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通策略】日本：政策引导为主，海外布局助力——制造业高端化研究系列1（吴信坤、陈菲）

重要提示：《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于201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通过本微信订阅号发布的观点和信息仅供海通证券的专业投资者参考，完整的投资观点应以海通证券研究所发布的完整报告为准。若您并非海通证券客户中的专业投资者，为控制投资风险，请取消订阅、接收或使用本订阅号中的任何信息。本订阅号难以设置访问权限，若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我司不会因为关注、收到或阅读本订阅号推送内容而视相关人员为客户；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当前，我国制造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国际竞争、地缘冲突加剧给制造业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而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为制造业发展提供历史性机遇。值此关键阶段，借鉴日本等国家在制造业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或能为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路。本文就此展开分析。

1. 日本经济发展和制造业升级经历三个阶段

二战结束以来，受石油危机、经济泡沫破裂等事件冲击，日本经济增速曾两度下台阶。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困境，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制造业发展，通过实现制造业高端化和产业结构升级，使得日本制造业始终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也正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日本经济重获增长动力，最终走出了负增长的低谷。具体而言，日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经历了三个阶段，恰好对应日本经济增速变化的三个时期，下文将详细回顾每个阶段的宏观背景和主导产业，探讨日本经济发展与产业变迁之间的关系。

1945-1973年：经济从战后复兴走向高速增长，主导产业为重化工业。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快速修复并逐步走向腾飞，1957-1973年间GDP不变价增速中枢高达9.3%。进一步挖掘发现，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互相作用。

其一，日本政府实行高度行政化的产业政策，统筹社会资源助力经济快速修复。二战后日本政府首先采取以“倾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产业复兴政策支持煤炭和钢铁工业重建，随后确立“贸易立国”方针并采取产业合理化政策促进设备更新和技术改进，而后推出产业扶持与振兴政策来扶持新兴和成长型产业发展。进入1960年代，日本政府进一步明确发展重化学工业、提高产业竞争能力的政策目标，并于1963 年发表《关于产业结构的长期展望》，正式确立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产业发展框架，经济逐步修复。

其二，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升是日本经济和产业得以高速增长的另一关键所在。自1947年确立“贸易立国”战略起，日本开启了贸易自由化进程，1952 年加入IMF和世界银行，1955 年加入关贸总协定，1964年加入OECD，1967 年开始分步实施资本自由化。王博在《战后日本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研究》一文中指出，1960年日本贸易自由化率仅为41%，到1970年该比率升至94%。随着贸易自由化水平提高，商品服务流动更加畅通，日本进出口贸易空前繁荣，从而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其三，积极引进全球先进技术推动企业生产水平提升，为经济增长提供持续动力。1950年代前后技术引进的诸多条件同时出现改善，除了贸易自由化进程开启，《外汇法》（1949年）和《外资法》（1950年）的相继颁布也放宽了技术引进限制。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逐步摸索出“产官学”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以“进口设备—学习技术—吸收消化—改进提高—国产”的路径实现制造业升级。根据《日本科学技术白皮书》，1950-1973年日本技术引进数量从76件升至2450件，其中通用机械、精密机械、化学品的相关技术最多，数量占比近60%，此外纺织、塑料、冶炼金属也较多。技术引进提升了日本企业生产水平，1950-1973年间日本粗钢产量快速增长，同时炼钢生产效率显著改善，1960年代末单位熔炉劳动者数量降至0.2人。

1974-1991年：经济增速开始调整放缓，主导产业开始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于“列岛改造计划”的失败以及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日本经济增速开始下台阶，1974-1991年间GDP不变价增速中枢为4.1%。同时日本国内通胀压力持续上升，地价、股价等资产价格飞升以及原油价格暴涨推动国内CPI/PPI同比走高，从1971/12的4.8%/-0.6%最高升至1974/10的24.8%/23.9%。在此背景下，重化工业的发展受到显著影响，叠加贸易摩擦、日元升值、环境公害等问题加剧，产业结构亟需转型。

产业政策扶持重点从高能耗产业转向低耗能、知识密集型产业。由于重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环境问题愈发严重，为此，“70年展望”提出要把产业结构由当前重化学工业转换为知识密集型工业结构。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日本当局进一步意识到发展重化工业并不可持续，并在“75年展望”、“80年代展望”中确立了以尖端技术领域为中心的产业结构。此外，针对石油危机后处于衰退的产业，为防止过度竞争，政府发布《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等法案帮助企业停产转产。

日美贸易摩擦领域逐步扩大，出口限制下日本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事实上，早在1954年日美便出现过贸易摩擦，伴随日本产业结构升级，日美贸易摩擦的对象也从曾经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向以电视机、汽车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产品。纵观战后日美贸易摩擦历史可以看出，日本对美国出口金额激增是日美贸易摩擦的直接导火索，1960S的金属制品、1980S的汽车均是如此。为解决贸易争端，日本大多采用“自主出口限制”等损及自身利益的应对措施，为避免更多损失，日本产业结构需要调整。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冲击企业出口，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增多。1985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广场协议”，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导致日元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出口经济。日本政府于1986年5月发表了“面向 21 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 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和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此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步增多。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视角看，1985-1991年该比重从3.1%上升至6.5%。

1992年至今：经济增速再下台阶，主导产业转为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破裂，地产市场泡沫破裂，资产价格暴跌，银行不良贷款激增，企业投资和消费陷入低迷，整体来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低迷期，1992-2023年GDP不变价增速中枢仅为0.8%。在此期间，日本制造业竞争力逐渐滑坡，但通过产业结构的再次升级，维系了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能。

日本制造业也遭受到较大打击，与美国、德国间的差距日益扩大。经济泡沫破裂之初，日本制造业出口规模与美国、德国相当，1991年日本制造业出口金额达0.30万亿美元，美国、德国分别为0.32万亿美元、0.35万亿美元；日本制造业国内增加值也与美国接近，1997年两者间的差值为0.33万亿美元。然而，在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制造业竞争力逐步滑坡，与美国、德国的差距不断扩大，从制造业出口规模看，2022年日本与美国、德国出口规模的差距升至0.58万亿美元、0.78万亿美元；从制造业增加值看，2021年日本与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差值升至1.45万亿美元。

产业政策顺势调整，重点支持高附加值的创造性知识密集型产业。虽然从总量上看，日本制造业发展受阻，但从结构上看，日本制造业升级趋势仍在继续。1990年以来互联网产业周期进入快速发展，日本政府顺势提出 “新技术立国”和“科学技术立国”的方针 , 1995年发布《面向21世纪的日本经济结构改革思路》提出现有产业应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1998 年通产省《经济结构改革行动计划》指出创造新产业来面对全球经济环境变化的挑战。产业政策扶持下，日本电子、半导体元件与集成电路产业迅速发展，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日本电子零件、集成电路制造产能不断提升，产品全球市占率维持高位，1990年代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的占有率稳定在20%以上。

2. 日本制造业的技术含量测算与高端化比较

前文探讨了日本经济增速与制造业升级的历程，从主导产业看，日本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在不同阶段确实有显著变化。那么如何进一步量化制造业技术含量的变化？下文将通过中高技术制造产值占比与增加值占比两个维度来衡量日本制造业升级情况。

中高端制造产值占比视角下，日本制造业不断升级，07年后技术含量整体回落。参考OECD分类，我们定义中高技术制造业主要包含化学品、办公计算机设备、电气机械、通信设备、精密仪器、运输设备等行业。结果显示：1970-1990年期间，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比迅速提升，其中电气机械上升幅度最大，其产值占比从1970年的0.1%升至1990年的16.0%，此外化学品、通用机械的产值占比提升也较为明显，平均上升5个百分点左右。1991年后日本制造业升级的速度明显下降，中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比于2007年后开始回落，分行业看，各行业产值占比增幅均有所减少，平均仅增长2个百分点，电气机械、信息通信设备行业的产值占比甚至出现下降，从1994年的7.6%、6.4%降至2020年的6.3%、2.5%。

中高端制造增加值占比视角下，日本制造技术含量也提升，但行业增速差异大。我们还可以利用中高技术制造增加值/制造业增加值来衡量日本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与总产值不同的是，增加值反映了企业生产过程中新增加的价值量，没有进行重复计算。同样参考OECD分类，我们发现1963年以来日本制造业技术含量也在持续提升，1991年之前中高技术含量提升速度较快，1963-1990年年均增长0.35个百分点；1991年后技术提升速度有所降低，1991-2022年的年均增幅仅0.2个百分点。此外，中高技术行业增加值占比的增长速度出现分化，1990年之前电气设备、通信设备行业的增幅最快，运输设备增速较为缓慢；但进入1990年之后，运输设备增加值占比增长明显加快且绝对水平最高，电气及通信设备的增幅则出现回落。

结合前文分析，二战后日本制造业技术含量确实持续提升，经历了两次显著的技术升级，然而这两次升级的背景和原因并不相同。这些看似被动的技术升级背后是否存在更深层次的主动因素推动？下文将详细讨论两次制造升级的本质原因。

石油危机时重工业滞销，第一次升级背后实质是过剩企业去产能、去杠杆。上文提到二战后日本在美国支持以及国内政策扶持等因素催化下，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进入70年代，日本城市建设已有一定修复，同时拉动重工业发展的战争需求等外部因素式微，国内对于重工业的需求逐步降低。石油危机发生后的几年内，钢铁、石油和煤等重工业陷入滞销、库存积压的困境，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数据，1978年时石油及煤制品、钢铁行业的生产者产成品库存指数处于高位，直到1980年后才逐步缓解。不仅是需求侧出现萎缩，支撑重工业发展的供给侧因素也开始承压，企业负债率不断攀升，1973年制造业资产负债率已达到创历史新高的80%，在此背景下金融机构对于重工业企业的借贷意愿迅速回落，企业难以通过继续贷款来扩大规模。

因此整体来看，第一次制造业升级看似是应对石油危机的被动举措，实则是主动为部分前期过度生产的企业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随着日本产业转型升级序幕拉开，钢铁、煤炭等低技术制造业的产能逐步回落，到1990年底，石油及煤制品、钢铁产能指数已分别从1980年初171.5/129.1的高点降至131.2/113.2，同时库存也明显去化；此外，企业去杠杆效果也较为显著，1990年底制造业资产负债率已降至68%，金融机构对重工业行业的借贷意愿也逐步回升。

泡沫破裂时要素禀赋发挥至极，第二次升级本质上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制造业的二次升级也并非表面上看到的如此简单，实际上彼时日本面临要素禀赋耗尽的困境：首先，日本对国际资源品的依赖阻碍制造业继续发展。日本国内自然资源储量有限，发展工业所需的原油等资源大量依赖进口，1990年代日本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5%-80%，因此国内制造业发展受限于国际资源品供给情况。第二，用工成本持续提升，压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利润空间。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升，日本劳动力成本高增，据日本内阁府及统计局数据，日本制造业工资指数从80年代初的76.5升至90年代初的92.2，用工成本高企削弱了制造企业的盈利能力。最后，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量不多，挤压加工制造业成长空间。外需上，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出口竞争力减弱，1986-1987年出口额同比连续为负；内需上，先前大力发展的组装加工行业盈利增速中枢回落，以家电和汽车行业为例，增速中枢分别由80年代的7.6%/6.6%降至90年代的-0.7%/0.7%。综上所述，第二次制造业升级不仅是被动之举，也是为应对日本资源、人口、市场禀赋发挥到极限，产业和经济必须做出的调整和转型。

日本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明显放缓，并出现“产业结构虚高端化”现象。尽管日本制造业整体升级进程相对顺利，但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升级趋势有所放缓，这可能表明日本制造业在迈向高端化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挑战。

一方面，近年来日本制造业高端化进程明显放缓，新兴产业的发展相对落后。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共同撰写的《2023年日本制造业白皮书（概要）》，日本制造业200多种产品占据全球60%以上的市场份额，尤其在零部件材料方面实力雄厚；但在销售额较大的终端产品方面，除汽车以外的其他领域，与美国、欧洲和中国相比，销售额和全球份额较小，且品种也较少。此外，日本在AI等新兴领域的发展明显落后于美国等其他国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3年）》指出，全球人工智能企业国别分布呈现“中美主导”格局，截至 2023 年三季度，中美人工智能企业数占全球总数的近一半，日本则跌到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排名第十一位，与中美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结构出现“虚高端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实际下降。苏宏伟在《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端化研究》一书中测算了日本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结果发现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在 1973-1991 年间呈显著提高趋势，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从 1973 年的 1.27 降至 1991 年的 0.41；而后在 1992-2012 年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趋势变动较为复杂，1992-2005 年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延续 1991年之前的提高趋势，但在 2005-2012年间整体下降。在产业结构内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端化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要想实现产业结构高端化，必先要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际上，2005年以来虽然制造业技术含量整体仍在提升，但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实际在下降，导致产业结构出现“虚高端化”问题。

3.日本制造业升级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回顾日本制造业升级的发展历程，整体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细节之处难免存在失误和偏颇。本部分旨在总结这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提供参考。

日本制造业成功升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策的持续引导和支持。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日本政府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实施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如技术创新的支持、产业结构调整、人才培养等，推动了制造业的现代化和技术升级，使其能够在全球市场中保持竞争力。具体来看：①战后经济复兴阶段：日本政府出台《产业合理化政策》《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等系列政策扶持煤炭、钢铁、海运、电力等基础重工业发展。②20世纪70-90年代初：在石油危机等不利因素催化下，《产业结构长期展望》等政策密集出台，经济转型加速，产业结构重心从重化工业转向加工装配工业。事实上，60年代末起，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防止部分重工业投资过热。③20世纪90年代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所需的人口、资源等要素已发挥到极致，日本政府发布《21世纪的产业结构》等政策，围绕“创造性知识密集型”重点发展医疗器械、信息技术等产业，并将失去优势的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海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对外转移，引导日本制造业实现二次升级。总体来看，日本政府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产业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国内外需求变化适时引导产业发展方向，是日本制造业两次成功升级的重要动力。

日本制造业升级的另一成功经验就是通过在海外建厂拓展国际化事业。上文分析过，90年代日本制造业发展受多重因素限制，包括日元贬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市场需求已近饱和、劳动力成本持续上涨、日美贸易摩擦形成贸易壁垒等。在此背景下，原本通过国内制造、出口获利的模式已不可持续，日本企业开始加速移师海外，1990年以来日本企业海外生产比率持续上升，截至2023年，该比例已达35.8%。从结果来看，日本企业从海外建厂中获得了巨大收益，一方面，现地法人经常利益不断提升，截至2022年，日本现地法人经常利益达2万亿日元，占日本企业经常利益的20.6%；另一方面，利润率也持续提升，伊丹敬之在《日本激荡三十年》中指出，1990年以来日本现地法人经常性利润率整体上升。

日本海外生产主要采用“母工厂”模式，但近年来出现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从企业内国际分工视角看，有别于美国将所有的生产业务全部转移到海外生产基地的“飞地式”模式，日本制造企业出海主要采用“母工厂”模式，通过海外生产基地与日本国内的生产体系紧密相连的延长扩大方式生产。该模式的典型特征是海外工厂使用的基础零部件及基础生产原材料的供给，均由日本国内企业的工厂或关联企业的工厂生产后，再提供给海外工厂，这有助于建立海外生产基地与本土生产紧密相连的分工体系，从而防范海外供应链断裂的风险。然而，近年来日本制造业海外依赖程度逐渐加深、空心化问题凸显，尤其是汽车行业，22年疫情冲击下，包括三菱、丰田、本田在内的多家日系车企就曾出现过由于海外零部件供应商封控、导致国内汽车工厂减产甚至停产的情况。

制造业升级的技术内涵应当与时俱进，从而避免出现产业结构“虚高端化”。上文曾提到，2005年以来虽然制造业技术含量整体提升，但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实际在下降，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端化不再相适应、相协调发展，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欧美主导开发的信息产业取代重化工业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信息产业内涵的“新技术范式”的特点是技术、产品更新速度加快，模仿周期大大缩短。日本的问题在于，在新形势下仍然试图再次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创新—转化实现产业升级，长期沉浸于基本创新上的改进性创新惯性，保留了许多限制创新的制度和政策，并没有继承欧美国家的持续创新体制。苏宏伟（2017）指出，这种改进性创新惯性使得日本难以在短期内调整科技创新体系，与新技术范式相适应。事实上，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端化内涵的技术创新仍然停留于工业时代，一定程度上与国际主流的信息产业技术脱轨，使得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端化本质上表现为“虚高端化”。

进一步深入研究可以发现，日本改进性创新惯性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支持不足，这导致当前的技术开发过度注重商业化价值。在日本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日本通商产业省（现经济产业省）是日本经济产业政策的主要管理者，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制度供给主体。通产省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存在明显的弊端，由于通产省下设的产业技术审议会坚持技术引进开发，这导致日本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明显偏低。国际对比视角下，自1980年以来，日本政府所承担的基础研究负担份额一直居全球主要国家末位。并且截至2008年底，日本政府资助工业研究的支出比例仅为3.8%，远低于其他国家。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缺位导致日本技术开发的主体主要是大企业，资本逐利的特性决定了企业的技术研发更加重视商业化价值，难以产生革命性的科技创新。

日本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过强，后期抑制市场机制在科创体系中发挥作用。日本政府奉行“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计划调节、行政指导等方式干预资源配置，相较于西方只在市场失灵时有限干预，日本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前文我们总结，有效的制度供给和政府的有效组织曾是日本赶超经济增长、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成功的关键保证，但同时也挤压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市场机制的灵活性、适应性以及前瞻性在日本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不足，导致日本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不力。

学界也有诸多关于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对创新负向作用的研究，例如刘昌黎（2005） 等学者认为，在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构造的、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制，难以满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需求，不利于技术创新；熊文景等（2007） 等学者认为政府保护下企业缺乏竞争，企业的竞争力和创新力难以被激活。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风险投资中窥看政府导向型经济对于科技创新的影响，根据日本创业中心发布的《日本初创企业年度报告》，1999-2012年日本风险投资额整体呈下降趋势，至2012年时风险投资额仅1026亿日元，仅为2000年时的四分之一水平；且从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风险投资基金持续净流出，科技创新企业难以获得资金支持，侧面印证市场机制在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不足。

风险提示：历史经验具有局限性，部分测算数据未必代表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