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与教育 | 肖怀德：自由、爱与死亡——给黄裕生先生的一封信
文摘
2024-08-02 22:00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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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爱与死亡
——给黄裕生先生的一封信
尊敬的黄裕生老师：
上周末上完您的课程，“自由与爱”这四个字一直在脑中盘旋，您鼓励我写作，我冥冥中觉得这四个字对我个人很重要，也许一个人心里缺什么，就会对某些东西特别敏感。也许这四个字和我未来致力于从事的教育事业息息相关，所以就会特别敏感。我想来想去，也许书信是我向您表达我现在的感受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尽管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书信来往的传统似乎在慢慢消失。这些年听过您很多的讲座、课程，也读过您一些文章和书籍，“自由”二字一直贯穿着您的问题线索和思想疆域。我一直好奇您为什么把“自由”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命题？我也很好奇作为一个第一哲学家，为什么后来会进入到政治哲学领域之中？我随着自己的观察，也许能体会到您心灵深入的一些关怀，但不是很深入。见地和您结缘，也因为“自由”二字。我在做见地之前，正经历过一段从政生涯，和您提到您父亲希望您当官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我从政很大程度上是父亲的期盼，我父亲虽然没有明确的要求和规定我从政，但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他渴望自己的儿子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愿望。后来，我在博士毕业之后，放弃了所有的学术研究岗位，毅然选择了去西部从政。我记得我拉着一个拉杆箱，下了兰州机场，坐着班车看着窗外的荒漠和光秃秃的山峦，和我小时候生长的南方的青山绿水完全不同，孤独无助中夹杂着决绝的感受油然而生。我清楚的记得在从政过程中，自己的一步步退让、忍让，自己的身心遭受着痛苦和煎熬，虽然一次次想当逃兵，但感受到自己的头顶有一张无形的权力之网，几乎让我窒息，我唯一的疏解的方式，就是每天来到兰州大学的操场，疯狂的跑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一到周末，我就买一张去敦煌的火车票，去找敦煌研究院的学者喝茶，在洞窟里呆一呆，完成一次抚慰，周日坐火车继续回到兰州，投入紧张的工作。后来，我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在向我报警，我决然的离开了从政的跑道。我现在想想，自己努力挣脱政治的过程，是一种生命本能的驱动。我要活下去，我要保留住自己的“那口呼吸”活下去。现在想想，遇到您，为什么那么心动，因为经历过极端的不自由，才那么渴望自由。在追随您学习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中的过程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您对自由意志的解释。我的初步理解，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人与自然出现了“断裂”，我可以这样行动，我可以完全突破自然因果律而行动。这也是人为什么“饿了可以不吃饭”，“人明知会死，也可以选择上刀山，下火海”。我想我发起见地沙龙，就是一次自由意志启动的过程。没有自由，也就没有创造。我这几年在生活和工作中，也经常遭受一种“侵袭”，上级把他所遭受的挤压向我传导，别人以权力的名义颐指气使的让我做什么。我以前是个老好人，总是忍让、退缩，我发现这样的结果是他人总是得寸进尺，我自己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我这几年，慢慢学会了勇敢，学会了说不，学会了抗争，虽然当时心里很忐忑，患得患失，但是，我慢慢发现，我慢慢获得了勇气，只要我是为自己的应有的权利而战，我不再惧怕失去。没有抗争，也没有自由。这次学塾课，您说到“美德不是辫子的痕迹”。没有自由，哪来的善，没有自由，哪来的美德。否定人的自由，也就无法在世界建立美德。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不能自主行动的人，一个不自由的人，可以向这个社会，向他人表现美德，那必然是伪善。所有的身不由己，都是为自己的虚伪、懦弱寻找借口。我记得第一次听您讲“爱”，是您在《实践理性批判》课程中讲到的四个字“恒久忍耐”，我记得您大概的描述是，所谓的恒久忍耐，是我们要意识到无论这个人有多么的不可救药，只要他活着，就意味着他是未完成的，那么他就有改变的那一刻。所以，如果我们爱他，就要“恒久忍耐”。我当时想到了我的哥哥，我哥哥从小和我的个性就很不同，我比较胆小、温顺，他比较暴烈、鲁莽，从小就经常打架斗殴。我记得小时候，经常做恶梦 ，梦到哥哥被关进了监狱，他也让我父母操碎了心。我当时就想，如果我爱我哥哥，我就要“恒久忍耐”，因为他总有可能改变的那一刻。我记得，做见地的第一年年底，我们见地共学小组年底做了一个读书会，我当时分享的一本书是弗洛姆的《爱的艺术》，我依稀记得阅读这本书给我带来的心灵震撼和启迪。我现在不是特别记得书中的具体内容，但是弗洛姆谈到爱的能力有差等，每个人都可以不断在生活中操练和提升爱的能力。这几年做见地，我有一次特别深刻地得到爱的体验，那就是参与清华大学李睦老师的色彩绘画工作坊。我们参与这个工作坊的学员年龄层次、身份地位、财富阶层差异很大。我观察到，李睦老师对待每一个学员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完全没有因为学员的身份角色的差异有任何的偏颇和照顾，对待每一个学员，都投入了他全心的爱。我不知道李睦老师如何理解艺术与爱的关系，但是，我心灵深处最真切地体验到爱，是在他的这个色彩绘画工作坊中发生的，我感受到一种包裹的爱，一种没有分别的爱，一种柔软的爱，这种感受也许我一生都会记得，因为那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被爱包裹”的体验。您在上周末的课程中，讲到：“爱的前提，是从对世俗物的等级体系中解放出来，不以对世俗物的拥有作为天平来称别人，不再以世俗物的量去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时时刻刻做到这样，并不容易，要求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人。一旦我们带上了这幅“有色眼镜”，爱就消失了。黄老师，我记得您写这篇《自由与爱》的文章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我感受到，爱不仅是人类一个永恒的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当代性的问题。伴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环境、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共同体结构的变化和调整，亲情之爱、夫妻之爱、友情之爱、同胞之爱，都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思维与爱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我接触到一些从事政府管理、科技工作的朋友，我暂且不说爱，但我能感受到他们身上共情能力的缺失，但并不自知。我也记得，我们和曾毅老师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最后也讨论到一个话题，“Ai与爱”，人类的爱的能力是不是人类对“Ai”构成的最后的堡垒？“Ai”是不是可能发展出“爱人类”的能力？如果未来的人类在丧失爱的能力，而“Ai”学会了爱，会是一个怎样的场景？我特别期待您未来对“爱的哲学”有更深入的研究和解读，我也希望未来能组织见地的老师们围绕这个主题有更深入的讨论和激荡。我最近也有一种自省，如果我们见地的朋友们在追寻智慧的过程中，忘记了爱，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我依稀记得最早与您的相遇是通过一篇您的文章，那是2018年，我通过一位朋友的推荐，我在网上搜到您的一篇文章，《人要不死，又将如何？》。我已不太记得您这篇文章具体说了什么，只是记得您在用哲学家的想象力，想象人类获得永生能力之后，这个世界会怎样？人生的意义会是怎样的？我记得当时的心情，心砰砰的跳，我惊异于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哲学。这是我和您的第一次相遇，也是第一次与您的“死亡哲学”相遇。后来，您在讲课间隙，提到波伏娃的著作《人都是要死的》，以及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我想您对死亡哲学应该有很深的关切，我可惜还没来得及阅读这两本书，期待未来读完向您请教。我们经常说哲学与诗歌，都是在练习死亡。我记得，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尔的哲学启蒙图书《哲学的邀请》的第一章讨论的就是死亡。今年，是一个很奇妙的年份。我与“死亡”这个话题有很多的遭遇。2022年3月21日，东航MU5735在广州飞往昆明的途中坠机，123名乘客和9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我记得当天晚上本来约了个会议，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不得不取消了会议，心里焦灼不安。第二天一早我就和您通过很长的电话和语音，我当时的问题是，我突然感觉到，以前所研习的中国文化中的精神线索，好像无法安顿我如何面对这种生命的意外消失。我记得您提到基督教的“与上帝共在”的思想对于死亡的安顿有很大的力量，而我们的文化中缺少这种力量。后来，我也是基于自己的焦灼和不安，策划了一期“听闻见地”的视频对谈，邀请了您和另外几位老师共同讨论了一个话题“现代人如何安顿生死？”1、为什么在现代社会，作为现代人，安顿生死成为问题？4、面对身边的无常的死亡，如何思考活着的意义？如何勇敢的活？2022年7月11日，我接到一位朋友王胤先生突然在上海过世的消失，原因是上海疫情封闭期间，他在酒店关着空调，导致身体不适去世。王胤先生是一位因敦煌而结缘的慈善家前辈，他年轻的时候从事企业和商业活动，后来因为遇见敦煌，发下大愿，从此致力于敦煌文化弘扬的慈善事业，至今有十多年。我曾经在兰州工作期间，有时候工作压力大，倍感苦闷和孤独，王先生每次来兰州都会主动约我吃饭，和他在一起，一种莫名的轻松和释怀，那时候，我人生第一次真切体验到孔子所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王先生可能自己都没有想到，他那支温厚的手，承纳起了一个年轻生命的苦闷和疏解。我感觉，现代的人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一个朋友的死亡，只换作一个微信朋友圈的分享和致哀的手势，几分钟后，我们又投入到新的生活之中。但是，我记忆特别深的一次经历，是我回到老家参加过外公的葬礼，当时提前几天回家，在家里的灵堂，几位吟诵者通宵达旦不停的吟诵，超度灵魂，几天过后，一个完全按中国土葬礼仪所展开的送别仪式，不同亲疏关系的丧服、在每一个乡亲屋前的叩拜，入土前的烧灵屋，熊熊烈火安顿着我们这些亲属的心，也安顿着即将入土的亡灵。我在想，中国文化中这套送葬的礼仪，蕴含着我们中国人对死亡很深邃的理解和情感，为什么现在慢慢全部废除了？我们今天无法安顿我们的亲人的离去，是不是和这套送别礼制的消失有关？听到王胤先生过世的消息，我马上想的是能做点什么。我当天晚上就召集了两位王胤先生的密友，我们一起策划了一场王胤先生的追思会，邀请了在北京的朋友一起，用一个晚上追忆了王胤先生的过往和我们与他的交集和情感连接。虽然那一个晚上的追思是有限的，但我能感受到，这样的追思对死者、对我们这些暂时的存在者，都是一种慰籍和洗涤。2022年10月6日，我接到一位诗人蓝蓝老师的电话，她说她刚做完一个讲座，分享的是美国诗人西米克的诗集《疯子》中关于死亡的诗作。蓝蓝老师因为母亲的去世，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困境，甚至走到了抑郁的边缘，她这两年在深入的思考死亡问题。我马上邀请蓝蓝老师来见地做了一次沙龙，主题是《诗人如何面对死亡—以西米克的诗作为例》，在沙龙中西米克的一首诗给我印象很深：一群人很开心的围坐在野餐，一阵风吹过，搅动了大家的思绪，是一种死亡意识的召唤。多么敏感、细腻的对死亡的观察！后来，蓝蓝老师还说到是印度还是某一个地区，诅咒他人的方式是，“连风吹不到你”，我打了一个寒颤。10月22日，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位腾讯的朋友王晓冰，发出讣告，她的丈夫很年轻突然离世了。王晓冰是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士，曾经是财新周刊的副主编，后来到了腾讯工作，也一直在见地沙龙交流学习。她曾经在2019年给我和见地机会，为腾讯策划了六场腾云文化论坛，因为这个机缘，我有机会接着策划的机缘研究了敦煌、诗歌、山水、神话、武术、书法，这六个中国文化主题，至今心存感激。这两天我总是想能做点什么，今天早上和她商量，希望能找个时间，召集见地的一些朋友去看望看望她，也听她分享分享他们夫妻的故事，我想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死亡主题的学习，她欣然答应。我在想，作为生者，我们无法抵达死亡。有时候不是自己的遭际，而是他人的遭际，是自我启蒙的开端，也是练习死亡的机缘。一次是见地沙龙邀请一位古希腊哲学学者陈斯一来讲苏格拉底之死；还有一次看到《十三邀》的一集讲到谭嗣同之死；最近看到的一部日本电影《寻访千利休》中讲到千利休之死，这三个人分别在古希腊、中国、日本三个国度，这三个人都有机会选择活，但他们毅然选择了死。真正的崇高不是自然的死亡、疾病的死亡，而是当他可以选择生的时候，他毅然选择了死。我不是很能理解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但是我自己经常会问自己，我如果今天突然死了，我来到这个世上这一遭是否值得？我如果今天突然死了，我还有什么遗憾和愿望没有完成？我发现我心里有一丝坦然，我坚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开启了我的创造，留下了一点我的生命的痕迹。我也不为自己的家人担忧，我想我离开了这个世界，她们同样可以坚定的生活，也将更加锤炼她们生活的勇气。话匣子打开就收不住，该收了。我很喜欢哲学，但是因为没有经过系统的哲学训练，在哲学面前有点自卑。今天，我战胜了我自己，我勇敢的向一位哲学家写了这封信，我获得了一点新的勇气。我暗暗下定决定，自由、爱与死亡是我个人的人生课题，也是未来探索教育的根本问题，自由教育、爱的教育、死亡教育，这三者之间有交集，但也是相对独立的生命教育或者说全人教育的三个面向吧。作者系当代文化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见地沙龙召集人
文｜肖怀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