建成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国家战略腹地，不仅逐步改变了我国内地基础工业薄弱、交通落后，资源开发水平低下的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而且构筑和夯实了我国国防安全基石，构筑起支撑国防安全的完整体系，意味着达成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目的。

（一）三线建设建成维护国防安全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

“国防科技工业，包括核工业、航空工业、航天工业、兵器工业、电子工业和船舶工业，是我国三线建设的重点。从1964年至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193亿多元，三线地区初步建成了具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常规武器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一半多，战略武器的生产、科研和试验设施大部分都在三线地区，这对改善国防工业布局、增强我国国防实力，加速实现国防现代化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四川，更是国防科技工业的重中之重，国家对国防科技工业总投资的四分之一集中投入在四川，在四川建成了300多个以国防科技为主的企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形成了独立完整、门类齐全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实现了党中央提出的在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大后方基地的目标。特别是核工业和航天工业的发展，改变了超级大国对核武器的垄断状况，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在国际斗争中的地位，成为我国国防战略安全的压舱石。

（二）三线建设建成能支撑国防安全的新兴工业基地

三线建设是我国工业布局从沿海到内地的一次战略性大转移和规模空前的大调整。通过三线建设，不仅改善了旧中国延续下来的不合理工业布局，而且在广大内陆地区形成了大批国家新兴工业基地，如四川、贵州、陕西等地建成新兴电子工业基地、机械工业基地，四川、贵州、陕西、湖北等地建成航空航天工业基地，湖北、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建成电力工业基地，四川、陕西、湖北等地建成石油工业基地，河南、湖北、湖南、陕西、贵州等地建为煤炭工业基地，河南、贵州、甘肃等地建成有色金属工业基地，长江沿线建成船舶工业基地。其他基础工业，如钢铁、化学、轻纺等在三线各地均建成不同基地。一些原本毫无工业基础的地方，成为现代化工业基地，如四川的攀枝花、贵州的六盘水、湖北的十堰等。

（三）三线建设建成维系国防安全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从1964年至1980年，国家在三线地区“新建了成昆、贵昆、焦枝等10条铁路干线，总长8046公里，比1964年增长65%；新建公路22万公里，增长近1倍；川江等6条内河航道得到整治，并建设了一批港口码头。”被古人称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交通、通讯基础设施大为改观。三线建设期间的公路多为三线企业配套而建，由于这些企业分布较散、离大城市较远，因此这一时期的公路建设对解决偏远地区的交通困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长江、嘉陵江等内河航道的整治也极大地改变了交通闭塞状况，不仅适应当时战备的需要，而且为后来三线地区现代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为保证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国家投资沟通了以酒泉试验基地为中心同十几个观测站之间近两万公里的通信联系。为保证三线内迁和新建厂矿通信需要，重点厂矿邮电支局以及配套的厂矿专用通信网络陆续设置或建设。特别是陕西至四川微波通信的建成，沟通了北京同西南、西北、华南的重点通信，并为发展多种通信手段并用的、现代化的电信网络奠定了基础。为保证邮电战备通信设施的可靠性，国家还建设了一套远离城市、交通干线和重要军事目标的独立通信系统，各省区也建设了一些小三线通信网，并将这些战备设施纳入平时通信网使用，不仅推动了三线地区邮电事业的发展，更为维系国家安全打下了扎实的交通、通信基础。

（四）三线建设提升了维护国防安全的经济社会发展后续能力

三、三线建设为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留下重要启示

三线建设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战略的伟大决策和壮举，更是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具体实践，实现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在西部纵深地区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战略大后方基地的目标。特别重要和长远的战略意义是，三线地区因为三线建设而壮大了战略依靠、战略托底能力，成为我国稳固的战略腹地，成为后来继续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依据和基础，也为今天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留下了极具价值的现实启示。

（一）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

全国一盘棋，党中央始终是三线建设的坚强的领导者、统筹者，各级党组织始终是有力的组织者、执行者，党的领导是三线建设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那种体制所发挥的全国性的组织和动员力量，千军万马、浩浩荡荡、义无反顾地进军三线建设的情况，只有在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三线建设在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展开，这些地区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物资匮乏、经济发展程度偏低，能够动员数百万人的力量，建成如此大量的项目、取得巨大的建设成果，在于在中央统筹下，各级党委政府使用行政力量配置各种资源，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团结协作，保障了三线建设得以顺利进行，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与效果。三线建设启示我们，必须牢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唯此，才能既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服务国家安全全局，又确保能取得快速高质优效的建设成果。

（二）必须树牢国家战略腹地意识，把自身优势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要相结合

三线建设虽已成为历史，三线地区作为地理概念已不再使用，但过去作为国家战略腹地的三线地区，无论从历史看、从地理看、从现实看，仍然是国家战略腹地所在。因此，过去的三线地区，仍须牢固树立国家战略腹地意识，把握作为国家战略腹地的定位，充分认识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责无旁贷。一要用好三线建设形成的科研、生产能力，抓准每一个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的要素，把发挥自身优势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要结合起来；二要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要求，“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夯实国家战略腹地根基；三要把握新质生产力要求，把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与国家战略腹地建设需要结合起来，突出创新引领，升级传统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培育未来产业，特别要在军工科研领域、在重要产业链供应链上再攀高峰，使关乎国家安全的高科技成果领先世界或走在世界前列，充分展现这些地区在国家安全大局中的重要地位、重要作用和责任担当。

（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用科技创新筑牢国防安全基石

60年前启动的三线建设，既保障了我国国防安全，也保障了国家经济及各方面安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三线建设期间，我国科技人员克服重重困难，攻克无数技术难关，创造无数建设奇迹，在无任何外援情况下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使科学技术，尤其是国防科技在世界有了自身席位，使我国国防安全在核武器时代有了真正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我们要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必须借鉴三线建设积累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经验，通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科技创新，解决卡脖子问题，补齐自身短板，进一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占领国防科技高地，筑牢国防战略安全基础，夯实强国根基。

（四）必须科学决策、合理布局、统筹协调，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三线建设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但也有深刻教训。一是投资上，过分强调战备需要，铺开过急过大，忽视经济效益，造成很大损失和浪费，以致改革开放后不得不进行三线调整改造。二是选址上，片面强调“分散、靠山、隐蔽”原则，导致一大批现代化企业孤立地建在大山沟中，留下不少安全隐患，交通、通讯不便，隔断了企业与企业、车间与车间之间的联系，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三是配套上，产业配套上综合平衡不够，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生活配套上生活设施、副食基地建设不足，给企业生产和职工生活带来很大困难。因此，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要汲取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深刻教训，把产业链供应链的巩固与提升、企业布局与协同发展放入国际国内大视野中考察研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做到科学决策，合理布局，联动地区与空间，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不断提升资源整合能力和效率，这是高质量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兼有高效率的前提。特别是，只有经济效益的丰收，才能为国家战略腹地建设提供长久的动力，也才能持续支撑作为国家战略腹地的责任与使命。

（五）必须向三线建设者学习，大力弘扬三线建设的宝贵精神

三线建设的“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决定了三线建设项目绝大多数都分布在地理环境、交通设施、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三线建设者，克服政治、经济、自然、生活上的各种困难，取得一项又一项建设成就，也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建设者们孕育和凝练出宝贵的精神财富：一是三线精神，其内涵是“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二是“两弹一星”精神，其内涵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三是科学家精神，其内涵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几种精神都是三线建设者们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不竭动力源泉。这些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等优良传统在三线建设时期的集中体现，不仅影响着当时的三线建设，而且在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建设中，仍然是鼓舞建设者的宝贵精神力量。

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是新发展格局下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之举。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建设好国家战略腹地。在党中央对国家战略腹地高度重视的现实背景下，当年三线建设提供的国家战略腹地建设经验必然对建设新时代国家战略腹地有着重要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历史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割断的，人们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向前发展”。三线建设是过去建设国家战略腹地的历史，与新时代建设国家战略腹地有着密切关联，后者是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前者留下的历史启示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