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红梅 刘楚婷｜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 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再思考
文摘
2024-09-01 20:01
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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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红梅，女，大连外国语大学日本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语委科研机构中国东北亚语言研究中心（大连外国语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中国都市空间与日本近现代文学。刘楚婷，女，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日比较文学、日本海洋文学。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佚名，2023）。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一种历史实践的总结，也是一种理论的创新。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生产力发展单纯服从于资本的逻辑，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超越，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佚名，2023）。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习近平总书记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的重要思想论述，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奋斗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宁吉喆，2023:32）。这一理论为重新思考和大力推进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方法创新和范式转型提供了理论资源，为全新认识“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进一步探索的可能。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新形态为外国文学研究提出了新目标、新境界和新问题。面对这一切，迫切需要揭示和厘清的就是在筑牢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根基的过程中，外国文学研究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是一个亟待深入思考和有必要从多方面进行实践探索的问题。首先，外国文学研究是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有益视角。外国文学不仅具有文学的普遍意义，也有其自身的特殊意义。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浩瀚长河中，外国文学对我国文学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和深入影响的作用。同时，外国文学也在进入中国之后，被强大的中国文化吸纳与融合，具有了中国特征。可以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过程是中西方思想、价值观相互碰撞、激荡，逐步走向文化自信和历史主动的过程。外国文学研究是这一过程的缩影，可以作为认知和剖析西方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并将为新型现代化模式的探索提供有益的借鉴。”（杨金才，2022）那么，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充分发挥文学形象生动的情感力量和审美特质，借助外国文学研究融汇古今中外和丰富多样的跨学科性，对“越境”到中国的外国文学进行重新梳理和再认识，就是要深邃把握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融会贯通的世界性价值和独特的思想资源；就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研究，构筑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全新模式和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弘扬中国文化的智慧和独特魅力，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推进中国学术国际化发展进程，扩大中国学术研究的世界影响力。因此，在全球性现代文明危机的时代，在人类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在学界掀起的对现代性问题不断反思的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它“是从人类文明史高度提出的新理论，不仅关涉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将塑造人类文明史上的新形态。”（贺桂梅，2023:15）正因如此，外国文学研究不是走向衰落，恰恰相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研究迎来了大有可为的新时代。其次，外国文学研究要根植于中国现实，要服务于国家战略。近代以来，外国文学“越境”到中国，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百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外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中国的外国文学’总体上呈现出了三大本质性的特征：一是外国文学在救亡图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引入中国，决定着其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它从根本上说是服务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历史发展要求的；二是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都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三是在与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因子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蒋承勇等，2023:126）这些对“中国的外国文学”总体特征的高度概括和精炼总结都印证着近代以来，外国文学“越境”到中国，便与中国现实紧密相连，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进程密不可分。而外国文学研究同样不仅始终伴随并见证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也为深化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和理论创新做出了贡献。张磊（2023）指出：“文学研究虽不直接转化成生产力，仍然需要带有一定的国家意识、社会意识、人民意识，应该以微妙而又深刻的方式助力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福祉。在现今的语境下，过分强调文学研究的纯粹性与非功利性，只会将文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濒危’的边缘。”当然，也不能矫枉过正，脱离文学研究的本真，丧失文学研究的独立性。因此，外国文学研究，在坚守文学本真的基础上，更加广泛、深刻地紧紧围绕中国现实，抓住中国现实的矛盾本质，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特征，“建立一种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科学理论体系以及对中外两种文化和文学现象的‘中国式把握’”（李立新，2023:140）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回应当代中国的新问题。这是建设中国式现代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为我们外国文学研究者提出的重要任务。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的多元把握2020年，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上海交通大学刘建军教授出版了六卷本的《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从50多个专题，系统地、全方位地总结和揭示了百年来欧美文学乃至其他外国文学进入中国的过程。“这不仅在文学领域内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学术研究工作，也涉及如何科学看待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碰撞、交流、融合与再造的关系，更关联着怎样评价‘外国文学进程与百年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相联系’这一命题。”（丁瑶，2022:169）刘建军教授的创新成果为探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外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和研究范式，为创建多元的“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虽然“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视角，来揭示百年来欧美文学进入中国的进程以及它对构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所起到的作用乃至经验教训。”（刘建军，2020:总序4）但是也为亚洲文学“越境”中国后，如何与中国的文学文化碰撞、交融，如何参与到中国文学文化的建设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1-6卷） 总主编：刘建军（图片来源北大外文学堂）其中，近代以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日文学关系研究是不可绕过的重要一面。说起近代以来的中日文学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开了日本文学，就无法深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没有日本文学的影响，没有中国现代作家对日本文学的理解和接受，中国现代文学就不会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王向远，1998:1）。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大多有长期留日经历，不仅深受日本文学文化的影响，而且“身处近代日本全面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他们所了解和接纳的世界最新文艺和社会思潮，甚至比留学欧美的人更多，更驳杂，也更多元化”（王向远，1998:2）。而这些骨干人物也是将日本文学和欧美文学介绍给中国的桥梁，是联系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重要“走廊”（王向远，1998:3）那么，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中日文学的交流与互动呈现怎样的样态，中国文坛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又是如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背景下，把日本文学、欧美文学及文化翻译、介绍给中国的？如何将引进到中国的日本文学吸纳、融合，以“中国化”的日本文学的形式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当中来的？这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重要研究议题和研究领域。这一方面，日本文学研究虽零散有之，但并未像《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这般按历史阶段的时间顺序进行过系统的梳理，也未明确地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实际、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进行紧密的联系，因此，亟待深入挖掘和广泛研究。 在以《百年来欧美文学“中国化”进程研究》的研究范式为借鉴，考察百余年来进入中国的日本文学之时，由于中日文学的特殊关系，有必要将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共同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视域之下，将“越境”到中国的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交流与互动，融合与再造进行重新的考察和再认识，其中，除了对译介、传播、接受情况加以梳理和研究之外，介于欧美文学和中国文学之间的日本近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运动、文艺思潮、观念形成的冲击性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研究课题。比如中国的政治小说、“五四”启蒙运动、文学革命、左翼文学运动、无产阶级文学、抗日文学等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研究，都可以归属于这样的研究范畴当中。而日本的原爆文学、生态文学，以及日本的华人文学研究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思想，也可以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学研究当中。除此之外，本文特以“‘越境’的日本文学”为题，也是为了在上述所列研究领域之外，提出被学界忽视的却值得提起和加以关注的研究领域。首先，“越境”原本是一个专指非法出入边境和国境的汉语词汇。而近年来被中日学界高频使用的“越境”，将其原意加以扩大、发展和转用，具有了“跨界”或“越界”之意。长安（2018:106）对中日学界常使用的“越境”，从文学的异域书写、文学研究的跨域探究或跨国探索加以解析，他说：“文学作品里的异邦异域书写、文学研究中的跨域跨国探索、作家学者的跨国跨域移动以及非母语写作、文本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的交错、文学与音乐美术电影的交融，皆可谓文学的越境。”本论的“‘越境’的日本文学”，便是以此为依据，但着重是指来到中国的日本作家，根据中国体验或以中国为题材和舞台而创作的日本文学。“越境”的时代（图片来源：上海锐普广告有限公司PPT模版）笔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学研究除了考察进入中国的日本文学文化与中国文化进行碰撞并有机融合的过程，从而再发掘出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国化”的日本文学研究之外，还应该考察书写百年来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关的日本文学，比如日本文学是如何书写中国的仁人志士探索民族伟大复兴之路、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之路的，如何展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欣欣向荣的中国发展面貌的，如何反映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建设之路的。其中包括对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书写；对深度思考中国现实，以改造国民性为目的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描绘；对德才兼备、爱民如子、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刻画；对以德报怨、展现人道主义精神的中国人群像的塑造等。还应该包括那些对殖民统治和战争侵略进行猛烈抨击和战争反思的日本文学。另外，伴随着学界对西方的现代性问题的重新审视，推动了东方，尤其是东亚现代性问题的重新思考，而融现代性、传统性、殖民性于一身的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特异性是一个值得深度挖掘的课题。可以说，日本现代主义文学是审视日本现代化发展问题的有效视角和路径，是追问和反思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现代化道路的问题所在的有效视角。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越境”而来的日本作家目睹了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基于独特的中国都市现代性经验而产生的日本现代主义文学推动了日本的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赋予其不同于欧洲“现代主义”的东西结合、侵略和反侵略等多元并存、矛盾对立的复杂性格和张力结构。催生了迥异于欧洲以及日本本土的现代性及反战争、反殖民性的无产阶级色彩浓厚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生成了融入无产阶级思想的“变异”的 现代主义文学；激发了对社会主义思想热衷追寻的无政府主义诗歌的创作；产生了关注中国革命现实的，对马克思主义重新思考的“特异”的新感觉派文学等。这些“越境”到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的变异与重构，也可以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学研究当中。笔者在《上海都市空间体验与越境的日本现代主义文学重构——以井东宪的无产阶级文学〈上海夜话〉为例》（柴红梅 刘楚婷，2022）中做了尝试性的探讨，在此不再赘述。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战后日本作家笔下的热爱和平、以和为贵的中国形象如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日本文学研究有很多可探讨和挖掘的领域，本文只以中国式现代化中一两个方面的特色为例，尝试探讨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书写。众所周知，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独特的道路，这一道路具有五方面的中国特色，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其中，“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天下一家’的宽广胸怀，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明5000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他人为重。”（佚名，2023）另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着眼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强调物质丰富，也强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而精神世界的丰富，离不开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润泽，这与西方现代化截然不同。（图片来源：人民资讯公众号微视频：携手开创美好未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为了极大限度地追求资本积累，不断发动战争，极度扩张殖民地，疯狂地掠夺他国的财富和利益，而这些血腥罪恶同样在东方的日本的现代化道路中暴露无遗。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便走上了上述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红野谦介对日本的现代化道路做过这样的评价：“近代以来的日本历史是绝不可能凭借华丽的辞藻便可粉饰和美化的，包括这‘记忆犹新的污秽的百年’，错综复杂的政治对立和扭结纠葛地扎根于生活现实的各种认识和众多运动，加起来应该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转自浅田次郎等，2013:序10）红野谦介用“记忆犹新的污秽的百年”对日本近现代发展道路的深刻总结可谓切中要害。无论日本企图以怎样华丽的辞藻去掩盖和粉饰，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都不会忘记近代以来日本发动的一次又一次以掠夺周边国家大片土地为目的的侵略战争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而近代以来长达近80年的日本侵略战争，是鲜血淋淋、惨绝人寰、泯灭良知、以屠杀数百万他国人民鲜活的生命为代价书写出来的人类最为凄惨的悲剧史，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悲剧。这充分地表明了这是一条建立在领土扩张、殖民侵略基础上，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巨大伤害和痛苦记忆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如此，日本战败后，中国人民并没有对日本侨民施以激烈的报复行动，反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他们进行救助。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厚德载物、亲仁善邻的美好品德，展示出中华民族在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选择，这也是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之一。曾经在伪满洲国时期任政府官员，亲历日本的战败，并经葫芦岛被遣返回国的宫下二郎（1983:まえがき2）在纪实性小说《奔向葫芦岛》中写道：“说实话，伴随着战败，在中国的日本人极度恐慌中国人会不会像决堤一般来报复。可实际上，除了特殊情况之外，事态基本是平稳的。不仅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越来越得到了当地中国人民的同情。……当时的日本达到了食物困难、住宅困难、就职困难和满目疮痍的极端状态，加之处于美国的占领政策控制之下，一片混乱。而在中国的日本人恰恰是因为没有感觉到丝毫的食物和住宅的紧张窘困，反而一想起一旦回到那个所谓的祖国的话，就会心情沉重。周边的中国人也都投来了温暖的目光。”而在由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委刊行会”编写的《满洲国史》中也同样记述了日本战败后，中国人民对日本人在生活上给予援助的事实：“战争结束后，针对日本人，并没有发生民族性的报复行动。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安全，甚至主动给予生活上的帮助，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不计其数。”（満州国史編纂委刊行会，1973:774）而最能够充分展现热爱“和平、和睦、和谐”的中华民族人道主义精神的善举，就是中国政府历经三年时间，将105万余日侨俘遣返回国，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的历史事件。这是史无前例地用人道主义胸怀，以德报怨地宽容对待昔日的敌人的举动。而上述提到的宫下二郎（1983:まえがき3）也在《奔向葫芦岛》中感慨地写道：“这让我认识到，不同的国家，对于战败国家的国民应对的方式和态度居然有如此的不同。针对刚战败之时的日本人，美国、苏联、中国所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即便在经历战后37年的当今的国际社会，仍旧能够浓厚地反映出这些国家的性格。”在此，宫下二郎对中国人民不计前嫌、以德报怨的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图片来源：韩亚力 主编. 葫芦岛百万日侨俘大遣返[M]. 五洲传播出版社，2015.）除此之外，田原和夫在《苏满国境·15岁的夏天》一书中着重记述了自己和一百多名日本学生逃亡到一个叫作“石头村”的地方，并受到了村民无微不至照顾的故事。石头村坐落于牡丹江畔，当时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1945年10月12日，疲惫不堪、饥渴交加的田原和夫、间濑收芳和一百多名日本学生在惊恐不安中来到了这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石头村的村民给予了他们热情的帮助。间濑收芳这样回忆说：“大概看到皮包骨的我太可怜了，所以很轻柔地给我洗脚，这是我后来才想明白的。可是当时老奶奶给我洗脚的那种温柔，一种人性的温暖传遍了我的全身，这种喜悦感让我永远也忘不了。”①第二天早上，吃过村民给他们准备的早饭后，这群死里逃生的少年才得以坐上火车来到长春等待返迁。但是，在石头村受到中国村民热心照顾的事情令他们终生难以忘怀。（图片来源搜狗视频：https://v.sogou.com/movie/mzuwy3k7geydanjygyzatjn5ts5lt6v6wmqdcnm2oksm5t6e.html）而淳朴善良的中国人对待战败后被自己国家抛弃的日本侨民的温暖呵护和友善对待也在日本著名作家木山捷平的《长春五马路》中被详细书写。《长春五马路》是根据作家木山捷平的亲身经历撰写的自传体小说。它描写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长春被日本政府和军部抛弃的失去公职的日本难民之一的主人公木川正介，为了糊口想方设法搜罗逃跑的日本人家中遗留的杂物到“长春五马路”的破烂市场变卖而艰难度日的故事。而作为唯一一个能在中国人聚集区长春五马路露天市场“开店”的日本人，木川正介不仅没有遭到中国人的欺负和打压，反而得到了中国人的友善对待。不仅传授木川正介卖废品的窍门，还友好地与他相处。为什么中国人能够对日本侨民如此友善地对待，除了中国人民以和为贵、宽以待人的优良传统之外，与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小说中说：“苏联军队进驻长春以来，几次传出要把日本人送回日本的传言，而且传得蛮像回事的。结果全是谎言。苏联军队自己却返回本国了。进驻而来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早早地就宣传，告诉我们，中国人民所憎恨的是日本的军部和政治领导者，而不是日本的民众。共产党军队要把日本的民众和中国人民平等对待。”（木山捷平，2006:119）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行之有效，正如上述《满洲国史》所记载的一样，除特殊情况外，日本人并没有遭到来自中国人的报复行动，而是得到友善地对待。尽管如此，是出于恐惧，还是由于曾为所谓的“一等国民”的自尊，日本侨民很少主动与中国人交流。而木川正介与其他的日本人绝不踏进中国人居住区的想法完全不同，对木川正介来说，长春五马路有他喜欢的“阿南”、像“周青年”一样友善的中国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在日本人居住区看不到的各种“趣事”，这里就是木川正介的开心快乐之所。 （图片来源：栗谷川虹.木山捷平の生涯[M].筑摩書房,1995.）而训练有素、拥有博大胸怀、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光辉形象在富永孝子的纪实性小说《大连•空白的600日》中被浓墨重彩地加以描述。小说中提到的共产党八路军的都副队长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一个战绩卓绝、坚强不屈的共产党人。日本战败后，都副队长被派到大连开展工作。在处理大连的中日市民摩擦事件时，都副队长心平气和地谆谆教导闹事的日本市民，他说：至于如何对你们进行处分，我没有决定权。但是我保证将你们与我们中国人平等对待。你们是因为无条件投降才与我们平等的。你们必须扔掉征服者的特权意识，接受我们法律的裁判。但是不会因为是日本人就施以重刑。我们把你们当作被解放的人民来对待。（富永孝子，1999:170）
(图片来源：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579566/)被俘的日本人为都副队长超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大仁大义的胸怀所感动，并油然生起敬佩之情。作为一名甘愿为自己祖国伟大复兴而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战争期间，都副队长与日本军国主义进行了顽强的抗争。而日本战败后，他又对日本民众采取了与中国人民一视同仁的态度，并用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耐心说服教育日本民众。中国共产党八路军的形象令当时与之接触过的日本人记忆犹新，并发出无尽的感慨：“对他那谦虚的求道者的形象我感觉格外的清新。”（富永孝子，1999:178)“我们曾经所了解的中国那是真实的吗？”（富永孝子，1999:179）在这种充满敬佩的感慨和难以置信的惊异的话语中，隐含着中国共产党人仁者爱人、宽大为怀的崇高品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日本人的强烈震撼。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阶段。抗战中中华民族在抵御外寇，争取民族解放，奋力迈向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展现出了面对列强不屈不挠、奋起抗争的英雄气概和民族精神。抗战胜利后也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一环。在取得反法西斯、反侵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在大步迈向现代化道路 过程中，洋溢着乐观、自强、宽宏大量的民族自信和人道关怀，表现出人间大爱。而战败后的日本人从中国人和中国共产党人身上看到的是获得新生的新中国形象，同时作为日本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殖民罪恶的愧悔、自责和自惭形秽，两相对比，折射着对日本现代化道路的质疑和批判。中国人对待战败日本人的仁慈、善良、友爱的态度不仅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以和为贵的优秀传统和文化精神，而且通过这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中日两国民众在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上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心理。上述中国人的仁慈之心和战后日本人的处境和心态，从根本上讲，浓缩和映衬了中日两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由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所带来的迥异的国家前途和各自的民族命运。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研究“越境”中国的日本文学所要揭示的一个重要命题。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习近平，2022:12）而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世界观、价值观在日本文学中也得以体现。这些还有待于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挖掘和探讨。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习近平，2022:21）是赋予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历史使命。 因此，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重新审视和梳理“越境”到中国的日本近现代文学时，那些被忽视、遗漏，甚至是被遮蔽的关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抗争不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日本文学中的中国书写有必要进行全方位的挖掘、梳理和研究。从日本文学研究的视角，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进行有力佐证的同时，也是重新审视和批判日本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有效路径。说明：本文发表于《东北亚外语研究》（2024年第1期），感谢柴红梅老师、刘楚婷老师授权原创发布，转载请标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