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视界观点和立场
“东亚视界”公号邀我分享一下近期阅读，听闻参与本次读书分享的还有不少同代学者时，我的思绪立刻回到了去年。去年，通过《日语学习与研究》杂志主办的学术活动，我有幸与王升远、尤海燕、孙成志、费晓东、谭仁岸、张鹏、时渝轩等同辈学人深入交流，常常聊至深夜仍觉得意犹未尽。仔细想来，我们的专业领域并不太相同，但如果以“日本学”这一框架，或者从更为广阔的人文社科研究领域来看，却又不乏相通之处。我在学术研究方面起步较晚，而且坦白说，我学习外语的天赋高于学术研究的天赋。但我想，我也并非特例。对外语学习抱有极大热情，却对学术研究望而生畏的“外语人”或许不在少数。如何通过外语这一“武器”增强自身的人文社科素养，在学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我目前主要从事民俗学和性别研究。我想要分享的几本书籍自然也会受到我的专业知识领域的影响，但这些著作又不囿于某一专业领域，而是包含了更为广阔的视野与智识。
首先我想分享的是上野千鹤子的《差异的政治学》。上野老师的这本经典著作6年前就曾阅读过，印象深刻。而近期刚刚完成了翻译工作，中译本即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次我翻译这本书，算是又重新细读了一遍。由于高校评价体系对于翻译的轻视，许多外语人并不愿意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翻译上。但事实上，翻译是我们展现自我和拓展学习的宝贵机会。在翻译的过程中，外语人一方面可以体会到“学以致用”的喜悦；另一方面也最容易从字里行间汲取养分，化作自己的血肉。
《差异的政治学》是我所主编的“上野千鹤子系列译丛”中学术性较强的一本，其全方位地展现出上野的研究成果。近几年，“上野千鹤子热”已是不争的事实，她是少数能将学术性书籍和普及性读物都完成得很出色的学者之一，而其普及类读物在中国畅销的背后，恰恰是因其深厚学术功底的支撑。书名中所谓的“差异”，是指男性与女性、我们与他们、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分割线；而“政治”则指福柯以降的微观政治，其渗透于日常点滴之中，潜移默化地规训着我们。上野对二者的剖析贯穿了整部著作。
在首章《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一文中，上野详细梳理了社会性别概念的来龙去脉,以及最新相关研究动向，用她本人的话说，首章点明了本书的主题，是适合性别理论的初学者入门的指南。性别研究，或者说社会学式的性别研究，无疑是上野最为擅长的领域。在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给学术研究带来了巨大冲击，“女性学”应运而生。但女性学研究只是在庞大的研究体系中新添加了一个关于女性的研究领域，只有女性对它感兴趣，故而丝毫无法撼动由男性把控的主流学界。于是，女性学研究者改变了策略，她们不再以女性为研究对象，而是聚焦于将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gender。换言之，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的对象并非男性或者女性中的某一方，而是男女之间的分割线，即男女差异的政治学问题。而末章《“我”的元社会学》则是上野对自身为何从事社会学研究的追问。我们不仅可以从中学到“范式转换”“临床知识”“质性信息”等许多社会科学的基础性知识，还可以了解如何“把自己作为方法”展开研究。
阅读《差异的政治学》时，你既可以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入手，也可以关联阅读上野的《女性的思想》《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厌女》等其他著作，深入探究其核心思想；还可以通过本书的指引，延伸阅读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众多领域的名家名作，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与上野老师的日常交流中，她常常“诱惑”我从“小众”的民俗学研究转向“大众”的社会学研究。但首先，我更偏爱“接地气”的民俗学，其次在我看来，民俗学研究与女性主义具有更强的亲缘性。比如，上野在《差异的政治学》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世界上并不存在单一的女性主义全球史，女性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各自绽放出绚烂之花。日本有日本的女性主义，中国也有中国的女性主义。”有趣的是，我们若将这段话中的“女性主义”一词替换为“民俗学”，也完全成立。许多近代的学问均诞生于西方，而后在世界各国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研究范式。与之相对，民俗学是一种本土（vernacular）式的探索，各国民俗学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ies）。而这种不可通约性，恰恰可以成为我们当下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性知识体系的重要切入点。如今，作为本土（vernacular）之学的民俗学，通过vernacular概念发起了新一轮“革命”。原本指代本土、白话、俗语的vernacular，随着近数十年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广泛运用,已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术语，内含极其多样的主题，与权力、近代、人种、阶级、个人和集体的创造性、研究者的定位及政策等问题相关，成为探索民俗学新方向的一个关键词。由此，我想分享的第二本著作是菅丰编著的《ヴァナキュラー・アートの民俗学》（vernacular art的民俗学），今年3月由东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的封面设计十分走心，不仅用手工卡通玩偶勾勒出vernacular art的意象，还特意为“ヴァナキュラー”一词使用了vernacular字体，而非常见的mincho体。可爱的封面设计，甚至让你很难将其与严肃的东京大学出版社关联起来。菅豊『ヴァナキュラー・アートの民俗学』，東京大学出版会，2024本书的编者是日本民俗学第三代领军人物菅丰（Suga Yutaka）。菅丰早期开展人与动物的关系史、环境民俗学等研究，后成为公共民俗学（public folklore）的代表人物，近年又成为vernacular文化研究的重要旗手之一。其从public视角转向vernacular视角，源于对隅田川边“无声的暴力”的个案研究。菅丰发现，如今风景怡人的隅田川河畔，十多年前曾是众多无家可归的人们（homeless）的寄身之所。河边时尚的长椅（中间被安上扶手，使人无法平躺）、前卫的凉亭（顶部有许多缝隙，无法遮雨）、美丽的花坛（置放在桥下，防止搭建临时住所）等等，都在悄无声息地“排挤”着那些无家可归之人。而且，与数十年前不同的是，现今与隅田川相关的诸多政策，在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都强调市民的参与，“排挤”的行为乃是官民协作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偷换概念，将“整治无家可归的人聚集在隅田川的问题”转变为“打造河畔优美舒适的生活环境的问题”，隐藏起排挤的意图，防止出现多种声音争锋相对的格局，使弱势群体无法发声。于是，菅丰在公共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对所谓“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中的civil、public展开质疑，对伴随着民主和平等出现的“市民”“公共”的概念中实际究竟包含了谁，又排挤了谁进行反思，从而关照到更多被边缘化的个体，即vernacular的个体。而将vernacular与艺术结合起来探讨是菅丰近年最新的尝试。他将vernacular艺术定义为“并不自许为‘艺术家’的普通人受难以抑制的创作冲动所驱使而做成的艺术；是在那原本与正统艺术世界的制度、权力或权威无涉的世界里，自学习得艺术技能与知识的人们苦心巧思而成的艺术”，并指出，“在不理解这些艺术的人眼里，它们往往会显得朴素、土气、粗鄙、恶俗、乡气、不成熟、不美观，会被认作没有价值的艺术遭到轻视，也或许无法得到正统艺术世界的认可。然而，它们是呈现在普通人生活现场与路上的艺术，有时亦是支撑人生、充实生活的艺术，是寻回新生、填补生命的艺术”。可见，菅丰关注艺术发生现场的非均质性，突出众多“无名”的个体在日常艺术实践中展现的“生存智慧”。他希望通过vernacular这一概念，把握更多被public等概念忽略的个体，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个体化的“人之生”的真实状态。除公共民俗学之外，菅丰还是将公共历史学（public history）引入日本学界的重要人物，编纂过《公共历史学入门》一书，并与成田龙一等学者创立了日本公共历史学研究会。去年6月，该研究会跨界讨论vernacular概念，聚焦于Jordan Sand的《Tokyo Vernacular: Common Spaces, Local Histories, Found Objects 》一书，这也是我想分享的第三本著作。我所阅读的是黄秋源翻译的中文版《本土东京：公共空间，在地历史，拾得艺术》，译笔很好。今年7月，在东京大学的研讨会上偶遇儒雅的Jordan Sand教授，得以近距离交流。通过交谈，对Sand教授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Tokyo Vernacular: Common Spaces, Local Histories, Found Object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Sand认为，vernacular原本指代地方口语，所以可以用以表示地方性或日常性。然而，东京这个被反复重建、缺乏既往记忆的大都市，又如何能与vernacular关联呢？乔丹·桑德著、黄秋源译《本土东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20 世纪 80 年代，东京的人们开始了重新发现历史的尝试。例如创办《谷根千》这一关于谷中、根津和千駄木的区域性杂志，采访居住在这片老街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将其运用于区域振兴。再如艺术家赤濑川源平等人进行的街头观察学研究，他们捕捉到矗立在街道一隅的无用却有趣的历史印记。还有江户东京博物馆以普通人的生活史为中心的展览构想，等等。Sand将这些尝试解读为人们重新发现都市日常的价值并将其作为抵抗国家收编之源泉的过程。而之所以采取这样的vernacular式抵抗方式，是因为 1969 年新宿西口地下广场运动的失败。1969年春，大批反对越战的抗议者们聚集于新宿西口地下广场，为这个日常空间注入了政治意义。最终，抗议者被驱离，且为了防止类似集会发生，新宿西口地下“广场”被改名为“通道”，宣告了民众直接参与的广场型斗争走向终结，开启了vernacular式私人抵抗与国家收编的较量。起初阅读本书时，我是希望加深对vernacular概念的理解，而读罢，留在脑海里更多的却是关于东京这座没有纪念碑的城市的历史、空间、记忆的论述。换言之，该书可以成为城市史、空间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或许阅读本就是如此，往往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vernacular的概念还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圣经》的口语化表述的需要和印刷术的普及，曾处于优势地位的拉丁语逐渐衰落，相反，曾处于劣势的各民族语言——vernacular，却得以蓬勃发展。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伴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vernacular，即各民族的口语方言，通过印刷字体和纸张的中介，变得能够相互理解了。这些被印刷品所联结的读者同胞们，在其世俗的、特殊的和可见之不可见当中，形成了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胚胎。”换言之，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罗马帝国（拉丁语）解体，分裂成多个民族国家，而罗曼诸语言（vernacular）成为这些民族国家的母语。我想分享的第四本书籍是梁展的《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这本著作颠覆了我们的这一“传统”认知。梁展《帝国的想象：文明、族群与未完成的共同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梁展认为，帝国与民族国家并非二元对立关系，两者相互纠缠，20世纪是民族国家与帝国相互纠缠的历史。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帝国不仅是有待克服的障碍，同时也是一种催化剂。反之，如强世功所言，帝国也并非历史残余，它借助民族国家这一新形式，一直活跃于世界舞台。如今，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帝国与民族国家错综复杂之关系的思索并不是简单的历史追溯，而是立足当下的思考，其与我们每个人的日常息息相关。同时，梁展还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想象的共同体》并非从客观的人类学理论、从‘过渡礼仪’和‘伙伴’友情发展出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安德森试图在爱尔兰民族主义与印尼和南美民族主义之间建立一种同构关系，以期树立一个普遍的民族主义模型，但其理论却最终沦为漠视东西方民族主义差异的一种自由帝国主义想象。”《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在学界广为流传，也经常被用于阐释本土问题。梁展的这一批判为那些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的研究敲响了警钟。在《帝国的想象》一书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者对卡夫卡、波德莱尔、贝尔尼埃等人作品的文本细读，也可以领略到其对全球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即打破单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历史叙述方式，将民族国家置于全球互动、互联的网络中重新把握。而梁展笔下的这种文史交融，源于文学界和史学界近期研究方法的转向与相互接近。此外，书中许多德文和法文的一手资料也极富魅力，完美戳中我这个不懂德语、法语的外语人的痛点。当下，跨学科的要求不断升级，开始从文科内部的融合转向文理、文工等大交叉。去年，我们东南大学日语专业在人才培养方面率先推进“日语+电子科学与技术”的双学士学位建设，我是这件事的重要推手，希望培养出文理兼容的复合型人才。放眼学界，能够做到文理兼容的学者寥寥无几，而刘宗迪便是其中之一。他本科毕业于南京大学气象系，之后接受了美学和民俗学的训练。其在文理、东西之间自由往来的身姿，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著名民俗学家南方熊楠。我想分享的第五本书籍是刘宗迪的《<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事实上，我近期阅读的是《众神的山川》（该系列的第一本——《失落的天书：<山海经>与古代华夏世界观》也很精彩），但面对年轻的外语人，我还是建议先从《<山海经>的世界》读起。刘宗迪《<山海经>的世界：妖怪、万物与星空》，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不论是山海经研究还是妖怪研究，都是当下学界追捧的热点。然而，与过去的学者需要具备广泛收集资料的能力相比，身处“后真相”（post-truth）时代的我们，更需要的是一双“火眼金睛”，帮助我们在眼花缭乱的研究中找到真正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内容。日本的妖怪学著作，大多以妖怪为抓手，宏观把握日本的文化史或精神史，而刘宗迪的研究则是微观的妖怪发生学研究。他利用《山经》中的资料，解释妖怪是如何诞生的。在刘宗迪看来，《山海经》中关于许多异兽怪鸟的记载，是上古时期人们在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获得的预兆知识，即用某种动物的突然出现或异常行为预知天气的变化，其中蕴含着“科学”的萌芽。但时过境迁之后，书面记载脱离了其最初赖以生成和流传的语境，后人不明其理，不知其故，从而用玄学的目光看待此类记载，误认为在动物与风雨、水旱、瘟疫、战乱等等之间存在着某种超验的、必然的关联，甚至是因果关系，因而将原本朴素的征兆现象神秘化，将之视为上天借以告诫人间的某种神秘符号或祯祥，从而引发了“妖怪”的诞生。所以，《山海经》并不是一部妖怪谱，而是由古人基于日常观察、实地考察写成的博物志。同时，《山海经》中包含着古人对星空与人间关系的思考，描绘出众神在地上的家园和天上的神殿。在地上，昆仑之丘是上帝的宫殿，周围还有上帝的花园、菜圃、动物园；在天边，璀璨的星空是众神的居所，上帝位于众星环绕的北极，紫微垣是其后宫。而且，天地间遥相呼应，西方列宿与《山海经》中记载的几位神灵的职司一致，西方群山中的诸神实则是西方列宿之神在大地上的投影。如此，跟随着刘宗迪的指引，《山海经》神秘的面纱被一点点揭开。一方面，若无扎实的天文学、地理学功底，怕是难有如此创见；另一方面，当你沉醉于作者优美的文字、浪漫的遐想时，又会暂时遗忘其理科的背景。施爱东《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最后，我想分享的是最近大热的一本著作——施爱东《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了解作者的人或许在揭开封面的一刹那，会会心一笑，因为上面赫然写着“儒林葵花宝典”几个字。众所周知，施爱东长期从事故事学和民俗学学术史研究，但实际上其在研究生期间就撰写了《点评金庸》一书，还得到了金庸先生的夸赞，而后在一些学术史的论文中，他也时不时会使用金庸笔下的人物举例，让我们这些喜爱金庸的读者心领神会。所谓“儒林葵花宝典”，就是独步学术江湖的秘籍，青椒可以通过本书了解学界生态及“游戏规则”，从而一步步实现进阶。不过在我看来，《蛋先生的学术生存》首先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虽然作者大多列举的是民俗学界的案例，但对于学术研究的边界、方法论、感悟力以及学科建设等问题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其他研究领域。其次，该书又是对当下学界种种怪相的反思之作。作者对“神圣”的学术界进行了祛魅，对各类怪现象、神操作进行了嘲讽，比如“学术大跃进使高校教师成为学术泡沫的最大供货商”“盲目追求学术创新成为压垮学者和学术的第三座大山”“丁春秋式学术门派严重扰乱江湖秩序”等等，虽言辞犀利却切中肯綮。再者，如作者所言，长期以来，能够进入学术史大门的永远只是极少数知名学者，而绝大多数普通学者被排斥在了学术史大门之外。而《蛋先生的学术生存》一书则将重点放在了作为“学术工匠”的普通学者身上，体现出民俗学一以贯之的视角。民俗学对于普通“人”的关注，也使得近来“个人生活史”（life history）“生命故事”（life story）等研究方法颇为盛行。施爱东的代后记便是一篇采用了自我民族志（auto-ethnography）手法撰写的生命故事，而当平日里“只贩卖思想不贩卖感受”的学者突然间袒露心扉时，带给读者的冲击会呈几何倍增长。
8月16日，《新京报》刊发的《文科“青椒”，在学术外寻找意义》一文中有对施爱东的采访。他说：“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生命和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学术只是一种追求生命质量，充实美好生活的手段，是我们人生旅途的一个选项而已。如果这个选项不是自己的热爱，就尽量不要踏入。”与诸君共勉。
陆薇薇，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海外中国史料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日语系本科、硕士，东南大学民俗艺术学博士。曾留学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为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兼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江苏省民俗学会理事、日本民俗学会会员等。主要研究领域为日本民俗学、性别研究。在《开放时代》《民俗研究》《民族艺术》《读书》《日本民俗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日本人文新经典》《上野千鹤子系列》学术译丛，主持和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各类项目10余项。![]()
精彩回顾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