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俊｜生活世界中国化：五山文学的同名同趣与交流的愉悦

以注释的方式研究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方法。地名、人名是注释的常规内容，如何注释并注出人名、地名的交流关系，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重要内容。五山诗人经常使用同名同趣的方法，牵合中日同一地名以及同一名姓，制造交流关系并获得快感。生活世界的同一地名不多，但唐风地名带来了丰富的同一地名，同名同趣成为了普遍现象。同名同趣也是五山诗人推进生活世界中国化的方法，极力增加中国因素，甚至刻意模糊中日生活世界的界线，从而打造生活世界共同体。生活世界共同体也会带来文学的愉悦，是诗文写作的动力。中国文学也有类似的方法，但不是以增加他国因素为主，这是五山文学独特的变异，因而五山文学是日本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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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是注释的重要对象，注明古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是古典文献学的任务。注明地名带来的跨国交流关系，超出了古典文献学的范围，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地名注释任务。五山诗人通过同名同趣的方法，牵合同一地名，制造交流关系，从而获得快感，这是需要注释的部分。然而中日同一地名不多，不足以经常制造交流。好在于唐风地名带来了很多同一地名，五山诗人就有了较多牵合同一地名的机会。同名是同一地名，同趣不是指同一地名的相似地理特征，而是只因地名相同牵合的交流关系、文学想象以及特有的趣味和快感。仅仅因为地名相同，牵合两个地方，或许会感觉生硬无趣，浅薄低廉。然而五山诗人乐此不疲、认真努力地使用同名同趣的方法，在同一地名基础上不断扩展、想象、交流，带入了多姿多彩的中国因素，营造了生活世界中国化的本地风光，创造了生活世界共同体。这都是比较文学文献学注释地名的范围，也是典型的比较文学之趣，古代没有比较文学，但并不缺少比较文学的制造者。

同名同趣最低要牵合一个同一地名，但最好牵合更多地名，更多地名的彼此关联，就不会感觉是偶然巧合，好像确实有过交流关系，就会更为有趣。牵合一个地名带来一条交流关系，那么牵合更多地名可以带来更多的交流关系，因此会产生妙趣。同名同趣的基准是中国同一地名的知名度，没有知名度的中国同一地名，引不起日本诗人的向往憧憬，也引不起读者的兴趣，不易达到同趣的目的。

瑞溪周凤《北山秋晚　妙光席》

仁和古县小杭州，寺亦北山宜淡游。

风露桂花吹未老，天香一种鹫峰秋。[1]527

京都仁和寺（图源：wiki）

其实仁和是中国相当多见的地名，但瑞溪周凤想到的只有杭州仁和县，这是因为比较了解与向往杭州。阅读书目宋施宿等《会稽志》卷十五：“知临安府仁和县。”[4]289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三十八等其他阅读书目亦载。杭州的北山也见于很多阅读书目，《东坡诗集注·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浄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卷六等等。同一地名本身没有交流关系，但牵合的同一地名背后存在交流关系。如果没有这些交流关系，就无法牵合杭州的仁和县、北山与京都的北山、仁和，也就无法形成生活世界共同体。南江宗沅也写了北山仁和寺，《北山秋晚  俄如雨》：“路入仁和秋昼闲，桂萝寒色照人颜。楼头欲暮换诗兴，小雨斜悬木末山。”[5]161南江宗沅的诗歌没有使用同名同趣的方法，也就没有出现地名的交流关系。

同名可以制造同趣，同趣可以营造本地风光、生活世界，诗人也就可以营造自己的生活世界。五山文学中的天津桥有两处：一是在京都西部桂川上，天津即天津桥，又名度月桥（とげつきょう），这里是京都岚山的重要景点。惟肖得岩《相圆鉴住相国寺江湖疏》：“元龙百尺楼，注目东流江水。天津十年面，看云北到长安。”[6]1167长安为京都的唐风别称，故知此诗的天津桥即桂川的度月桥。二是在镰仓巨福山建长寺附近。彦龙周兴《乐林禅师住建长道旧》：“到天津思南人北人，彷彿杜鹃啼处。佛国塔曰正统，庵之前有天津桥。”[7]878正统为建长寺的塔院，可见天津桥在镰仓建长寺的塔院。

中国有不少天津桥，五山诗人常写的是洛阳天津桥。不少中国诗人也写过洛阳天津桥，阅读书目有不少用例，但五山诗人只热衷于邵雍的洛阳天津桥与安乐窝。中岩圆月《藤荫琐细集》：“藏叟和尚，题东坡画像云：‘天津桥上听啼鹃，自此南人弄相权。多少英豪在沙漠，琼崖合着玉堂仙。’嘉祐年，邵康节，与数客在天津桥上，听杜鹃。”[8]希世灵彦《赞邵康节》也记述了此事。五山诗人了解天津桥与邵雍的途径还有绘画，心田清播《天津桥图》：“彩虹一道接云衢，唐宋人家入画图。驴子雨昏裴晋园，杜鹃春晚邵尧夫。”[9]东沼周严也有《天津桥图》诗。

邵雍（1012-1077），字尧夫，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北宋理学家、数学家、诗人，与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并称“北宋五子”。

瑞溪周凤《春桥晚步》

风雨寻常不出人，杜鹃声里过天津。

洛西我亦行窝在，雁齿桥头晚间春。[1]524

此诗有三个同一地名，洛西也是唐风地名，即洛阳的西部，实指京都的西部，度月桥就在洛西。行窝是邵雍在洛阳的居宅，彦龙周兴《花外小车  即席》：“行窝初出雨晴朝，花外小车村路遥。一自天津听鹃后，万牛纵挽不过桥。”[7]971彦龙周兴是据邵雍《小车六言吟》来写的：“五凤楼前月色，天津桥上风凉。金谷园中流水，魏王堤外篁。”[10]瑞溪周凤用“行窝”来指称自己在洛西天津桥附近的居宅，这就是所谓的“洛西我亦行窝在”。瑞溪诗歌的前两句写了邵雍的行窝，后两句写了自己的“行窝”。东沼周严《天津桥图》诗记载天津桥在洛阳东，瑞溪写自己的“行窝”在洛西。二人的描写不同，那么中国洛阳的天津桥在洛东还是洛西？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邵雍自共城迁居洛阳，打柴为生，做饭侍奉父母。初居房屋棚草为门，难抵风雨。前宰相富弼、司马光等人退居洛阳，在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置办园宅，送给邵雍。嘉祐七年（1062）邵雍移居，在园中自耕自种，将自宅名为“安乐窝”。阅读书目《明一统志》记载了天津桥的具体位置：“天津桥：在府城外西南，架洛水。……即宋邵雍闻杜鹃处。”[11]1391据此来看，瑞溪周凤的描写更近于《明一统志》的记载，东沼周严似乎是错误的，但这不是问题，同名同趣并不在意地理位置是否准确。瑞溪周凤诗中的同一地名从两个变成三个，并将自己与邵雍的生活世界重叠在一起。瑞溪不是自比邵雍，而是在洛西、天津桥、行窝等同一地名构成的生活世界中，可以体验邵雍的生活与情感，也可以体验自己的生活与情感，营造自己的本地风光才是目的。

同名同趣还延伸到了题画诗，五山诗人常以中国诗文为日本绘画题名写诗，同一地名是选择中国诗文的依据。瑞溪周凤《西山暮雨图》：“四十年前西阁秋，珠帘卷雨几吟游。多情犹有暮山紫，愿染君衣照白头。”[1]559这里的西山是指京都西部的岚山，珠帘卷雨、暮山紫来自于王勃《秋日燕滕王阁诗序》“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烟光凝而暮山紫。”[12]152-153瑞溪移用王勃《秋日燕滕王阁诗序》的语词来描写，因为王勃写的也是西山，这是以中国的西山描写来描绘日本的西山。惟肖得岩《西山暮雨图诗引》也采用了相同的方法：“京西可十里，有山曰岚。秀拔可爱，而梵宇宏丽，据要以张胜，与山交资焉。沅甫上人，自幼隶名京东龙阜（南禅寺），比冠岁，移居西山，其交海碧，惜之而不可挽，乃取王子安言，作《西山暮雨图》，以寓情焉，而请予题诗。……企焉引领西望，每每如此，其或树翻翻以惊风，云惨惨而急雨，飞栋卷帘，髣见于烟霭中。”[6]767画题《西山暮雨图》取自于王勃的《秋日燕滕王阁诗序》，“飞栋卷帘”来自于王勃的序。王勃的序见于《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一、《诗人玉屑》卷十二、《韵语阳秋》卷四、《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锦绣万花谷后集》卷二四等阅读书目，但这些书目的诗序无“暮山紫”，故典据范围为《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七王勃《秋日燕滕王阁诗序》与《古文真宝》。

赠人诗多用同姓事。如东坡赠郑户曹云：“公业有田常乏食，广文好客竟无毡。”又赠蔡子华云：“莫寻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为爬背。”涪翁和东坡诗云：“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陈无已赠何郎中云：“已度城阴先得句，不应从俗未忘荤。”徐师川赠张仁云：“诗如云态度，人似柳风流。”尤为工也。又半山与刘发诗云：“何妨过我论奇字，亦复令公见异书。”则又用彼我两姓事。[13]

宋诗的这种特征也引起了清赵翼的注意：“宋人诗，与人赠答，多有切其人之姓，驱使典故，为本地风光者。如东坡与徐君猷、孟亨之同饮，则以徐、孟二家故事，裁对成联；送郑户曹，则以郑太、郑虔故事，裁对成联；又戏张子野娶妾，专用张家事点缀萦拂，最有生趣。自是，秦少游赠坡诗：‘节旄零落毡餐雪（苏武），辨舌纵横印佩金（苏秦）。’山谷赠坡诗：‘人间化鹤三千岁（苏躭），海上看羊十九年（苏武）。’皆以切合为能事。”[14]赵翼是清代文人，更不可能是五山诗人获取信息的来源。但是阅读书目宋李壁撰的《王荆公诗注·奉酬约之见招》注文透露了类似信息：“公用主人同姓事，疑必出妾御佐酒。”[15]苏轼、黄庭坚、王安石、秦观等人的别集都是五山诗人的阅读书目，五山诗人完全可以看到宋人以同姓之事为诗的方法，瑞溪周凤将这种方法概括为同名同趣：

瑞溪周凤的同名同趣与宋人的同名之事基本相同，不过按照瑞溪周凤的说法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同名是将两个人牵合在一起的前提条件。瑞溪周凤将张楷题写匾名的方法总结为名字既同趣亦同，张楷①取韩愈文章为斯立光幢题写匾名，是因为斯立光幢与崔斯立同名，故用崔斯立之事。唐代诗人崔斯立字立之，行二十六，故称崔二十六。五山诗僧斯立光幢曾经入明（1446），文明二年（1464？）回国。归国后住于东福寺宝胜庵。斯立光幢与崔斯立同名，就牵合为本地风光。

第二，同趣是通过同名获得的交流与趣味、意义。同趣首先是文献的交流关系。张楷题写的哦松二字，源于韩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蓝田县丞厅壁记》：“丞厅故有记，坏漏污不可读，斯立易桷与瓦，墁治壁，悉书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墙巨竹千挺，俨立若相持，水㶁㶁循除鸣。斯立痛扫溉，对树二松，日吟哦其间。”[16]哦松二字是从韩愈文章的二句中各取一字。韩愈写的是崔斯立任蓝田县丞之事，县丞办公地方的院中植有二松，崔斯立每日吟诗其间。五山诗人也看出了文献关系，瑞溪周凤的《哦松斋》指出哦松斋来自于韩愈的文章：“今日风流崔立之，两株松下独哦诗。先客幸遇韩京兆，科第期君摘颔髭。”[1]557文献的交流关系是同趣的一部分。其次，同趣是指两个人意趣相似，不是指二人的形貌服饰相似，形貌服饰完全不值一提，这正是瑞溪周凤所说的“则其形也与服之异，何足议哉”。重要的是名字相同，只要审视两个人相同的方面，总会发现很多相似的品性，这也就是“从其同者视之，彼此岂非一”。崔斯立富有才华，能诗而名，斯立光幢也是能诗，张楷、瑞溪周凤以为二人相似，故以崔斯立喻斯立光幢。天祥一麟《寄麟首座隐居纪阳》描写了同名同趣的感觉：“二十年前辱识荆，同声同气又同名。”[17]同名就可以同气同声，这就是同名同趣的理由。

第三，五山诗人广泛运用了同名同趣的方法。抄录他人的诗歌也可以采用同名同趣的方法，横川景三《扇面》：“（此扇面、乃）本朝一品亲王御息，万松宗山贵公侍者所作也。昔眉山苏太史，题皇亲扇曰：‘十年江海寄浮沉，梦绕江南黄苇林。谁谓风流贵公子，笔端还有五湖心。’此扇面与苏所赋一律，予何言哉，书此代赞。”[18]572贞常亲王的儿子宗山等贵是相国寺万松轩主人，也是一位画家。贵公子与宗山贵的贵字是同一个字，故用苏轼的诗歌，以为宗山贵的绘画与苏轼所写诗歌有同趣，也是使用了同名同趣的方法。各类字说、道号的文章也经常使用同名同趣的方法，兰坡景茝《京师金光寺影堂干缘》：“安影像者十又七代，皆同其名，所谓西方极乐三十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之谓乎。”[19]202世人亦取与佛祖菩萨相同类似的名字，就是因为同名同趣，日本能乐作家世阿弥、观阿弥之类的名字就是此类产物，此类名称源于五山文学，也源于中国文学。同名同趣本来用于同一名姓，五山诗人扩展用于同一地名，地名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这样牵合的是两个生活世界。

这首诗歌没有日本人名，又是题画诗，难以识辨写的是哪里，中国有东山蔷薇洞，日本也有东山蔷薇洞。“一从诗友四方散”一句隐约可以感到写的是日本东山蔷薇洞，五山诗人经常聚集于蔷薇洞，诗人已经四方散去，现今回忆当年的聚会。然而中国的东山蔷薇洞也常有文人聚会，景徐周麟《赞王羲之》：“醉着蔷薇洞里觞，中年哀乐鬓吹霜。曾抚花片付波去，平陆皆江流水香。”[2]204谢安常与王羲之、许询等游，谢安的蔷薇洞也是文人聚会之地，根据文人聚会难以确定此诗写的是日本的东山蔷薇洞。

中国的东山蔷薇洞是谢安的隐逸之处，在会稽郡山阴县，阅读书目有记载，五山诗人可以从阅读书目中得到信息。明李贤等《明一统志·绍兴府》：“蔷薇洞，在东山之半。旧传晋谢安携妓游处。唐李白诗‘不到东山久，蔷薇几度花。白云他自散，明月落谁家。’”[11]2043《(嘉泰）会稽志》具体描写了东山的山水风景[4]172，《方舆胜览·浙东路》卷六、《氏族大全卷》十八亦载，均为交流关系的典据范围。

日本的东山与蔷薇洞是两个地名，东山指京都东山区的建仁寺，是京都最早的禅寺，创建于建仁二年（1202），寺名来自于年号。问题是蔷薇洞，按照字面理解蔷薇洞应当是山洞，但建仁寺在花见小路与四条通的热闹之处，这样蔷薇洞就成了一个问题。按照小学馆《国语大辞典》的解释，洞有三种意义：一是洞穴，二是溪谷，三是仙室、佛堂。据此来看蔷薇洞疑为建仁寺佛堂的唐风别称，禅寺建筑一般不会名为蔷薇洞。万里集九《樵斋说》：“（禅师）而后寓洛之东山‘蔷薇洞中’，推法身说法之枕。”[21]953玉村竹二氏在“蔷薇洞中”加了引号，但未加说明，似乎也感觉到是一个问题。建仁寺多次遭遇火灾，法堂建于明和二年（1765）。创寺时的建筑已经无存，现已无法知道蔷薇洞是哪一建筑的别称。蔷薇洞的名称一部分源于建仁寺的院中蔷薇，雨后蔷薇香气满院，故名。天隐龙泽《古洞蔷薇  洞春会，余时开大昌旧迹》：“东山近卜半间云，雨后蔷薇满院薰。洞纵属君花属我，一般春色合平分。”[22]1182洞春会是蔷薇洞的诗会。建仁寺有蔷薇，但仅有蔷薇还不足以名为蔷薇洞。

五山诗人择用蔷薇洞的名称，与谢安的东山蔷薇洞有关，五山诗人不断地咏唱谢安的蔷薇洞。瑞溪周凤《蔷薇洞图》：“蔷薇洞静住多时，晋室安危欲付谁。白首风流被花恼，东山一出十年迟。”[1]506蔷薇洞图是中日共同的画题。五山文学的其他用例均出自于瑞溪交游圈，横川景三《蔷薇洞》：“四海苍生公一人，东山高卧不终身。围棊声罢淮淝破，洞口蔷薇几度春。”[18]298景徐周麟《蔷薇洞·其二》也写了谢安的蔷薇洞。谢安的东山有三处，会稽东山只是其中之一。景徐周麟《蔷薇洞·其一》：“三处东山孰重轻，蔷薇洞里奈苍生。一墩相夺两安石，风露野尤人不名。”[18]298五山诗人熟悉谢安的东山与蔷薇洞，建仁寺称为东山，又有蔷薇满院，故戏称建仁寺的佛堂为东山蔷薇洞。

五山诗人描写建仁寺的僧侣生活，但坚持使用蔷薇洞的名称，不能认为没有用意。彦龙周兴《正叔号》：“东山蔷薇洞里，其人如玉者曰佶，佶友就予请雅其号，副之以正叔两字，一祇夜以为证云。”[7]1106万里集九《东山蔷薇洞中之月珠圆公藏局，去岁冲云，扣余之梅扉，袖有佳什一篇。……》[21]825，彦龙周兴、万里集九可以只记东山或建仁寺，没有必要记述蔷薇洞，但他们显然特别强调蔷薇洞。有的诗文只提蔷薇洞，不提东山，江西龙派《次韵答刚中上人见寄》：“忆昔迎君笑粲如，蔷薇洞口竹间庐。立谈元识抵双璧，一面真成胜百书。”[20]224刚中上人也是江西、万里的友人，以蔷薇洞替代东山，蔷薇洞成为了建仁寺的代称。描写东山蔷薇洞的五山诗文，皆出自瑞溪交游圈，这就有理由相信蔷薇洞是交游圈诗人制造的临时性唐风别称。

瑞溪交游圈诗人制造了蔷薇洞的名称，自然也会出现同名同趣的诗歌。万里集九《藤之金吾含笑老髯，游甲贺之金山，初结眉毛于竺溪禅翁。兵马以前，寓洛之蔷薇洞，洞亦不闲而去……》：“从出蔷薇谢博山，透脩杜路几重关。一帘声度金吾鸟，窥得老禅遮眼间。《山谷文集》：脩多罗作脩杜路。”[21]809蔷薇谢博山即谢安，此句所写的是中国的东山蔷薇洞。“洛之蔷薇洞”是指京都建仁寺的蔷薇洞，是“藤之金吾含笑老髯”居住的地方。战前谢安与藤之金吾都曾住在东山蔷薇洞，二人都是武将。金吾是中国武将的官名，负责皇帝警卫、仪仗，掌管京师治安。金吾是日本左右卫门府的唐名，卫门督、佐的总称，这也是生活世界中国化的一部分。万里集九牵合中日的东山蔷薇洞，以谢安赞美日本武士。中日东山蔷薇洞皆与战事相关，这给解读诗歌带来了困难，南江宗沅《蔷薇洞》：“虚玄既欲覆宗国，伺隙群凶纵傲频。芍药鼎中思好味，蔷薇洞口起贤人。衰花泣雨多情色，残架卧春无力身。誓为苍生定经略，东山不踏绿苔尘。”[5]206南江宗沅的诗歌写了东山蔷薇洞与战事，这里有巧合的同一地名，也有巧合的战事，也就难以了解诗歌写的是中国还是日本。

唐风地名与同名同趣带来了中日生活世界的模糊化，这也成为了研读五山诗歌的问题。南国本来是指本国的南方，但五山文学的南国可以指日本，也可以指中国。

诗题的南国是最大的问题，日本小学馆《国语大辞典》有三义：一是指高知县，“高知县中央部的地名，在高知平原物部川下流域。奈良时代置土佐国国府，并置国分寺。昭和三四年市制。”[23]二是指日本的南方。三是指江户品川游里的异称。吉原称北国。《广辞苑》的解释相同。瑞溪诗歌的南国不可能有江户时期的意义，主要是指日本的南方。以诗人写诗的地点为基准，所指的南国各不相同。惟肖得岩《送人之贺州》：“马骤北风贪旧路，鸿飞南国带新霜。”[6]832此诗的南国是贺州，贺州是唐风地名，指志贺县。横川景三《招人游泉南》：“梅花南国肠如铁，不放君回渐及春。”[24]泉南是大阪府泉南郡一带。南江宗沅《舟中口号》：“南国趂归三日程，江边天气每多情。”[5]175此诗所写的南国是哪里，不是很明确，但三日程的距离表明应当离京都不算太远。

南国也可以指中国或中国的南方，这是与小学馆《国语大辞典》《广辞苑》等权威辞典没有的意义，仅据日本的语言辞典无法解读诗歌文本。东陵永璵为元僧，观应二年（1351）应足利直义的邀请赴日，《璵东陵日本录·梦窗国师语录序》：“予自南国，东来扶桑，惟见梦窗国师一人而已。”[25]东陵永璵从南国来日本，就是从中国来日本。南国亦指中国的南方，江西龙派《题子昂竹》：“丹青寓意翰林公，南国幽光何处丛。风搅寒梢山鬼呌，木檰庵畔夕阳中。”[26]性悔灵见《潇湘图》：“曾惯少年南国游，画图误认过沧洲。”[27]赵孟頫的竹或潇湘图都是在中国的南方，这种意义与中国的南国意义相同，但南国成为中国的别称是特殊的用法。

南国可指日本，也可指中国，这样就可能造成阅读障碍，一时无法判断是指日本还是中国。有时需要用更多的中国文献与信息来解读，也就造成更多的文学交流或生活世界交流，这正是五山诗人感到有趣的地方，也是同名同趣。瑞溪诗歌的南国所指不明，但后两句写红罗亭、江南未必有如此美丽的梅花，说明瑞溪诗歌的南国是指日本，而非中国。红罗亭在中国，以红梅闻名于世。阅读书目宋周必大《文忠集·次韵史院洪景卢检详馆中红梅》：“红罗亭深宫漏迟，宫花四面谁得知。蓬山移植自何世，国色含酒纷满枝。”自注：“南唐苑中有红罗亭，四面专植红梅。”[28]宋阮阅《诗话总龟》卷三八：“李煜作江（红）罗亭，四面栽江梅花，作艳曲歌之。”[29]《韵府群玉》卷七、宋陈景沂编《全芳备祖前集·红梅》卷四亦有用例，均为典据范围。瑞溪诗歌后两句的意思是中国红罗亭、江南梅花也没有画中的梅花美丽，通过更多的交流信息还是可以读懂南国究竟是指中国还是日本。读懂诗歌就需要了解更多的交流信息，这是五山诗人日常生活的乐趣，这带来了生活世界的中国化。

更多的文献关系、交流信息可以帮助确定写的是中国还是日本，但不是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地名永远也无法确定指的是哪里。

瑞溪周凤《江村图》

近水贫村家两三，翁翁相对作闲谈。

青衫朝士乞归日，先向图中认海南。[1]544

这是题画诗，海南是地名，只有确定海南在何处，才能了解诗歌写的是中国还是日本。五山文学中的海南有三：第一，中国的海南岛，希世灵彦《东坡戴笠图》：“胸次平生一险夷，不愁疏落海南涯。暮归潇洒黎村雨，笠子戴头应有诗。”[30]235第二，海南指中国浙江的普陀，普陀又称宝陀、补陀。海南，亦称南海，普陀为南海观世音菩萨现身之地。横川景三《题清水寺扇》：“清水招提天下稀，宝陀远自海南飞。”[31]第三，海南指日本畿内以南的海域附近，据《延喜式》记载海南为五畿七道之一，是纪伊、淡路、阿波、讃岐、伊予、土佐等六国的总称，相当于现在的四国、和歌山与淡路岛。天隐龙泽《招四州灵芝山严阳书记》：“海南留滞又秋风，丛社期君来策功。何意长安收复后，青山未起采芝翁。”[22]1170这里的长安是指京都，海南为日本的海南。瑞溪周凤的诗题《江村图》没有透露任何相关信息，又无诗序，这样诗句中的海南究竟是指日本的海南还是指中国的海南，变得异常困难。

此诗提供的唯一线索是青衫朝士，即朝廷的低层官员。唐代始以服色区别官级，主要有紫、朱、绿、青等四种。《宋史·舆服志》：“凡朝服谓之具服，公服从省，今谓之常服。宋因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32]宋元丰年间（1078—1085）变更服制，公服只用三色，四品以上紫，六品以上绯，九品以上绿，取消了青色。青衫朝士见于阅读书目，典据是欧阳修《文忠集·镇阳读书》：“青衫缀朝士，面有数亩桑。不耐群儿嗤，束书归故乡。”[33]据此来看，画中画的似乎是中国朝官归乡的画面。

不过五山诗人也以“青衫朝士”来描写日本诗僧，青衫可以指僧侣的衣服，兰坡景茝《二月旦上堂》：“屈长松为监寺，夜合为维那，青衫副寺，五味子典座，檀木直岁也，其西序也。”[19]100副寺，佛教僧职，禅宗寺院东序六知事之一，掌钱财进出。青衫是指僧侣衣服，而不是朝廷官服。五山文学中的朝士也指朝廷官员，景徐周麟《山城州仁和寺安养谷荐覆寺化缘疏并序》：“寿永年中朝士某谪居摄州难波浦，梦神告之，当诣荐覆寺，而请祈焉。”[2]27不过朝士亦可以指京都官寺官僧，瑞溪周凤《叔衡玑西堂住丰后万寿诸山江湖二疏》：“文章小技且为辅教，佛法大事宁可安眠。上界真人何多，君独翩翩远去。当时朝士已少，世皆凛凛谁从，久哉草木知名。……同盟结社。”[34]此文写的是诗僧聚会于丰后禅寺同盟结社之事，“朝士已少”是指来自于京都官寺的诗僧不多。官寺的诗僧是官僧，有时代表幕府执行公务，称之为朝士亦无不可。显然根据“青衫朝士”仍然无法了解《江村图》的海南是哪里，但不妨碍汇集交流信息，也不妨碍生活世界的中国化，难以辨识是同名同趣的一种体现。

同名同趣始于同一姓名，后扩展用于同一地名。二者亦可兼用，并不矛盾，兼用也是一种扩展，可以进一步推进生活世界的中国化。牵合同一地名与同一姓氏，就会造成同名同事的效果，好像讲述的是中国故事。

瑞溪周凤《送人归金华》

昼衣冲雪返金华，缥缈赤松仙子家。

应是洞天春不老，凭君先问小桃花。[1]541

解读此诗首先想到的是友人回归中国，因为金华、赤松山在中国浙江。《浙江通志·金华府》记载：“赤松山：《万历金华府志》：在县北十五里，一名卧羊山，即黄初平叱石成羊处，其山往往白石错落，如群羊散牧。初平号赤松子，故山以是名。”[35]阅读书目《神仙传》的记载更为具体详细：“皇初平者，丹谿人也。年十五，而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使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四十余年，忽然不复念家。……初起往视，了不见羊，但见白石无数，还谓初平曰：‘山东无羊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见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乃叱曰：‘羊起！’于是白石皆变为羊数万头。初起曰：‘弟独得神通如此，吾可学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易姓为赤，初平改字为赤松子。”[36]阅读书目《太平广记·神仙七》卷七亦载。金华赤松山是赤松子得道成仙之处，也是赤松子的家，因而送友人回中国似乎是正确的解读。

不过送别友人回中国不是不可能，只是相当稀见。最有可能的是回归日本的金华，有趣的是日本也有金华，即播磨国金华山法云寺，在兵库县赤穗郡上郡町苔绳，金华是法云寺山号金华山的简称，不是唐风地名，但不影响作为同一地名使用。日本的金华也有赤松山，是宝林寺的山号，宝林寺在今兵库县赤穂郡上郡町河野原。播磨亦有赤松家族，赤松家族归依佛门，仙子有时指称佛门弟子，因而赤松仙子可以指赤松家族。景徐周麟《散说》详细记述了赤松氏的来源：“播州居住大功德主道祖松，就于赤松山宝林禅寺宝所禅庵……谨按赤松氏家牒，昔者村上天皇，有王子曰具平亲王……亲王之嗣，为久我大臣，臣臣华胄，分为武家，有播磨权守家范者，始号赤松。……予尝览鄱阳马端临所着之《文献通考》，有日本部，载帝王纪、郡国志，及浮屠氏之入朝者，甚详焉。……所恨马端临，以有时之先后，未及记禅师之名矣。然而赤松氏所出之帝系，所据之国名，皆书在《通考》之中。而马公鄱人，与赤松氏，同地名，似不偶然。今引以为实录者，非诬焉。……今岁又何岁，白发重来，青山不改，松奇石怪，夹路排立，绕山腰以到寺门，曰赤松，曰金华。”[2]660-663景徐周林记述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一，赤松氏(あかまつうじ)是日本巨族，曾是播磨国（兵库县）佐用郡佐用庄为本贯的领主，室町时代播磨国守护。赤松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具平亲王，具平亲王（964—1009）是平安时代中期的皇族，第62代村上天皇第七皇子。具平亲王博学多才，诗歌、管弦、书法、医术、阴阳术等等无所不精，有《具平亲王集》《弘决外典钞》《书写山性空上人传》等。其后人久我大臣的后人又分为武家，镰仓初期得到九条家领佐用庄地头职之后，以西播磨为中心，组合了族群，占据了摄津国（大阪府、兵库县的一部分）沿岸，改族名为赤松氏。现今赤松氏人才辈出，著名的歌手、演员、学者等等活跃于日本社会。

第二，赤松、金华与播磨、鄱阳的文献关系。景徐周林以为多种巧合不是偶然，有其文献依据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神仙传》。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为据，是因为中国鄱阳的马端临与日本播磨的王族“同地名”，鄱与播二字发音相通，可以通假，故可以认定鄱阳与播磨地名相同。“似不偶然”不是指马端临与赤松族存在渊源关系，而是指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作为文献依据，为法云寺、宝林寺取金华山、赤松山的山号。这样就出现了很多巧合，巧合是根据《文献通考》等文献制造出来的。这看起来十分牵强，但完全符合同名同趣的惯例，景徐周林的看法不可轻易否定。

最后再回到诗题，送友人回金华究竟是回日本的金华，还是中国的金华，仍然无法确定。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经过文献调查，可以看到五山诗僧制造了更多的交流，也要求读者想到更多的交流信息，这就实现了同名同趣的意义。希世灵彦的《寄金华故人诗叙》也记述了中日金华、赤松的关系，论说了相同地名的意义：

婺即婺州，是中国的古州名，即今浙江金华。希世灵彦以为地名相同的地方不少，同一地名分为两类：一是名同事异。杭州的仁和与京都的仁和就属于此类。二是名同事同。金华山、赤松山与赤松氏就是此类。金华山、赤松山是直接移用中国的地名，赤松氏也是移用了中国仙人的名字，自然就会出现名同事同。如果没有刻意制造，就不会出现如此丰富的巧合。瑞溪周凤的《送人归金华》没有直接牵合日本与中国的同一地名，但其背后存在文献交流与生活世界的交流，景徐周麟、希世灵彦的两篇文章明确记述了交流事实。制造同名同趣，其实也是制造生活世界的中国化。

五山诗人没有满足于牵合同一地名与同一姓氏，还在同名同趣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中日相同的生活细节。

这首诗歌与中国相同的地名有二，一是相国寺，一是东京。此诗也没有直接牵合日本的东京相国寺与宋代东京相国寺。日本东京、相国寺的地名也不是直接来自于中国：第一，日本京都相国寺是五山官寺的第二位禅寺，也是五山文学的中心，位于京都市上京区今出川通乌丸，正式名称为万年山相国承天禅寺，山号万年山。1383年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奉后小松天皇勅命创建，幕府将军又是左大臣，相当于相国、宰相，故将军所建禅寺名为相国寺。第二，东京指京都，这一唐风地名源于洛阳。唐代洛阳为东京，长安为西京。洛阳是京都的唐风地名，东京是京都唐风地名的唐风地名。东京的汉字与现在日本首都的东京相同，但二者的读音并不相同，京都唐风别称的东京是とうけい，现今首都的东京是とうきょう，不同的发音表明有不同的来源。

京都相国寺（图源：www.shokoku-ji.jp/about/）

中国最为闻名的东京相国寺，是北宋首都东京开封的相国寺。北宋东京相国寺与日本东京相国寺只是名称相同，但背后仍然存在北宋东京相国寺的影子，因而必然牵合同一寺名。横川景三《同人尽七拈香佛事 此日雷雨》：“赠东京慧林院，设预修会，其弟正甫藏主，一一行法事，以春资命也。……东坡北归至毗陵不起，太学生裒钱于东京慧林饭僧，苏黄门撰东坡墓志，首载之。”[37]正甫即五山诗僧汝雪法叔，预修会的东京慧林院是指日本京都相国寺的慧林院，裒钱饭僧的东京慧林院是指宋代汴京大相国寺的慧林院，中日相国寺都有慧林院，这显然不是偶合，是五山诗人刻意制造的寺院名称。横川的题注记载的生活细节“纸烛一寸”，这是指烧去纸烛一寸的时间里，横川作了三首诗歌。中国也有相同的生活细节。宋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刻烛击钵》：“竟陵王夜集赋诗，约四韵刻烛一寸。文琰曰：‘何难之有。’乃与江拱共击钵立韵，响绝而诗成。”[12]649-650生活细节也是形成生活世界共同体的重要原因。

五山诗人同名同趣的方法制造了无数交流关系，这是比较文学文献学的注释应当注出的内容，是比较文学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不同之处。同名同趣带来生活世界中国化，因此容易认为五山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延伸。但同名同趣不会改变日本生活世界的本色，中国文学也没有通过仿造他国地名创造交流关系，这些五山文学的独有特征表明不是中国文学的延伸。

说明：本文原载于《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感谢张哲俊教授授权发布，转载请标明原出处。

编辑 | 方思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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