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讯｜《亚洲史研究》第二辑目录及摘要
文摘
2024-09-17 20:00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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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史研究》由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资助出版， 主办单位 /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名誉主编 /〔日〕滨下武志，主 编 / 牛军凯 朱玫 ，出 版 社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国别学分社 ，版 次 / 2024年7月第1版摘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滨下教授积极推进亚洲史研究，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学术交流。2022 年，他参与的《历代宝案》整理工作终告完成，《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一书的中文版时隔多年再版，而由其担任名誉主编和学术委员会主任的《亚洲史研究》也于 2023 年正式创刊。在此之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朱坤容对滨下教授进行了专访，谈话围绕他近年来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展开。摘要：从现存的出土文献来看，先秦就已经有大写数字的萌芽。在 6 世纪后期，大写数字逐渐完备，之后朝鲜半岛和古代日本也使用了大写数字系统。中日韩出土的3~9 世纪的简牍、纸文书和碑刻中，大写数字的使用时间和频率不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田地、房屋买卖等经济行为的频繁，经济生活中涉及数字的错讹以及伪乱的情况越来越普遍。为了特别强调数字的准确性，以防错乱讹误和作伪，东亚地区各国制定了严密的律令制度，对户口、簿帐、科罪的管理越发严格、科学，明文规定在公文、律令、簿帐等文书内容中，须使用大写数字。摘要：中国造纸术向西传入阿拉伯世界后，随着持续 200 年的巴格达翻译运动和散文革新，阿拉伯雅学兴起，也带来了阿拉伯文学从口传到笔录的重大变化。1000 年前后，巴格达著名的《古兰经》抄写家伊本·白瓦卜在他的一首诗歌中详细描述了削笔、制墨、选纸和临字等文书的日常实践。1237 年，巴格达的书法家瓦绥提将哈里里的 50 篇玛卡梅韵文故事制成插图本。这部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抄本的书体、标音和每页行数，都类似于现藏在都柏林切斯特·比提图书馆的伊本·白瓦卜的《古兰经》抄本。瓦绥提插图本中的《库法篇玛卡梅》不仅在抄本的外观上显示了诗歌、散文和书法三种技艺的结合，而且在内容上强调了文具、录抄、加彩画等细节，更勾连了文学家、书法家与画家在习得、传授与个人修养三方面的相似性。摘要：元明时期，亚欧大陆的儒家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基督教文化圈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展开地图交流，推动了亚欧非旧大陆和新大陆地理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进而加速了世界近代化和一体化进程。随着蒙元帝国的建立、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来华伊斯兰学者将伊斯兰地图和地理知识带入中国，推动了东亚和伊斯兰地区的地图交流，对元明时期的中国地图产生了深远影响。明朝前期，明朝政府和朝鲜政府分别绘制描绘整个亚欧非旧大陆的“混一图”，取代唐宋时期局限于亚洲的“华夷图”，成为元明天下图的主要类型。明朝中期以后，欧洲耶稣会士成为中欧地图直接双向交流的使者。一方面，利玛窦等意大利耶稣会士通过编绘《坤舆万国全图》将新大陆地理知识、地圆说和投影技术传播到东亚；另一方面，卫匡国等耶稣会士将罗洪先的《广舆图》改绘为《中国新图志》，推动了欧洲人对东亚地理知识和地图编绘体例的了解。描绘 16世纪嘉峪关至伊斯坦布尔间陆上丝绸之路的《西域土地人物图》，表现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壮举以及明代太平洋、印度洋航线的《郑和航海图》，反映 17 世纪亚洲海上航线的《大明疆理分野东西洋图》皆为东西方文明交往的载体和见证。摘要：鞑靼羊和地生羊是古代欧洲与中国史料中的兼具植物和动物两种特性的物种。通过对鞑靼羊与地生羊的讨论，本文呈现了欧洲博物学在科学化与系统化的过程中如何遭遇中国，以及在遭遇过程中，中国的本草知识与民俗知识是如何被欧洲博物学家选择性地嵌入欧洲博物知识体系的。虽然直到 20 世纪西方的科学进入中国时，中国原有的博物知识体系才被完全取代，但是欧洲的博物知识体系对中国的知识传统的瓦解却是从 17 世纪晚期便已经开始了。摘要：信仰、习俗与身份认同是宗教最为核心的部分。除了宗教机构之外，话语传统是深入了解一个宗教的重要来源，关系到信徒的日常生活、信仰、仪式、文化传统。宗教的传播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字翻译过程，也非一个单向线性的传教与宗教本土化过程，而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凭借海上交通路径，传教士带着特伦托会议的教条来到远东，结合传教士在远东各国的传教经验与越南本土语言、文化知识，和本土信徒一起，创造出新的宗教话语与传统。本文旨在通过对 16~17 世纪越南天主教文本的探索，揭示越南天主教早期宗教话语及传统的形成与发展。研究发现，宗教话语及传统的构建是一个复杂而富有创意的过程，其构建过程需要在多语言、多文本的跨文化语境中对宗教符号进行诠释和重构，从而形成可操作的、系统化的本土宗教传统，为后续本土天主教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摘要：朝鲜王朝前期，统治者十分重视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地理信息的搜集，展开了一系列地理志和地图编修活动。其中，官方对地理志的编修，是搜集地理信息，并对地理信息进行编制，使之成为系统知识的过程。本文以朝鲜王朝前期地理志为主要材料，介绍朝鲜王朝前期官修地志的活动，梳理各部地理志之间的联系。基于王朝国家统治的视角，朝鲜王朝中央修志人员通过各道官员搜集特定的地理信息，再按照一定体例对其重新整合、增补，最终形成全国性的总志。这一知识传递和流变的过程，体现了朝鲜王朝前期国家获取、编制地理信息的方式和兴趣。摘 要：冷战爆发后，澳大利亚脆弱的对外情报体系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重视。1952 年，在多方势力的周旋下，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得以成立，并派遣情报人员进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1957 年，经过两次重大改组，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印尼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综观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印尼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审视印尼与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关系，特别是印尼对外政策的倾向性；其次是分析印尼国家治理的走向，以此对印尼进行全方位研究；最后是通过情报分析澳大利亚与印尼关系的走向。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印尼研究具有政策价值和战略价值。对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的印尼研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冷战时期澳大利亚情报机构与外交政策制定间的关系，以及澳大利亚政府“第三条战线”的建设。接触地带的交往与想象
——《亚洲帝国与英国知识：中国与英帝国扩张的网络》评介 东南亚本土视角的亚欧交流叙事
——《生丝易银：荷—越关系（1637～1700）》评介 法属西贡城市底层戛然而止的贫困故事
——《失落的西贡：殖民城市里的穷人故事》评介 锡金王国的最后十年
——《锡金——喜马拉雅的悲剧》述评 地图生产与知识传播
——中山大学亚洲史工作坊（第3 期）纪要 探讨“亚洲”：知识的生产、交流与媒介
——中山大学亚洲史工作坊（第4 期）纪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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