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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内容不代表东亚视界观点和立场
最近依然在诸事缠身的繁忙中度过，想要置身于书房心无杂念地读读书、做一些思考，有时还真成了一种奢望。不过，阅读、思考、写作毕竟是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如果去想办法挤一挤，时间总归还是有的。出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再加上个人的兴趣爱好，近段时间拜读了如下几本令人印象深刻的书籍并随手写下一些感想。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赫伯特·斯宾塞著、周国兴译：《论正义》，商务印书馆，2017年首先关注的是一些有关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及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进化论）的书籍。比如《论正义》，就来自于斯宾塞《伦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thics）》的第四部分（社会生活的伦理学：论正义）。全书共计29章，并附斯宾塞生平年表。其主旨即在于分析社会进化论在伦理层面的具体运用并探讨所谓“正义”的概念。此书若与日本学者小林和之的书结合起来阅读，应能给人提供不少思考的线索和路径。![]()
小林和之：《「おろかもの」の正義論》，筑摩書房，2004年
一般而言，我们的东方传统社会有所谓“义”的概念，如背信弃义、舍生取义等等，而“正义”则可以说对应西方概念Justice，用以表示符合道理或道德的正确事物。然而，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原本并不存在“正义”的概念或意识。饿狼捕食野兔、猛虎撕咬羔羊，它们从不会感知或反思自己的行为究竟是正义还是不正义。因此，所谓的正义，不过只是人类的“想象”而已。在我们人类社会，往往会习惯性地认为合法的便是正义的。但事实或许未必如此。法律不是神的绝对命令，而是我们自行制定的人与人之间应予遵守的规范与约定。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呢？我们应该如何予以定义，并确认衡量正义的标准呢？这实际上正是有待进一步去深入思考、研究的命题。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打着所谓“圣战”的旗号大肆对外侵略扩张，主张自己是“正义”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正义虽是人类的“想象”，但也并非胡思乱想，不会因为自己说自己是正义的，就真的正义了。而更应该是大多数的人认为你的行为是正义的，才有可能（也仅是有可能）是真的正义。换言之，真正的正义不会仅仅存在于一个主体的内心，而更可能是大多数主体之间所共有的情感或感觉，正义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所以，“相对的正义”比起“绝对的正义”来说更接近于真正的正义；“普遍的正义”比起“特殊的正义”来说更接近于真正的正义。此外，“正义”本身也是一个相对概念。当我们谈论、思考正义时，头脑里总会附带着一种对“邪恶”的认知，由此来做出“谁是正面人物、谁是反面人物；孰为正义、孰为邪恶”的价值判断。如白天和黑夜一样，正义和邪恶是一组相对概念，彼此依存共生。若这世界永远不会天黑，又怎会有白天的概念？若没有邪恶的存在，又怎会有正义的诞生呢？宇根豊：《農本主義のすすめ》，筑摩書房，2016年
另一方面在关注的，是“农本主义”的问题。本人虽曾就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发表过几篇文章，但总觉得这个课题还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深挖、扩展。因为在近代早期的日本，“农本”原是一个和“资本”相对的概念，它本身携带着一种有别于西方甚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原理。宇根的这本书，可以说能为相关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明治维新以后，随着日本政府殖产兴业、地租改正等近代化措施的迅速推进，日本农民的生活反而变得苦不堪言，其反抗意识亦大为滋生。比如当时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历史上曾就此问题有过论争，可参考小山弘健、山崎隆三：《日本資本主義論争史》，こぶし書房，2014年），尤其是“寄生地主制”，作为近代日本农村的显著特性在当时的诸项经济改革之下渐告形成。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贫穷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的农民就只好把手中土地变卖给地主和富农，而使自身向佃农转化；反过来，地主和富农则将大部分的土地租给佃农来种，从而形成了一种“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性生产关系。这些佃农为缴纳高额的地租，还不得不从事手工业，把制作的器物拿到市场上进行商业买卖，又或者索性背井离乡，到城市的工厂里去工作；而地主和富农，则会把剥削来的地租投资到工商业和金融业中，由此使得地主制和资本制的相互联系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在工商业、金融业取得成功的人就会逐渐向近代资本家蜕变，而占据人口极大比例的贫穷农民尤其是佃农则只好承受着极为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变得愈发贫困，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结果，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责任归咎于近代以来的西方化政策乃至西方本身，从而导致反近代、反西方的意识开始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前近代的农本主义逐渐完成了向近现代农本主义的转变，呈现出了浓厚的反近代、反西方、反城市、反大工业、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并在昭和时期与法西斯主义产生了共鸣。大澤真幸：《近代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講談社，2011年
此外，日本学者大泽真幸的著作是我一直在研读学习的。尤其是其2011年的专著《近代日本的国族主义》，以及2009年与姜尚中合编的《国族主义论·入门》、2014年与盐原良和等人合编的《国族主义与全球主义：越境与爱国的悖论》等。可以说，每一次阅读都能让人得到新的收获、新的启迪。日文书名“ナショナリズム”一词，对应着英文的Nationalism。通常我们会将其翻译为“民族主义”。但事实上该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语境之下有着不同的意味，可翻译成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比如丸山真男就曾在其《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未来社，1956年）里，将所谓的“Ultra-Nationalism”表述成“超国家主义”。因此为了更贴近ナショナリズム、Nationalism的原意，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译为“国族主义”。这也是我国历史上曾使用过的译词。大泽在书中不仅回顾了以往关于“国族”起源问题的三位代表性学者的研究理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厄内斯特·盖尔纳、安东尼·史密斯），而且也对国族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独到的阐述，认为它应是一种“普遍主义倾向和特殊主义倾向的交叉”。具体而言，就是在国家或民族共同体的内部，成员们拥有着一种普遍的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普遍主义倾向），而一旦去往其他国家、和其他民族接触，则为与之区别而倾向于强调本国、本民族的特殊性（特殊主义倾向）。这种“既普遍又特殊”的性质，正是一切国族主义所不可或缺的。大澤真幸、姜尚中编：《ナショナリズム論·入門》，有斐閣，2009年
大澤真幸、塩原良和等编：《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グローバリズム：越境と愛国のパラドックス》，新曜社，2014年
不过，若把视线具体放到近代日本的国族主义上去，情况又可能会略显不同，有待我们进一步去思考、研究。众所周知，近代的日本自幕末明初便开始提出“开国攘夷”的口号。既要开国，又要攘夷；既要学习西方，又要抵抗西方。这种特殊的矛盾辩证统一，使其国族主义在历史上形成了极为独特的性质。原本来自西方社会的国族主义，是在反抗罗马天主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普遍原理”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特殊原理”，带有近代性与反封建性。因此可以被形容为“反普遍之特殊主义”。而日本在其早期近代化、西方化的过程中模仿、吸收西方近代文明并追求凝聚、团结国民以应对危机时所产生出来的国族主义，自然也与之类似，是一种“反普遍之特殊主义”。它作为“欧化主义”，一方面重视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在批判幕府政治的问题上体现出了反封建性，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对日本社会的历史传统与价值理念采取了轻视的态度。然而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又存在着另一股与此相对，甚至相反的国族主义潮流。它作为所谓的“国粹主义”，基于对前近代社会的“思念”与“追忆”，侧重于鼓吹日本社会以往的历史传统与价值规范，并将其作为“日本的特殊性”来与外国相区别，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了凝聚、团结国民的作用。而对于西方社会，则将其摆在了“外侵者”的位置，采取轻视乃至抵触的态度。由于它是在对抗西方，以及对抗作为“特殊原理”的西方国族主义的过程中所产生出来的“特殊原理”，故可以被形容为“反特殊之特殊主义”。如此一来，近代日本的国族主义就不仅仅是一种“普遍主义倾向和特殊主义倾向的交叉”了，也同时呈现出了“反普遍主义和反特殊主义之交叉”的特质。因此可以认为，近代日本的国族主义既是“普遍和特殊”的结合（世界的普遍），也是“反普遍和反特殊”的结合（日本的特殊）。对其展开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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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亚洲文明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世界文学多样性与文明互鉴创新团队成员。兼任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上海市日本学会理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鉴定专家、教育部高校职称评审专家、全国研究生教育评估监测专家、多部核心期刊审稿专家。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东亚关系史。出版《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甲午战争》《三菱财阀的形成》等书，主持并参与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7项，在CSSCI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文章多次得到《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编辑 | 王佳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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