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大革命、“务实”的市民伦理崛起了。“老师你港一港你这些玩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实际意义”成了大多数人眼中一门学问有没有价值、是否应该存在的唯一标准。
评价标准变化的同时，人文主义者的基础——土地贵族这个阶层还遭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打击。在政治上巴黎人举着贵族的脑袋满街跑、在经济上，贵族千方百计让土地的收益接近了3%，结果美国铁路股票派息都能有8%，很多人购买股票还是按上市价格八折甚至七五折买的！七五折买到年息8%的股票，还让地主活么？贵族经济政治双双翻车，君主的处境看起来好些，可是搞出了世界大战，于是一起玩完。
随着君主和贵族一起退场，“自由七艺”的服务对象基本不复存在了，每个人不管搞什么学问，都需要靠这门学问赚钱。每个做学问的人都有了变现的需求，向“市民社会”证明自己价值的压力就来了。
在这方面，理科得天独厚，通过“产学研合作”和近代的工业奇迹般地捆在一起了。于是你观察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其实理科过去不叫理科，它们的地位比今天高多了，它们管自己叫科学，言下之意就是除了它们别的都不算科学。
在十九世纪那种“进步主义”的狂热里，“不科学的”、“非科学的”基本上和“该死的”也没有太多区别。而且一定要考虑到“巴黎高师”的教授们的合同是教育部一年一签的。没有长期合同、不续签没有N+1，教育部长和部长背后的议会里都是一群进步主义者、科学拜物教信徒，在他们眼里不能用数字和符号写成公式的都不是科学都该**，这可怎么办？而且布吕纳介作为唯一一个没有博士学位的高师教授真的就没有续签合同，他还是法兰西学院院士，可其他的教授不是！如果不能续签合同、拿不到N+1，就算不至于流落街头、生活水平也要一落千丈！怎么办？文科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了！
文科的选择当然是“我也可以谈！我也可以科学！”所以你会发现最近一百五十来年文科的头等大事就是让自己科学起来。
本来修辞学是文科的核心，而修辞学的核心就是“假如”，假如你是西塞罗怎么控诉喀提林？假如你要为格拉古兄弟伸冤你该怎么办？
公元前133至前121年间，格拉古兄弟推行之以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因触动贵族利益最终被迫害致死。“为格拉古兄弟伸冤”后成为一个象征，用于讨论和批评当社会和政治不公。
同样的，历史的重要问题也是“假如”，如果你来统治你该怎么办？
这两种“假如”还经常互换，明明写历史呢，突然卡西约就站出来向他的军人们长篇大论的演讲了！你看见了？还是听见了？布鲁图慷慨激昂地说了好几页，你有他的演讲稿么？
为什么没人问这种傻问题？因为“如果你是卡西约你会怎么向追随自己的军人讲话”是修辞学的重要课题。你当然知道阿庇安没有卡西约的讲稿，但你很愿意看看他怎么做这道题（阿庇安在著作《罗马史》中描述了卡西约及其同谋刺杀凯撒后的行动和命运）。
而且历史和修辞这种“假如”背后还有一个罗马人教育的潜台词，那就是他们的“假如”并不是凭空幻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在罗马人中间不完全是空话。塔西陀（普布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陀，历史学家）写《历史》是为他搞政治服务，他自己固然没当上皇帝。可是另一个塔西陀（马库斯·克劳狄·塔西佗，罗马皇帝，275年9月25日至276年6月在位）真的当了皇帝！
可惜罗马人已经是历史了！罗马人这一套也没法再帮教授们赚钱了。现在教育部长和议会只关心科学，所以“历史没有如果！”修辞？修辞就见鬼去吧！
图片 | 网 络
精彩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