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在中国——兼论其意识形态机制

原文摘要：文章在梳理 “区域研究”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总结了“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在中国的现状，并对其中的意识形态机制进行了认识论上的分析，认为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所带来的超越性视点和对知识结构的反思性批判思维乃是日本学作为“区域研究”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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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所长，中外文化比较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研究方向为日本近现代文学，中日比较文学。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项，在研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出版有《越境·身份·文学——<铜锣>及其主要同人研究》《日本文化论》等学术专著，以及《空翻》《人间失格》《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日本私小说千年史》等译著，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读书》等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地域研究（ちいきけんきゅう）”是一个日语词汇，乃是英语“area studies”一词的日译。作为“area studies”的中译，则一般使用的是“区域研究”或“国别研究”这两种说法。大致说来，前者是指对某一个地区的研究，而后者则适用于对某一个国家的研究。但在文中，为了与日语的“地域研究”一词相照应，在针对日本这一国别的研究时，笔者还是使用了“区域研究”这一说法。

从广义上说，所谓的“area studies”原本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在1930年代，随着国际关系论研究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局限在地理学上的区域研究，开始谋求一种基于国际性视野的关于某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等的具体而专门的情报研究。这种与国际关系论处于互补关系的区域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冷战为背景，在美国得到了飞速发展。以密西根大学的日本研究所为代表，很多大学都设立了类似的区域研究机构。从那以后到今天，以多学科研究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在各发达国家里非常盛行，旨在认识某个区域或国家的“特殊性”侧面，构筑起以此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论和国际关系论。

因此，“区域研究”可以说是主要以国家规模的区域为对象，一边关注各地区的共时性，一边在与其他地区的比较中来考察该区域的特色，从而对该区域的政治、经济、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开展广泛研究的学术领域。

毋庸置疑，在中国进行的日本研究就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一种国别研究。据南开大学2009年针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会、主要研究机构和日本研究学者进行调查的结果，全国共有385所大学开设了日语系或日语专业，研究机构数为100家，专门的研究人员为1040人左右（蒋立峰、杨栋梁：《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收入中华日本学会、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国际交流基金编：《中国的日本研究1997-2009》，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出版，2010年，第4页）。

这些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日本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的数量已经居于世界各国日本研究的最前沿地带。中国日本研究的持续发展无疑得益于中国日语教育机构和日语学习者的迅猛增长，以及伴随着日语基础教育的发展所带来的日本研究者人数的增加和素质的提高。此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对日本研究之重要性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中日间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和持续扩大的经济往来迫使人们不得不加强对日本的研究。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或许是，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种把日本作为学习和研究欧美的窗口或捷径的手段论已经宣告结束，而更多是把日本作为走出了现代化独特道路的典型个案加以研究，在同欧美模式的横向比较中来关注日本模式的独特性，从而促成了大量日本研究机构的设立和大批研究成果的诞生。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日本研究丛书》、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中日文化研究文库》、北京大学王晓秋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大系》、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日本研究丛书》和《日本现代化历程研究丛书》等都是近年来日本研究的优秀成果，被认为“其总量超过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这成为中国日本研究大步前进的标志”（蒋立峰、杨栋梁：《中国的日本研究现状与展望》，第9页）。

与此同时，人们对日本研究现状表示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强烈。比如鲁东理在《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一文中指出：“尽管日本这个国家十分重要，并且不断地和中国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国人也看似对日本谈得头头是道，甚至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义愤填膺，但是让人们说出中国人创作的关于日本的文艺作品和著作却很难有统一意见，甚至于没有佳作可以作为谈资。……中国的日本研究始终落后于日本的中国研究，也落后于美国的日本研究。《菊与刀》问世60多年来，其在中国的销量和影响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部日本研究著作，说明中国人无力取代，认知落后，而当年的日本已不是现在的日本，《菊与刀》不可能解读和解决许多新问题。世界各国琳琅满目的日本研究书籍，中国人的作品却影响不大”（鲁东理：《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亟需进一步提高》，《日本新华侨报》2010年1月18日）。

此文代表了学界一种较为普遍性的危机感和焦灼感，即国内的日本研究缺乏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尽管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但笔者认为，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几个原因：（1）由于国内的日本研究大多分为文学、历史、经济、法律、社会等各个学科来分别进行，尽管各个领域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缺乏整体研究的方法和视野，所以对日本的整体形象缺乏有效而完整的把握。换言之，在日本研究的各个学科间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跨学科研究，从而妨碍了对日本的全面研究；（2）由于各个传统学科偏向于基础性研究，不太关注与现实的关联性，导致与现实的脱节现象，从而遭到边缘化，无法参与到日本整体现象的构筑中；（3）而从现实政治和国际关系论为切入点来进行的日本研究，又由于只专注于国际问题和现实政策，缺乏传统学科中的文化研究视野，而成为一时性的应景研究或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在中国提倡“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所谓的区域研究乃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诸课题的综合性学科。其最大特点就在于：尽管承认因以现实世界为对象而带来的各种制约，但同时又致力于超越这种制约的研究。换言之，我们所从事的日本研究既要回答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各种热点问题，但同时又必须超越这种现实性。也就是说要强调区域研究的学术性，使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成为一种即使作为学术领域也足已成立的日本研究，即日本学。

学者徒温曾著文指出：“国别学有别于国别研究。地区学（如果有的话）也不同于地区研究。区别在于二者研究的重点不同。国别学和地区学，侧重于对国别和地区的文史哲方面（如语言、古代史、文学艺术、哲学、习俗等）进行系统的经典式研究。国别学和地区学为独立学科，不属于政治学或国际问题研究的范畴”（徒温：《国别研究有别于国别学，拉美研究有别于拉美学》，收入《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二期，第61页）。显然，徒温先生是把区域研究和地区学作为两个不同的学科来划分的，这也代表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对区域研究的固定观念。按照这种观念，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与日本学应该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强调的是现实性，属于国际政治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传统学科的基础研究。而笔者认为，正是这两者过分清晰的划界导致了如今国别研究中的局限性。而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必须强调自己本身的学科建设、学术独立和自律，强调国际关系论与传统学科的融合和互补，调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专业，如历史、语言、文学，以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学科，从而形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局面。而“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提倡的就是将日本研究作为一门关注现实性并超越现实性的、具有学术自律性和自主性的崭新学科。

当我们强调区域研究与传统学科的互补和融合时，也是考虑到传统学科的分散性存在着无法完全应对当下研究环境的某些方面，因而尝试着从内部对传统学科进行改良和改造。区域研究具有区域上的跨越性和学科领域上的跨越性。因为它是对某一区域的整体性研究，毋庸置疑地囊括了研究对象的整个区域。而就学科领域上的跨越性而言，不妨把它看做是关于某个特定区域的跨学科的综合性整体研究。

从广义上把握“日本研究”这一概念时，可以把它视为各个传统学科的一种松散的集合体，而在狭义上把“日本研究”视为区域研究这一独立的学科时，照样可以把相邻的传统学科看做是区域研究这一学科得以成立的下位领域。处于这一下位领域的研究者们依据其研究的对象和视点，乃是被其所从事的传统学科的研究方法所规定的。他们有可能是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者、政治学者、语言学者、文学研究者、哲学研究者等等。不用说，他们的研究成果中肯定有不少采用了作为区域研究之特质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但却并不意味着每个研究都一定是跨学科的，而毋宁说大多沿用着相邻的传统学科的研究框架。换言之，至少在各个具体的研究中，跨学科性并不是区域研究得以成立的必须条件。这时的跨学科性并不一定体现在每一个研究的内部，而毋宁说它体现为一种基本的立场或意识，即这些个别研究构成了日本整体研究的一角。这种立场和意识不仅对于从事区域研究的研究者来说，甚至对从事日本研究的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来说，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这种立场和意识必然会给各个学科研究者带来更加宏大的视野，促使他们认识到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一边接受来自其他学科的刺激和启迪，一边积极地进行自我改良，并与其他学科之间建立互补关系。

区域研究依靠跨越复数的学科，拥有一种从外部来观察自己学科的基本态势。尽管各个传统学科也潜藏着对自身进行反省的视线，但在通常的研究中却常常受制于学科自身的内在视线。而与此相对，区域研究所具有的跨学科性使其视点频繁地移动到学科领域之外，从而有可能清晰地从外面观察到传统学科内部固有观念的不合理性和局限性。

区域研究的发祥地是美国。美国在冷战后为实现对世界的霸权，急需获得推进其世界战略的各种情报。为此，美国不惜投入巨资培养亚洲和非洲问题专家。由于欧美式的常识在这些地区难以通行，依靠过往的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框架已无法分析这些地区的特征，从而采纳了吸收人类学和民族学成果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从有人把区域研究叫做东洋学和殖民地学的美国版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早期的地域研究内含着一种殖民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式的因素。其实，研究者们基于何种兴趣，又在何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来研究哪个区域，都潜在地受到形成研究者知识结构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而既然区域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那么，它就不可能与这些被跨越的学科所固有的思考方式无关，因此也必然与形成这些个别学科的文化、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存在于其根本之处的意识形态基盘发生关联。因此，区域研究必须常常对自身内在的知识结构中的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抱以反省的视线，意识到自己的研究不可能是真正中立的研究。而这种视线和意识也必然会延伸到区域研究所涉及的相关个别学科，从而构成促使这些学科进行内部改良的契机。

日本《思想》杂志1997年第7期刊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Harry D. Harootunian与康奈尔大学教授酒井直树的对谈《日本研究与文化研究》。该对谈以美国日本研究的危机为引子，论及了区域研究中的构造性问题，对中国的日本研究也极具启发性。下面笔者将参照该文指出的美国日本研究中的诸多问题，来思考中国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Harry D. Harootunian在论及美国日本研究的危机时首先着眼于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研究与其资金来源之间的关系，认为过分依赖研究对象国和相关基金机构的资金援助，不得不在研究结果上反映这些资金所代表的利益，从而有可能在研究的方向性和应有方式上产生偏差（ハリー・ハルトウーニアン、酒井直樹：『日本研究と文化研究』、『思想』1997年第7号、第6頁）。

在中国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对包括日本研究在内的各个区域研究的控制权，除了资金这一首要环节外，政府还主要通过下列几个方面来实现对区域研究的主导地位。一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的指导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成立于1981年，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国别研究所之一，作为政府对日政策的智囊机构，既为国家提供政策咨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政府的意志。该研究所作为中国日本研究的领头羊，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发挥着示范或定向作用。二是通过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的评审来实现对区域研究的主导权。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研究的风向标，折射出当前社会最关注的热点问题。与此同时，也潜在地左右了研究者们的关注重心和研究方法。

而成立于2008年的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据日本共同社2009年4月10日报道，该研究中心是由佳能、西科姆（SECOM）、野村综合研究所等日本企业及智囊团出资约1.5亿日元（约合1020万元人民币）创建的。尽管该中心的宗旨称，通过跨学科、文理融合的学术研究和注重产学研与社会效益并举的多层面交流，努力把中心建设成具有清华特色的日本研究机构和推动中日交流合作的基地，但网上还是有人质疑用日本人的钱来研究日本，是否能够达成客观独立的研究（秦全耀：《清华大学成立日本中心竟是日本出钱》，引自新浪读书论坛）。

笔者认为，Harry D. Harootunian或许是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如果把学术研究的自律和自主视为一种理想，那么，在进行区域研究时，就有必要保持一种戒备心，警惕区域研究被有意或无意地卷入由特定的权力关系或利益关系所规定的价值观体系中。而一旦被特定的价值观体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状况所制约，学术将很难保持自律性。有一点值得倍加注意，因为区域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它与政府、媒体和民众之间很容易形成一种“共犯”关系。即它在被由政府、媒体、民意等形成自身知识结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同时，其研究的成果又很可能会反过来影响政府的决策、媒体的立场以及民众的想法，从而进一步强化整个社会在知识结构上的意识形态要素。

Harry D. Harootunian接着指出，地域研究的主导者们，即在精英大学里主持区域研究项目的人们，只关心如何寻找资金来维持此前的研究，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知识生产结构和学问知识缺乏应有的关注。因为对知识生产结构缺乏认识论上的视点，认为区域研究只需保持传统学科中继承下来的知识结构，从而放弃了作为区域研究显著特色的多领域的、跨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进而依据同一理由，只专注于不断产出关于作为区域研究对象之日本的同型知识。而之所以关于区域研究对象的同型知识可以不断被产生出来，显然是有赖于这样一种观念：某种文化应该具有统一的有机整体性，关于某个区域的统一认识必然反映了这个区域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比如，当我们说到日本人的特质是集团主义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一认识适用于所有的日本人；说到日本社会是一个纵向构造的社会时，也就意味着日本社会的所有层面都是纵向的。而当区域研究跨越各种传统学科的时候，因为也照搬了以“日本式”来概括的所谓文化的有机统一体这样一种基本的思维模式，常常认为关于日本的认知无非就是各个不同领域的日本认识的单纯叠加，比如直接沿用或叠加日本历史、日本社会文化等传统学科的既有认识，忽略了日本文化和社会的复杂性、多重性、非均一性和变动性。这导致了所谓大同小异的“日本人论”和“日本特殊性论”的大肆流行和批量生产，以至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特殊论”等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而关于日本的认知一旦被嵌入某种意识形态的框架，很可能在不经动态的具体分析和论证的情况下轻易地就派生出相同或近似的结论，演变为一种言语的暴行。比如，只要看看国内关于日本战后文学的部分研究成果，我们就不能不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近年来，以王向远、刘炳范等为代表的学者在讨论日本的战后文学时，提出了一种“反对战败”论，他们认为，日本战后文学所谓的“反战”主题，实质上只是“反对日本的失败”。换言之，如果侵略战争不失败，那就不反对。刘炳范进而论述道：“‘反战’作品是作家以自己的勇气、良知和高尚的艺术道德勇敢地以文学作品为武器，向一切不正义战争进行战斗，而战后日本文学的‘反对战败’作品实际上是支持法西斯发动的那场战争的，反对的只是战争的‘失败’”（刘炳范：《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杜，2003年，第3-4页）。显然，当论者用“反对战败”这一个词语来概括所有战后派作家对战争的认知时，无疑是用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来代替了文本研究和具体分析。而这种意识形态在中日关系因靖国神社和历史教科书问题陷入僵局的时候，作为印证了日本人扭曲的战争认识的有力材料，被认为“该观点的提出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思”。因此，“以王向远、刘炳范等为代表的可称为新兴的‘反对战败’论，该观点近年来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何建军：《论日本战后派战争文学的主题》，收入《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11页）。

Harry D. Harootunian在谈到美国的日本研究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很多大学创建的区域研究都具有一种显在或潜在的军事意图，比如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在战时情报局的支援下出笼的。当时美国的亚洲研究乃是为实现美国对亚洲的扩张野心而收集情报，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在美国的日本研究中，日本扮演的纯粹是田野调查中的情报提供者角色，而美国则拥有对情报进行分析和处理的理论装置，掌控着对情报的处置权。显然，这其中存在着一种非对等的殖民主义构造和政治关系。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的日本研究时，发现情形似乎更加错综复杂。首先这和中日之间几千年的关系史密切有关。直到甲午战争为止，中国一直是日本的老师，大家习惯了把古代的日本文化看做是中国文化的模仿，把近代的日本文化看做是欧洲文化的模仿，因此中国人在看待日本和研究日本时常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尽管近代日本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但不少中国人还是习惯了过往的定位，继续固守着对日本的蔑视。而日本对中国的那场残酷的战争更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强化了中国看待日本的政治视角。因此，在研究者的研究中还不能不时常贯穿着“被侵略者”看待“侵略者”的视线。不用说，上述两种情形都显示出非常明确的非对称性。新中国建国以后，研究者在从事日本研究时，往往是把日本作为研究的情报提供者，而他们自身则扮演着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装置对来自日本的情报进行处理的角色。近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即便面对同一个作为情报提供者的日本，研究者们要么是借助欧美的理论装置来进行情报过滤或处置，要么就是直接用日本的理论装置来处理日本的情报。无论属于哪种情形，暴露出的都是研究者们主体性的阙如。这就可能导致研究者不再去反思区域研究中常常伴随的意识形态构造，而毋宁说主动加入到这种构造中，甚至成为固化这种构造的一环。

Harry D. Harootunian阐明了区域研究中具有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构造后，认为从认识论的视点出发批判其中的意识形态机制，是至关重要的。但因为这种知识结构的意识形态机制常常被研究者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因此，有必要在区域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文化研究有着强烈的左翼批判色彩，是20世纪60、70年代席卷全球的一种激进的左翼社会运动的产物。文化研究结合了社会学、文学理论、影像研究与文化人类学来研究工业社会中的文化现象。若丁·萨达（Ziauddin Sardar）在《文化研究介绍》（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一书中，列举了以下五个主要的文化研究特色：文化研究意在检视其主题中的文化活动以及文化活动与权力的关系；其目的在于了解文化所有的复杂样貌，以及分析社会与政治脉络中的文化展现；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体，同时也是政治批评与政治行动的场域；文化研究试图揭露与调解知识的分歧，试图克服内隐知识与客观知识这两者之间的裂缝；文化研究致力于对现代社会进行道德评价，以及进行激进的政治行动。

从上述特征中可以看出，文化研究者时常关注某个现象是如何与意识形态、种族、社会阶级或性别等议题产生关连的。因此，通过在区域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视角，可以使研究者更加有意识地去发现区域研究中知识与权力、知识与意识形态等的复杂关系，从而对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现代知识建构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关系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反思性批判思维的一条主线，是深刻思考当代中国日本研究的学术建构与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权力与知识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针对中国的学术政治化、权力化的传统，中国学者往往把西方社会科学的独立性、自主自律性提到一个非历史的高度，用意是以一个“西方主义”的现代性学术神话来打造中国的现代性学术。但正如Harry D. Harootunian所指出的美国日本研究中的危机那样，西方的区域研究也从来就不是独立于政治之上的自主自律的神圣殿堂，也充满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斗。因此，在中国建构“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时，可以把美国的日本研究，还有日本的中国研究等区域研究作为镜子，来反思中国日本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而反思性批判思维是区域研究中绝对不可缺位的重要环节。或许可以这样说，尽管，不可能存在着百分之百中立的研究，但最大限度地接近中立的学术研究，乃是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所有学问的理想。因此有必要保持对包括知识构成在内的结构进行反思性思维的态势，发挥由区域研究的跨学科性所带来的超越性视点。而这也是中国的日本研究作为区域研究是否能够成为真正具有学术性的日本学的关键。

当然，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还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即通过对作为对象的日本进行综合性的研究，以达成对日本固有性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不是将这种固有性作为日本的特殊性来加以主张，而是尽可能在与其他区域的相关性上来理解这种固有性。中国的日本研究也理应和美国的日本研究、日本的中国研究等等一样，不是停留在检证日本这一特定区域的个别性上，而是将其作为通往世界普遍性的切入口或映照出世界整体图景的无数镜像中的一个。

说明：本文原载于《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感谢作者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