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刘云虹丨问题·理论·方法——关于翻译研究的对谈
文摘
2024-08-29 20:01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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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
许钧，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刘云虹，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学翻译研究所所长、《翻译研究》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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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实际出发，聚焦问题 刘云虹：许老师，您好！在新时代语境下，翻译活动空前繁荣，如我们在以往的对谈中所指出的那样，呈现出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在对翻译的思考和研究方面，学界很活跃。方梦之先生曾在《我国译学话语体系的勃兴之路》一文中，从新术语、新理论、新范畴、新表达方式的涌现与构建等方面，深入描述了新世纪以来我国翻译研究的创新性发展。
我也读过您专门探讨翻译研究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翻译研究之用及其可能的出路》，您在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研究对翻译学科建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在深化外语学科的内涵、促进翻译理论与实践人才的培养、加强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有力回应了“翻译无理论”说和“翻译理论无用”说。但同时，您敏锐而深刻地提出一个亟待思考的重要问题，即当下翻译研究的出路究竟何在。您长期致力于翻译理论建设，为推动翻译研究与创新做出了突出贡献，今天我想就翻译研究这个话题继续向您请教。许钧：如你刚刚所说，翻译活动在新的历史时期趋于复杂，出现了新现象、新问题，必然会催生新理论。在我看来，翻译研究是针对翻译活动展开的研究，其对象很明确，就是以翻译为研究的根本。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翻译界本身，我说的是翻译实务界，有一种对理论的漠视、忽视甚至轻视。不少经验丰富的翻译家普遍持有两种看法：一是翻译没有理论，二是翻译理论没有用。翻译研究者应该破除这些可以说根深蒂固的观点。
我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努力。上个世纪90年代，在《译林》杂志主编王理行的支持下，我和季羡林、萧乾、叶君健、草婴等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20多位杰出翻译家进行了深入对谈，目的之一就是让老翻译家们畅谈各自的文学翻译经验、体会和见解，去发现文学翻译的基本问题，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的思考。从这些对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翻译家有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方法，其背后彰显的是各自对翻译的认识、对翻译的理论追求。刘云虹：这些关于翻译的对话就文学翻译中诸多共性问题展开讨论，以独特方式对老一辈翻译家的翻译经验和翻译思想进行了梳理，为译学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翻译理论探索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其实，您在组织《红与黑》汉译讨论的过程中，就明确意识到要通过对翻译实践的讨论与反思破除“翻译无理论”说。如您所指出的，《红与黑》的汉译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证明“翻译不仅有理论，而且有不同的理论和观点；翻译不仅有理论指导，而且在不同理论的指导下，有了不同的实践，出现了风格殊异的译文”。许钧：是的，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翻译是有理论的。但我想强调，翻译理论不是凭空而来，翻译研究也不可能空谈。无论《红与黑》汉译讨论，还是与翻译家们的对话，都涉及了很多问题，如翻译的动机、目的和作用，翻译的困难与障碍，翻译的标准与原则，翻译的具体方法，如何再现原作的风格，如何看待翻译者的个性，等等。这些具体问题都紧密围绕着翻译，是在翻译实践中切实遇到的，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可以导向理论的升华，导向对翻译本质、翻译价值、翻译伦理等翻译根本问题的思考。所以，翻译研究首先要从实际出发，针对翻译问题。
翻译问题是多方面的，有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有翻译的方法问题。就翻译研究而言，我觉得对理论问题的思考必不可少。法国著名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在1963年出版了一部著作，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书名就叫《翻译的理论问题》。穆南认为，没有理论问题，就不可能构成理论，更谈不上我们现在很热衷的理论体系构建。穆南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翻译是可行的吗？他把翻译可行性视为首要的翻译理论问题，并打开了借助哲学、语言学思考翻译可行性的路径。翻译活动历史悠久，从古到今一直在进行中，然而，翻译真的可行吗？这既与翻译的合法性、翻译的效度密切相关，同时又指向翻译的障碍与困难。要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仅靠翻译活动的自证，还需要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来思考。从翻译是否可行，可以追问到哲学意义上的“世界是可知的吗？”，追问到语言学意义上的“语义具有确定性吗？”。从翻译研究的角度看，对翻译可行性的探索则关乎翻译的本质、机制、过程、价值、主要矛盾、影响要素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是最为基本的问题，都需要理论的探究。刘云虹：确实，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翻译研究者有必要也应该善于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我想，您在这方面一定有深刻体会。我曾经以您和法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为例，对中西翻译批评研究的共性和特性进行了对比分析。您撰写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于1992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贝尔曼的专著《翻译批评论：约翰·多恩》于1995年由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这两部著作堪称国内外翻译批评界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它们不仅出版时间非常接近，而且有一个显著的共性，即都是立足翻译实践，由经验导向理性思考而形成的。
在我们的一次对谈中，您明确表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您的翻译实践，当时您说：“如果我没有参加《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就不可能那么深切地体会到翻译普鲁斯特的困难，也不可能发现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有关翻译原则、翻译方法方面的问题，自然也就不可能对诸如此类涉及翻译的根本性问题进一步加以思考和研究了”。贝尔曼也是一位译著等身的翻译家，丰富的翻译经验构成了其翻译思考的基础，《翻译批评论：约翰·多恩》就是通过对翻译与翻译批评实际问题的探究来建构翻译批评理论的。许钧：立足实践、聚焦问题，并进一步形成理论思考，对此我不仅有切身体会，也尝到了很多甜头。你提到《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记得当时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译林出版社邀请我参加《追忆似水年华》的翻译。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很多障碍，我便做了个有心人，把具有代表性的问题一一记录下来，然后进行归类和分析，有意识地把翻译的实际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比如，《追忆似水年华》由15个译者合作翻译，他们的风格能统一吗？这个问题很具体，牵涉到的相关问题也非常多：普鲁斯特的写作风格是什么？《追忆似水年华》有什么特征？不同的译者对原作风格是否有不同的鉴识？原作风格能够在译文中得以再现吗？如何再现？这些疑问需要在理论上，尤其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来寻求解答。
正是从实际出发，我针对《追忆似水年华》翻译中遭遇的困难和困惑，一方面以文本为批评对象，对长句的处理、隐喻的翻译、风格的再现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度思考，借助文学与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的新成果，对译文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批评，另一方面就文学翻译批评的基本范畴、原则与方法进行了理论探讨，撰写了《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这本书。贝尔曼的例子也很说明问题，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译者，然后才是翻译理论研究者。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离开了对翻译实践经验的总结，离开了对翻译实际问题的发现与思考，任何翻译理论研究很可能都是空中楼阁。实际上，在近40年的翻译研究过程中，我一直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我撰写的《翻译论》、编写的《翻译概论》，都是以翻译问题为中心。就《翻译概论》而言，全书以“翻译为中心，在哲学、语言学、诗学等多种理论观照之下，探讨翻译的本质、翻译的过程、翻译的对象、翻译的主体、影响翻译的内外部因素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也关注了当下的翻译技术、中译外研究等热点问题”，“以‘问题’来启发学习者对有关翻译的各个重要方面展开思考与讨论”。刘云虹：问题对研究具有无可替代的驱动作用，有问题才能激发理性思考，有思考才能导向理论的创新，因为问题的提出总意味着某种质疑或分歧，而质疑和分歧往往构成认知不断拓展的前提条件。问题意识非常重要，但如果讨论的是伪问题，是没有价值的问题，那么显然也无益于理论研究的深化。如此看来，问题意识是否敏锐以及能否发现真问题，两者应该说都非常关键。许钧：你说得很对！没有敏锐的问题意识不行，不能提出有价值的真问题也不行。这在当下的翻译研究中尤其需要引起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翻译活动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文学与文化外译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存在一些模糊的认识或某种功利性倾向，需从理论角度予以探讨。对于翻译理论研究而言，这是个很好的契机。抓住这一契机，采取明确的介入立场，立足中译外实践及其折射出的翻译核心问题，针对中国文学外译的历史与现状展开深入的反思和批评性研究，这既是问题意识的体现，也是进行真正有价值的研究的可行路径。
作为翻译批评学者，你针对中国文学外译所遭遇的问题、所引发的相关讨论甚或观点的交锋，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一方面对学界聚焦的中译外实践问题予以理性分析，另一方面对翻译批评理论的建构提出了新见，在译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关于葛浩文与杜特莱这两位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研究、对中国文学外译批评审美维度的探讨、对翻译伦理的思考等，都有深刻的启示性，也说明了从实际问题出发加强翻译批评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拓展学术视野，深化理论探索刘云虹：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学术发展必然依赖于理论的创新。当前，中国学术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在积极寻求理论拓展与深化的新路径，翻译领域也不例外，近年来翻译研究就明显表现出一种对新理论的追求。在这种趋新的诉求下，我们不断看到有各种名目的新理论被提出，简直让人应接不暇。理论创新对于深化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但正如您曾指出的，如果纯粹为理论而理论，为创新而创新，这样的研究就会导致一种“理论焦虑症”。在您看来，我们应对翻译理论创新持何种态度？许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翻译活动会呈现新的样貌，也会提出新的问题，自然需要进行理论探索，以加深认识、解决问题。对于理论创新，我觉得应该持两种态度，首先是鼓励。翻译研究可以聚焦某些问题展开，也可以是体系性的思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翻译学界便有学者抱有构建体系性翻译理论的雄心，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如黄忠廉教授致力于创建变译理论。一开始学界对该理论有不少否定的声音，但我认为，变译理论立足于对翻译历史的严谨思考、对翻译形态变化的动态把握，跳出了传统全译观，由对翻译活动的新认识而提出了新的翻译观念，有助于揭示翻译的本质。学术创新，贵在观念创新。而观念创新，需要有科学的术语作为支撑。记得是在2002年，黄忠廉出版了他的专著《变译理论》，我撰写了书评，对变译理论的学术价值与贡献做了评价，这篇书评的题目叫《从全译到变译》，发表在2002年7月18日的《光明日报》上。对理论探索与学术创新予以鼓励，是我一贯的态度。再比如胡庚申教授的生态翻译学，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探索开始，一路走来，我都很关注。早期他在香港浸会大学做博士学位论文时，我们就有交流，对他的一些想法，我未必全都赞同，但对于严肃的学术探索，我认为应该支持。200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你对这部著作很熟悉，我们都读过，也讨论过，还合作撰写了题为《一部具有探索精神的译学新著——<翻译适应选择论>评析》的书评。从书评的题目可以看到，我们首先肯定的就是翻译研究中的探索精神。后来，我还给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写过序，我特别赞赏的是胡庚申教授的坚持与努力，是他的开创精神。刘云虹：是的，对胡庚申教授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以及我们为该著作合作撰写的书评，我印象很深。这篇书评特别强调，翻译适应选择论没有囿于长期困扰翻译界的种种二元对立，而是使翻译理论回归到翻译生态环境中去对翻译本质、主体、过程、原则、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展现了翻译探索的新视野。该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间，生态翻译学研究始终致力于自我创建，在创建中不断发展与完善，走出了一条很有特色的理论创新生成之路。这样的理论探索确实值得鼓励。许钧：刚才，我谈了对于理论创新的鼓励。但这只是一个方面，也就是说仅仅鼓励是不够的，还应该有批评的态度。翻译学界应该都知道，在《红与黑》的汉译讨论中，我对许渊冲先生的“文化竞赛论”有不同认识，对他的翻译美学观也提出过商榷。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就中国文学外译的方法与效果评价问题，我也不完全赞同谢天振教授的观点。我觉得，无论学术的发展，还是理论的创新，都需要有批评，需要有论争。因为，理论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质疑和批判的力量。我最近在读一部书，是文特森·B.里奇的《21世纪的文学批评：理论的复兴》，书中他就特别强调批判性，他所关注的理论“表现出对各种体系、机构和准则的质疑；准备好采取批判立场并参与抵抗；对盲点、矛盾和扭曲（往往被发现是根深蒂固的）产生兴趣；习惯于将局部和个人的实践与大文化中的经济、政治、历史与道德力量相连”。刘云虹：这两种态度确实都非常必要。理论创新不可能是凭空的创新，需借助一定的基本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您在《当下翻译研究的困惑与思考》这篇文章里，曾论及要从两个方面去解决翻译研究中的理论焦虑问题，一是“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有其思想基础”，二是理论的创新“需要与翻译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刚刚您已经结合自身经历讲到了第二个方面，即翻译理论探索应从实际出发，立足翻译实践、聚焦翻译的现实问题。能否请您就第一个方面再谈一谈？许钧：好的。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有其思想基础，这是我始终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文论来说，无论是中国的文论，还是西方的文论，都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它实际上是一种哲学思潮。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后来变成了女性主义批评，到了我们翻译领域又变成了一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解构主义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语言哲学，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学批评，然后对翻译研究也产生了影响。所以，我们在思考相关翻译问题时，应该回到源头。
理论创新不是术语的罗列，也不是概念的堆砌，更不可能随意构建一个所谓的体系，而是要以坚实的思想为基础。比如说，中国传统译论就可能成为这个思想基础，我们在不同阶段用不同视角去审视传统译论，会发现不同的意蕴、内涵和价值。罗新璋先生以高度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令人信服地提出中国拥有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他归纳出的“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一中国传统译论脉络给我们提供的思考和研究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张柏然先生一直提倡应重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当代价值和意义，对其进行现代转化，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这是老一辈翻译学者的追求，也是当下我们在翻译理论创新过程中应特别关注的。中国传统译论可以说为翻译理论创新提供了很重要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曾做了一些尝试，如对“信达雅”翻译标准在多个领域的实践情况进行再审视，对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力加以思考。刘云虹：理论创新需要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缺乏思想根基的理论可能一时呈现出某种新意，但往往是昙花一现，行之不远。这就意味着，翻译理论研究应体现出思想性，抵达一定的思想深度才能启发深层次的探索和思考。前段时间，我细读了您的新著《关于翻译的新思考》，顺着“新思考”这个思路，我在阅读中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您特别注重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在您看来，理论创新的可靠路径之一正在于此。
例如，语言问题向来是您在翻译研究中深切关注的问题，《关于翻译的新思考》继续将关注目光投向作为翻译栖身之所的语言。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对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与语言问题进行反思，检视那一时期翻译对语言革新与思想启蒙所发挥的作用，尤其通过深入剖析鲁迅的翻译选择与其改造语言、革新思维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深刻揭示出“在语言变革与思想启蒙进程中，翻译的方法具有特殊的意义”；另一方面，从翻译本体出发，探究翻译中语言异质性的保留与传达对拓展原作生命的根本性意义。无论观照历史，抑或对翻译研究本体的回归，都体现出在继承中寻求发展的一种理论自觉。托马斯·库恩在《必要的张力》一书中指出，“在成熟科学中，新理论以及越来越新奇的发现不能从头诞生。相反，它们是从旧理论中涌现的，是在关于世界应包含什么现象和不应包含什么现象的旧信念的母体中涌现的。”您也曾说过，人文学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理论传承、拓展与深化，在创新过程中不能忽视对前人成果的梳理和探究。“新”永远是相对“旧”而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翻译研究的理论创新无疑也是如此，它离不开坚实的思想基础，也需要扎根于厚重的翻译历史，体现出其历史发展性。许钧：确实如此。从理论发展的历史看，任何新理论的出现都不可能是替代性的，不可能构成对所有其他理论的否定性超越，相反，新的理论与以前的理论应该呈现出一种互补性、一种承前启后的拓展性。
对于新出现的翻译理论，我看重的不是它口号喊得有多响亮，声称的创新有多彻底。我所衡量的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看它是否有助于深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二是看它是否有助于揭示翻译活动的规律；三是看它是否有助于解决翻译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翻译理论应该具有认知的价值，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翻译；应该具有阐释的力量，能够对翻译现象、翻译过程、翻译价值进行有力的解释；还应该具有结构性的力量，可以推动对翻译活动的内外因素展开系统性探究。此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也很重要。翻译研究的基本对象是翻译，而翻译活动涉及各种因素、各种问题，如外部的社会、文化、历史、意识形态等因素，内部的语言、翻译主体等因素，还有翻译的本质、价值、过程、机制、方法问题，更有翻译的传播、接受和影响问题。这些翻译因素和翻译问题不仅彰显出翻译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决定了翻译研究具有一个显著的特质，即跨学科性。比如，要研究口译的机制以及译员的心理因素对口译活动的影响，就不得不采取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因此，开展翻译研究不仅需要翻译理论的支撑，也有必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这就要求翻译研究者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刘云虹：是的，翻译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学界对翻译研究的学科交叉性已有共识。许多翻译理论，如文化翻译学、社会翻译学、翻译伦理学、翻译诗学等等，一方面有对某一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多种学科理论的融合。国内学者努力创建的一些理论，如生态翻译学、体认翻译学等，都呈现出以上两个方面的特征。
我自己在翻译研究中也力图拓展学术视野，在跨学科研究上做一些尝试。2021年发表在《外国语》的《文学翻译批评事件与翻译理论建构》一文可算是一个小小的成果，文章主要借助事件批评的相关概念，将翻译批评作为事件看待，希望由此凸显翻译批评的行动者姿态及其沟通理论与实践、促进翻译理论走向深入的导向性和生成力。许钧：我读过你的这篇文章，觉得很有价值。从西方哲学研究的事件转向，到“事件”被引入文学批评，事件理论其实包含了多种声音，如何合理地将其用于翻译研究并不容易。你抓住“问题性”和“转捩中的事件”这两个概念，不仅分析了翻译批评事件对创新翻译理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也探讨了如何构建翻译批评事件，确实是一种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可见，翻译跨学科研究的关键在于以我为主、合理借鉴，生搬硬套式的简单挪用不可取。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也不应忽视，就是翻译理论也应该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提供参照。比如，莫言作品的译介研究，可以为中国文学界研究莫言和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打开新视野；翻译历史研究，也可以为史学研究拓展新的路径，因为我们知道，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文明发展史、一部文化交流史。![]()
三、思辨与实证互补，增强方法的科学性 ![]()
刘云虹：开展学术研究，一定要聚焦问题、拓展学术视野，但这并不够，还需要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来保障研究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如果研究不得法，即便发现了有价值的问题，恐怕也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如您所说，近30多年来，翻译学科有了很大发展，我国的翻译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无论老一辈翻译研究者，还是翻译领域的青年学子，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翻译研究方法的问题。
高校教师基本上都有切身体会，各类各级研究项目的申报中，申报书上必填的一项就是该研究将采取何种研究方法。除了项目申报，还有学位论文的撰写，其中对研究方法的说明和运用也是必不可少的。近期，翻译研究界对译学方法论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比较多，如蓝红军教授2019年出版了《译学方法论研究》，穆雷教授2021年出版了《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前者被列入王克非教授任总主编的“翻译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后者则系“外教社翻译研究丛书”之一。翻译研究方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呢？许钧：你说的确实是实情。我们今天讨论翻译研究，就无法回避翻译研究方法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是各个学科都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但是，翻译研究似乎情况有些不同，属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好像不多，大多数方法是从其他学科借鉴来的。你刚刚提到穆雷教授的《翻译学研究的方法与途径》，我也有所关注，该书主要介绍的是翻译研究途径，全书10章中有6章分别介绍了翻译研究中的文艺学途径、哲学途径、语言学途径、社会学途径、文化研究途径和历史学途径。从这些研究途径看，翻译研究的理论资源主要来自其他学科。
我觉得，仅仅靠这些途径，翻译学的自治性与独立性难以得到保证。我读过多部有关翻译研究方法的著作，论及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论、研究范式、研究途径等等，非常复杂，难以有统一的界定和区分。对广大青年学子来说，翻译研究范式不是主要关心的对象，而能否掌握翻译研究方法论，能否通过一定的路径、运用恰当的方法来开展研究，就与他们密切相关。做翻译研究，尤其是写翻译方向的学位论文，必须建立可靠的理论框架，这就要求助于某种理论或多种理论。如生态翻译学就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理论框架，中国知网收录了数千篇运用生态翻译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这里既涉及翻译理论，又涉及翻译研究方法。关于理论和方法，有一种说法，认为理论针对的是现象，方法针对的是问题，这种区分值得进一步探究。在我看来，翻译研究方法自然与理论有密切的关系。翻译理论，就其根本而言，就是用于思考、探索、揭示翻译活动的一种方法。例如要认识和理解翻译场域的复杂性、互动性与系统性，多元系统论便可以发挥指导作用。当然，反过来看，理论也不可能凭空得来，而是采用具体方法获得的系统认识。从大的方面来讲，我觉得翻译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思辨性的，有助于假设、分析、推理、判断；一类是实证性的，有助于描述、验证、展示。这两类方法没有优劣之分。我喜欢思辨性的方法，用以开展翻译的层次性研究。但我也常用实证性的方法，如关于《红与黑》汉译的研究和文学翻译基本问题研究中，我分别采取了读者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刘云虹：思辨性方法重在运用逻辑推导而展开理论思考，实证性方法则依赖于对研究对象的观察、实验和调查，从而在获取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展开分析、比较和探究。在科技与人文学科融合的背景下，除了问卷调查、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相对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之外，语料库、键盘记录和眼动仪等技术手段也越来越深入地得到应用，大大推动了翻译实证研究的进展。
您主编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一书中就有专门的章节梳理和总结技术手段与翻译研究的发展状况。一般来看，思辨性方法有助于定性研究，实证性方法则更利于进行定量和定向研究。所以，如您所说，两种方法各有侧重，没有优劣之分，翻译研究中应将两者有机结合，使之形成有益的互补。例如，您近几年一直呼吁要加强的翻译家研究便可以采取思辨与实证互补的方法，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翻译家的翻译观念、伦理立场、价值取向等进行思辨性研究，另一方面借助语料库技术对其翻译语言特征、译者风格等展开实证性研究，经由逻辑推导、语料和数据的比较分析等方式力求实现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充分结合，使研究结果更为全面客观。开展翻译研究离不开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途径，但我也注意到一个现象，现在某些翻译研究论文，尤其是学位论文，好像有比较现成的套路：明确借用一种理论，通常以“某某理论视域下的……”为题，在论证过程中先是把该理论介绍一番，再说明如何对其进行运用。很多理论都极为复杂，几乎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做全面准确的概述，即便能解释清楚，所用理论与要研究的对象、要探讨的内容之间也像是两张皮，各说各的，所以读起来总感觉论述难以把握研究问题的关键，分析也无法深入。黑格尔曾说过：“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可见，方法必须与研究内容相符合，两者之间应形成有机融合，而非格格不入。许钧：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都说，翻译研究方法要有科学性，但我们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时，往往只看到一个方面，看重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用的研究方法。这固然重要，但我认为另一个方面也绝对不能忽视，那就是研究方法的科学使用。在很多情况下，研究方法本身是科学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语料库以及各种统计方法，确实有助于避免研究中主观、片面的判断。但能否对某种研究方法加以科学运用，则要另当别论。我曾经就此举过不止一个例子，比如我读过一篇论文，研究海外读者对某位作家的接受，依据的是网络的读者评价。总共就20多条评价，可研究者通过关键词进行了分类，制作了多个图表，看上去很严密、很科学，却没有涉及研究问题的根本。区区20余条评论并不需要通过图表来展示，文字就可以描述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研究方法其实没有必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同时对方法加以科学有效的使用，这样才有可能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两者缺一不可。
翻译研究中，要增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我觉得应特别警惕几种情况：一是方法在先，不问研究对象，导致方法和研究内容脱节；二是方法选择不当，难以切中研究问题的要害；三是过于倚重方法，忽视思想与观点的呈现。实际上，在任何学科的研究中，方法都不会孤立地存在，一定是与研究所聚焦的问题相结合。因此我始终认为，翻译研究者应找准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并结合研究对象与目标来选择并使用方法，切忌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地选择方法、使用方法。很多时候，研究方法也不是唯一的，有些翻译基本问题，如翻译的忠实性问题，需要有切合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我曾提出，当下翻译研究遭遇不少困惑和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理论焦虑、技术焦虑、方法焦虑和价值焦虑，这些焦虑症的产生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当下翻译研究需要关注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需要我们积极地应对，以便进一步深化翻译研究，推动真正有价值的翻译理论创新。说明：本文节选自《翻译基本问题探索：关于翻译与翻译研究的对谈》，感谢作者授权转载。编辑 | 吗 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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