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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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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教授，曾任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常务副校长、大连民族学院外语学院副院长、院长、东北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日语系教授、学科带头人、北外日本学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等。兼任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委员、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吉林省外语学会副会长、吉林省政协委员。
主要从事中日文化比较研究、侧重于中国人的日本观的研究。
个人专著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0）、《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冲突的轨迹》（商务印书馆，2014）、《日语口译学论稿》。编著有《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主编）、《中国人的日本认识》（主编）、《语言翻译与跨文化交际》（副主编）、《日本企业文化与跨文化交际》（副主编）。在《日本学刊》、《求是学刊》、《东北亚论坛》、《外国问题研究》、《东师大学报》、《日本学研究》、《日本学习与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有学术影响力的论文。论文《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日教科书纠纷考略》获第五次吉林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吉林省政府颁发，2001年12月）。
曾担任教育部人文社科十五规划项目《中日百年教育交流与摩擦——以教科书为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与中日关系的路径》、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大项目《中日百年教科书纠纷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等项目和基金负责人。
采访者简介
吕政慧，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2021届硕士毕业生，现于日本名古屋大学读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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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您如何考入东北师大日语系并励志沿着日语这条路走下去的？徐冰：我学习日语一开始是受两个人的影响。一是我的父亲徐全周，二是我的三姐夫张明福。我三姐夫是吉林电力学院（现东北电力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朝鲜族，当时他极为刻苦地学习日语。我上高中的时候，跟着他断断续续地学了一点日语。但是由于时代原因，高中基本上没学什么东西。高中毕业后“下乡”期间才开始下功夫学习。高中毕业下乡①前夜，1974年6月14日，因要返还从邻居家借来的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我玩命地看，读到结尾部分，抬头见天已经朦朦亮。读完并做完笔记，在笔记本上，我曾留下这样一句话：天亮了，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到农村去，做一个人民公社社员了！1974年6月15日，我“插队”到了吉林榆树的一个乡村。到了第三年的时候，我在生产大队当“团书记”，就不用天天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了。当别人都下地干活之后，我就把书藏到饲养员的行李卷里，偷偷来读。当时用的日语教材是我三姐夫给我找的北京大学日语系出的老教材，还有一本上海的日语广播讲座。但是70年代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是“扎根农村100年”，不能想“回城”（回城市）的事儿，学习这种事都要背着别人。没想到将来还有可能恢复高考并且我还能参加高考，认为那是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但是自己心里觉得我坚持的这个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采访者：可否请您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考入东北师范大学的日语系，以及当时日语系有哪些老师？徐冰：据日语系原主任董将星先生回忆，20世纪60年代，在“教育大跃进”的背景下，东北师范大学开始试办日语系，招了几位学生，但是没有延续下去。1972年日本田中角荣首相访华后，中日两国恢复了正常的邦交关系，国内开始渐渐地出现“日本热”的现象。东北师范大学（当时的校名为“吉林师范大学”）日语系的正式招生就开始于1974年。1974级～1976级这三个学年的学生属于是推荐上来的“工农兵学员”。1977年恢复高考，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正好都来到了历史转折点上。由于“下乡”期间暗地努力自学，我才能在恢复高考的那年冬天参加高考，于次年(1978年)春天顺利考入东北师范大学。我们这一届是第一批经过正式考试入学的大学生，也是东北师大日语专业第一批正式考上来的学生。东北师范大学日语专业的开拓者，是早年留学日本的白金山先生。他四十年代在日本东京大学留学，读的是东大的教育系，日语口语极好，甚至很多日本人说白老师的日语是超过他们的。采访者：那您在学习生活过程中遇到过哪些恩师？给予过您哪些学习及人生上的指导？对您以后教学有何影响？徐冰：我当时拿到东北师大的录取通知书后，回到我的高中母校——长春四十二中，给我的高中老师报喜。当时高中我比较喜欢文科，老师也比较喜欢我。我的语文老师——马老师（一位男老师）给我说过一段话，这段话影响了我一辈子。马老师说：“恭喜你考上了外语学院，你又学日语，但是你真正的基础在于祖国语言，就是中文，中文一直不能放弃。”在我自己以后的教学当中也一直跟你们（学生们）强调过中文的重要性。一直到现在，我也告诉我的博士生母语学习对于外语专业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一生当中遇到过很多老师给予我各种各样的影响。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采访者：可否介绍一下您除了在东北师范大学以外，在其他学校求学的经历？徐冰：先讲一下我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的契机吧。1982年，我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就留在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当日语教师。1982年中日产生过一次教科书纠纷，日本的文部大臣（相当于中国的教育部长）小川原本打算访问中国，但由于中日教科书纠纷问题，中国拒绝了他的访华请求。但是到森喜朗继任日本文部大臣之后，日本方面也想恢复一下两国的关系，森喜朗就试探着问中国能否接受访华，那时中国这边也不想跟日本总僵持下去，就同意他来了。于是，1984年8月，森喜朗(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便带着一行人来到了长春，吉林省省长出头接见了他们，他们来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参加了那届的研究生毕业典礼。1984年8月27日，日本文部大臣森喜朗访问预校（图源：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校官网）
原本不应当我来当翻译，吉林省外事办安排了另外一位译员。但是由于当时来的还有日本各大报纸的驻华记者，那位老先生临场紧张，就由我替他来翻译。最后在宴会上，森喜朗带来的早稻田大学的那些校友认为他讲话讲得很好，我作为译员也得到了他们很高的评价。按他们打分的票来说：“给森先生打分的话，打5分，给翻译也打5分。”我就过去给森先生敬酒，森先生说：“你翻译得很好。”我说：“我程度还不够，刚刚毕业，如果有机会的话还得继续提高。”他说：“你来吧。”因为他就是教育部长，他带的日本文部省国际交流学术局留学生科的科长、副科长，那些人也说“你来吧，我们给你办手续。”同桌的正好坐着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他说：“我是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校长，欢迎你来我们学校，我们学校也是很好的学校。”所以，我去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的事情就在那时决定下来了。所以我现在时常感慨，觉得人生有时候，机会是很重要的。我去的时候拿的是日本文部省的奖学金。在东外大的三年期间，我做了一点关于日本作家大冈升平的研究。后来我在北外日研中心的学习经历才是我从一个日语学习者向一位日语研究者转变的真正契机。当时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开办一个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俗称“大平班”，一开始设在北京语言大学，5年之后搬到北外），我就报名去了。在“大平班”请了很多日本的资深教授来讲课，还有跟我一样来自各个高校来进修的教师，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很多都成为了在日语界执牛耳的人物，在这里我受到了很多学术上的有益熏陶，对我帮助很大。采访者：徐老师能谈谈您的两部重要的专著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及《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冲突的轨迹》。您是如何开始对中日教科书冲突及中国人的日本观这两个课题的？以及您在学术上最大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哪里？徐冰：我做中国人的日本观的研究是受一位老师的启发。当时“大平班”里有一位老师叫平川祐弘，他是日本东京大学的著名教授，做日本文学、日本文化研究的大家，当时建议我去查中国的教科书当中是如何介绍日本的。之后我就开始慢慢地对中国人的日本认识这个问题感兴趣起来。后来我请平川祐弘老师给我介绍一位博导，他给我介绍了东京大学竹内信夫教授。平川祐弘（1931-），比较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曾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竹内信夫（1945-），曾任东京大学文学部助手、明治学院大学专任讲师、东京工业大学副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教授、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日本人对别人如何看待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中日教科书即是思考中日关系的一个载体，也曾是中日产生冲突的来源，因此我就沿着这个角度展开。我在东大做的博士论文的课题就是《中国近代教科书当中的日本与日本人形象》。但是当时因为我的导师的母亲去世，他就把患老年痴呆的父亲接来跟他住，照顾他的父亲，生活变得一团糟，也没什么时间和心力指导我，于是我博士课程就读了很长时间。终于在2007年的春天，竹内先生联系我，问我能不能来东京，我说可以。他说：“那你来吧，我们用一个月的时间突击一下，把你的论文弄完。”于是，我便急急忙忙跑到东京，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后来论文集结出版成书，就是那本《中国近代教科书中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交流与冲突的轨迹》。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化人的日本认识：基于《宇宙风》杂志的考察》是我在北京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书，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姊妹篇”。采访者：老师您最推崇的科研方法是“原典性实证研究”的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最注重的就是历史资料的发掘与应用，您可否介绍一下您当时是如何查找到《宇宙风》以及清末民国的老教材等这些宝贵资料的？徐冰：资料是越原版越好。我一开始是在东北师大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宇宙风》杂志的几期，后来通过王中忱先生又查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各方寻找终于收齐了《宇宙风》152期杂志的151期，只差一本。这成为我在北京大学所做博士论文的重要史料支撑。清末民国的老教材那太多了，我是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图书馆里找到一些，在找的过程中还曾受到同学唐磊的帮助，后来我查到近代中日之间最早发生冲突的图书是《高等小学论说文范》。采访者：您可否再谈谈“原典性实证研究”作为科研方法它是何时确立、如何发展的？您是何时受到这种学术风格影响的？徐冰：日本学者确实比较喜欢实证主义研究，但是实证主义研究它是一个中日互相影响的过程。首先它源于清前期的“乾嘉学派”，加上德国的“兰克史学”，之后传到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推崇，东京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的日本老师也是比较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也受到了其影响。采访者：我在师大读研期间，记得您在《日本学研究方法论》这门课上给我们讲做研究的学术规范，您告诉我们要做“作为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并且要“为了中国做日本研究”，也就是要有本国立场。您在科研实践中是如何践行的呢？徐冰：我觉得日本学者有很多优点，比如他们的扎实的考据，是中国人必须学习的，但中国的学者，也有应该坚持的优点。采访者：您长期任教于东北师范大学日语系，在东北师范大学采用的“日语直接教学法”可以说是很有成效，您可否谈一谈？徐冰：东北师范大学日语专业在全国比较强是受留日预校②教学方法的影响。当时留日预校用的教学方法就是“直接教学法”，因为留日预校教的学生在留日预校学一段时间的日语后就要派到日本去留学，所以教他们日语就需要强调短期、速学，我们当时和这些日本老师一起备课，就学到了这种方法。另外呢，1983年留日预校与日语系分开之后，日语系请来的外教平塚老师，就把在留日预校教学所用的“直接教学法”带到了日语系，用于教83级学生，效果很好。东北师范大学创出名声源于1984年底～1985年初左右，在东北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日语基础阶段强化教学研讨会”，主要人物是当年外语系系主任王武君，他是全国日语教学法的大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老师叫李玉贤，当时是日语专业的青年教师（王武君指导的硕士生），还有他丈夫洪栖川，他们两位对于日语基础阶段强化教学的方法进行了长期探讨。1979年3月预校举行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
采访者：老师您从教多年，您认为日语专业的学生应该如何打好日语基本功？徐冰：我觉得外语专业的同学的基本功就是晨读，晨读很重要。我不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晨读？我所了解到现在很多高校日语系学生都不晨读了，这种风气非常不好。我们刚上学的时候，外语人都晨读，不管是日语专业的学生还是俄语专业的学生早晨都要去朗读。作为外国人学外语，你要想让自己的语音语调准确、发音流畅，晨读是基本功。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也很多年没有晨读的项目了。前几年，我从日本回来之后，我就了解到这个现象，我觉得这样不行。外语人不晨读的话，你的基本功如何打下？当年我们上大学的时代，包括英语、日语、俄语专业的那些没什么基础的“工农兵”学员，我们都肯下这些功夫。现在你们正经的大学生都几点起床啊？没人晨读这是不像话的。但是单靠任课教师要求学生没有用，所以我就和主管学生工作的张绍刚书记商量开始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抓学生晨读，坚持了几年，效果很好。我觉得最值得改变外语人状态的一件事就是：晨读！这是我想跟学生们强调的。而日语写作需要有好的教日语写作课的老师，要多练笔、勤练笔。除了下基本功夫之外，还要有灵气，慢慢磨练。采访者：最近几年，“区域国别学”成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您觉得综合日本语言、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音乐、日本历史、日本经济、日本政治及外交等研究分支的“日本学”能否有实践的可能？徐冰：我觉得区域国别学的展开，为外语出身的人指出了一条阳光大道，等于是救了外语人。但能否走下去，则要看每个人的努力。注释：
①“下乡”：指“上山下乡”运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的知识青年下农村进行劳动锻炼。
②“留日预校”指的是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直属国家教育部，是根据中日两国政府教育交流协议，依托东北师范大学于1979年3月创办的我国唯一由中日政府合办、面向各类赴日留学预备人员进行基础日语强化教学的专门学校，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政府间教育交流合作的最大项目成果。学员在学校获得日语中、高级培训合格证书后，可直接申请国家公派出国留学。
说明：感谢徐冰老师授权原创发布，转载请标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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