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雅芬 | 日本汉文学经典《东征传》中的广州书写

文摘   2024-08-31 20:00   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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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雅芬教授




作者简介:
邱雅芬,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日本文学研究分会会长。近期著有《日本小说发展史》等,译有《<日本文学史序说>讲演录》、《人文社名著名译丛书/万延元年的Football》、《罗生门:芥川龙之介经典作品集》等。




鉴真(688—763),唐高僧。日本律宗的创始者。从唐天宝元年(742)至天宝十二年(753),东渡日本历经六次,千辛万苦,至第六次才到达日本九州。后在奈良东大寺传授戒法,为日本佛教徒登坛受戒之始;759年建唐招提寺,传布律宗;并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学等介绍到日本,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传有《鉴真上人秘方》。


收藏于日本奈良唐昭提寺的鉴真坐禅像


《东征传》全称《唐大和上东征传》,是有关唐代高僧鉴真的最完整的原始资料,也是唐代中日交流史上最早的详尽记录。《东征传》以汉文写成,也是日本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描写鉴真在日本留学僧荣叡、普照的力邀下,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授佛教戒律的事迹。日本学者臧中进指出:“《东征传》作为我国奈良朝末期的文学,显示了极高的水准,它不仅仅是鉴真大和尚的传记,也生动地描绘了鉴真弟子们的身姿,富于故事性,文章有张力,可谓是奈良朝文学的总决算。”[1]作为日本最早的传记文学作品,作为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东征传》建构起了一座文学丰碑,它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开拓和引领意义值得关注,其中的广州书写也具有诸多文学与文化史价值,值得记忆挖掘。



《东征传》的作者真人元开(722-785),又名淡海三船,是大友皇子的曾孙,日本奈良時代的著名汉学者,有“文人之首”之称,曾任大学头、文章博士等职,传说他还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的编撰者,日本敕选汉诗集《经国集》也收录了他的5篇诗作。淡海三船曾经亲炙鉴真,他在鉴真逝世16年后,即公元779年撰写了《东征传》。鉴真不仅是日本律宗的开山之祖,他与日本宗教思想上的两大动脉,即日本天台宗、真言宗的创立也关系密切,这两大宗派的创始人最澄、空海在年轻时所仰以进学的,都是鉴真的遗泽,鉴真可谓是站在奈良文化最高峰者,同时也是为平安文化开道之人。[2]淡海三船作为当时日本的“文人之首”,凭借卓越的汉文功底,刻画出了一个具有立体感的鉴真形象,也使《东征传》成为日本文学草创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文本。


《唐大和上东征传》抄本(东寺观智院甲本)


汪向荣认为淡海三船之所以撰写《东征传》,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鉴真高徒思托的请求。[3]奈良时代的日本佛教界新旧之争激烈,以鉴真为首的新兴势力受到保守势力的排挤。圣武天皇去世后,鉴真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支持者,后来又失去了僧纲职位。鉴真历经艰辛,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作为一路陪伴左右的弟子,思托自然希望为师留下史料,且鉴真的东渡伟业可歌可泣,与东晋法显、唐初玄奘的西行壮举一样值得流芳后世,由此诞生了思托所撰三卷本《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以及淡海三船所撰《东征传》。思托的《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已不传,现在仅存一些逸文。从这些逸文判断《东征传》是在《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的基础上敷衍、凝练而成,尤其是鉴真东渡前的内容可能直接保留了思托的原文。


淡海三船在当时的日本文坛具有强大的号召力,且曾经亲受鉴真教化,其佛学造诣也相当深厚,这应该是思托请其撰写鉴真传的重要原因。淡海三船的《东征传》文字流畅,笔触细腻,作品末尾所附《初谒大和上二首并序》也生动地传达了他对一代高僧鉴真的敬仰之心,其序写道:“弟子浪迹嚣尘,驰心真际,奉三归之有地,欣一觉之非遥,欲赞芳猷,奋弱管云尔。”他在诗中继续写道


摩腾游汉阙,僧会入吴宫。

含章渡海东,禅林戒网密。

欲识玄津路,缁门得妙工。

我是无明客,长迷有漏津。

怀抱绝埃尘,道种将萌夏。

自归三宝德,谁畏六魔瞋。[4]


“摩腾”也名“迦叶摩腾”,传为中天竺僧人。东汉明帝时遣使赴大月氏国求佛法,请得迦叶摩腾、竺法兰二位僧人,用白马驮着佛像和佛经来到洛阳。此后,二位僧人在白马寺讲经说法,并开始翻译佛经,现存《四十二章经》即是这时期译出的,故“摩腾”象征了佛教传入中国及译经之始。“僧会”亦名“康僧会”,传其出家前是西域康居国大丞相之子,247年到建业弘法,孙权为其建造寺院,这是江南有佛寺之始。淡海三船以“摩腾”“僧会”等词汇入典,进一步讴歌了鉴真之于日本佛教文化史上的开创性意义。可以说,日本奈良文学因为有了《东征传》而增添了一份文化厚重感。




学问僧荣叡、普照二人随日本遣唐使一行入唐,二人除了精进学业外,还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即邀请传戒师赴日传戒。当时日本有佛法,但无传戒师,导致社会乱象丛生,迎请传戒师已是迫在眉睫的日本国事。公元742年(唐天宝元年),即入唐将近十年时,二人从长安到扬州拜谒鉴真,“至大明寺,顶礼大和上足下,具述本意。”[5]《宋高僧传》卷第十四《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也记载了荣叡、普照二人“达于杨州,爰来请问”之事。[6]当时鉴真55岁,已是名扬一方的高僧大德,尤其在律宗和天台宗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然而,《唐律》规定出入国境,非公使者不合,“偷越缘边关津”即为“越度”,外加海上风高浪急,鉴真一行的东渡事业一波三折,前后历时近10年、总共失败了5次,第6次才顺利抵达日本。


公元743年春,一行人借口到天台山国清寺朝山,正式杨帆启航,但同行的高丽僧如海诬告他们与海盗勾结,官府调查,船只被没收,第一次行程宣告失败。同年12月,一行人准备第二次启航,向时任岭南采访使刘巨鳞购买了一艘军用船,又准备了干粮及大批物资,并招募了画师、刻缕、铸写、绣师、修文、镌碑等八十五名工匠,但刚驶出长江口便遭遇飓风,船只破损,一行人只得上岸修船。第三次启航时,又遇风浪,船只触礁损毁,水米俱尽,幸好三天后获救,被安置到宁波阿育王寺,第三次行程也宣告失败。在此过程中,日本僧人荣叡、普照因为“诱大和尚欲往日本国”之故,数次被捕,二人的艰辛程度数倍于他人,《东征传》记载:“荣叡普照等,为求法故,前后被灾,艰辛不可言尽,然其坚固之志,曾无退悔。大和尚悦其如是,欲遂其愿。”[7]公元744年,一行人准备从福州出发,但滞留扬州的弟子灵佑及众僧担心鉴真的生命安危,便上书采访使请求阻止,官府派人追来,将一行人送返扬州,第四次行程也告失败。


公元748年6月,一行人从扬州出发,再次遭遇风浪,停住两次,在海上漂流了14日,于11月抵达振州(海南岛南端)。鉴真一行在海南岛受到了地方官冯崇债的热情接待,并在冯崇债的护送下,从海南岛北上,途径广西、广东、江西、江苏等地,返回扬州,第五次航行也告失败。第五次行程是最为惊心动魄的,前后历时两年,可谓万里征程。一行人历经千辛万苦,却仍然以失败告终。但鉴真也有幸与各地僧俗广结善缘,所到之处,信众云集,彰显了一代高僧的人格魅力。然而,在这次漫长的行程中,日本僧荣叡在端州(肇庆)“奄然迁化”,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8]荣叡去世后不久,鉴真本人也因“频经炎热,眼光暗昧”,[9]最终双目失明,但其东渡传戒的意志未有丝毫动摇。公元753年11月,在距离鉴真第一次启航东渡大约十年后,66岁高龄的鉴真搭乘日本遣唐使船踏上了第六次东渡的航程,同年12月20日成功抵达日本,前后历时大约十年的东渡壮举终于圆满成功。


《东征传绘卷》(局部)


从《东征传》可知鉴真将大量珍贵物品带到了日本,其中包括三千粒佛舍利及各类佛像、佛经,甚至还带去了青莲花、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真迹等。可以说,鉴真东渡是日本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日本佛教终于有了传戒师,由此迎来了真正的信仰时代。日本的建筑、美术、雕塑、书法、医药等领域也由此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作为日本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东征传》也成为日本奈良文学史上极具象征性意义的经典之作。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汪向荣校注的《东征传》,我国学界也可以一睹这部汉文经典的风采了。


作为千余年前的汉文作品,《东征传》具有宏大的时空维度,时间上从鉴真的少年时代直至他在日本圆寂为止;空间上从我国的江淮流域到珠江流域、海南岛,再延伸至日本,对于研究唐代佛教、商贸、物产,甚至唐代语言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东征传》描写崖州开元寺官寮设斋款待荣叡、普照时,“施物盈满一屋”,主要有各类珍异水果,包括“益智子、槟榔子、荔支子、龙眼、甘蕉、拘莚”[10]等等,可见当时海南岛丰富的物产。尤其海南岛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曾经供养鉴真一行,其财力令人咂舌,从“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11]的描述可知冯若芳家业之大,真是富可敌国,而其财富的重要来源之一即是海盗业,这由“若芳每年常劫取波斯舶三二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12]的记载可知。日本学者松浦章也指出:“冯若芳明显就是南海的海贼头领。”[13]


如上所述,在鉴真一行长达十年的东渡历程中,第五次行程是最为惊心动魄的,而《东征传》最富于文学性的描写,如有关海上历险的经历、海南岛的风土人情、广州的城市景观等均是第五次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行程涉及我国的江淮流域至珠江流域、海南岛,所涉范围几近半个中国版图,但作者几乎仅仅聚焦了广州的城市景观,尤其与一行人的东渡基地扬州相比,与唐代诗人对扬州这一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经济城市的讴歌相比,《东征传》的作者细致入微地聚焦了广州,而对扬州则并无太多着墨,这与广州这座城市给予一行人的非同寻常的震撼有关。



广州从秦朝开始一直都是郡治、州治和府治所在地,西汉初年已形成对外贸易港市,公元3世纪开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海上丝绸之路大约始于秦汉时期,主要指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印度洋、波斯湾、红海等海域,抵达东南亚、南亚、西亚、欧洲、非洲等地的海上贸易交通线。[14]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都与广州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如中国第一位赴印度取经的高僧法显于399年从长安出发,由陆路经西域到印度,前后历时14年,返程沿海上丝绸之路从广州回国,他在耶婆提国(苏门答腊)转乘开往广州的船,《佛国记》记载从耶婆提国“常行时正可五十日便到广州。”[15]即在正常情况下,航行五十日就可以抵达广州,由此可见当时广州与东南亚各国的密切关系。


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


广州在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市,也是世界著名港市,明清时期则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港。唐代海外贸易的繁荣程度从保留至今的“唐人”、“唐人街”等语汇可以略知一二。唐朝(618-907)是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一时期,横跨亚洲、欧洲、非洲的阿拉伯帝国(632-1258)迅速崛起,其商业也十分发达,这东、西两大帝国都重视对外交往,广州也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从广州启航的海上丝绸之路可以到达东非,这条航线比以前有了更大的发展。[16]


唐代广州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对外贸易港市的文化底蕴,已成为一座具有鲜明国际化色彩的大都市,由此也具备了多元宗教共存、国际贸易繁荣的城市景观,这在《东征传》中可以得到印证。鉴真一行离开海南岛后,从雷州半岛进入今天的广西境内,在桂林居住了一年。此后,由于广州太守卢奂“牒下诸州,迎大和尚向广府”,于是一行人启程到端州,由端州太守送至广州。鉴真在广州住了大约一个春季,临别时当地人几乎“倾城远送”,且看《东征传》中关于广州的描述:


端州太守迎引送至广州,卢都督率诸道俗出迎城外,恭敬承事,其事无量。引入大云寺,四事供养,登坛受戒。此寺有诃梨勒树二株,子如大枣。又开元寺有胡人造白檀《严华经》九会,率工匠六十人,三十年造毕,用物三十万贯钱,欲往天竺。采访使刘巨鳞奏状,敕留开元寺供养,七宝庄严,不可思议。又有婆罗门寺三所,并梵僧居住,池有青莲花,花叶根茎并芬馥奇异。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州城三重,都督执六纛,一纛一军,威严不异天子。紫绯满城,邑居逼侧。大和尚住此一春,发向韶州,倾城送远。[16]


上文中的“婆罗门”指印度;“波斯”指波斯湾一带的阿拉伯国家;“昆仑”指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此外,“师子国”指斯里兰卡;“大石国”即“大食国”,指阿拉伯帝国;白蛮或指现在的欧洲人;赤蛮或指现在的非洲人。遍布珠江口的外国船只以及广州街上熙熙攘攘的外国人共同营造出唐代国际大都市广州的城市景观。这座城市令一行人惊叹不已,这由作品中对诃梨勒树、胡人在开元寺所造“七宝庄严,不可思议”的白檀《严华经》九会雕塑、芬馥奇异的青莲花、珠江上不计其数的外国船舶、三重城池、“威严不异天子”的都督以及街上熙熙攘攘的达官贵人、外国人士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可知。


繁荣的广州港口

在抵达广州途中,一行人的足迹从江淮流域直至珠江流域、海南岛,但这种力求精确、细致入微的写作方式却是非同寻常的,可见《东征传》作者对广州城市景观细致入微的描摹态度。这种对广州的关注度也与一般唐代文学的书写方式迥然不同。例如,唐代都城长安在《全唐诗》中出现730次,一行人的东渡基地扬州出现121次,而广州出现的频次寥寥无几。又如唐代张祜《纵游淮南》一诗写道:“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诗人极力讴歌了扬州的繁华及其湖光山色之美。广州在唐诗中则似乎仅仅是遥远的边地,如韩愈《送李翱》一诗写道:“广州万里途,山重水逶迤。行行何时到,谁能定归期?”所谓“万里途”并非实指,只是表达了唐人对“广州”的“边地”定位。“人生只合扬州死”与“谁能定归期”的情感表达方式截然相反,这也说明对一般唐人而言,唐代广州并非令人向往之地,而《东征传》则形象生动地记载了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广州形象,随处可见唐代广州的繁荣与开放,《东征传》的文学价值与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参考文献

[1] [4] [5] [7][8] [9][10] [11][12] [日]蔵中進:『唐大和上東征伝』。大阪:和泉書院,1998。

[2] [3]汪向荣校注:《唐大和上东征传》。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6][宋]赞宁:《宋高僧传》(上)。北京:中华书局,2018。

[13] [日]松浦章:《中国的海贼》。谢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14] 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15] 吴玉贵:《中国佛学经典宝藏 佛国记》。北京:东方出版社,2020。

[16] 袁钟仁:《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



著作介绍:

邱雅芬著《日本小说发展史》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外国小说发展史系列丛书之一”,总计40余万字。本书以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邂逅为切入点,分上下两编梳理日本小说的发展历程,探讨日本小说的起源和演变,展现日本小说在与中国文学、西方文学的邂逅中不断摸索前行的发展历程。



在日本,一般通行的日本文学史往往遮蔽诸多“汉文学”的历史,这造成对日本小说起源的认知模糊不清。此外,对“战时”日本小说的情况亦往往一笔带过,阻碍了对日本小说进行全景式把握。本书首先从“汉字汉文东传日本、汉字文化空间”的维度思考日本小说的萌芽,尝试对一般通行的日本文学史进行重新的审视,对“战时”日本小说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力图把握日本小说发展的全景图。



编辑 | 何冰洁、陆相凝、王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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