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武昌本待中秋举(下)
文摘
2024-09-17 20:03
泰国
武昌本待中秋举(下)
周舆
湖北新军本来要在中秋节(10月6日)举行,但为了协同湖南方面,不得不修改了时间表,起义向后推迟了10天。俗话讲夜长梦多,这么大的事轻易改变时间,就难免要出篓子。10月9日下午,也就是农历八月十八,距离起义还有7天。这一天,是蒋翊武从岳州回武昌的日子。也许是为了给蒋总指挥送上一个见面礼,孙参谋长加紧组装炸弹。因为军中控制很紧,士兵们平时根本拿不到弹药,要开第一枪或第一炮,必须要自己想办法。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是一处不错的西式洋房,这里是起义的总机关,孙武正在快乐地组装着炸弹,结果出事了。“总理”刘公是个革命的富二代,他有个叫刘同的弟弟,是个游手好闲且充满好奇的富二代,他有事没事地喜欢到宝善里瞎转。他是个烟鬼,这天叼着烟进了屋,孙武头都没抬,说了一句:“你替我写个牌子,严禁烟……”话还没说完,“嘭”的一声炸药爆炸了……孙武头部受了伤,被党人扶着前往同仁医院。俄国巡捕很称职,闻声及时地赶来了,刘同当场被抓,文件和名册也全部被起获。俄国跟大清的关系那时好得像亲兄弟一样,大清仇恨一切洋人,但唯独对俄人亲厚。俄人自然不会包庇革命党人,于是立即将刘同和文件都递解给武昌当局。刘同当即供出他所知道的革命机关的地址,湖北三位革命党领袖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随即被捕,不久英勇就义。在医院里养伤的孙武捶胸顿足,对邓玉麟说:宝善里失事,机密全泄,名抄去,清吏必按名搜捕。只有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刚刚回到武昌的蒋翊武,随即听到了孙武在汉口制弹失事、汉口机关遭到破坏的坏消息,当机立断,决定党提前于于10月9日午夜起义,以中和门炮声为号。当天下午5点,他派专人将命令分送各营。各营都传到了,但偏偏给中和门炮营传令的同志贻误失事,于是中和门炮声午夜未响,各标营的革命党人不敢贸然行动,起义没有在10月9日午夜爆发。10月9日深夜,起义总指挥部遭到清军包围和搜捕,蒋翊武也被抓获,但带队的清军军官看到他那副穷矮挫的样子,打死也不相信他是革命党的大头目,因而踢了他一脚,让他赶紧滚蛋。于是,起义军总指挥蒋翊武不得不远避湖南。刘公,本来在汉口法租界养病。这时也没人会怀疑他这位大少爷会是革命党人,于是他在10月10日一大早,竟然大摇大摆地赶到了共和里,见到了藏身于此的孙武,并一起约见了部分起义骨干,决定10月10日晚间起事,随即赶紧派人前往武昌军营传令。10月9日受命起义,结果没有听到炮声,最终虚惊一场;现在上面又传来10月10日起义的命令,会不会又是空欢喜一场?至少谁来开这第一枪呢?上面可没有安排好。正在群龙无首、惴惴不安之际,晚上9点,突然从工程第八营传来一声枪响。原来,一个叫金兆龙的士兵私藏了一颗子弹,高压之下,不再屈服于排长的飞扬跋扈,开枪打伤了他。而他所在班的班长熊秉坤正是一名革命党人,而且也是这个连队的“代表”,于是他乘势发动了起义。但熊秉坤的地位太低,最终一个连级军官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他率领第八营向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进发,最终取得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起义于是有了物质基础。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也发动了起义,也向楚望台齐集,领枪领弹药。武昌城内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也率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随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都纷纷率众起义,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闻风而动,10月11日夜光复汉阳,10月12日光复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立即成立了湖北军政府。由于革命党人高级干部都不在场,于是曾经是坚定的反革命的协统(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湖北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15个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二百多年清王朝统治和二千多年专制帝制就这样结束了。10月12日,蒋翊武在路上听说武昌首义成功,立即返回武昌。此时,鄂军已非革命党掌握,加之地位太低,起义总指挥是不能做不了,于是能在军政府里做了一名顾问。直到黄兴到鄂督战时,小蒋才获得一定地位,任具有实权的经理部长。黄兴离鄂赴沪,小蒋一度任战时总司令。后来,他发动了驱黎(元洪)倒孙(武)的“二次革命”,又将文学社并入了同盟会。袁世凯窃国后,本想笼络他,说要授他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但被他拒绝了。宋教仁被刺后,小蒋明确反袁,又与谭人凤策动湖南独立。失败后,他跑到广西以图再举,1913年8月在全州兴安县被捕,一个月后被桂林镇守使陈炳焜枪决,年仅28岁。3年后的1916年,孙中山督师桂林,称“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他本是革命党内定的武昌都督,但因伤不能视事。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士兵们(多数并不是革命党人)推举了老领导黎元洪。革命党人在南京准备成立临时政府时,作为武昌起义头面人物的孙武也到了南京,本来以为自己会做上临时政府陆军次长的位子,但南京那边英豪济济,哪里轮得上这个“孙文之弟”,于是啥位置都没得到。南京临时政府只抬举了黎元洪,给了他一个并无实权的副总统的位子,内阁九总长无一是武昌首义参加者,九个次长中虽有五个湖北人,但他们都未参加武昌起义。孙武为此愤愤不平,一怒之下脱离了同盟会,自立“民社”,转而拥护黎元洪和袁世凯。后来,湖北爆发了“二次革命”,以打击孙武为主要目标。孙武被迫辞职,离开武汉。后来一直在北方生活。1939年12月,孙武在北京拈花寺逝世。起义成功后,刘公的命运相当顺遂。先是担任军政府的总监察,有权监察都督以下的官员,虽是虚位,但地位是有的。后来,他同宋教仁、孙武、居正、汤化龙等人一起制定《鄂州约法》,由宋教仁和居正执笔。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政权根本法,它首次正式规定人民依法享有民主权利,享有“自由保有财产”和“自由营业”的权利。整个民国38年间,尽管各方势力斗来斗去,但大致是在自由框架下进行的。1920年4月,刘公在上海病逝。1927年10月,北京政府追赠其为陆军上将。1941年重庆政府也对其大为肯定。2024年9月17日
本文(上)今天发于“老周三十二世”。