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深深地
体验过它的美，
怎么会有如此这般的爱呢？
——记作为白先勇先生领衔的
“昆曲义工团”成员的
岁月与感怀
2021年11月12日，我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北京大学推送的公众号文章：《美！北大的“神仙课程”》，这是白先勇先生十年前在北京大学开设的通识课程—《经典昆曲欣赏》。一颗当年种下的种子，十年后的今天开始收获各方的赞誉。作为其中的一位亲历者，曾经的很多往事浮现在眼前，历历在目。
2004年4月29日至5月2日，享誉世界的华人作家白先勇领衔制作的现代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过多年的精心打磨，正式在台湾台北国家剧院首演。2005年4月8日至10日，《青春版牡丹亭》第一次走进北京大学。当时的我还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一名研究生，机缘巧合被当时的北大年轻教师向勇先生选中，成为了白先勇先生在北大推广演出《青春版牡丹亭》的昆曲义工团队的一员，从此和白先生结下这段缘分。这段昆曲缘一直延续到2012年我博士毕业离开北大去西部甘肃工作，前后跨越了八年的时间。
这八年间，我跟着《青春版牡丹亭》的戏班子走南闯北，从2005年《青春版牡丹亭》首次进校园，到2006年二进北大、2009年三进北大；从2007年在北展剧场的第100场纪念演出，到2011在国家大剧院的第200场纪念演出；从2009年白先勇北大昆曲传承计划启动，第一期《经典昆曲欣赏》课程正式开课；到2010年在各大校园开设昆曲表演工作坊，去北京各大校园遴选学子排练《校园版牡丹亭》，到2011年《校园版牡丹亭》正式上演。之后，我作为这个校园版的小制作人带着一个学生戏班子在上海等地巡演。
一路走来，白先勇先生作为总指挥、白先生的助理郑幸燕女士作为总调度，我带着一群昆曲义工，组成了一个小分队，一场场文化战役打下来。当时的我，作为一名化学、考古专业背景的学生领头人，对昆曲文化知之甚少，但心里觉得这件事有价值有意义。于是懵懵懂懂的做了很多事，一点一滴的被熏染。
随着这些年的文学、艺术和哲学的研习和精神成长，自己也开始独立承担和从事一些文化教育工作，这些年一直在消化和反刍这段经历，它像一个幽深的营养池，不断地回望，我总是会捡到一些当时并不在意，或者扔掉的石子，它们瞬间闪出光芒，滋养着我前行的路。
我试着把这段经历和记忆中特别的时刻用文字写下来，来抵抗遗忘。
作为“小跟班”的日子
搭建校园票务网络
2005年4月，《青春版牡丹亭》首进北大时，我当时24岁。我最开始参与青春版《牡丹亭》的工作，是被任命为校园总票务。这个工作的主要职责是在除北京大学外的首都各大高校中，物色一名学生作为该校的票务代理，由这个学生负责在他所在的学校宣传演出信息和销售学生票。当时主要的宣传方式是刷海报、在校园BBS上发贴等，这些学生代理能从我这个总票务这拿到15%的提成作为勤工俭学的收入。同时，演出期间他们可以优先作为志愿者过来现场帮忙，这样可以蹭到看演出的机会。我所搭建的这个渠道是青春版《牡丹亭》门票销售的校园渠道，可以让更多的其它高校学子可以享受北大学子的同等待遇，以学生票的价格来北大欣赏《牡丹亭》演出。
很快，在同学们的相互引荐下，我们建立了一个覆盖30多所高校的学生票务代理网络，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宣传推广经验，也分享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点滴，相互渐渐成了好朋友，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跨校际的小社团。我记得，当时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人文气息比较浓厚的高校销售业绩比较好，最高的时候一个学生代理一场能卖掉1万多元的门票，学生代理可以拿到将近2000元的代理费，在当时也是一笔可观的兼职收入。
校园代理的人选有时候不是很稳定，随着学生毕业或课业压力增多，有些学生就退出了，我就需要物色新的人选。那个时候快递还没那么方便，有时候学生代理自己过来取海报和销售门票，有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给校园代理们送海报，送演出票，这样一来二往，大家的关系越来越近。每次演出结束，我还会召集大家聚餐。有些做得比较长的学生代理，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深。那个时候他们都叫我“老师”，我也就年纪轻轻混了个老师的头衔。
后来，有一位北师大的女学生代理和我的主管上司成了朋友，后来他们发展成了恋人，再后来结了婚，生了子，因为这件事成就了一段姻缘。
今天，一晃过去了近20年，我也和大家渐渐失去了联络，但我还时常想起几位交流比较深的同学的身影，能脱口而出他们的名字，那是一段特别纯真和美好的日子。
曾经的“票贩子”
除了校园门票代理，当时的门票销售是在中演票务通线上销售的，因为北京的很多剧院都是演出的销售网点，但是一般而言，这些剧院门口的海报栏只贴该剧院正在上演的演出海报，但是这些剧院也不反对张贴在中演票务通销售的其它剧院的演出海报。对我而言，这些剧院的海报栏是宣传青春版《牡丹亭》的重要阵地，我当然不能错过。
刚开始我就自己骑着自行车游走在北京各大剧院门口的海报栏前，趁着有空位置就刷上青春版《牡丹亭》的海报，成了一名刷海报的专业匠人。因为这些剧院演出较多，这些海报的曝光寿命不长，隔几天又被别的海报覆盖了，我又得重新来刷一次。直到后来，我就不亲自自己刷了，而是雇佣了一名专业刷海报的工人，支付一个刷海报的工钱，并且时常监督监督“业绩”。由于我经常在北京各大剧院的海报栏出没，很多剧院的门票售票员和票贩子也就逐渐记住了我这张脸。由于经常承担销售学生票的工作，有时候很多学生代理或预定门票的学生，往往要演出前来现场取票，我手里每次演出前就会积累一摞现场取票的名单和信息，每次演出前是我最忙碌的时光，我拿着这一摞门票站在门口等大家来取票，很多时候都是“现场交易”，一手给钱，一手给票。每次演出开始前，我和职业“票贩子”们在一起出没，渐渐地，票贩子同胞们把我当成了“同志”，经常闲着没事的时候唠几句家常。很多年之后，有一次我带着家人去北展剧场看演出，开着一辆小车，一个多年不见的票贩子同胞看到我，竖起大拇指，对着我说：“兄弟，看来这些年票贩得不错，都买车了！”我当时哑口无言，只能相视而笑，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因为白先勇先生坚持每场青春版《牡丹亭》演出都要留出大部分的门票作为低价学生票销售，所以我这个学生票总票务的身份也就越发重要起来。每场演出学生票的销售情况成为了这场演出是否能满座的风向标。还记得2007年第一百场纪念演出在北展剧场上演，一共分上、中、下三场，每场座位2800人，比一般的剧院座位量要高至少一倍，每次白先生对我售票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满场。尽管之前的仗我们都打得很漂亮，但这一次白先生面对北展这么大的场子，还是有些担忧，我记得特别清楚，白先生在机场登机口给我打电话，“怀德，这一次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无论如何，要把票卖出去，不能有空位！”我第一次从电话这头感受到白先生继承的他父亲的将军风范。
这一百场纪念演出是一场标志性的战役，我和郑幸燕女士并肩作战，想尽各种办法宣传和售票，还算幸运，临近演出前，门票已经售罄，这一次没让白先生失望。
一个化学专业生的昆曲日常
我本科学化学出生，硕士到北大也是学的科技考古，实验室是我的日常，仪器、分析、数据是我平时主要的道具和语言。化学和昆曲，这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两件事，却在我的身上神奇的发生了。最开始听昆曲的时候，觉得好慢呀，恨不得按下快进键。有一次在昆曲课上，工作太累趴在桌上睡着了，被郑幸燕女士逮了个正着，她把我叫醒时我还留着口水，好一阵尴尬。我们现在经常和青年的学子们说，文化和审美重在熏陶，这个“熏”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当年，我就是被无意识地扔进了昆曲这个文化瑰宝的熏庐里，被不断的熏呀，熏呀，从开始的没有什么兴趣，到慢慢静下心来听一听，再慢慢的感受它的美，再到后来时不时的就会吟唱几句“游园惊梦”。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像开化了一样，哦，原来昆曲背后有那么多深邃的东西，文学、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元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它们的影子，晚明思潮、文人处境、哲学思辨、意象美学、空间造化等中国文化的精髓都隐含在其中。
白先生和青春版《牡丹亭》让我窥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后花园，那里曾经姹紫嫣红开遍，让人流连忘返，尽管当今已经断井颓垣。自此，我像开窍了一样，在文化的深海里潜行，乐在其中，不知疲倦。我经常想，人与动物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精神文化的维度，作为一个中国人，其实骨子里都隐藏着中华文化的基因，关键看什么时候被开启。对我而言，白先生带着昆曲闯入了一个化学生的世界，从此他迎来了一生的第一次文化启蒙。
我心中的白先勇先生
白先勇先生是一个昆曲迷，甚至是一个“戏痴”。白先生经常和我们讲起这一段经历，文革之后，终于恢复了昆曲的演出。白先生在剧场看了三本的《长生殿》，看完之后，白先勇激动得第一个站起来，使劲的鼓掌，全然忘记了周边坐着满场的观众，如痴如醉，最后剧院的观众已经走空了，白先生还在那鼓掌。在他心里，这有点像久旱逢甘雨。他也说，《长生殿》的演出让他看到了昆曲的希望。
白先勇先生是一位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望者。白先生的守望与保守的传统复古主义者有本质性的差别。白先生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经受良好的中国古典私塾教育，从小在中国经典文化的浸染下成长，但由于生活在战争年代，他从小体弱多病，跟随父母辗转各地，他生活过的城市有桂林、重庆、上海、台北、加州，这些颠簸的经历让他心性敏感，对世事无常有更多的切身体验。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教学几十年，常年生活在西方世界，应该说他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感受和体验不是简单的文本经验，而是第一手的身体经验，他见证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但同时也从一个“他者”的视角看到了中华文化里最宝贵的、未来性的部分。他六十岁左右放下作家的笔头，开始制作青春版《牡丹亭》，推动中国昆曲的复兴，我想这绝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盲目的文化自信。
2009年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暨演出
白先勇先生一生守望的中华文化瑰宝，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昆曲，以《牡丹亭》、《长生殿》等文本为甚，一个是小说《红楼梦》，对于《红楼梦》，我个人研学尚浅，没有能力做出准确的评判，但是有两点我想是可以从中找到两条隐约的线索，一个是中国文化对“美”的追寻所达到的高度，一个是中国人对“情”所描绘的高度。昆曲的美，在白先生看来，是作为一种综合的美学艺术形态的中国戏曲，所能达到的美学高峰。《牡丹亭》、《红楼梦》中的“有情之世界”，达到了情之极致的境界。白先勇先生是一个文学家，他的文字细腻，深情，能直击人性中最深邃的、最柔软的部分。我记得2010年，我在洛杉矶访学，有幸去造访白先生的住处，他生活在圣芭芭拉这个加州美丽的小镇，当时我随手带着白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树犹如此》，读到第一篇文章，白先生为了自己的挚友到处寻访中医，那种纯粹的爱让我心动和惋惜，泪如雨下。最近读《台北人》，尹雪艳的风情、命运，在几个男人的出没中徐徐展开。白先勇的文字并不花哨，不经意间，人物形象、情感世界、空间场景跃然纸上，不得不佩服这是文学家对文字驾驭的独特才华和天赋。
白先勇先生是一个勇敢的历史书写者。在做十年昆曲推手之后，我们以为白先生会继续回到他的文学世界。但是，他勇敢的开始他的历史写作，开始着手写《父亲与民国》、《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为父亲白崇禧翻案。我有次很好奇的问他，为什么要写自己的父亲？这样不是很容易招致非议，也会让人质疑历史写作的客观性吗？白先生回答：“这是一件我未了的心愿”。在当时国内的政治氛围下，他书写的这段民国历史，尤其是有大量国民党的史实，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也冒着被质疑的风险，我想是一种还原历史真相的执念在支撑着他。
白先勇在2009年北京大学
昆曲传承计划暨演出现场
白先勇先生是一位卓越的艺术制作人。因为怀揣着昆曲复兴的梦想，白先生到晚年再次“跨界”，从一位当代文豪转型为一位昆曲制作人。作为一名作家，他只需要用一支笔打天下，而作为一名制作人，他需要带领一个由不同工种组成的团队工作。首先，作为制作人的白先勇，在《青春版牡丹亭》起事之初，他就朝着至高的标准来组建主创团队，无论是总导演汪世瑜，艺术指导张继青、导演翁国生，编剧华玮、张淑香、辛意云，美术总监王童，书法董阳孜，绘画奚淞等，还是演出班底苏州昆剧院，他召集了两岸三地的文化名家共同创作，让大家各安其位，发挥每一位艺术家的所长，同时又能整体性的捏合在一起，呈现一个完整而不违合的作品，这是对制作人的功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次，作为制作人的白先勇，需要有非常强的内容品控能力，白先生对《青春版牡丹亭》的制作细节、演出细节、美学品质精益求精，在首演前反复调试修改，每一轮演出结束后，还要再次反复调试修缮，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漏洞和不足之处。作为制作人的白先勇，是一位感召者，领导者。在没有稳定的商业回报和团队的情况下，白先勇先生需要依靠他的感召力，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机构展开协作，并且召集一个“义工团队”来志愿协同工作。作为制作人的白先勇，是一个大管家。无论是演出谈判、筹款、宣传推广、媒体采访，他必须做到事无巨细，亲历亲为，才能让《青春版牡丹亭》盛演二十年不衰。
白先勇细腻柔和的外在，隐藏着一颗果断坚韧和决绝的内心。白先生是一名非常知名的华人文学大家，但是他在每一个公开场合，每一个私下场合，对待身边的同事、助手甚至学生，都是笑脸相待，温和体贴，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在他身边工作，你会感受到一种莫大的被尊重，被器重，自然也会拼了命的干活。但是，白先生不仅有细腻温和的一面，也有极其刚强决绝的一面，他年轻的时候毅然放弃水利系重考台大外文系，他在自己已然达到文学高峰的晚年，主动选择制作昆曲，选择历史写作，我现在想来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绝，因为这条路可能走不成，反而会给他带来污名，让他晚节不保。无论到了什么年龄，不沉溺于自己过往的成就，把生命的历程当成一次次体验，随着自己的心走，尤其是当你拥有了名誉、地位，鲜花和掌声，主动把自己放到非舒适区，坦然面对质疑和挑战，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我想起国内到处都是学阀，依靠自己的学生建立稳固的学术圈子，到处是横行霸道的官员，当了点小官，不把手下当人看，这真是莫名的讽刺。
白先勇的那颗悲悯之心，深深触动着我。记得有一次，我陪他在北大讲《红楼梦》，讲座结束已经很晚了，学生们排了长长的一队，拿着他的著作等着签名，签了一个多小时，后面的队伍还是很长，我在旁边看着这位80多岁老人疲惫的脸庞，就和他的助理郑幸燕女士商量，在他旁边轻轻的说了一声，“要不少签一点，回家休息吧”。白先生回答：“他们来找我签名，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心愿，如果今天我不签完，会让他们失望的，也许今生我和他们再也不会相见。”白先勇先生是一位文学、美学、艺术、历史集于一身的文化大家，是一位情与美的追寻者，情与美贯穿了他的生命情调，宽厚、悲悯成为他待人处事的基本态度，不迷恋成就，不断挑战自己生命的潜能，成为他的人生底色。
白先勇先生的文化远见
今天回过头来，仔细回味白先生这近20年的昆曲复兴之路，不得不惊叹和敬畏白先生的文化远见。他在当代中国，以一己之力，俨然一个“文化将军”，点起了一把“中国式文艺复兴”的火把，掀起了一股传统文化复兴的巨浪，直到今天仍然在深深影响几代人，接续他的火种。当时作为一个小跟班的我，是根本不可能看清楚白先生的战略远见的，直到今天也不是能完全看清楚，只是随着见识和经历的增长，稍微有一些体悟而已。
白先生在制作青春版《牡丹亭》的初期，就定位在“青春版”，瞄准的就是校园里的年轻人。在他看来，大学生属于昆曲的未来受众，他们从高中进入大学校园，正处在文化价值观的形成期，正开始接受一些精神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他们这个群体中普及昆曲，在他们身上种下“美”的种子，随着他们的年岁增长，生活阅历的增加，这些种子才会慢慢发芽。选择什么样的校园？白先生在中国大陆把北京大学作为重镇来做，他认为北京大学在中国大陆具有精神风向标的作用，如果北京大学的学子能够接受青春版《牡丹亭》，那么就会形成一种传染效应，很快就会形成中国大学校园的燎原之势，事实验证了白先生的校园行战略的成功。记得2005年《青春版牡丹亭》首进北大之后，北大的校园BBS流传着这样的话：“现在的北大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种是没有看过《牡丹亭》的。”可见当时《青春版牡丹亭》在北大的风靡景象。
为什么是以化缘为主，
低票价的非商业策略？
白先生在青春版《牡丹亭》的演出策略上，坚持低票价。即使是非校园的剧场演出，白先生都明确要求要留出足够份额的学生票出来，给到高校的学生们。这种低票价的策略，一方面没有完全免费，排除了很多凑热闹，并无心看演出的学生观众，也一定程度上让演出可持续。另一方面，低票价策略让有心看演出的学生不至于有过重的经济负担，而把他们拒之门外。这种低票价策略，让《牡丹亭》以体面的形式，让真正有需求的这部分学生走进了剧场，实现了在青年一代中“播种”的目标。
为什么要走进西方主流世界？
白先生在青春版《牡丹亭》的校园行目标实现以后，他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带着青春版《牡丹亭》走入欧美世界。在白先生看来，如果中国文化只是中国人喜欢，那还是一种孤芳自赏。如果中国文化真正被欧美主流社会所接纳，所欣赏，所赞美，那才能验证他做出的21世纪中国将迎来一次“文艺复兴”的判断。
我记得在一段影像中，白先勇先生带着苏州昆剧院的演出班底来到美国旧金山，在一座高楼的楼顶，他在演出前给大家作最后的动员，他说：“你们来到美国，你们不仅仅是在演出一出戏，你们是带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走入西方主流世界，你们是在写历史？”那句“创造历史”在我的耳中久久回荡，当时的白先生仿佛成了一位“中国文化的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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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版牡丹亭》的海外行，白先生选择了英国和美国作为重要的两站，一个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一个是现在的“自由之地”。我想白先生在确定这一趟西方之行时，内心是忐忑的。我依稀记得，青春版《牡丹亭》在国外首演成功后，白先生掩饰不住的激动的心情，这种心情一点不亚于青春版《牡丹亭》在台湾首演的心情，因为这意味着他所做的努力被另外一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所接受，意味着昆曲具有跨越文化的普遍性的价值。当西方的白人世界对昆曲给予很高的艺术评价时，白先生算是松了一口气，这说明他的判断时对的，昆曲的艺术和美学高度，西方人同样看得懂，而且同样为之惊艳。![]()
2008年，青春版《牡丹亭》伦敦演出后合影
（许培鸿摄影）
为什么要在高校成立昆曲传承计划？
2009年，白先生在中国大陆的北京大学正式发起白先勇北京大学昆曲传承计划，随后他在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分别设立昆曲讲座。在两岸三地的顶级高校开设昆曲传承计划，是白先生继《青春版牡丹亭》校园行，《青春版牡丹亭》海外行之后的第三步战略性的步骤。在昆剧《青春版牡丹亭》巡演过程中，白先生一直在深入思考，如果要让昆曲真正传承下去，并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光作为表演和观演还不够，只有将昆曲深入到高等教育中，昆曲才可能真正的扎根。白先生的昆曲传承计划主要包括在这些高校开设昆曲通选课，组织排演校园版《牡丹亭》，前者是将昆曲这门综合艺术背后的历史、哲学、文学、美学等多重意涵向学生们呈现出来，让同学们深入了解昆曲这座中国美学高峰是如何被建造出来的，它背后的中国文化和审美的土壤和环境是什么？后者是让在校学生不仅仅是观看表演，而且自己用“身体”参与的剧场表演当中，获得对昆曲更直接的身体感受和体验。白先生在十多年前的开设的“昆曲课”和“校园版牡丹亭”，可以说是今天中国广泛推行的“美育”的“最佳范本”。
为什么选择以昆曲
唤醒中华大地的文化启蒙？
作为一名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白先勇先生的文化理想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他不同于很多文化民族主义的主张，只要是中国的文化就是好的，陷入一种盲目的文化自信的漩涡里。他的文化理想是一种文化启蒙理想，是一种文化革新理想，这种文化启蒙理想不同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和革命，也不同于当下在中国盛行的全面复古和怀旧的文化大国沙文主义。白先生的文化启蒙理想是希望让中国传统文化经历“现代思想”和“现代价值”的洗礼，但又能呵护它最珍贵的本体价值，既不能丢掉中国文化和审美的主体性，又能长出新的面貌来。正如白先生所总结的：“我们尊重古典，但不完全因循古典，我们运用现代但绝不滥用现代。”
白先勇的文化启蒙理想，总得有一个具体的文化艺术形态来实践，他选择以昆曲作为一片试验田，展开了一个伟大的文化实验。为什么选择昆曲？这当然有白先勇先生自身的喜爱，但同时也有他非常卓越的眼光。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昆曲的综合艺术形态、美学高度，以及牡丹亭这个中国文学经典，代表了中国文化在“情”与“美”的极致高度，确实是最佳的实验对象。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媒体用“一个人的文艺复兴”来描述白先生的这次文化壮举，我们暂且不去考究中国的“文艺复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的社会环境和内涵上的差异和不同，白先生的理想是希望在新的21世纪，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心里能扎下根来，一改过去一个世纪因文化斩断而带来的心灵漂泊感，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能焕发出新的光彩，这是他提出的“中国式文艺复兴”的内在意涵。当然，白先生并不期望自己一个就能推动一个“中国式文艺复兴”，这需要千千万万人前赴后继，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白先生希望自己做那个“点火把的人”。
白先生在我心里种下的种子
近二十年后来回味自己作为一个懵懂的青年，在白先勇身边的八年“跟班”岁月，那是我人生最珍贵的一段财富，它带给我的精神能量是多少物质财富都无法替代的。我经常有一种感觉，自己这些年的文化教育践行之路，似乎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召唤，这种召唤离不开白先勇先生一不留神给一个化学生喂的“第一口文化的奶汁”。我甚至经常感概，和白先勇先生多年没见，他的身影和言说仍然如此熟悉和情切，一个人在另一个人心中占据的记忆的位置为什么可以如此的强大？我甚至经常自我嘲讽和反省，我是不是因为白先生的名气和影响力，想去沾他的光？
我想，首先无论身份多么卑微，都要做一个有情有义之人，做一个把“美”作为人生至高追求的人。在“情”与“美”面前，没有阶级，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高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一生去努力追求，没有终点。对情与美的追求，并不能带来现实的物质财富，但可以带给我们精神的愉悦，它们是超越政治，超越世俗、超越功利，超越时代的。白先生用他的行动为我树立了一个卓越的制作人的标杆。如果我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制作人，需要广泛的阅读和学习，训练自己有更高的文化远见；需要锤炼自己对一部作品的各个工种的创作人才有甄别和选择能力，并且把他们凝聚和捏合起来为一个共同目标去努力；需要对作品有一种死磕般的精益求精的精神；需要有感召他人，领导团队协作的综合能力；需要锤炼自己既有打磨作品的艺术专业能力，又要有筹集资金、市场营销、宣传推广等多方位的综合性才能。
白先生的昆曲行动启示我，世间万法皆起心动念的愿力所至，缘起缘灭，世间自有法则。守护自己的初心和愿力，只要愿力足够强大，愿力在世间的力量大过一切“智巧”的力量，总是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只要你的愿力是正的，是善的，总会有力量来帮我们度过难关。白先生的昆曲行动启示我，教育是文化传承与扎根的方向。文化和教育是不可分的两面，文化力量需要借助现代传播手段而传开去，文化的传承需要通过教育来往下生长和扎下根来。想起易经中的一句话：“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理想的实现，最终需要通过教化，才能在天下扎根。
白先生以一己之力，在二十年前以一种前瞻的眼光举起了“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旗帜，白先生只是以昆曲作为一个实验对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还有很多很多，比如庄子的哲学，比如敦煌，比如唐诗宋词、书法、古琴、山水画、汝瓷等等，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需要更多的中国文化圣徒去开掘，去发扬光大。五四以来的先贤们的“新文化运动”，是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的一次积极的努力，今天看来有些矫枉过正，而且很快与政治、革命结合在了一起。今天的中国文化复兴，同样需要面对中国历史的巨大的惯性，要长出一朵“新文化”的花朵，也许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需要更多的青年人接过这个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接力棒，我们在21世纪才有能迎来这个“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新时代。
对文化和美的探寻，
是一生的功课
近些年，离开了北大这个舒适的校园，来到社会中闯荡。每年的3月份左右，白先生会回到北大来上课，每一次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西部甘肃工作，我都尽量回来看他老人家一回。但每次见他，又忐忑不安，甚至有种难言的羞涩，总觉得这一年过去了，我有什么值得向老人家汇报的呢？我有成长吗？我深知，白先生的出身，他文学天赋，他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这些都是不可模仿和复制的。这些年我努力寻找自己，努力在内在发掘自己，但是这颗文化的种子在自己的懵懂的青年时期即以种下，我以及更多像我一样的年轻的文化工作者，接替下这件文化复兴的衣钵，接过白先生的这个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2009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学，得以有机会去白先生在圣巴巴拉的住处探访，我记得从火车站出来，看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开着车来接我，我心一阵不忍，后来才了解到美国70多岁的老人开车是一件正常的事。我们在圣巴巴拉的海边共进的午餐，在一片山林深入的一栋小楼里，观摩了白先生后半生的住处，那里静谧、幽深，背靠山体，能听到鸟鸣、花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能想象那里是白先生文学的出处。
在那次会面中，白先生得知我的女儿即将出生，他给我的女儿取了个名字，名叫肖玉如。也许是父亲从小在她耳旁吟着小曲的影响，玉如上小学后，报了学校的京剧班，成为了一名非科班京剧小演员，一名京剧爱好者，一切似乎冥冥中注定。如果今天让我来回想为什么会和白先生有这样一段缘分，也许是因为我们的生命中都种着一颗文化的种子，也因为我们都有一颗柔软和敏感的心。我最近也在想，白先生像一座巨大的文化高地，有些无法企及。他的出身，他的精神禀赋，他的人生阅历，这一切共同成就了一个非凡和与众不同的白先勇。作为晚辈，我们没有办法模仿。但是，如果白先生在21世纪的中国的“文艺复兴”大厦打下了地基，点燃了火种，我们可以做的，将这种文化气脉化成自己的精神动力，在中华文化复兴的大厦上垒上小小的一块砖，当垒砖的人多了，这种聚沙成塔的力量，终将照亮东方这片沉重、蹒跚的古老文明和土地。
2021年11月12日初稿
2022年6月23日修订
2024年8月4日收笔
作者简介：肖怀德 ，2005年至2012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工作期间，作为白先勇昆曲义工团的一员。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从事当代文化与社会研究与写作。2016年2月起，作为召集人，在民间发起促进艺术、科学与人文交流融合，重拾人的生命完整性的实验性文化行动——见地沙龙，以创造者学习社区、跨学科交流对话和艺术驻地为主要实践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