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阜南
我是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国人民以急风骤雨的巨大力量掀起了震动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1900年生于娄底市万宝乡石埠村栗山嘴的（今娄星区万宝镇），到今年，整整90岁。先父李吉臣是一个有“田秀才”称号的农民，他于庄稼，深耕细作，稻谷常年丰收，加以持家勤谨节约，因此，每年所得，除纳税缴粮维持生活外，尚有积余，够得上是一个小康家庭。先母小于父亲10余岁，来我家为童养媳，后来半失明，至我成长时，家业繁杂，不胜劳苦，乃提早为我娶媳以分劳。我妻共育4女1男，长女雨梅，次女雪梅，三男中桂，四女亚平，满女庆梅，长女今年已71岁，全都健在。
先父原属意我继承祖业务农，而我执意要读书，经亲友鼓励支援，我终于如愿以偿，我家也取名“耕读堂”。
年幼时，我经常和一伙小朋友去山港子砍柴，也看牛、收粪、扯猪草，帮助父母亲干活。6、7岁入私垫，后转入新式学堂，并赴县城就读湘乡县立东皋高等小学。在此求学期间，由于老师的教育及同学们的交谈，知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人民头上，使人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使祖国大好山河变得支离破碎，而感到无限悲愤。1916年，我接到房叔李振翩自长沙来信，信中说：“蔡松坡年甫12，即弃科举入学堂，人但羡其成功之伟，而不知其眼光早有过人处也。”细读之下，自惭落伍，遂决心发奋图强，志在四方。
1916年东下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课余尽量阅读进步书刊，李振翩时来领我去教育会坪文化书店，这是由毛泽东创办而由易礼容经营的进步青年求知会友的中心，在那里，我的脑子如开了天窗，思想大为活跃，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吸取了革命的志向。在湘中读了3年，眼看存金即将告罄，情况非常紧迫，李振翩又叫我去考湘雅护士学校，这个学校不仅不要学费与膳宿费用，每月还可发点补助金。在湘雅读了几年，准备一点钱作升学用，也准备了一些升学课程。在辅导我学习进取过程中，我的房叔李振翩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将永生永世感念他。
1925年我考入私立汉口明德大学，校长胡子靖是创办明德中学的著名教育家（那时有北张南胡之称，。同年李振翩北上协和深造，路过汉口，又为我的求学问题停留了下来作商讨。北上后为我在北京的族人李特成处筹了学费贰拾元汇来。1926年11月我在湖南大学（时明大并入长沙湖大）由王尊、王会煦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寒假，我奉党命组织湘乡驻省学友会寒假回乡宣传队，通过湘乡县党部常务委员聂昭良，县农民协会委员长曾策，县教育局长柳宗陶的支持，率领宣传队深入农村作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的宣传，为农民运动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7年3月，中共长沙市委派我到长沙小吴门外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政治部工作，我任上尉科员。科长彭澍是共产党员，耒阳人，组织科长罗其军，政治部秘书代主任屈子健是国民党员；教育长是余传范，校长是石醉六。我在三分校，从学习中求发展，工作尚称顺利。
1927年5月21日，汪精卫指使其爪牙何键、许克祥在长沙对共产党及革命人士进行疯狂屠杀，这就是历史上惊震中外的“马日事变”，他们残酷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走漏一个”。几天之内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数以千计，长沙城顿成恐怖世界。我躲在新安巷湘乡学生宿舍。两天后，同学彭隆颂、肖友仕（他们都是娄底南阳塅一带人)告诉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尽快离开此地。于是，我马上动身逃往南京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一师二团（团长李玉堂)军医姜齐贤处，他和我是湘雅医学校上下班同学。在姜处，盘桓了4个多月。事后才知道，“马日事变”后二、三天，堂李云田曾衔家父命兼程抵长沙，说地主李子辰已密告我，要我赶快脱离虎口。他到省垣时，我已离开长沙逃奔南京了。至今回首，不胜感幸。
1927年10月，我到十四军三师毛炳文部军医处陈宗道处工作，陈和我是同学，后来东渡日本留学。1928年我调任三师七团卫生队长，以后四十军改编为八师，我即离开了。在第三师时，我更名李振球。
1929年我在上海杨树浦找到了中共在沪负贵同志杨子庄，此时在杨树浦的同志有聂昭良、李人林，还有在恒丰纱厂工作的王某某，是女同志。
1930年7月，杨子庄以中国革命互济会广东省总会东江特派员名义，派我同聂昭良一道去广东东江、五华、滩下、马图一带红十一军古大存部工作。红十一军参谋长严风仪，政治部主任罗欣然，秘书长吴育均，都是广东人。解放后，古大存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我到红十一军不到一年，因病回到上海。
1931年某月，上海党组织利用我同伪二十四师参谋长王校膺和该师军医处长陈宗道的关系，派我去江西伪二十四师搞情报工作，通讯规定是用王云五字典四角号码的加诚法，用米汤写，用碘酒洗。这是我到老虎嘴里拔牙，我的顶头敌人伪二十四师长不是别人，正是“马日事变”祸首许克样。后来，黄子咸接任师长，团营长也有变换，陈诚介绍汤季楠来，当了一四四团一营营长，以后迭升团长、旅长、副师长。汤季楠是程潜办的陆军讲武堂的得意门生，他的父亲汤佛心是明德大学的训育主任，他本人是明大预科学生，因为我俩有这双重关系，有利彼此靠拢。后来，我们的私交更深，几至无话不说，这很利于我在二十四师搞情报工作并为日后在六十三师策动他起义打好了基础。但是，我蛤终没有向他透露我原是共产党员的身纷。到二十四师后，我又改名李干球，他经常亲切地喊我干球，汤季楠现是湖南省人大常委，已经86岁了，身体还很健朗。（编者按：汤老现已过世）
我到二十四师一四四团任军医主任后，就积极展开工作，定时向上海党组织报告，有时也亲去上海汇报。1933年在伪庐山军官训练团辎重连受过卫生训练后，即将受调练书籍和毒气使用法等资料亲自送交上海党组织，党给了我好评。但自1934年10月以后，我多次问上海党组织报告均不见复，当时伪军调动频繁，不准请假，未能亲至上海探个究竞，遂与党失去联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但是，此后的岁月，我依然按一个共产党员的标推要求自已尽心尽力为国为人民服务。
1937年，我和西安七贤庄1号18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周自建联系，办事处长是伍云甫。我曾给办事处买过粉面，深夜用板车送到火车站，又多次为办事处从药品内带文件至兰州18集团军办事处，处长吴芝圃。又曾通过西安办事处介绍李业佳（又名李少恂）、曾策去延安抗大学习（上情存录1955年6月22日湖南省委组织部办公室1198号公文)。1938年我任伪天水行营豫东视察组组员，1939年我任伪26补训处医务主任，伪处长为李英；1942年我任伪七补训处西安办事处主任，副官是李阜圭。在西安，我协助汤訇中扫荡西安两湖会馆恶霸彭旺臣。1945一1946年，我任伪湖南益阳税捐处处长，当时伪财政厅长是明大校长胡子靖的侄子胡迈。
1948年，我任伪323师秘书，323师后改为63师，师长是汤季楠。63师系程潜用美式武器装备的正规军，参谋长龙耆光，187团团长陈煦新，188团团长陈人骥，189团团长苏治纲。1949年，63师由沅陵开赴邵阳，我策动63师师长汤季楠起义。我于6、7、8三个月先后三次到涟源杨家滩扁担坳、湘乡小碧桥及壶天等地活动。在壶天曾和聂昭良、陈明、曾路中去宁乡和姜亚勋、宫健平联系（在那里，我曾报请官健平恢复我的党籍)。当即由官健平派李品贞去邵阳与汤季楠会商，最后该师（缺188团)于1949年8月5日在程潜大旗下，在部阳宣布起义。同时，我和四野驻63师联络之王建基同志绕道宁乡分别向军区陈明仁、程潜汇报策动汤季楠起义的情况。
63师政工处长唐某某，于起义前潜逃，四野派63师的军事代表杨文谟嘱我暂时照料一下。我照料几天，后来竟以政工人员身分和其他政工人员一道送去湖南军区教导一团二大队五中队学习，直到1952年才复员还乡。
1949年，在我策动伪63师起义之前，曾说服湘乡上里伪联防办事处主任兼清乡大队长李格翊率人枪十余向杨家滩扁担坳中共湘中一支五团司令聂昭良投诚。
1954年我去长沙，向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写了一个策动伪63师起义情况的报告，经统战部王如冰同志查实，政府每月给我人民币30元的生活费。嗣后我在长沙修文街搞了一些财经扫盲工作，又当了一段时间的城西人民代表、人民委员和扫盲协会副会长。
1959年，我自动请求参加长沙区京广铁路复线修建工作，修建工作中我得到乙等奖。工作结束我回长沙，迁住南门外，学院办事处调我到三五金厂担任保管工作，三五金厂属市手工业局和城区双重领导。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心情不安，于6月请准离职回到学宫门19号家里，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
1968年，我和老伴被涟源县万宝公社石埠大队造反组织以全属子虚的“逃亡地主”和“叛徒”罪名从长沙押回家乡进行批斗，受到非人待遇。数月后被释放回家，在贫下中农监督下劳动生产。1971年10月，连源县公安局在四类份子会上宣布我“暂不戴帽子”。
多年以来，我一直从事体力劳动，曾以几年的时间，效愚公移山的精神，把屋前一个荒芜的土堆整顿成为一个面积宽大的地坪。我一生耻于好逸恶劳，不甘与邪恶为伍，我始终以实际的言行印证我数十年来未尝一日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1983年，我的儿女回家过年时，我写了一幅春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在骨肉面前，我吐露了刻骨铭心的感情。
我老了！今年整整90岁了。我生于苦难的时代，经历了人世的沧桑，但是我的心永远是年青的、健康的，我乐见伟大的祖国和亲爱的故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焕发富强康乐的荣光。
(编者按：李阜南同志已于1991年去世，享年91岁)。
阜南侄：
收到来信，甚以为慰，路途遥远，来京相晤，实不敢当，盛意至感。·
寄来图片，籍作纪念。
此侯
近好
愚叔振翩
1978年元月20日
《汤季楠自述》摘录
5月9日，秘书李阜南（湘乡人，明德大学同学，二十四师同事，原为共产党员，后脱党)在师部告诉我，他与正在湘乡桥头河地区活动的地下武装、湘中游击队第五支队司令聂昭良，是大革命时期的老朋友。我听了很高兴，感到起义又多了一个有利条件，便把对聂部的联系工作委托他全权办理。几天以后，李阜南便装前往，在湘乡杨家滩扁担坳会见了聂昭良，初步商量了起义的事。
1949年5月下旬，部队经过训练，又奉命调到蓝田东北地区“围剿”湘中游击队姜亚勋部，临时归驻湘乡的七十一军军长彭锷指挥。我派新提升的政治部主任李阜南与中共地下省委负责同志章云、聂昭良等人取得联系，彼此间常有信使往返。在两个月的“围剿”中，凡是知道有姜亚勋部活动的地方，我便不派部队去，我派部队去的地方，一定是事先确知姜亚勋部转移了的。
5月到6月，我在蓝田、安化两次释放被捕的地下党员。一次是一八八团捕获的王某，我以他是龙王凼王校膺的本家为名，叫王校膺为保释放。一次是一八九团在桥头河捕获的六名地下党员，一名是解放后副省长夏如爱的秘书肖铸人，一名是现在北京工作的王方中，一名是现在桥头河负责的聂素梅，另有三名忘记了名字。我都以证据不足予以释放。当时部下侦知桥头河地下党的秘密机关在一邮政代办所，我也予以否定。为了确保地下党的安全，我带李阜南两人去察看，发现秘密机关的邮政代办所是一处独立的房屋，周围并不复杂，便放了心。
7月中旬，部队的起义工作大致就绪，这时，纷纷传说程潜被刺。我立即派李阜南联络姜亚勋、聂昭良，计划以反对白崇禧在湘征粮筹饷为名义，率六十三师从邵阳直捣祁阳，截断白崇禧的归路，以姜亚勋部掩护北侧安全，截断潭宝公路的交通，先行起义。李阜南先到湘乡壶天会见了聂昭良，又同聂昭良及陈明、曾路中（均是李阜南的熟人)等去宁乡会见了湘中游击队政委官健平。官健平立即派李品珍来邵阳与我联系，商量起义的具体事宜。
为妥善计，我着便服于7月18日赶到长沙，见到程潜，方知被刺一事是谣传。我当面催他速去邵阳，他小声地说：“两三天就来”。要我速回邵阳掌握部队。这天下午，李阜南也由姜亚勋处赶来长沙，说姜已决定派部队欢迎我，要我速作决定。我考虑程潜既然安然无恙，部队起义应在他的统一领导下，贸然单独行动，可能打乱整个计划，影响大局。因此，没有同意姜亚勋的意见，原拟先行举事的计划作罢。
（8月）10日，军区代表王建基与李阜南绕道先回长沙，我请他们将起义经过分报程潜和陈明仁，并托王建基向军区转达两句话；“部队到达目的地后，人员武器随时全部交还给人民。”
【编委会成员】：
莫俊、宋国洪、周荣鸿、胡业、谢光辉、李俊兰、李伟、陈灿光、刘永丰、成洪桥、颜加乐、颜正芬、刘秋阶、莫蒿、傅桂辉、萧常沛、萧思汉、邓战胜、黄琼、蒋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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