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为《宽容》第11、12章的阅读笔记及摘抄。在书中，房龙通过对文艺复兴运动及宗教改革的反思，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
自由的思想是一切进步的前提；
社会的进步需要大多数的人都跟上步伐；
打破过去的枷锁真的很难，很多人背着历史进入新时代；
真正的社会进步是学会爱所有的人。
文艺复兴前的基督教，其专制独裁的黑暗程度可谓登峰造极。其表现形式不完全总结如下：
神圣思想不容质疑
拥有无上权力的教皇
享受特权的僧侣阶层
对圣经的阅读权、解释权
祈祷只能使用唯一的语言
连死人都不放过的赦免券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场有目的向前看的运动。
在文艺复兴前期，欧洲社会具有以下明显的特点：
考古给人们带来深厚的艺术兴趣
旅行家的地理发现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如马可·波罗
印刷术助力知识的传播
少数宗教改革先驱者的牺牲，如约翰·胡斯、威克里夫等人
对自然的观察探索激发探索精神，如培根的进化论
在文艺复兴前期，大量通俗易懂、语言朴素的印刷品在社会上广为流行，不仅起到了启蒙大众的作用，也为文艺复兴后期典型的怀疑（批判）精神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种怀疑精神使得人们敢说敢写。
反观在此之前，这个时期所说、所写的内容，很大可能会让宗教裁判所来抓人。
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有趣。
在文艺复兴前期的300多年时间内，罗马教庭对于那些通俗的印刷品，认为是一种追求美、追求娱乐的想法，甚至教皇或者教庭的高级僧侣们也与这些作品的作者或发行者在一起热烈讨论。
这个时期，似乎没有人认真地注意到，这些作品表达的内容与神圣的奥古斯丁的思想和旧约中的地理描述有着严重的冲突。
薄丘伽的《十日谈》表现了一部分当时的现实。
同时期的那些思想者，如马基雅维里、美第奇等人，实际上保持着务实的精神，他们表面上与教会和平相处，从来没有自觉地参与任何改革的举动，或许是他们在努力控制自己对制度的质疑。
宗教改革实际上是一场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神学背景微乎其微。
1529年，马丁·路德在著名的“抗议书”上签名，他和其他的签名者都是勇敢的人。
宗教改革体现了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是过去300年以来的经济、政治发展的结果，有人称为民族主义。天主教罗马教庭对于欧洲的各民族而言，实质上是一个以“国上之国”的形式存在的外来者。因此，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挪威人等等团结在一起，打破了囚禁他们上数百年的牢笼。
宗教改革的意义如一位智者所言：尽管人类有如此多的缺点，我们必须学会爱人类。
在房龙看来，宗教改革是失败的，因为它没有实现创造一个更自由、更智慧的社会这个目标。
宗教改革产生新教去掉了很多好的，高贵的、美丽的事物，添上了很多狭隘、可憎、丑陋的东西，它没有使人类的历史更简单、更和谐，而是使它更复杂、更混乱。
房龙认为，这一切不能完全归咎于宗教改革，而是大多数人心理习惯的某些固有弱点造成的。
这些人希望一切都慢慢来，他们无法跟上改革者的步伐。
他们不缺乏善意，他们虽然跨上了通往新世界的桥梁，但是他们只会慢慢地过这座桥，而且尽量带着祖先的家具。
宗教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在每个基督徒和他的上帝之间建立一种全新的关系，是想消除过去的所有偏见和腐败。但是，这次运动完全被它的忠实信徒们带过来的中世纪包袱塞满了，既不能前进，也无法后退。很快地，宗教改革的结果就变得跟它曾经憎恨的教皇制度一模一样了。
这就是新教反叛运动的大悲剧，它无法超越大多数追随者心智的平均水平。
以前是教皇本人不会犯错，现在，宗教改革则说，《圣经》这本书不会有错。
以前是教皇这个当权者实行专制，现在崛起了数千个小当权者，每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极力想实现专制。
以前整个基督教世界分成清晰的两半，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一半是信徒，一半是“异端”；现在，宗教改革产生了无数持不同见解的小团体，它们唯一共同之处仅在于，它们都极为仇视所有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
宗教改革没有建立宽容的秩序，而是追随早期教会的榜样。一旦取得了权力，一旦依靠着无数的教理问答、教义、忏悔使地位得到巩固，它就对那些敢于质疑自己社会的官方地位正统教义的人悍然宣战。
路德、加尔文，他们都是具有巨大勇气的人
今天的异端分子，明天就成了所有持不同意见者的最大敌人。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说曙光终于要冲破黑暗，但是在有生之年，他们一直都是中世纪的孝子贤孙。在他们看来，宽容不是一种美德，也不可能是一种美德。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新教革命对（宗教）宽容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贡献并不是直接取得的，而是从间接结果来说的，宗教改革的一切结果都是有利于进步的。
首先，它使人们熟悉了《圣经》。尽管教会没有明令禁止人们阅读《圣经》，但是也没有鼓励过普通人研读这本书。宗教改革的结果是，任何人可以通过阅读得到自己的结论，不用担心被烧死。
在熟悉《圣经》之后，人们就会消除对不可知的神秘事物的敬畏。越来越多严谨的学者逐渐认识到，《旧约》中有着很多可怕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残忍、贪婪、谋杀的故事，它不可能是“神示”的产物。
从内容来看，它必定是一个仍然生活在半野蛮状态的民族的产物。
从此以后，很多人自然觉得，不可能再把《圣经》看成是所有真知灼见的唯一源泉。
从此，自由思考的障碍被破除了，科学研究的洪流开始奔涌。
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哲学在被丢弃近二十个世纪后，又被重新捡了起来。
其次，从宽容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使北欧和西欧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罗马教廷表面上看是一个宗教组织，实际上是罗马帝国在精神领域极为暴虐的统治的延续。
现在天主教会也做出了英勇的努力，摈弃了以前滥用权力的做法。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教会的巨大成功。
在中世纪，有一个普遍存在的精神和心智的牢狱。
新教的反叛，把牢狱变成了废墟。
利用废墟的破砖烂瓦，它又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牢狱。
因此，1517年之后有了两个新地牢，一个专门关押天主教徒，另一个专门关押新教徒。
幸运的是，新教徒的监狱太不牢固，没能关住某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这些人纷纷逃跑，又形成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监牢。
最后，在大大小小不同的监牢之间形成了很多“三不管”地区。那些不甘束缚的灵魂，就在这些“三不管”地区自由发展。
个人的尊严由此确立。
这就是宗教改革对宽容事业的最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