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科学与人文的沟通、对话与融合（二）
如果开启沟通是起点，组织对话则是更明确目标导向的问题设定和意义达成。如果我们在沟通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可对话的问题，组织对话则是集聚众智，让问题意义得以更深的澄显。
沟通是为了理解对方，那么对话则是为了争锋相对，在激辩中促达共识的可能性。人是一种会反思的动物，这正是对话的基石。长期以来的认知分裂，我们很难在短期内达成共识，但不代表我们不应该展开行动去开启对话。
分裂已经像一种病毒渗透在我们的周边，小到个体、社群、社会、国家、世界，认知分裂、价值分裂已经无处不在。科学、艺术、人文的各自为政，不能说是分裂的全部原由，至少也是分裂的内因。因为科学、艺术、人文是人的认知、思想和价值底层，其他诸多学科往往是其外在的显化而已。
首先开始的是认知的分裂。我们每个人对于事物的看法往往是基于我们的认知而做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的形成往往基于我们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阅历。
科技与艺术人文的分裂。科技与艺术人文的分裂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一方的问题。兼科学家与小说家一身的斯诺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撰写了《两种文化》一书，敏锐了发现了这种分裂。长期以来，科学与人文往往生活在两个世界，处在一种对立的视角看问题，科学界认为科学武器具有至高无上性，艺术人文是极其无用的。艺术人文界认为科学盲目自大，失去了对人的根本审视和人性关怀，这样的对立时刻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其实，科学与人文本无分别，都是基于对世界、对人的发现和探索。造成这种分裂的原因，有科学技术界的人文素养问题、人文界对科技的误读和偏见、人文界对科技发展理解的滞后，过渡单面化的教育体制和人格塑造带来的重重后果。
东西方价值对立的分裂。自五四以来，“东西”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的思想分歧问题。推崇西方思想的自由主义与推崇中国制度文化的民族主义，成为所谓左右之争的核心话语。“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一直争执不休。我们试着想想，西方的价值真的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吗？如果西方的价值观真的就是世界未来的普世价值和解决方案，为什么今天的西方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危机呢？今天的中国真的有那么强大的吗？中国的传统真的就那么一无是处吗？有没有一种东西方兼收并蓄的可能性呢？
古典传统与现代世界的分裂。我们的古典与传统坚守者坚信人性不变的逻辑，因为现代社会的变化很多都是形式上的变化，并没有动摇文明的根基。而很多新潮派思想者则认为互联网、新的科技革命为人类开启了全新的认知逻辑，这是一次全新的文明范式的转移。我想问的是，我们真的仅凭旧有的知识和认知就能把握这个变化的世界和不确定的未来吗？我们真的仅凭我们看到的世界表象，就能把握这个世界的本质吗？人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我们生活在时代之中，这种时空在场的有限性，使得我们不能回到过往，也无法抵达未来的异域之境。但是，传统、现在与未来并不是割裂存在的，传统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前提，未来是深受我们当下的行为所塑造的未来。
社会认知的分裂。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存在和运作系统，一是社会运转所涉及的学科知识的高度复杂性，二是社会运转的即时迭代属性，社会的迭代不会等我们的知识系统和认知系统迭代完成才会发生。这就带来了我们对于社会认知的旧知识与新知识、单面知识与单面知识之间的分裂与冲突。我们就确信凭我们所掌握的一点专业知识就能把握社会的全貌吗？我们有多少人当看到与自己的认知不符的事物，就避而远之呢？我们为什么不静下心来倾听一下别人的看法以及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我们为什么没有重启自己认知的勇气，而是对自己的认知坚信不疑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试着去倾听、接纳不同的意见，每个人都试图去不断调试和反思自己的固化认知，我们的社会会不会更加的包容、开放？我们的无谓的争辩会不会更少一些？我们对他人的仇恨能否能得到化解？如果每个人都能重启认知和接纳他人的勇气，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就少一些极端的事件发生呢？
生命的分裂。什么是生命？这是人类文明在科学、艺术、人文领域探索的元命题。科学领域，从基因科学对于基因这个生命基本单元的探索，天体物理学对于宇宙万物的探索，量子力学对于时空的探索，神经学家对于大脑的探索，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都推进到了非常深入而广阔的领域。艺术领域对于人的情感、身体、情绪的探索，人文领域对于生死、存在、生命意义的追问也经历了几千年的思想演变。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代人的生命状态并不是那么乐观，处处是“单面人”的生命，被现实欲望所驱使和遮蔽的生命，过渡强调理性、逻辑而显得“僵硬”的生命，物质消费主义狂欢的“干涸”生命，走向机械化和机器化的生命，对身边的美视而不见的生命，对他人的痛苦冷漠无知的生命，饱读诗书而行为低劣的生命，渐渐走向虚无和枯萎的生命，我们太缺少灵动的生命，弹性的生命，丰富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我们所希望的吗？我们曾经的生命多么丰富，多么自然，多么感性，多么可爱，我们的生命力是如何丧失的呢？
教育的隐痛。今天的教育处境是尴尬的。教育逻辑的长期惯性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世界的教育需求存在着很大的鸿沟。我们长期的教育理念，还停留在知识的教育、单线知识传授的教育、专业细化的教育、追求稳定性的教育、重认知轻体验的教育、重知识轻行动的教育等层面，而数字社会对于知识的获取开辟了全新的可能，虚拟世界的沉浸对于现实物质世界的教育，自然的教育，体验的教育，行动的教育提出了新的需求。社会变革的加速，对于创新能力的教育、以行动为基础的教育、不断迭代认知的教育、新的代际互动与互学教育等方面也提出了全新的需求。
认知的分裂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一是科技演化可能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毫无疑问，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被科技高度塑造的世界，甚至有些科学技术对未来社会可能带来的改变是颠覆性的，如果缺少有效的制衡，科技的失控并不是不可能的。往往科技的失控不是全面的失控，而只需要某一局部领域、某一实验室的失控就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人是知道“知止”的动物，如果我们提前重启对话，让一些可能的危险做出预判，制定面向公共的伦理准则和探索禁区，这种毁灭性的后果是可以避免的。
二是容易走向极端的社会、偏执的社会。随着现代社会的进程，神的退场，我们不能再渴望一个救世主、一个绝对全能的领袖来指引社会的方向，这都是极其危险的。社会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人的认知的分裂，最终带来的是社会走向极端的严重后果。
三是容易走向极端的个体。对于旧有知识体系的迷恋，会让我们的认知止步不前，无法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没有古典传统、历史人文和前人探索的认知指引，会让我们在现代社会无所适从，游牧漂泊，无所依托；过于理性的认知世界，会让我们的生命失去灵动和色彩；过于感性的认知世界，会让我们无法拨开层层的迷雾，抵达可能的智识。如果我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去做出判断，如果我们习惯于“三级跳式”的来处理生活，要么疯狂，要么绝望，如果我们依赖于外在和他者而做出价值判断和生活，我们的生命其实只是与历史、与时代无关的浮尘。
对话的前提是找准问题，而能不能找到真问题，是有效对话可能进行的关键命题。什么样的问题是真问题呢？
这个问题往往不是学科内部问题。如果是学科内部问题，这个问题自有某一学科的学术推进去追问和完成。如果是学科内部问题，也就无法为其他学科介入讨论提供可能开放的通道。所以，跳出学科的意识是真问题提出的可能路径，有可能这个问题是学科内部出发，但显然调动一个学科的思想资源无法全面丰富地予以揭示；有可能是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缝隙，被学科意识所遮蔽的显隐在学科边缘的问题。
这个问题往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问题。这种跨学科、跨领域的对话不能停留在固有的学术讨论层面，而要将跨学科认知、跨领域产学研进行打通和互动。如果是学术问题，往往实践领域是很难介入的。但是，我们又要警惕过于技术层面的问题，陷入到“形而下”层面的问题探讨。因此，这样的问题往往是超越学术认知、超越实践理性认知层面的“形而上”的问题捕捉点。
这个问题是科学、艺术、人文都有话可说的问题。要有话可说，必然带来问题立意的超越性。我们经常听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太宏大了，能否聚焦到一个点来谈？”我认为不是宏大问题不能谈，而是我们的思维界域能否把握宏大问题，能否把宏大问题引向深入？宏大问题之所以宏大，是应该它涉及到领域广，涉及和关心的人就多。当我们面对宏大问题，试图给出有价值的回应时，对我们自身超越学科化思维就已经带来的挑战。学术界早就有“哲学已死”的争议和判断。我倒不这么认为，如果未来的世界越来越复杂化、系统化和不确定性，而这正是哲学出场的时候，因为哲学天生的基因，只面对“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面向生命本体和人之为人的本体意义上的问题。回瞰人类思想的发展史，轴心时代的东西方大哲正是在当时的时空，以超越性的认知对生命问题、人之为人的问题进行了根本性的追问，从而奠定了几千年人类思想发源的底盘。我不敢妄言，人类是否已进入新轴心时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技术革命对人类的生存处境和生命处境带来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这必然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和追问，这些根本问题到底是不是需要重新去定义。
对话之所以不同于沟通的前提是，对话是有目标指向的，艺术、科学与人文的对话，在我看来，在于意义澄显与追求共识。
对话是为了追寻意义深处。人类是为意义而活的，我很难想象不追寻意义的人生，奋斗、激情、冲动、挣扎、彷徨这些词汇还有何价值？显然，我们面对的是意义的消退，对意义的嘲弄，对意义的诋毁，一个不以意义为旨趣的时代。
这是一个专家盛行的时代，但不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这不是一片思想家渗出的土壤，在个体有限生命里穷尽人类文明的智识菁华，并提出超越前人的当代思想，对个体而言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不能否认当代思想产生的必然，当代人需要当代思想来指引前进的道路，即使极具洞见的古代思想家也无法穿越时空，获得今天的生命体验和时空感悟。
如何产生有价值的当代思想呢？“对话”—也许是一种可能性。在跨学科的思想激荡中，在面对问题的共同开掘中，也许我们可以更丰富、更多元的理解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世界。
为了更美好的社会，需要共识。什么是更美好的社会？我想，一个人人都有自由和尊严的社会，一个人人都能感受到安全的社会，一个人人都平等和友爱的社会，一个有着公平、公正制度的社会，应该是有共识的。时至今日，我们是否可以抛弃民族国家的视域，抛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阵营的视角，从全人类的福祉来建构更为平等、友爱、安全、自由的社会呢？
生物科技、人工智能对人类未来的生存逻辑、生活逻辑和生命逻辑都有可能带来颠覆性的改变，我们未来面对的不仅是人性本身对于美好社会的挑战，还需要面对基于人性而生产出的“机器性”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我一直坚信未来的人类社会的样子就是当下的人的共同“心念”所塑造出来的，当我们去担忧未曾到来的未来时，可能更有效的方式是来建设当下的人心。“心念”扭转虽然很难，但一旦启动，就会有反转的可能。
为了更好的人，需要共识。什么是更好的人？一个善于自省、不断调试、不断更新自己的认知系统，不断建构自己主体性的人；一个生命更有弹性的人、更为丰富、更具创造性、更具开放意识的人；一个不仅自立，还能有同理心，懂得利他的人；一个有着高尚的灵魂、卓越的追求的人，是不是一个更好的人呢？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的塑造、人心建设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的工作。关于如何塑造更好的人，是需要在对话中达成共识的。
今天的教育，我们对于儿童教育的关心是不够的。今天的儿童就是明天的成人，如果当我们的孩子成人之后面对的是库兹韦尔所预言的，一个“奇点来临”的社会，这是一个极其不一样的社会，我们如何以20年后的未来预见来反推今天的儿童教育改革，我们今天的教育者是不是应该重思儿童教育，儿童教育还仅仅是一个边缘化的教育领域吗？
关于未来社会，人的创造力的独特性，人的创造力是不可被机器取代的最后一座堡垒，这是有一定共识的。到底什么是创造性？如何塑造人的创造性？如何发挥人类的创造性，为我们带来一个可持续的、更美好的社会？这是需要深入思考和建构的。
（肖怀德 当代文化学者、见地沙龙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